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宋初百年词坛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寂论文,北进论文,南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1-0104-12
一、问题的提出
词在唐末五代兴盛一时,特别是“花间”、南唐两大词人群体交相辉映,写下了词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一页。继之而起的宋词更是众体兼备,取得了“一代之胜”的隆誉美名。但值得注意的是,赵宋立国后的最初七八十年间,词坛虽非“弥望皆黄茅白苇”,却也沉寂萧条,乏善可陈。这正如王灼所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寖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①这一“可怪”现象体现在《全宋词》所收宋初词中。
唐圭璋先生等纂编《全宋词》以作者为经,时代先后为序,从首揭五代“曲子相公”和凝之子和岘至仁宗时期文坛主盟欧阳修的词体创作,可从下表一目了然。
《全宋词》广徵文献,蒐罗殆尽,容或由于历史上散佚等原因未能完显原貌,但已大致勾勒出宋词轮廓固不待言。观照上列宋初词人表,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一、北宋太祖、太宗至真宗朝前期,词人词作数量绝少,真宗朝后期开始至仁宗朝,词人词作总量大幅增多,前后时间跨度达七八十年;而从宋代建国到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四人相继走上词坛,全面呈现他们的词艺及其成就,则近百年之久了。
二、除潘阆占籍未定、关咏占籍未知,34人中产自南方者22人,占65%,词作801首,占97%,产自北方者12人,占35%,词作26首,仅占3%。这充分昭示了南北词坛的差异,尤其是词为南方人的文学的事实。②本文题中的“南词”,所指即此;也就说,所谓“南词”,并非是写南方的词,而是指词的创作主体主要为南方文人。
三、南方文人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四人词作共760首,占97.4%:数量最多,艺术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允称“宋初词坛四大家”。他们从南方到北方,大大推进词体的创作与传播,使词在宋初由寂寂无闻而蔚为大观,彻底改变“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的“可怪”现象,开创了宋词兴盛的崭新局面。
那么,宋词最初沉寂与后来兴起的原因何在?宋初百年词坛的生态环境又是怎样的?这是词学史上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重大问题,而目前学界或回避忽略,或语焉不详③,尚未作出令人信服的梳理,不能不说是词学研究中的一个阙失。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考察,试图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
词本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凝集了南北中外诸种文化元素,宋初词坛的萧条与唐末五代时期的繁盛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则与当时历史、地理背景密切相关。晚唐以降黄河流域战乱频仍,“才士凌夷”,“文艺阙如”,“乌睹所谓风雅者”,而“于稽其世,唐末诗人如罗隐、韦庄、韩偓辈,往往流落江南、吴越、荆、楚诸国”,“风流依依未泯也”④。长江流域相对安定,战乱较少,南方诸国国主又大多崇尚文艺,礼贤下士,虽在政治上建树甚少,且奢靡侈费、伤财耗国,但同时营造了较为优越的崇文尚艺的人文环境,取得了一定的文学艺术成就,并为宋初南方文艺人才的煦育奠定了基础。史载南唐李昪、李璟和李煜三代喜好文艺,礼遇人才,“当是时,天下瓜裂,中国衣冠多依齐台,以故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⑤而西蜀崇文尚艺,至宋代形成了“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⑥、“文学之士,彬彬辈出”⑦的盛况。以词而论,词本身是一种与燕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具有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属性,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是唐宋词兴盛的渊薮⑧,西蜀与南唐君臣均在偏安一隅的政治形势下耽于声乐,诗酒风流,恰为歌舞升平、词曲艳发注入一贴催促剂,五代时期两个南方词学中心应运而生。欧阳炯《花间集叙》云:
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⑨
陈世修《阳春集序》追述冯延巳词作之诞生: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日月寖久,录而成编。⑩
这两篇文献都叙及当时曲、词、妓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昭示了以歌伎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互为驱动的运行系统,不啻提供了西蜀、南唐词学中心形成的两幅惟妙惟肖的缩影。
公元960年,赵宋立国,太祖赵匡胤灭西蜀(965),平南唐(975),“花间”词人欧阳炯、孙光宪,江南国主李煜等五代词人相继归宋,这类降国君臣的后期词虽作于北宋初年,但数量尟少,且仍是五代词的余波流韵,算不上宋词新声。宋太宗进一步平定南北,拓展疆域,宋真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国家相对安定,稳步发展,但词的创作却踯躅不前,词坛相当沉寂。究其原因,与赵宋新兴政权的政治文化取向不无关系。
据载,北宋平蜀后收取图书法物,“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上(太祖)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11)太祖又辟西蜀“花间”词人欧阳炯为翰林学士,听闻其“雅喜长笛”,“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刘温叟闻之,叩殿门求见,谏曰:‘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顷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相,尚习此伎,故为我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耳。’温叟谢曰:‘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复召炯矣”。(12)宋太祖与出身北方洛阳的刘温叟均以后蜀君臣奢靡崇侈、耽溺声伎为灭国之由而引以为鉴。
无独有偶,宋太祖对另一个五代词中心南唐也有类似的批评。据胡仔记载:“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13)赵匡胤直言不讳地点明李煜作词误国,并曾在私宴上讽刺后者乃擅长文事而拙于治国的“好一个翰林学士”。(14)宋太祖作为最高统治者对西蜀声伎的贬斥,对工于作词的南唐后主的批评,当有助于我们了解宋初词坛迥异于五代的生态环境。
不宁唯是,宋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礼乐崩坏等弊端,采取强干弱枝、崇文抑武等一系列措施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政策即以中原正朔自居而重北轻南。据传宋太祖就定下了“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的“国是”并“刻石禁中”以为“祖宗家法”(15),大中祥符年间,王旦出面阻挠王钦若为相的理由之一即“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16)北方大臣与士人以正统大国胜利者的心态居高临下,视南方为“下国”,以南人为“轻巧”误国。(17)在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走上仕途的必由之路科举取士中,重北轻南的政治文化格局就极为明显。首先是发解录取名额上的南少北多,欧阳修治平元年(1064)《论逐路取人札子》明确指出:“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18)英宗时代尚且如此,则宋初三朝的南北取解失衡程度可以想见。其次是知贡举者及北方重臣不乏扬北抑南之表现,如寇准即为一个显例,“天圣(仁宗年号)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19),他还曾以“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为由黜南士萧贯而擢北人蔡齐为鳌头,沾沾自喜“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20)宋初三朝科举榜首基本出自北方的事实同样昭示了在政治文化导向上的重北轻南。也是南方人的文学词的创作未能即时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
南方士人文采风流,人数夥颐,但在初入汴京、加盟新朝后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卑情结和避嫌心理。譬如来自南唐的文坛大手笔徐铉,其《骑省集》前二十卷与后十卷以入宋为界,虽然都是用心结撰,典雅精工,但前者个性张扬,风格多样,后者四平八稳,单调划一,泾渭分明,区别判然。又据载:“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侍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21)徐铉面对旧主新帝的困境、因名险被中伤的遭遇正是宋初南士北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个典型。第二代南方文士也同样未能尽释这种避嫌心理。真宗咸平五年(1002),洪州南昌人陈恕知贡举,“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22),这也是南士自动避退北人的一个显例。在重北轻南的氛围与阴影下,南方士人在文学上多体现于诰命辞章而非自由创作,作为文学支流的词之一体更是少有濡染而隐晦不彰了。
宋初词坛的萧条当然也有词本身体裁上的原因,词为小道,尚不能与言志载道的诗、文鼎足而立,词又为艳科,缘情绮靡,厥品甚卑,受到无论出身南北的许多士大夫的鄙薄,虽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但“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23)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对晏殊填词还发表批评:“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吕惠卿则回应道:“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24)又晏几道曾“手写自作长短句”送呈韩维,韩报书曰:“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25)教训晏氏戒词以全德。在两宋特别是北宋,不乏染指词体的文人考虑到有玷令德而“自扫其迹”,旋作旋毁。在道德理性的儒家诗教传统下,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世俗化文艺样式,这对它的生长发展难免起局限作用。从宋初政治导向与士风、文风转变来看,姚铉《唐文粹序》明确指出:“我宋勃兴,始以道德,仁义根乎政,次以诗书礼乐源乎化三圣继作,晔然文明。……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撰述纂录,悉有依据。”(26)词体之作与儒家政教圆凿方枘、扞格不入毋庸讳言。
宋初政治文化的背景与格局颇不利于南方文人的崛起,作为南方人的文学词更没有适合茁壮成长的气候与土壤。除了当朝统治者若明若晦的贬斥与压制,北方文人群体重道轻艺、尚质轻文的人文性格(27),也掣肘了词体之兴,加上词体本身的品位特性,重艺尚文的南方士人的消极退避,各种因素合力共振造成宋初词体不彰的先天条件,词坛萧条沉寂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宋初词坛兴起的生态环境
从发生学上来看,唐宋词绝非单一的文学艺术,而是与燕乐、歌伎及社会风俗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28),它的产生与传播既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燕集生活与风俗积习,也需要燕乐风行的音乐环境、歌伎佐酒的中介触媒以及文人应歌填词与乐工歌伎的往复互动。这种包括宴饮、燕乐、歌伎、词人、风俗生活等社会文化综合而成的生态环境,是唐宋词赖以产生、传播、兴盛的温床,也是唐宋词体推陈出新、生生不息的源泉与根本。宋初词坛的渐兴,首先与这一生态环境的逐步形成、改进和完善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宋初太祖时期对词体的贬斥与压制,既有对西蜀、南唐耽溺宴乐、荒于治国而引以为鉴之意,又有天下未平而当奋力进取、未可骄侈享乐半途而废的政治考虑,更有当时社会经济未裕而水平亟待提高的现实原因,但礼乐建设在北宋立国后树立新王朝威仪的措置中不可或缺。除了设有管理宫廷雅乐活动的太常寺、太常礼院,还包括主要管理宫廷俗乐、燕乐的教坊、宣徽院、云韶部等机构。以教坊四部人员而言,“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29),五代词学中心的西蜀、南唐教坊旧人皆充实到宋初宫廷之中。就燕乐而言,“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30),显示了北宋朝廷燕乐的新变。这些燕乐新虽未及时转化为词调词体创作,却为宋初词坛的兴起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赵宋建国后,虽然“以道德,仁义根乎政,次以诗书礼乐源乎化三圣继作”,但前朝歌舞伎歌舞佐欢的风气,却不绝如缕,尤其在位列庙堂的朝廷权贵之间,听歌观舞,佐酒遣兴之风不减当年。如太祖即位后,“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听从赵普建议,着手改变唐末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尾大不掉之势,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宿将的兵权,其说辞有云:“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31)在这种政治笼络与压制下,石、王等人自然优游沉湎于锦衣玉食、歌舞奢靡的生活。武胜节度使、兼侍中高怀德家中“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32),其本人也“善音律,自为新声,度曲臻其精妙”。(33)又据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伎自娱。王文正公(曾)性俭约,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仍赐银三千两。”(34)李遵勖于大中祥符年间尚太宗女万寿长公主,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喜燕集,“宾客皆一时贤士大夫”,每有燕集,必有歌舞,“主必亲视饔饎之节”;(35)尚华侈,喜燕饮的寇准则又自称:“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艳歌。”(36)由此等等,无论是太祖出于国初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还是真宗国家安定时期对君臣同乐的期许,都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歌伎歌舞娱乐的认可。这在客观上,对以歌伎为中介的词体运行系统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从石守信、高怀德到寇准、李遵勖,即太祖到真宗朝前期,《全宋词》中留存的词作量少质平,理应不能满足当时的燕集歌舞之需,那么歌伎唱以佐酒侑觞的词从何而来呢?供歌伎选唱的歌本词选当是一个重要的来源。现存最早的词选《云谣集》选编时间迄无定论,但下限可系于五代时期。“云谣”一词典出《穆天子传》卷三,后多借为歌曲美称,以此命集,可知其供以歌唱之特性。前引欧阳炯《花间集叙》则明确指出其“唱云谣则金母词清”的唱词本色,“挹霞醴则穆王心醉”的佐觞作用,更点出赵崇祚选编此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的歌本鹄的。五代时期的词选尚有失传的《遏云集》等,这些词选均可作为宋初词坛萧条时期歌舞佐酒唱本之资。宋初以来也有《家宴集》、《尊前集》、《金奁集》等选辑唐五代词的歌本,如《家宴集》五卷,南宋陈振孙在解题中称:“序称子起,失其姓氏。雍熙丙戌岁(宋太宗雍熙三年)也。所集皆唐末五代人乐府,视《花间》不及也。末有《清和乐》十八章,为其可以侑觞,故名‘家宴’也。”(37)《金奁集》等与《家宴集》一样,也都打上了歌舞侑觞的歌本标识,这些唐五代词选唱本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宋初词人词作稀缺的尴尬局面,为公私燕集场合特别是勋贵豪富之家的靡丽生活增添了许多声光色彩。这既减轻与降低了亟需宋词新人新作的呼声与要求,又为宋初词坛赖以兴起的生态环境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袁行霈先生指出,词“是一种都市娱乐文学”。(38)从唐五代北宋词观之,其生成和发展确与都市的娱乐生活息息相关;或者说,燕乐的盛行、歌伎歌词佐酒与文人应歌填词的往复互动,主要体现在都市的娱乐生活中。而唐以来,市坊制与宵禁制度逐渐瓦解,则为都市娱乐生活盛行,打开方便之门。
在唐代,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基本上坊市分离,夜间则严格实行宵禁制度,由于中央集权的削弱、商业经济发展等各种因素,中晚唐五代时期坊制逐渐崩坍,坊、市合一的新型街巷、街市面貌逐步形成,夜市日渐繁荣。据载,唐肃宗、德宗期间临街开门、破坏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与其相辅相成的宵禁制度,屡遭违逆。(39)至唐末五代城市坊制与宵禁制度进一步瓦解。宋初乾德三年(965),太祖“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40),更显示了朝廷对坊制崩溃、夜市繁衍的承认与肯定,并在制度层面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宋敏求熙宁三年(1070)所著《春明退朝录》又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41)倒推“二纪”,则至迟在仁宗中期,夜市繁衍与宵禁制度松弛互为因果,原有金吾敲街鼓以报时的成制彻底名存实亡了。(42)北宋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城市制度变革,进而对全天候的商业、娱乐活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面貌的焕然一新,加上首善之地的节序宴赏、茶酒风俗、歌伎盛行、新声频出,为词体大盛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生态环境与历史舞台。人们在元旦、上元、七夕、中秋等众多岁时节序宴赏中,往往伴有歌舞佐酒、听歌填词活动。除了官妓、家妓,市井歌舞妓也越发繁盛,如汴京御街宣德楼西“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43)“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人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44),无论朝廷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会到馆舍酒楼听歌闻曲,这对伴曲而唱的词有了更多的需求。曲待词传,词借曲行,随着乐曲流变日繁,真宗朝已有“急慢诸曲几千数”,原本不用的“太宗所制曲,乾兴以来通用之”,特别是其时汴京新声并起,对词体的兴盛尤有巨大的驱动力。真宗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45),至仁宗时期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情况更为流行,音乐与词体同生共长的形态也更加突出,这为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竞采尊前,振兴词坛,提供了绝佳的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宋词新人新作的产生是整个文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初政治虽呈现出重北轻南的格局,但一方面赵宋王朝清醒认识到要建设大一统的新政权并维持长治久安,仅靠北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擅长文艺的南士加盟其中并逐步实现南北融合,另一方面,从五代入宋伊始,南方士人不论有意无意,也需要在重北轻南的格局环境中发挥自身作用,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尽管或多或少存有避嫌心理,却也逐渐投入到宋初政治、文化建设的洪流之中。至真宗朝中期,统治者更在用人理念上提出了“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46)的口号,王钦若、丁谓等南人亦登上相位,南方士人在政治舞台上越发崭露头角。与此同时,继太宗朝南士徐铉等人主盟文坛后,真宗朝南人杨亿又领袖文坛,并发起西崑酬唱活动,得到北人的认同与配合,取得了欧阳修所谓“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47)的深远影响。这些充分表明,在南人的政治地位开始确立的同时,他们的文学也赢得了赵宋政权的认可与肯定,为南方文人在词坛施展才能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宋初四大词人崛起的词史意义
李清照回顾宋初词坛时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48)道出了宋初词坛兴起的背景与柳永的先驱主导地位,“变旧声,作新声”,则是柳永词调的特点之一。如《浪淘沙》、《定风波》、《木兰花》、《应天长》、《长相思》、《玉蝴蝶》等唐五代旧曲本皆为小令,柳永都度为慢曲长调,原来在唐五代无人作词的旧教坊曲如《透碧宵》、《夜半乐》、《隔帘听》、《二郎神》、《留客住》、《曲玉管》、《小镇西》、《六么令》、《雨霖铃》、《安公子》等,柳永也都度为词调,这两者都是“变旧声,作新声”,反映了唐宋间乐曲的因革演进及柳永丰富词调的创造之功。
柳永在景祐元年(1034)登第释褐前长期流连于秦楼楚馆,“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49)王灼亦指出:“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50)柳永词的“声传一时”,原因之一就是运用了教坊乐工的新腔与声律谐美的美腔,特别是市井新声,其词中也多次写到:“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玉蝴蝶》)“省教成、几阕清歌,尽新声,好尊前重理。”(《玉山枕》)“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51)唐五代词调一百八十个左右,几乎半数出于教坊曲,教坊曲是唐五代词调主要的乐曲来源,北宋也是词调新出大盛的重要时期,除了来自民间、边地、外域、教坊等,汴京等地的新声竞繁对词人自度曲的广泛制作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柳永的《黄莺儿》、《昼夜乐》、《柳腰轻》、《迎新春》、《两同心》、《金蕉叶》等词调就是在新声的基础上自度而成的。
柳永以当时的新声美腔为词调的主体,大力创作慢词长调,使唐五代以迄宋初二百多年来以小令为词坛主要体式的局面得以改观,开启了宋词中的慢词长调时代。宋翔凤说:“慢词盖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52)其实敦煌词与《尊前集》中已有长调慢词,但数量甚少,柳永则创调颇多,且大都为长调,居两宋词人创调之首,《乐章集》按宫调编排,今共得慢词87调125首,其中最长慢词《戚氏》(晚秋天)长达212字。长调慢词从体制上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功能上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形式上也促进了词的艺术手段。柳永推进慢词的发展,既对苏轼、秦观、黄庭坚辈有启发之功,又为周邦彦、姜夔等精通音律的词人度曲创调树立了典型,同时也体现了南词北进取得的崭新硕果。
柳永不但大量汲取北地新声创调填词,而且不乏以北方题材入词,特别是在词中多处叙写了汴京风情。如《倾杯乐》(禁漏花深)述说京师“都门十二,元宵三五”的上元节“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蓓”的繁华景象,《满朝欢》(花隔铜壶)描摹春杪“烟轻昼永,引莺啭上林,鱼游灵沼。巷陌乍晴,香尘染惹,垂杨芳草”的帝里烂漫风光,《迎新春》(嶰管变青律)感叹都城“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的承平心境,《乐章集》中诸如此类作品所在多有,都是作为南方文人的柳永到北方后有感于汴京风情、大宋气象而填词表现出来的艺术成果,在城市与文学的互动中也展现出“南词”北进与南北融合的新进程与新局面。
除了堂皇富丽的汴京,柳永还用词笔描绘过洛阳、益州、扬州、苏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与市民的游乐场景,如《瑞鹧鸪》(吴会风流)写苏州“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的壮丽景观,《望海潮》(东南形胜)用赋笔写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自然形胜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士民殷富,这些都市风情词恰似一幅幅动态画卷,展示了北宋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53)黄裳也指出:“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54)陈振孙也说《乐章集》“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55)又据载,仁宗喜好柳永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56),范镇也“喜柳词,客至辄歌之”(57),他们喜爱柳词除了新声美腔的悦耳动听,词中展露的太平气象想必是致力于巩固大一统政权的朝廷君臣更为喜闻乐见的,这也是南词北进取得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北人认同与肯定的重要原因。
张先与柳永同时而齐名,是北宋年寿最高的词人,虽然仕途不达,名位不彰,但生活平和,精力强健,一生流连风月,“多为官妓作词”(58),为开创宋初词坛兴盛局面与有力焉。除了填词应歌,他还大量作词用于赠别酬唱,如《玉连环·送临淄相公》、《定风波令·再次韵送子瞻》等,统计不下20首,扩大了词的社交与实用功能,并在词中大量运用题序,统计不下70首,可见他对词的重视与喜爱,对后来词的发展也有一定意义。张先登第后历任宿州掾、知吴江县、嘉禾判官、永兴军通判、知渝州、知虢州等,往来南北,词中也多写北地风情,如《鹊桥仙》(星桥火树)叙述汴京上元“重城闭月,青楼夸乐,人在银湟影里”的繁荣景象,与前引柳永《倾杯乐》两相辉映。北方特别是汴京风情既是柳永、张先填词的题材渊薮,也是“南词”北进赢得北人认同的一大因素。
张先早期以小令为主,后期转向慢词,风格由妍丽转为疏放,“慢词亦多用小令作法,在北宋诸家中,可云独树一帜”(59),明显地表现出从唐五代小令过渡到北宋慢词的转变期特色,被视为词中“古今一大转移”。(60)张先词也说到新声,如《木兰花》(檀槽碎响):“画堂花入新声别。”《玉树后庭花》(宝床香重):“新声丽色千人,歌《后庭》清妙。”(61)他也与柳永一样精通音律,在流行新声的基础上自度新调,如《双韵子》、《泛清苕》、《恨春迟》、《熙州慢》、《宴春台慢》、《少年游慢》等,又从“梨园乐工花日新”处度得“谱不传久矣”的唐五代旧调《小重山》(62),并填词推广。在今存张先词近一百七十首中,共用词调近百个,平均不到两首即有一个新调,在两宋词人中罕见其匹,张先词集也按宫调编排,与柳永《乐章集》同为宋词别集中硕果仅存的两个按宫调编排、存唱本面貌的集子,弥足珍贵,也从一个侧面为张先“以歌词闻于天下”提供了佐证(63)。
仁宗时代的汴京,教坊与伎乐新声竞繁,歌伎檀板金樽、浅斟低唱的风气盛极一时,呼唤着新词人词作的涌现,柳永、张先等从南入北的词人顺应这一潮流,择声选乐,创调度曲,使新创词调繁衍孳生,推进演化,令、引、近、慢,众体兼备,《乐章集》更有《尾犯》、《小镇西犯》等犯调,使仁宗朝成为北宋词调创作最活跃繁荣、丰富多彩的时期,为词体版图的扩张与宋词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说,曲新调美,新声美腔也促进了词体的传唱与流播。郑樵指出:“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64)柳永词取得上自宫廷,下到青楼,远及漠外乃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65)的传唱效应,张先亦有“以歌词闻于天下”、“俚俗多喜传咏(张)先乐府”(66)的时誉声称,这都与他们来到北方文化中心、音乐中心的汴京采用新声美腔作调填词密不可分,南方词人与北方新声的结合是南词北进的关键因素。饶宗颐先生根据残存柳永墓志中“为太常博士”语,推测柳永《乐章集》的命名与词调的选用或与北方五代以来的词乐发展有密切关系(67),设若所论非虚,则柳永词的别开生面可说是南北双方共育同养的宁馨儿。
北宋汴京继西蜀成都、南唐金陵成为词坛中心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教坊乐的发展,二是民间新声的繁盛,三是歌伎种类、人数的众多,四是饮宴风气的流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南方词人的北上麇集。除了柳永与张先,四大词人中的晏殊与欧阳修也是在这一社会生态中从南到北,濡染词笔,为汴京词坛中心的形成推波助澜。晏殊《望仙门》(玉壶清漏):“新曲调丝管,新声更飐丝管。”又《相思儿令》(昨日探春):“有酒且醉瑶觥,更何妨、檀板新声。”欧阳修《蝶恋花》(帘幕风轻):“羌管不须吹别怨。无肠更为新声断。”又《玉楼春》(檀槽碎响):“画堂花月新声别。《红蕊》调长弹未彻。”(68)新声竞繁的音乐环境促进了晏、欧的词体创作,他们的词反过来也推动了汴京词坛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晏殊年十四“以俊秀闻,特召试”,寇准因其产于江左而加以排抑,真宗则叹赏其“属辞敏赡”,赐同进士出身,又“爱其淳直”,擢为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69)后来步步高升,直至宰相,虽曾经贬谪,但自称“生平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70),境遇遭际的不同,也促成了晏殊词与柳词的迥异。柳永多为教坊妓、市井妓作词,而晏殊则蓄养家妓,举办家宴,《避暑录话》记载:
晏元先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也。(71)
这种优游闲逸的生活造就了晏殊词的富贵气象与清婉风格,但《珠玉词》中颇多百转千回、哀感无端的作品,如著名的《浣溪沙》(一向年光)在伤时怀人的感喟中,蕴含着浓烈的生命意识与时空意识,显示了南词北进中风貌与质素的多样性。
欧阳修也在歌舞佐酒、娱宾遣兴的生态中应歌填词,“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72)。在创作中既汲取挹注了花间、南唐词人的流风余韵,又能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他宦海沉浮,三遭贬谪,对人生命运有不断深入的体验思考,在词中则多有抒发自身感受,并以旷达通脱的情怀加以排遣,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圣无忧》(世路风波险)等,在风格上“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73)欧阳修在新声竞繁的环境下也有《千秋岁》、《醉蓬莱》、《鼓笛慢》等一些慢词的创作,其《御带花》(青春何处)描写汴京元夕“雍容熙熙”的盛况堪与柳永媲美,也显示出词坛中心与词人的因应互动。欧阳修词在当时也流播甚广,成为歌伎侍宴佐觞的名家唱词之一。据载:“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尽记之”;(74)又“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75)这些记载表明一方面歌舞佐酒的风俗推动词体创作,另一方面词人创作也满足了歌伎谐美婉转的歌唱要求,并共同完成词体的运行系统。欧阳修等南方词人崛起后,词的数量大幅增加,质量也值得肯定,使北宋词的运行系统在歌本歌词选择上提供了多样性和新式化,无疑为南词北进传唱遐迩奠定了坚实基础。
相对于柳永、张先在词调上的铸模造型、开疆拓土,宋初四大词人中的晏殊与欧阳修略显保守,词乐上基本沿袭西蜀、南唐旧声,填词以小令为主,两人又都从南唐故地江西来到北方,在创作上也延流扬波,复盛南唐词风于宋初。一般认为晏、欧均承南唐余绪,特别受冯延巳影响较大,如刘熙载《艺概·词概》称:“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76)刘攽《中山诗话》称“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77)冯煦还提出了“江西词派”一说:“文忠(欧阳修)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78)冯延巳、晏殊、欧阳修三家词多有重出互见者,(79)亦是风格相近有以致之。“江西词派”的出现,正是五代至宋初南词北进的一条重要线索。
晏殊、欧阳修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前后相继的文坛盟主。晏殊“以文章为天下所宗”(80),“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81),如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张先、宋庠、宋祁等。《古今词话》记载:“庆历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立春,甲申元日,丞相晏元献公会两禁于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兰花》以侑觞。……于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82)可见在晏殊影响下,“两禁”(中书省和枢密院)的文人士大夫亦填词相和。或许更夹杂这个原因,晏殊被后世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83)欧阳修门下也济济多士,有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著名文人。特别是随着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展开,新一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越发高扬,南文北移与南北融合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参政主体、学术主体与文学主体三位一体的宋代士大夫多元角色也更加明显。范仲淹、贾昌朝、文彦博等名公巨卿也都有词作问世,与欧阳修同时的北方文人也不乏佳作,如东学文派中的李冠,所作《蝶恋花》(遥夜亭皋)中“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沈谦《填词杂说》以为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两名句“俱不及”。(84)这也是南词北进取得重大成功后影响北方词人的显著效应。
刘永济先生《词论》有云:“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85)在宋初近百年涵养至仁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词人竞出,众体纷呈,风格多样,艺术超逸,迎来了宋词的第一个高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四大词人先后由南入北,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初词坛乏善可陈的寂寥局面,使南词北进从隐伏不彰的暗流变成的显豁雄阔的洪流。他们四人的政治地位与创作风貌各不相同,所写之词分别受到上至帝王将相、文士精英,下至市井小民、贩夫走卒等不同政治、文化阶层的欢迎、爱好与欣赏,并远播海外,使南词北进取得重大进展。此外,柳永垂范周邦彦,晏殊下启晏几道,欧阳修、张先接引苏轼,苏轼提高词品、扩大词境、革新词风、推进词律的对手也是柳永(86),宋初四大词人承上启下,开创了宋词的一代新风,写下了词史上艰难而又壮丽的不朽篇章。
收稿日期:2012-08-22
注释:
①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页。
②案:整个宋代词人的占籍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据王兆鹏统计,两宋籍贯可考的880位词人中,南方词人746人,占84.8%,词作13939首,占77.7%,北方词人134人,占15.2%,词作3994首,占22.3%(详见《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4—94页)。
③关于宋初词坛沉寂原因分析,已有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诸葛忆兵《宋初词坛萧条探因》(《艾学遗产》1999年第2期)等,但均未涉及宋初词坛从沉寂到兴盛的演变历程。
④牛运震、邱仰文:《五代诗话序》,王士禛编:《五代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⑤史温:《钓矶立谈》,《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一,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6年版,第1808页。
⑦脱脱等:《宋史·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30页。
⑧参沈松勘:《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124页。
⑨赵崇祚辑、李一氓校:《花间集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
⑩曾枣庄等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6册,第144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第157页。
(1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引《西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06页。
(14)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页。
(1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载:“艺祖御笔:‘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8页。又宋无名氏《道山清话》也有相似的记载。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第2075页。
(17)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18)《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17页。
(19)陆游:《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全宋文》,第222册,第198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第1920页。
(21)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页。
(22)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第9202页。
(23)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3页。
(24)魏泰:《东轩笔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5)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
(26)《全宋文》,第13册,第281页。
(27)详见沈松勤:《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坛演进》,《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28)吴熊和:《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55页。
(29)《宋史》卷一四二《乐志》十七,第3347—3348页。
(30)《宋史》卷一四二《乐志》十七,第3345页。
(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第49—50页。
(32)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第524页。
(34)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页。
(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卷一七○,第2787、4086页。
(36)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五引《翰府名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5页。
(37)《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
(38)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39)详见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7—1868页。
(40)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253页上。
(41)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42)关于北宋都城夜市与宵禁制度的变化,可参梅原郁:《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鹰陵史学》第3、4合辑号,1977年)、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241页)等。
(43)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页。
(44)彭乘:《墨客挥犀》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8页。
(45)《宋史》卷一四二《乐志》十七,第3356页。
(4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第1341页。
(47)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4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第254页。
(49)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8页。
(50)《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第84页。
(51)以上词依次见《全宋词》第34、41、45、48页。
(52)宋翔凤:《乐府余论》,《词话丛编》本,第2499页。
(53)引自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97页。
(54)《书乐章集后》,《全宋文》,第103册,第106页。
(5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第616页。
(56)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1页。
(57)刘克庄:《跋汤野孙长短句又四六》,《全宋文》,第330册,第93页。
(58)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14页。
(59)夏敬观:《手批张子野词》,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60)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话丛编》本,第3782页。
(61)吴熊和、沈松勤:《张先集编年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02页。
(62)李之仪:《跋小重山词》,《金宋文》,第112册,第142页。
(63)苏轼:《书游垂虹亭》,《苏轼文集》卷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4页。
(64)郑樵:《通志》卷四九《乐略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26页上。
(65)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2628页。
(66)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历代诗话》本,第430页。
(67)参见饶宗颐:《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由敦煌舞谱谈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十二册《词学论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07—226页。
(68)以上词依次见《全宋词》第102、106、126、134页。
(6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第1341页。
(70)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乐府”,第475页。
(71)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2615页。
(72)《全宋词》,第121页。
(73)冯煦:《蒿庵论词》,《词话丛编》本,第3585页。
(74)赵令畴:《侯鲭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页。
(75)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596页。
(76)刘熙载:《词概》,《词话丛编》本,第3689页。
(77)刘攽:《中山诗话》,《历代诗话》本,第292页。
(78)冯煦:《蒿庵论词》,《词话丛编》本,第3585页。
(79)参唐圭璋:《宋词互见考》,《词学论丛》,第387—406页。
(80)欧阳修:《侍中晏公神道碑铭》,《欧阳修全集》,第351页。
(81)欧阳修:《六一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页。
(82)杨湜:《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第21页。
(83)冯煦:《蒿庵论词》,《词话丛编》本,第3585页。
(84)沈谦:《填词杂说》,《词话丛编》本,第632页。
(85)刘永济:《词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9页。
(86)参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197—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