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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李大钊诞辰105周年的近五年来， 国内共发表研究李大钊的论文近120篇， 这些论文除了承袭前人继续探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哲学思想及李大钊与传统文化外，还深入拓展了李大钊的军事思想、社会学思想、史学观、统战理论等领域，同时对他的生平事迹也作了更为详尽的考证。为使研究李大钊的学者能便捷地了解关于李大钊的研究动态，本文就近五年来的李大钊研究作一个综合性的介绍，并以拙文纪念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
一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程明欣和原村针对黄景芳和曹庆萍在《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3日发表的《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毛泽东倡导并由他开始的”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程、原两位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初倡者是李大钊。他们认为，李大钊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自觉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李大钊不仅重视以科学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研究，而且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旗帜鲜明的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的原动力的学说，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导星”。李大钊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的思路，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注：程明欣、原村：《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
李大钊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那是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全面的、准确的、独到的认识。黄敏兰撰文指出，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独创的，而是近代世界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但就其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必须将其中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理解，不能随意割裂。黄敏兰还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体系的认识与列宁的相关认识进行比较研究来凸现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独到之处（注：黄敏兰：《李大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
李大钊早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的，因此，李大钊的名字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及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沙健孙指出，李大钊在中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年代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为中国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他的指导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即具有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坚持革命原则、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等优点。他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的论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贡献。他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和社会科学阵地和培育一代新人方面有了开拓性的建树，使共产主义的真理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注：沙健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探索中国革命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陈增辉撰文指出，李大钊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开创了马列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新局面。同时，他对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贡献，他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达到革命的目的等一系列理论阐述。他还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进行了描绘，指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性，而且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也将有自己的特性（注：陈增辉：《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光明日报》1997年5月27日。）。
二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李大钊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五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将其放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考察其理论内涵及历史贡献，并深入探讨了李大钊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具有中国特性”等思想。
沙健孙撰文探讨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他认为李大钊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进行了描绘。李大钊不仅从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法律上“废止”和“扫除”“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经济上满足劳动者的欲望等三个方面论证“未来中国要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具有的一般特性，而且根据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性又具有中国特性这样一个科学命题”。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更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李大钊还就社会主义与生产、社会主义与竞争、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注：沙健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光明日报》1994年6月27日。）。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张静如教授从分析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入手，论述了李大钊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第一，李大钊的“现代化思想、观点对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勾画了蓝图。对于李大钊来说，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大钊系统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点，就社会主义社会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静如教授还分析和概括了中国社会从被动走向主动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李大钊在实践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第一，引进和传播现代化意识形态最高层次马克思主义，并培养出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精英。”“第二，创建新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为其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定地位创造条件而努力。”“第三，促成巩固和发展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第四，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献出了生命。”（注：张静如：《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其鲜明的特点，朱成甲通过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考察，认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第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李大钊以高度的自觉性洞察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第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尽量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环境（注：朱成甲：《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三 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
李大钊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革命家，他不但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极深的造诣。他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历史人物。因此，不少学者对此领域多有涉及。
1.李大钊与儒学
陈增辉撰文就李大钊对孔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孔学性质变化的原因及对孔子与孔学所应持态度的认识作了充分论述。他指出，李大钊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说明了孔子思想赖以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而这一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李大钊指出“孔子思想就是建筑在这个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孔子思想正是从这些观念中引发出来的。
在如何对待孔子和孔学这一点上，陈增辉指出：“李大钊坚持按照本来面目去认识孔子思想，并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李大钊对孔子思想中的糟粕进行了批评，特别对经过历代君主雕塑的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强烈抨击，主张彻底否定。”作者最后指出，对于李大钊来说，尽管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某些观点未必精当，然而从总体上看，他已经初步具备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即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辩证否定的方法（注：陈增辉：《李大钊孔子观论述》，《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此外杜蒸明结合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特征、生活经历来阐述李大钊对孔子和孔学的态度。他指出：新文化运动之前，李大钊对儒学只有继承而没有批评，但他没有全盘继承，只是继承了其中某些与当时共和政治有联系的思想传统：辛亥革命后的头几年，李大钊以儒家的“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社会批判；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因而他批判儒学的深刻性，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学者（注：杜蒸民：《李大钊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理论学习与研究》增刊《李大钊研究》第五辑。）
2.李大钊的“文化调和论”
胡建在《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刍议》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论述。首先对以章士钊、刘亚泉为代表的主流调和论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调和论的异同之趣作了比较。文中指出“双方尽管思趣大异”，但在主张“调和”、“动静”、“新旧”、“东西”以及借矛盾以走出困境方面，“却不无相似之处”。
接着分析了两种“调和论”的异趣，从动静观上看，章士钊执断于老子“静本观”，不利于“促发民主和思想自由”，而李大钊所崇尚的老子的动变思致，因而提出“要保持在社会动态中前进，就不得不维护个性自由”；从新旧观上看，章士钊从“主静”视角通观万物，由此得出“新与旧永远并存”的结论，李大钊立足于“动”来思考，他的价值目标放在“开新”向上，从而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永恒进步”；从东西观上看，章士钊认为，由于社会形成的历史地理差异，产生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分影，因而“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李大钊则认为“东西文明俱为世界进步不可缺少的左右两翼”，但他同时主张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吸收西方文明以济东洋文明”（注：胡建：《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刍议》，《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四 李大钊的生平与交往
（一）李大钊与人物交往
1.李大钊与胡适
龚书铎、黄兴涛在《胡适与李大钊关系论》一文中，对胡适与李大钊由朋友到分歧的过程作了分析。文中指出“胡适与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类不同知识分子代表”，但由于“两人彼此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到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时，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到1920年底和1921年初最后分裂，形成“分道扬镳的局面”，“然而他们俩人的私人关系一直很不错，算得上是一对特殊的朋友”（注：龚书铎、黄兴涛：《胡适与李大钊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
另外陶季邑在《关于李大钊致胡适的一封信的日期及其意义》一文中，考察了在1922年8 月间李大钊到上海后给胡适所写一封信的具体日期。他根据“胡适是在1922年8月30日收到信”， 而当时从上海到北京需4天时间，从而推知李大钊“是在8月27日”写的信。由于李大钊在信中谈到了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的政治态度，谈到了自己和陈独秀将于次日“赴杭一游”（实际上是去上海出席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以及和张继、陈独秀共同商讨“民主的统一战线”一事，因此这是一封极有价值的信件（注：陶季邑：《关于李大钊致胡适一封信的日期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李大钊与孙中山
陈德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革命友谊》一文中指出孙中山与李大钊有很深的革命友谊。他们的友谊“是在他俩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又是他俩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建立和加深起来的”。其实“早在1919年，孙中山和李大钊就有所接触”，以后“随着中共的成立，中国革命的发展，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交往、了解，革命友谊与日俱增”。文中指出李大钊和孙中山在交往中相濡以沫，共同进步。在交往中，“李大钊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及其领导下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对其不足以至错误进行真诚的帮助，李大钊称赞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祖’、‘先锋’和‘先哲’”（注：陈德：《孙中山与李大钊的革命友谊》，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3.李大钊与幸德秋水
刘民山在《李大钊与幸德秋水》一文中针对不少日本学者“否定幸德秋水对李大钊的影响，也否定河上肇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李大钊是从安部矶雄那里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提出相反意见。作者通过翻阅了中岛端川于1912年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及李大钊和同学写的《〈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论》中的相应部分，指出：幸德秋水对李大钊的影响仍应肯定，李大钊对幸德秋水的钦佩仰慕之情是建立在对幸德秋水思想的主张和他的革命业绩的比较了解基础上的，代表了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认识（注：刘民山：《李大钊与幸德秋水》，《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关于李大钊与当时其他一些人物的交往，近五年来，不少学者都作了较多论述。如李大钊与段祺瑞的关系（见杨洪章：《李大钊对段祺瑞的认识过程》（注：杨洪章：《李大钊对段祺瑞的认识过程》，《理论学习与研究》增刊《李大钊研究》第五辑。）），李大钊与李凌斗的关系（见张嘉鼎：《李大钊与李凌斗》（注：张嘉鼎：《李大钊与李凌斗》，《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4期。），以及李大钊与林伯渠、 宋仲彬的关系也有学者进行了考察分析。
（二）李大钊与政党、团体的关系
1.李大钊与旧党派的关系
杨洪章在《李大钊与旧党派的关系》一文中对李大钊同“立宪派”政党、“革命派”政党、“社会党”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分析。第一，李大钊与立宪派关系。文中指出，在辛亥革命前，李大钊对立宪派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同“立宪派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联系和交往都有仍很密切”，在许多问题上同立宪党人的看法“基本相同”，袁世凯称帝后，李大钊最后毅然离开《晨钟报》，但其对汤化龙、梁启超等人“仍抱有幻想尚未与其彻底决裂”，张勋复辟失败后，李大钊与之“彻底决裂”。
第二，李大钊与“革命派”政党关系。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前，李大钊对同盟会领导的是“同情和支持的”；民国建立后，李大钊以为“革命已成功，共和创业已成，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完善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称帝后，李大钊对国民党急进派的态度有所变化，对其“表示同情态度”；张勋复辟失败后，李大钊“毅然站到了革命派一边”但并没有“加入国民党”。
第三，李大钊与社会党的关系。文中指出，在创建中共以前，李大钊曾正式加入的党派组织是“中国社会党”。文中最后指出：李大钊通过与旧党派的接触，交往联系以及对他们的希望、失望、追求和摈弃，对他创建中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政党的积极作用的肯定，是李大钊决意创建新政党的重要思想因素（注：杨洪章：《李大钊与旧党派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吴汉全也在《早期李大钊同进步党研究系认识的变迁》一文中指出，早期李大钊同进步党研究系存在较密切的关系，只是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步党研究系保守反动的面目逐渐显现出来，李大钊才逐渐转向研究系的反面，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注：吴汉全：《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认识变迁》，《松辽学刊》1994年第4期。）。
而朱志敏在《李大钊参加“研究系”活动质疑》一文中，针对“已出版的多部有影响的有关李大钊的年谱，资料集和著作几乎一致断定：李大钊曾参加过研究系的活动”，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李大钊参加的组织并非人们所理解的“宪法研究会”。“宪法研究会”是在1916 年9月12日合并而成的，而白坚武在日记中所提到的“李大钊参加研究会”“是在1916年5月21日”，就是说白坚武记载李大钊参加“研究会” 时，宪法研究会还没有成立。而白坚武所提到的“研究会”，作者通过考察大致断定：这个“研究会”其实是在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期间，由孙洪伊等一些同志好友（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带有进步色彩的讨论制宪问题的短期沙龙性质的组织（注：朱志敏：《李大钊参加“研究系”活动质疑》，《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李大钊与北京大学
肖超然在《李大钊与北京大学》一文中，指出“李大钊因北京大学而声誉日隆，影响至广；北京大学因李大钊而方向益明，进步更大”。李大钊对北大贡献：第一，李大钊为北大开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第二，李大钊为北大指明了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实际与劳动民众打成一片的方向；第三，李大钊在北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正直进步有为的青年，并在全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第四，李大钊开拓了北大的学术风气，推动了北大的学术发展。而北大对李大钊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北大这块厚土，没有北大知识精英的健全基因，李大钊就难以显出自己的光辉，成为一代伟人；如果没有北大这座殿堂，李大钊这尊爱国之“神”就难以长期躲避暴风雨的袭击，难以使自己的思想化为革命实践，成为革命人民的领袖（注：肖超然：《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此外，沙健孙也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文中，指出李大钊对北大有巨大的贡献：李大钊的名字与北大分不开，北大具有李大钊所开创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拥有李大钊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确实是北大的骄傲（注：沙健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三）李大钊的生平、著述辨考
1.李大钊留日时间辨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李大钊赴日留学到日本东京的时间为1914年1 月。其理由是“据李大钊自己说，他到达日本的时间是1913年残冬风雪”之时，（《李大钊文集》（上），1988年版第95页），而换成阳历应是1914年1月。
而贾天运、刘爱英则通过对“残冬风雪”的解释，李大钊到日本东京后于1913年10月1日所写文章《自然规律与衡平律识》， 根据李大钊著书的习惯以及友人的回忆等均确定“李大钊离国赴日留学时间当在1913年9月中下旬，即使其中有些波折，1913年10 月也可到达日本”（注：贾天运、刘爱英：《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时间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另外朱文通也通过考察李大钊游五峰山的时间， 在《言治》月刊第五期发表文章的时间以及当年从天津到日本海路所需的时间来论证，也认为“李大钊赴日留学的时间应为1913年底或1914年冬”（注：朱文通：《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时间辨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李大钊文集》中几篇文章的辨考
朱成甲根据初步考察，认为《李大钊文集》中有几篇化名文章很难确定为李大钊所作。如原载1915年8月在上海创刊的《通俗》杂志第1期的《欧洲战事谈》一文（现收入《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41—144页，署名冥冥）。作者通过考证认为此文非李大钊所作，并提出四点理由：第一，根据李大钊当时的处境和经历，他没有可能提供这篇文章；第二，在语言特点上与当时的李大钊不相符合；第三，在内容与思想风格上与当时的李大钊不相称；第四，把“冥冥”作为李大钊的化名也缺少根据。同时作者还指出另外几篇文章：《过激派的引线》（该文原载1919年3月2日的《每周评论》第8号，收入《李大钊文集》第656—657页， 署名冥冥），《黎明日本之曙光》（该文原载1919年2月16 日的《每周评论》第9号，收入《李大钊文集》（上）第643—645页，署名T.C.生）；《“大国民”之外交》（该文原载1923年9月16 日《努力》周报第70期，收入《李大钊文集》（下册）第663—664页，署名S.C）等等， “均难确定为李大钊所作”（注：朱成甲：《〈李大钊文集〉中几篇文章的辩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李大钊其它生平活动的一些辨考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21年6 月即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曾因在北京参加教育界的一次游行请愿活动被反动军警殴击受伤住院，有学者也据此推论，这是李大钊未去中共一大的重要原因（注：李芳清：《中共一大近期研究成果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4期。）。但李国继认为：李大钊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的 1921年6月间在北京参加的游行请愿活动中， “虽有可能遭殴击”但不能“算受了伤”，“也更无进医院的经历”，因此认为李大钊“当年因受伤”而未“前往上海参加一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并提出四点理由：第一，李大钊“受伤”一说的根据是在一则北京学生的《通电》中，涉及李大钊有受伤可能的词句并不确定，且最多只能算孤证一件；第二，当时有关受伤住院人员情况的大量报载中，未见有涉及李大钊住院的内容；第三，据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老人回忆，当时李大钊没有住院；第四，胡适和白坚武的日记，为确认李大钊当时未受伤住院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旁证（注：李国继：《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未曾受伤住院》，《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922年8月25日， 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的代表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天是“李大钊陪同马林会见孙中山的”（注：王耿雄：《孙中山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91页。）。但陶季邑认为“25日李大钊并没有陪马林会见孙中山”。他根据李大钊在8月27日在上海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信中提到26 日李大钊与张继、陈独秀“商讨结成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战”。而结成“民主的联合战线”正是中共在西湖会议以前的一贯主张，即中共与国民党建立“党外合作”。而8月25 日马林会见孙中山时表示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也就是说，李大钊写信的时候还不知道“党内合作”。如果李大钊陪同马林会见了孙中山，就应该知道“党内合作”，加上李大钊是一个主张“避免与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人，因而李大钊不可能在26日还讨论“党外合作”（注：陶季邑：《关于李大钊致胡适一封信的日期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五 李大钊其他思想研究
五年来，史学界对李大钊思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叶世昌和丁孝智撰文论述了李大钊的经济思想，他们认为早年的李大钊站在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提出的富强的救国主张，仍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范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的经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其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二，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情况；其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构想（注：叶世昌、丁孝智：《李大钊的经济思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阎稚新还分析了李大钊的军事思想。他指出，在我党尚处于初创的幼稚阶段时，李大钊最早研究了马列主义战争理论，吸取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全面开展军事运动。李大钊和以他为首的北方党所领导的军事运动，是我党早期军事实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李大钊的探索对我党军事实践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注：阎稚新：《论李大钊对我党军事思想的早期探索》，《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另外，在史学思想、社会学思想、民彝思想、教育思想、统一战线、进化论等方面，也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与论述，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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