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史中的苏联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现代史论文,欧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1）02－0046－20
今天看来，苏联史就是现代史的同义语。现代史“经典作家”的各种定义对此都没有怀疑。例如汉斯·洛特费尔斯就从俄国革命爆发和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中看到一个“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到来①，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也把1917年作为他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20世纪史的著作的起点②，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简明20世纪史实际上是与苏联时代重叠的③。这三位研究兴趣、社会与教育背景、出身和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的上述一致性，足可以诱使今天的史学家把20世纪称作“苏联世纪”。不过，这似乎只是在制造不必要的标签竞争，因为已经有一个作为时代称号的“德意志世纪”了④。至于哪个国家可以享有冠名权——在此美国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是一个既不能引导深入分析也无助于知识增长的问题。无可争辩的是，只有把苏联包括在内才有可能书写20世纪的历史。这适用于欧洲，也符合1945年后世界的情况。
苏联的存在对20世纪历史的事件序列和结构，对国际体系，对文化关系和微观环境（这种微观环境不只局限于苏联），对政治和社会的话语，对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形成，都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尽管早已被人们充分认识，我们还是要再次加以强调，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不要把苏联史错误地理解为苏联疆域内的历史，就是说，不要理解为现代史领域内众多国别史中的一部。苏联史同时显示出欧洲和全球的维度，它波及西欧和欧洲以外的社会乃至日常生活和生活环境。就德国的历史来说，苏联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其历史遗产也可以被感觉到。不仅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居民，而且对于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势力，对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8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某种程度上对于联邦德国的东欧史专业），对于安哥拉农产品的中间商，以及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配备，苏联史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现实，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经历。这些由苏联引发的多重复杂关系正是现代史研究的对象，不过目前尚难预见这将对其问题、主题和方法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苏联史的多层次性置于现代史上欧洲和全球的复杂联系中，并在现代史的研究任务中把它表述出来。一种实用主义的分割似乎是适宜的：不言而喻，苏联史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人们的历史。对此，研究工作将继续予以关注并且要掌握大量经验性材料。至于这些材料怎样才能进一步对20世纪史的理论化作出贡献，目前尚无法得知。不过，轮廓已大致显现，这将在本文加以介绍。此外，涉及苏联的现代史研究必须通过有关苏联政治—帝国的和文化—文明的扩张史来加以补充。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下列情况可提供例证：有关冷战发展和美国政治集团接受极权主义理论的最精彩著作之一，就是由一位苏联史学家写的⑤。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苏联也影响到它实际上并未出场的地方，就像普希金的“冷漠客人”对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一样。
应当使用哪些概念和分析范畴来阐释苏联史，这显然取决于认识兴趣。在一份杂志中，已经有人联系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对1989－1991年剧变的意义进行思考并且为勾勒轮廓提出了建议⑥。文章认为，必须向未来的研究者提出好的建议，要他们借助系统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不能强迫被建议者遵从这一号召，因为历史事实的重要领域是处在被建议的系统概念之外的，或者介于它们之间。此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们所处的时代，在苏联衰落的影响下，苏联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系统地恰如其分地理解？显然，共产主义政体的崩溃预先规定了提出问题和进行研究的角度，并导致了历史主线的出现。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和1989—1991年剧变这三次划时代变革已经决定了俄罗斯—苏联历史的轮廓，并且“难以卸却的遗产负担”又宣告归来，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历史学家的挑战，即探求这几个时代之间的因果联系⑦。相反，下列观点——尽管原则上不对这个研究计划发生怀疑——应当受到反对：1.迄今为止，出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走向歧途，因为它处在构建历史工作的虚渺高空，没有找到解决真正焦点问题的答案；2.它坚信，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国内战争成为苏联史变革性的同时也是创伤性的起点，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沙俄帝国深刻危机的导火索，主要处于另一种历史作用的框架内；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划时代意义只是相对的，因为希特勒德国所侵袭的苏联社会早已被27年之久的内外战争、暴力和恐怖统治所毁坏；4.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触动苏联的制度，甚至巩固了这个制度，相反的新现象却在国际关系和苏联作为世界大国的角色中显示出来，借助革命、帝国、民族这些构建中的大范畴虽然可以描述20世纪的几个主要特征，但它们却基本停留在“大而化之”的状态中。相反，新近的研究探讨了苏联史中那些可以认识的——对现代史的定义者来说总是如此——社会政治现象、政治统治关系以及“亲身经历者”的生（幸）存与日常生活领域。归根结底，这些研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研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前述观点不同，本文试图在兼顾欧洲背景的情况下，突出苏联史的几个主要线索，它们或者不存在于前面提及的三个概念框架内，或者存在于这个框架中别的地方。然而首先必须声明，本文只是刻画一些轮廓，特别是描述一下关于苏联现代史研究的任务，目的在于以这种方式确定苏联史在欧洲现代史中的地位。因此本文也不是一篇文献报告。此外，对1917—1945年这个时期只进行了相当简短的论述，因为关于这段历史已有多种总结性报告了，而且现代史的困难性也不允许在这个地方反复讨论。不过，考虑到欧洲的背景，应当增添几点补充性的也许以往很少被注意的内容，包括零散的关于苏联现代史研究机构特点的介绍。相反，1945年后的时期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尽管对1945—1953年期间的斯大林主义缺乏研究的落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以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年代作为考察对象的现代史研究，除了个别例外，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出现。因此这一部分应当受到特别关注。这个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开发，这种情况对于欧洲范围内比较现代史的编撰很不利。如果以比较的眼光来看有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大量研究工作，那么不能不指出另一种明显落后的状况，这表现在：国内从事东欧史研究的人员在数量上大大少于德国史的研究者；在联邦德国不存在专门研究苏联现代史的机构，这与对联邦德国史和民主德国史的研究形成鲜明反差⑧；因此现代史研究只能出自大学里那些不只是针对现代史的东欧史研讨班和大学外那些不只是从事现代史研究的研究所；以苏联史为重点的教授席位被取消了⑨；在俄国，对这个时期档案资料的查阅要比对德国史资料的搜集困难得多；俄罗斯史学家还同这个时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⑩；人数众多的美国研究机构则要么专注于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要么专注于冷战、外交和国际体系。所以本文第二部分试图就后斯大林主义时代现代史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探讨。在此也对这个帝国发表一些个人见解，这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应当按照贯穿于本文的、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中心议题来剖析前述若干现象，因为苏联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这些问题迄今还没有受到多少注意，但它们却可以把这个历史分支推向欧洲大背景。
关于1917—1953年时期的研究状况
苏联史的全部建构都必须从人口损失开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饱受各个方面灾难的打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开始的，自1917年起——虽然不是自十月革命起——一股瓦解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衰落的俄罗斯帝国没有一个角落不被触及。十月革命后情况更糟，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变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十月革命使大灾难在那些年间的欧洲畅行无阻。难以想象的大规模人口损失再一次唤醒我们的记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俄国有两百万人丧生；至于多少人死于1918—1921年的国内战争，已无法获悉准确数字。192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包括1921—1922年大饥荒——它导致四百万到五百万人丧生——在内，苏联的实际人口数比预计人口数少了2800万。特别是处于兵役年龄段的青年男子大量减少，1917—1922年间，可服兵役的青年男子中有31％（670万人）早殁(11)。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青年人都不曾如此大规模减少。这些数字掩盖了不久前在乌拉尔地区的区域研究中被称为“灾难中的生活”的那种日常生活(12)。这项资料确凿的研究，再一次清晰展示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政治、社会与日常史维度，就其悲惨乃至野蛮的状况而言，这样的人类生存在当时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
到下一次人口灾难出现，中间只隔了短短11年。尽管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但这一数字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远不能同1933年的饥馑和瘟疫相比：大约600万人成为它的牺牲品。恐怖统治则雪上加霜，使情况变得更糟，据说从1928—1941年大约有800万人死于各种“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方面牺牲了2600—2800万人。1945年战争的结束并没带来人口增长，1946年饥馑期间，又有200多万人早殁。至于有多少人死于集中营，也许永远不会得到精确统计。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很多人1945年后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导致大约占苏联全体居民3％的人在斯大林主义政体的强制机构中艰难度日。
过高估计可怕的死亡数字是毫无意义的。迄今我们还完全缺乏理解这些人道灾难的范畴，这些灾难产生的原因各异，凶手、动机和情况都不同。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了大量记录事件经过的档案资料，其中部分已出版。但是，除了牺牲者是同一社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成员这个事实外，假如还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又是什么呢？似乎可以认为这些事实和事件是互相关联的，只是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也一样）目前还完全没有掌握它。不过问题在于，在回顾20世纪的时候，苏联的毁灭和死亡浪潮是否只是一系列毫无内在联系的“偶然事件”(13)。在集体流放事件中，这种联系已经很明显了，而且作为20世纪暴政史的一部分不能再被忽略了。
大量死亡只是人口损失史的一部分，而这个损失史在其他领域也以极度的规模表现出来。沙皇帝国崩溃后，各种组织机构悉数瓦解。旧的治安机构，包括民兵和正规军也衰落了。特别是，法律制度遭到严重侵蚀，以至于在俄国建立法治国家举步维艰，而且这种困难久久难以克服。于是，一个持久的法治紊乱阶段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法治虚无主义又使这种紊乱变本加厉。新政权同时还打碎了原有的经济和所有制制度，这早已为人所知。教堂和宗教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受到激烈批判，家庭作为一种机制在政治、社会和法律上被严重削弱，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行政管理精英和文化精英——被迫流亡国外；汪达尔主义的图像破坏运动开始了对政治象征符号的摧毁，使当时还发挥作用的日常生活标志消失了，代之以新的标志；数百万失去家园和父母的少年儿童成帮结伙地流浪在城市和乡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苏联史开始时，传统的损失和瓦解现象发生在所有领域并伴随着人员死亡，其规模之大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场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关系、价值、生存条件的根本性危机，死亡、暴力和不安全的经历无处不在。
制作一张那个年代在欧洲所发生危机的排序表似乎颇具嘲讽意味。然而，没人能够回避这样的经验性结论，即苏俄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是无可比拟的。20年代初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和新兴巴尔干国家——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自1929年起组成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很不稳定的政治状况与动荡的社会、种族状况，都无法与苏俄的情形相比。就是德国因战败而导致的危机也没这么严重；德国的失败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它所造成的危机只有一部分可以从经验上加以测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德国，对自身危机的认识和对民族灾难的觉悟显然更加强烈，尽管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危机发生在苏俄。
单就人口危机而言，下述事实对于苏俄来说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也不被承认，即：危机对当时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何种后果，例如，损失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国内战争那一代人，从中形成了何种生活感受和生活态度。几乎没有人把这些灾难解释为苏联史的基础并将其与后来的发展相联系。显然，作为历史变迁中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苏联史著作都对此避而不谈，这与下述看似可信的论证有关，即：牺牲者虽然作为统计数字而出现，但并不作为无声的历史参与者而出现，而幸存者则会更彻底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暴力、大规模死亡和巨大的破坏行为视为事件序列的背景，那将对苏联史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种局部可观察到的以新形式重新回归的宗教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吗？这种危机已把现有的所有信任感都破坏无余了(14)。共产主义政权凯旋高歌式的自我吹捧，以及自导自演、喋喋不休、神话般夸张的历史目的论，梦幻般的进步乐观主义，技术官僚的未来统治和从现实看纯属荒谬的消灭一切暴力的社会乌托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并不全是从意识形态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幸存者为克服普遍存在的争斗和死亡而进行的努力。上述情况加强了在意识形态上早已预先规定的把由历史所选定的人和蒙羞的“原有人”（byv
ie ljudi）相互区别开来的简单划分。服从共产主义立场观点的部分青年人，可以获得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优先权，这个观念曾得到较低年龄段布尔什维克党员——在1917年平均为29岁——的坚决拥护(15)。不光布尔什维克，而且许多知识分子和1917年后年轻一代的成员，都曾经醉心于先锋队的角色，坚信自己是优选者，唯有自己拥有塑造未来的能力。如果人们仍然继续坚持这种思想，那么国家政权在众多阅兵式、纪念日和节日上的宏大表演就算是一种在坟墓上跳的用魔咒召唤生命和未来的舞蹈了。苏联领导人试图在对列宁的狂热崇拜中把居民的“形而上需求”转向国家政权(16)。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如果谁从死亡数字得出结论说，这种死亡记录肯定在人们的思想和著述中普遍存在，并且会是一种与具体环境相应的按照美学原则进行的创作，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对死亡的描写很少见，并且其微不足道的数字与实际发生的普遍死亡形成鲜明对照。通常的描述是针对敌人的，那是有充分历史理由的死亡。杀死敌人，成为战胜死亡和使幸存者——包括杀人者——进入更好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途径(17)。随着革命胜利，这种形式的优质生存竞争已经结束，但它却转向了别的领域，例如借助优生学和实验医学，或者通过哲学-技术-自然科学方面的驻颜与长寿措施。
与苏联初期相同的类似问题，也存在于1941—1945年以后的时期，当时民众还既没有从恐怖统治中，也没有从生活环境的大破坏中走出来，进入一种和平的有序的和可计划的状态。虽然斯大林主义晚期的恐怖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针对性的，即他至少在事后抓住了那些可列举出名字的团体，但是在1945年以后，却有比战前还多的人被送进了集中营。数百万被遣返回国的人都曾在洗脑集中营中呆过。从希特勒德国活着回来的苏联战俘，又陷入了苏联当局的魔爪，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分子。集中研究这一时期当事者经历和心态的专著目前还很少，仅有的研究则展示了一个消沉与冷漠的社会。战争期间短暂的宽松环境，作为专制政权下难得的自由和宽容，在战后迅速结束了，这使形势变得更糟。自身和家庭十多年的高压经历，屈辱，如影随形的生存威胁，担惊受怕，对暴力机器的顺从，一直处于最低限度的社会和物质需求，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社会及其人文环境来说，对于革命后据说是世界历史性的文明方案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破坏、毁灭和死人，这些初期行为对于以后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深刻影响？不论就精神创伤、社会内部状况来说，还是就力图淡化暴力史的研究者来说，以下事实都具有重要意义：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历史，的确应当从集中营的幸存者开始书写(18)。
赞成书写暴政和暴政后果史不应导致与其他任务保持距离，也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对待从1917年到1953年的发展，将其写成一部没有区别的犯罪史，或者完全忽略其他必要的研究方向。从欧洲比较现代史的角度看，恰恰在其他领域，尤其在社会史领域——在此社会史被理解为包括文化史的扩展——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妇女史，要超越目前已经得到深入研究的20年代妇女史，仔细考察妇女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已有一项开拓性研究描绘了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苏联女工以及“废墟妇女”的情况，她们承担了大部分重建工作(19)。与之相关的似乎还有一篇关于尚未得到很好研究的苏联性别史的文章(20)。对于其他未被包括在“工人”、“职员”和“农民或集体农庄成员”范畴内的社会群体，也需要进一步研究(21)。尤其有理由抱怨的是，区域研究很不够，人们习惯于“自上而下地”观察地方的情况，以至苏联史始终是出自莫斯科视角的历史。不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暴力无处不在，人们应当或必须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如果他想撰写一篇令人信服的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文章的话。所有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著述都应当服从这个律令：每一部地质学史都应涉及恐怖(22)；每一部关于苏联教育学的著作都应提到对教师的肉体摧残(23)；每一篇自述文献都应提及暴力经历(24)；在论述少数民族问题时都应提到对包括俄罗斯族人在内进行的屠杀、暴力和镇压(25)，如此等等。在叙述1953年以前的苏联史时，不可能对暴力和毁灭轻描淡写，事实上，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持这样见解的著作。然而，过去却并不总是这样。最近25年间，关于两战期间苏联史的编纂在这方面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人们已不再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以1928—1929年的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为特征的新计划经济时代(26)。然而某些方面仍有欠缺。能够与关于大众汽车厂的著作(27) 相比拟的研究还没有出现，不过已经有了关于个别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企业环境的区域性研究(28)。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似乎绝迹了，这也与研究机构的缺乏密切相关(29)。
在此，指出研究趋势的一个特殊性是有必要的。在历史科学发生所谓范式变化之后，无论在德语区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区，文化史都占据主导地位了；在美国－美语苏联史学中，一些转向语言学的儿戏已登上前台。但令人费解的是：第一，它们是如何批判性地远离了专制政体的；第二，它们如何“根据文本”——哪怕较为接近地——诠释斯大林主义的核心问题，即暴力。那些被枪毙的人绝不是由于语言学问题，因此转向语言学就意味着在那些牺牲者面前止步不前了(30)。
对暴力史的认识，首先是俄国人研究中的一项功绩，他们自1991年以来做了大量工作，以便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这里所指的不只是诸如卡廷屠杀案、战后遣返者以及德国战俘等引起轰动的问题，而且还涉及苏联领导人亲身参与犯罪的情况。有关政治局内部活动和决策过程的重要知识，已是众所周知的了(31)。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同行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不过，要对这些工作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将会使本文变得臃肿不堪。对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和重要的清算工作，是由名为“纪念碑”的团体进行的，这得感谢俄罗斯历史学的后共产主义环境，况且这种清算工作既没有得到国家资助，也不与专业研究发生组织联系。然而，仍有若干历史领域还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特别令人讨厌的是，最关键的文献仍受到政治监控，档案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档案法使档案保管员不知所措；如果涉及人事的或“敏感的”案卷，其公开出版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不能肯定，这些案卷是否会损害那个通常被称为“民族形象”的轮廓模糊但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而要对此作出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要听凭档案保管员的好恶，而他们则由于没有明确根据而宁可正面坚持职守。
俄国人的现代史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史料搜集和出版上，这与档案馆和档案保管员糟糕的财政状况有很大关系，他们不得不依赖外国通过出版项目或研究计划而提供的财政资助。因此，对概念的“进一步加工”大都留给了西方史学家来做，这与其说是由于缺乏专业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下列事实：单靠无聊的思想工作是难以为家庭挣来面包的。因此，苏联时代的传统尽管已经发生变化，但可惜仍在继续，而那些在范式上已经作了重大调整的西方史学家，同样还要利用苏联的研究来作为自己解说的采石场。
关于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现代史的研究
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说，1953年是苏联史的转折点，但我们也不应回避有关这一年代的疑问。这个问题不仅与二战中大大扩张的苏维埃帝国相关，而且也涉及在苏联长期延续的结构特征。像德国1945年那样的深刻转变，在苏联是不存在的，1953年也不是。退出政治舞台的是一个独裁者，过去只要他不发话，任何重大决定——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都无法作出。斯大林去世及其对后来发展所带来的后果，首先证明了这个年代（1953年）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大量理由否定其转折意义，因为整个体制既没有崩溃，其核心部分也没有被毁。机关干部还是原来那些人，政治术语似曾相识，斯大林死后的“集体领导”完全是由斯大林分子组成的，他们原先就在斯大林最亲密的小圈子里共事。斯大林时期的建设“成就”，如计划经济、集体农庄、1936年宪法、秘密警察的无所不在、分裂成原子的社会甚至集中营等，都照旧存在(32)。只是由于斯大林死了，在人为推动下（如国内战争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期间、30年代的恐怖统治中、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放逐时期，由于逃亡、疏散和迁徙——顺便提一下，这在1941年前也发生过——以及由于后来迁回被占领地区，由于重建以及由工业化引起的强劲城市化）而始终不得安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开始不稳定，不巩固了；不计其数的迁徙者直到60年代才停下来，他们曾成百万地穿越苏联并展示了苏联史的另一个特征。城市化在1953年以后继续发展甚至进一步强化。庞大的空间开发，如在偏远地区和原始森林地区获取原料、垦荒运动或新建城市等，构成了1953年以后时期的特征，再一次推动了苏联内部的强制迁徙浪潮。就已知情况而言，这种大规模迁徙与20世纪整个欧洲的放逐和迁徙运动汇为一体(33)。如果说迁徙——大部分是强制性的迁徙——构成20世纪欧洲史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苏联内部的迁徙运动也是其一部分。迁徙是在1912—1913年从巴尔干开始的，随后一直扩展到整个欧洲，到20世纪最后十年又在巴尔干大规模发生。对整个民族的放逐，同数以百万计强制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迁徙以及在政府号召下向新开发工业区和新居民点自愿迁徙一样，都属于这一潮流的一部分。就人们所知，仅仅苏联内部的迁徙运动——可惜对它还缺乏长时段研究——在规模上就已超过了中欧和西欧。对于迁徙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尚需进一步研究(34)。
有足够的理由使1953年的转折意义相对化，而且所有这些理由都支持以下努力，即：在不否认每个时期的特殊性的情况下，把74年的整个苏联史置于另一种解释框架中。只有这样，有关研究才能把握苏联的全部试验，并把它从孤立的零星的信息中引导出来。然而不少人仍沿用下列已经毫无意义的划分，即以1917—1929年为一个考察时段，接着是直到1941年的斯大林主义研究，然后再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则以晚期斯大林主义为研究对象。对于晚期斯大林主义，如前所述，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35)。与对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如出一辙，对1953年以后时期的研究在结构上的连续性也清晰可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1953年后新时代的开始。除了斯大林去世，能够说明其转折意义的还有对斯大林暴政的抛弃。这是一个能把两个时期相互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一转折开始于1954年初，即1953年12月底贝利亚被形式上已取消的特别法庭宣判死刑并与其几位同事一起被处决之后；这些人成了斯大林惯用的技术高超的镇压反对派方法的最后牺牲品(36)。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史研究应把1953年当作一个明确转折点的重要理由。这种做法，大概会比目前流行的把对1941年以前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同对1945—1953年斯大林主义的研究区别开来的做法持续更长时间。
对于这个相当精确的苏联史的第二阶段，可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加以概括：不同步的非斯大林化(37)。同时还应强调指出，斯大林主义构成了苏联史的轴心和枢纽，其遗产给以后的岁月留下了阴影，换句话说，所有后斯大林政权都首先面临使自己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这种情况是由苏联领导人力图保住自己权力的强烈意愿而决定的，虽然它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强度发生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某种程度说，这种情况早在1953年就以贝利亚实施的若干措施而开始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大约180万集中营囚犯实行大赦。但上述做法既没有触动斯大林体制的核心，也没有触动其组织机构和斯大林本人。这两个问题到赫鲁晓夫时期才提上日程。这里不可能对每项具体措施都深入讨论，但可以说，从1954年到1990年的持久任务就在于改变斯大林体制的延续性，然而却从没有取得成功。
关于暴力史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即：非斯大林化是从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和废除集中营开始的。赫鲁晓夫亲自敦促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描述集中营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同样也证明了上述联系(38)。不同步的非斯大林化后来也继续发生于其他领域，无论在经济生活、经济管理领域，在党内和经选举产生的专门委员会内，还是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上，都清晰可见。实践证明，只有彻底打破旧体制，才能实现普遍的变革，赫鲁晓夫独断专行的风格对此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的垮台，又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维持体制的必要性。此后，非斯大林化就只限于官方规定的范围了。再后来，改革构成了彻底非斯大林化的第二篇章，其范围涵盖了重新定向所需的一切内容：清算斯大林主义，公开的历史辩论，为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恢复名誉，斯大林时代工农业亏损，作为斯大林时代遗产的居民消费水平低下，苏维埃民主制度的程序，以及直到当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的民族问题。在改革中，人们期望用前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成就”——“好的”列宁和“美妙的”但很遗憾被斯大林扼杀了的新经济政策——来动员民众。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斯大林时代的灾难有多么深重。当时，苏联领导人还没认识到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历史划分的错误性。
然而决定1953年以后阶段的，并不仅仅是削弱斯大林主义的尝试。标志着新动向的有四大主题：苏维埃社会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改变，社会转变和帝国。下面就对此作一简要评介。此外似乎还应谈谈经济和民族问题，但限于篇幅只好放弃(39)。
大约从1956年起，除了知识分子中影响持久的非斯大林化，还显露出另外一些标志着新时代出现的迹象。首先是把苏维埃制度改造成一个社会国家的努力，尽管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上。这一发展趋势是从1956年的社会立法开始的，在1964—1975年即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头十年逐渐加强，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增加度假天数，为妇女产假提供补贴，增加或者新引进事故和残疾人抚恤金，建立国家疗养机构等。人们的实际收入连续增长，特别是直到当时为止还相当微薄的只能用来维持社会稳定的养老金有了较大提高。苏联产业工人的养老金制度开始于1956年，从1964年起，政府决定也为集体农庄的农民支付养老金。这一决定具有深刻的转折意义。只要回顾一下该措施出台前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老者，他们在农村居民中的比例因为年轻人的出走而大幅度提高——苦不堪言的生活境况，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的社会政策在苏联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的评估。我们可以依据领取养老金者的数目来作出判断：1941年苏联只有400万人可以享受养老金；通过扩大符合条件者的范围，60年代领取养老金的人达到了2100万；在农村居民被纳入享受养老金范围之后，1964—1965年又增加了800万农村享受养老金者；通过规定退休时间，即妇女到55岁，男子到60岁，1969年仅农村享受养老金者的数目就上升到2240万；70年代末，每三个农村居民中就有一人为养老金享受者(40)。
在过去的苏联理论家看来，“社会政策”纯属荒谬之事，因为他们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要求为供应匮乏提供补偿的怨愤之声在居民中不断出现并日渐强烈。最后，1962年在瑙沃切尔凯斯克爆发的动乱表明，只有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并杀死一大批人，才能把那里的造反民众及其要求镇压下去(41)。因此，关心居民需求、提高社会福利、促进消费、改善医疗护理、兴建住房、扩大教育领域、补贴主要食品以及有宪法保障的完全就业，就成了投资巨大的社会政策，国家政权试图以此收买居民的忠诚。有人把居民和国家政权之间在政治－社会关系上的这种混合概括为苏联式的“福利－国家威权主义”(42)。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除个别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甘冒物质损失、被捕和强迫精神病治疗的风险，勇敢地讲出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小打小闹外，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在1964年以后不再出现了。然而，国家政权为这些政策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它可以承受的范围，终因经济效益下降而无法兑现。
合法性基础问题，是与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断言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对于苏联政权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一点儿也不夸张。但后来，有关合法性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列宁领导的1917年革命自然没有受到质疑，但非斯大林化使人们认识到，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不像一个胜利故事那样高歌猛进，况且这种认识完全符合居民的经历。在过去，战争胜利的功绩掩盖了斯大林时代存在的种种矛盾，那种违背事实把斯大林刻画为苏联的“Gr
faz”（德语缩写词，意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将军”，是纳粹对希特勒的吹捧语）的做法，使人们无法看到他的罪行。同时，爱国主义思潮又可以被引导到对国家政权有利的方面。代价高昂的胜利把国家政权与民众结合在一起，而获得胜利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与在民主德国的情况不同——正是苏联公民的亲身经历。不过，也不应把这个结论田园化，在因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而被兼并地区居住的民众，是不会因此对苏联政权产生好感的。就合法性基础的改变而言，具有独特意义的是：非斯大林化与经过艺术加工的胜利者神话携手并进。因此，参加过战争的老兵自1956年起才被批准公开地和有组织地活动(43)。然而，把战争中的胜利作为合法性基础，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失败和勃列日涅夫集团重新强调昔日的价值并且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时，又获得充分认可。直到60年代末，不计其数的颂扬伟大卫国战争中诸战役、牺牲者和胜利的纪念场所和纪念碑，才像出土的蘑菇一样大批涌现(44)。
与社会政策相关，还形成了一个新的物质与精神坐标系，依据这个坐标系，苏联公民应当怀着自豪的心情来看待国家政权的胜利，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意识形态一再被淡化，党越来越成为一个失去意识形态和社会锋芒的群众组织，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投机钻营的升迁跳板。国家政权不再以靓丽的身姿出现于国际舞台了，它只是在表面上自封为合法者，正如西方理论家早已习惯了的那样。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传统已经珠黄色衰，国家政权只能用一条腿站在反法西斯胜利的坚实基础上，另一条腿已站在了摇摆不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动员机制上了。
第三个领域，即苏联社会，是最难把握的研究对象。事实上，苏联社会在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一个根本性转变。直到6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基本完成，这时已有一半居民生活在城市，从工业劳动中获取收入，货币工资基本取代了实物补偿。1917年那种具有地区、性别和代际差异的文盲现象，这时已被社会教育所取代(45)。在某些社会学指标上，苏联社会已经接近现代西方社会甚至与之持平了，工业社会的概念也已适用于苏联。
表面上看，苏联社会与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现代化导致了大体相同的基本特征。但这种看法具有欺骗性。首先，苏联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混为一体，这恰恰构成苏联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不仅适用于苏联，而且——尽管已发生了变化——适用于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作为社会主义变种的南斯拉夫。在这种体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工作岗位、各类企业、行政机关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公共机构成为苏联社会的核心。“企业”（就一般形式而言）不仅保障劳动者的收入，而且构成社会联系体系，它们组织各种活动并使之成为可能：到自己喜欢的休养所度假，进修深造，社会升迁和与之相联的物质改善，职工子弟的学前护理，得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所等。社会关系经常局限于职工内部，因为企业职工大都居住在本单位的宿舍区。尤其独特的是，许多婚姻也发生在同一企业的成员之间，大部分文化活动包括政治教育，都在企业自己的俱乐部或“文化官”中进行。
企业及其经济状况就以这种方式介入苏联社会组织的中心，使苏联社会显然分散为许多经营型的劳动集体，它们只具有小范围的社会联系。大跨度的组织既没有社会凝聚力，也不能塑造社会。从规模上说，工会是最强大的组织，但它们同党、共青团或其他“自愿结合的”协会一样，都不能在这些小社会之间架设桥梁(46)。结果是，必须把完全公开的由国家政权控制的社会的有关设想驱逐到神话王国中去。自5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日益增长的私有化现象不可忽视。
撰写20世纪的比较社会史，必须注意社会主义东欧的这个特征。在此，不仅社会主义的比较社会史是有意义的和迫切需要的，而且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它们不允许被视为受到完全控制的，“从上面”加以构造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操纵、国家干预措施和调控程序，它们却始终保留着一种独有的生活——我们还需要从社会历史的宏观层面出发进行研究，舍此，人们只能得到一些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不真实描述。说句过头的话：我们迫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企业研究，以便了解那些对苏联社会至关重要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进入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心态的内部，进入决定着被研究者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复杂背景。相反，依靠“教育社会”和“工业社会”等概念，我们将无法前进，因为它们——在现代化理论的意义上——被假定具有和西方社会的一致性，而实际上这种一致性是不存在的。类似情况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从以上论述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史是碎片状的，并且接近于一种日常生活史，它只在局部环境中显示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网络化及其结构化倾向。这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用西方语言复述苏联政权局部的不可否认的成功故事。苏联极力宣传共产主义时代的伟大成就，使人们（包括部分西方学者）对此深信不疑，但是，这些成就不能正确解释社会主义的社会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所以我们只能以加引号的方式来称呼前面提到的苏联“社会”。
如果从前述视角来考察苏联社会，那么就可以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会如此令人吃惊地和平地垮台，而且这一事实被社会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所接受，其间，真正的冲突差不多完全是沿着民族分界线而爆发的，并且与维护帝国的现状有关。只有把改革时期的社会衰竭视为其前提条件，这一事实才好理解。此外，这也与前面所说的“企业关系”密切相关。简言之，当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劳动生产陷于困境，超企业组织的社会体系由于财政负担过重而瘫痪，生活水平下降，企业不再履行供应和社会网络功能时，对国家政权的效忠就合乎逻辑地消失了。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尽管国家政权后来对社会舆论采取了宽容态度（公开性），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到，政府是把公开性作为补偿提供给已虚脱了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目的在于借此制造效忠，因为它在物质方面已经没有东西可提供了。然而，对于多数居民来说，与社会衰落相联系的意见表达并不是什么值得珍爱的选择，无论贫穷的工业工人还是社会地位摇摇欲坠的知识分子，都看不到支持这个政权的理由了，它已经成为无关紧要的了，尽管它产生于光荣的革命传统。多数居民并不特别看重这个受人操纵的公开性，况且它刚刚出台就因切尔诺贝利事件丧失了自己的清白。许多党员干部是最早作出重新选择的人，青年团干部也是同样。即便苏联社会是一个教育和工业社会，这也不能说明它与体制崩溃相关的任何问题。但是（走样的）效忠、供应机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在小环境中的紧密结合，却同那些试图与莫斯科中央政府大人物作对的地方“英雄”（如叶利钦）的出现一样，可以使人加深对悄然崩溃这一事实的理解。在此，社会国家、效忠与合法性问题的相互交叉，可以被加以描述并转用到历史分析之中去。
与迄今的论述不同，我们不能仅靠当时杂志中所提出的建议来讨论帝国问题。不可忽视的是，部分研究致力于冷战和苏联向东欧扩张的问题，因为这些国际政治问题触及到历史科学的传统任务领域。H·施瓦茨近来在其概括介绍20世纪史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制定任务的著述中，就突出强调了这些主题(47)。不少现代史学者正在研究1945年后的国际关系问题和个别外交政策问题。如果档案得到开放，与之相近的主题成为研究任务的话，那么，传统的外交史著作——尽管常常听到有关主题、观念和方法更新的声明——一直在增多并不奇怪。毫无疑问，必须开发利用新文献，获取新知识，但是怎样结合苏联的情况从理论和方法上重新编撰国际体系的历史，迄今仍是一个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就是在俄国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迹象，因此这部分苏联史——可以看出不仅仅是苏联的历史——最需要加以更新。
一部苏联帝国史，它必须应对的任务存在于多个层面。首先涉及一个在此不必详加说明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苏联在其疆域内部表现出一种帝国构造。莫斯科中央政府对“帝国边缘地区”采取了一种帝国姿态，这是不容置疑的，帝国自沙皇时代以来的连续性也是不能忽视的。苏联政权，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粗暴版本，把帝国式的特殊的文明化使命带到了境内的殖民地，并且建立了一种从长远看纯属剥削的关系(48)。但这个问题后来只是由于下列情况才变得引人注目，即自1924年以来，这个通过宪法联合起来的共和国联盟在结构上毫无二致地扩展了帝国的“第二环”(49)。1945年以后的苏联，从内部看仍是“一国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却已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占据了辽阔的东欧“前滩”；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它根本没打算改变自己先前在“第一环”中的那种做法。从宏观角度看，共产主义东欧在结构上就像是苏维埃帝国内部关系的扩展，比如保加利亚，其角色和法律地位与乌兹别克斯坦并无根本区别，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文化领域都是如此。归根到底，葡萄酒、玫瑰香精或者棉花、西瓜是否被运往莫斯科并不重要，谁是党的领袖也无所谓，只要他不对莫斯科的霸权提出质疑就行，至于对那个地区和那些居民进行俄罗斯文化改造，就更是鸡毛蒜皮了。
然而，决定性的是苏联政权为维持帝国所付出的代价。现在可以总结帝国对东欧的功绩了，其中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东欧在经济上和财政上从这个帝国获得好处了吗？显而易见，苏联为此支付了大大超出自己经济生产能力、原材料储备和财政资助能力的大量资金，但“卫星国们”并没有从苏联的帮助中得到什么好处。其间，苏联工业化建设的成就和基础设施的效益难说合算，相反却引起了生态灾难，使一些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和社会倒退了十年，以至于它们只能把自己战前不久的工业水平送到巨大的工业博物馆里收藏起来。
不过，文化－文明史研究已经把这个多少带有传统性的帝国史主题抛到了一边。有人提出了若干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议，当然并非特别出于对苏联情况的考虑(50)。大体可概括如下：需要研究苏联扩张史，因为这个自发形成的帝国不仅造就了其外交与政治关系、中心与边缘的人员网络(51)，而且造就了新的精英并使米歇尔·吉莫费耶夫·卡拉斯尼克夫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俄罗斯人。此外，在东欧和第三世界还有一系列苏联现代化的复制品，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至今仍清晰可见。可以大胆提出以下命题：世界许多地区都感觉了以苏维埃形式扩张的欧洲文明的第二次浪潮。然而，有关其运行方式以及成就的知识仍十分欠缺，因为迄今人们只关注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情况。大部分已公布的研究成果均有不足，因为它们与今天对史料、方法和研究观念的要求不相符合，人们仍需在帝国史的框架内跟踪研究这些已深入到各国文化形成进程中的相互影响。
上述帝国史研究的思路，对于认识前苏联帝国的成员也有重要意义。就是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针对原先——尤其在东欧——主要以民族史为导向，具有强调苏联政治霸权、淡化或否认苏联所推行的文明化建设倾向的历史科学，应当提出一种不是从合法性论证需要推导出来的研究观念。只有当历史编纂学的这个重新定向“阶段”结束——其形成和构建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共产主义时代这是所谓的政治使命——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它被人们认为是死胡同的时候，苏联帝国的这一维度才能经由现代帝国史的视角闪亮登场。
理论问题
最后，关于上述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尖锐意见，以便使20世纪苏联史的轮廓更加清晰，分析更加缜密，与欧洲史的联系更加明确。可以用几个简单提问来表达研究的难点：暴力和恐怖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如何理解苏联社会？苏维埃条件下的国家是什么？没有人能够马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因为它们是与深深影响着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用以对苏联状况作出合适分析的现成理论是没有的，或者说，历史学家一向乐于使用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范畴，对于苏联史无能为力。例如，针对1917年以来的毁灭浪潮，如1921、1933、1946年因毁灭性饥荒——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的农业现代化政策引起的——而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因暴政而造成的可怕人口损失和生活无助，整个社会群体和部族的大批放逐，集中营制度和强迫劳动，暴力的无所不在，恐怖统治下的群众性大屠杀和向民众施加酷刑折磨等，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现代化理论(52) 就遭遇到灾难性失败。如果有谁在认真考察苏联历史之后还断言现代化在本质上是进步的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概念，肯定会被指责为幼稚肤浅。相反的论据尽管很多，但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试验却为这个“现代性悖论”(53) 提供了典型的例证，以致今天的史学家在考察其发展时面对那些“成就”往往不知所措。布尔什维主义试验的确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对此专家们毫无异议，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悖论会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理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对苏联国家的研究中。有没有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论，可以使人们从比较的角度以及在现有的实证性结论基础上，把苏维埃超国家理解为20世纪国家的某种表现形式呢(54)？以极权主义理论为依据所进行的研究已陈旧过时，它所包含的国家观也是如此。这个苏维埃国家本来是被判了死刑的，但它却在苏维埃政权初年建立起来并一直维持到改革时代，这表明它是一个稳固的东西，而且——与苏联的其他大部分组织机构不同——早在斯大林统治前就在制度上得到了不断巩固。这个国家把民主的基础组织（苏维埃）机构－功能的扩展，机构化的利益冲突，个人化的统治与服从团体结合在一起，用现行理论概念表述就是：把“现代的”现象与“前现代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作为一党专政的国家，它与20世纪的独裁政权具有如此相似的外表。但是，这个国家越是充满强权，就越容易瓦解，因为它的权力从未在全社会得以贯彻，甚至在恐怖统治最严厉的30年代也没有得以贯彻(55)。国家的主要变化只是在赫鲁晓夫机构改革之后才出现，当时国家统治机器已经得到巩固，越来越强大的机构化利益团体已经形成，政治决策、国家行动和机构化的系统功能表面上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这是个假象。与被美化的外部形式不同，这个国家的内部功能、干部和职能部门都是临时安排的，也是经常变动的。
现代化理论试图让我们相信，在所谓的进步过程中，国家、官僚体制和社会均是合理的有效率的，个人享有自由，得到解放，并且可以自主作出决定，制度也越来越富于选择性。关于苏联的个人自由在本文无须赘言。至于国家，在苏联形成的是一个专制、机构膨胀、中饱私囊、腐败堕落的官僚体制国家，甚至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个官僚体制中谋取私利(56)。反腐败斗争在苏联的最后年代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苏联的职员们每天都要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但在所有的职权部门都看不到效率。国民经济连同分支众多、混乱、过度臃肿并在争权夺利中愤懑不平的行政管理部门一起，使任何效率和合理化标准都成为嘲讽的对象。所有改革、搞活按照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并使之合理化的努力都失败了，或者说搁浅了。而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原先是被想象为一种现代的经济形式的，因为它试图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根除令人讨厌的市场的副作用。改革最终变成了对一如既往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加以修补的尝试。
在这个十分简要的关于国家和经济情况概述的背后，隐藏的是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关于苏联现代化彻底失败的问题。这一点可以根据工业化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俄国－苏联曾经发生过三次工业化浪潮。第一次始于19世纪下半叶，但其成就大部分在1914—1921年的战争中被毁掉了。斯大林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以极端残酷的方式强制推行第二次工业化，本可以把作为农业国的苏联改造成为强大的工业国，但这次工业化的大部分成果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了，尤其在那些成为德军占领的牺牲品的地区。虽然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几年后又达到或超过战前生产水平，但整个工业水平却受到破坏后果的严重影响，与战败国联邦德国和日本迅速繁荣的战后经济根本无法相比。因此人们必须牢记，如果以常用标志如国民生产总值，货币收入的分配与范围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在生产、资本转移、投资和就业人数方面的关系作为衡量标准的话，苏联直到60年代才结束其大约持续了一百年的工业化。同样，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也很重要，即城市居民在全体居民中的比例同样较晚才超过50％这个标志点。单单从这几个指标就可以发现苏联工业化的缺陷。然而根本问题在于，苏联并没有因此达到现代性，因为从这种现代化本身无法迸发出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只能呈现出相对而言变化较大的发展轨迹。在改革年代，现代化的失败最终被公开承认，通过与极具活力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比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摆脱这种糟糕的低水平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临时性的体制。这一事实表明，苏联的现代化是一种没有现代性、没有效果的现代化。在改革进程中，布尔什维主义现代化的示范领域——工业，比自集体化以来同样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农业，更迅速彻底地虚脱了。这意味着：苏联工业化付出了高昂代价，耗时半个世纪才达到的工业水准，只需五年就差不多完全崩溃了。苏联工业化变种的成就现在已丧失殆尽，这样的发展道路如何能被置于现代化理论之中呢？
类似结论也适用于苏联学术界。在这一领域，苏联现代性的两难困境表现得更清楚。对抗现代思想，抵制现代思想影响，是苏联学术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早在1900年前后，自然科学的发现和认识就使彻底的重新定向成为必要了，但整个来看这些知识只是在技术的意义上被接受，苏维埃国家只是把“资本主义”的科学成就工具化并只承认其使用价值，而从未将其融入苏联的知识领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使其处于一种亚文化状态。尽管苏联在制造原子弹、氢弹方面取得成功，也掌握了较高水平的火箭技术和飞机制造技术，但仍无法否定上述结论。在苏联，没有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没有超越列宁1908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没有实证社会学，只有晚至60年代才出现的蹩脚的心理学；没有现代的建立于孟德尔学说基础上的遗传学，相反，江湖骗子李森科却大行其道；爱因斯坦受到批判，心理分析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苏联对控制论和行为主义的接受则表明，“西方科学”是如何服从于行政管理和社会技术需要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做些什么呢？怎样把它们放到现代化的关系之中？并且，这样做会对现代化理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945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西欧和北美社会考察的基础上的，因此也算是一种自我描述，根本未考虑把苏联也包括进来并从理论上把握其现代性。不过，这一做法只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布尔什维主义试验不在现代关系之列，才是可接受的。然而，无论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不费力去论证这一点（实际上这也是无法证明的），因此必须很遗憾地指出：恰恰是新近出版的有关现代性理论的社会学著作，粗心大意地淡化了东欧的情况。就苏联研究而言，在理论的发展上现在有一点可以断定，即概念的失效，理论前提就像是脱离了大陆的孤岛。一些概念只在某种抽象的意义上适用于苏联，可是人们为什么还要用这些西方概念来指导有关研究呢？这种情况值得理论界深思。
注释：
① H.洛特费尔斯：《作为任务的现代史》，载《现代史季刊》1953年第1期。
② K.布拉赫：《危机中的欧洲：1917年以来的秘史与世界政策》，法兰克福，1979年版。
③ E.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20世纪世界史》，慕尼黑，1995年版。
④ E.耶克尔：《德意志世纪：历史回顾》，法兰克福，1999年版。
⑤ A.格里森：《极权主义：冷战秘史》，纽约，1995年版。
⑥ D.盖耶：《20世纪的俄国：现代史问题概述》，载《历史与社会》1997年第23期。
⑦ D.盖耶：《20世纪的俄国：现代史问题概述》，载《历史与社会》1997年第23期。
⑧ 唯一的苏联现代史专门研究机构是不来梅大学的东欧研究所，其工作重点是汇编共产主义时代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献并对其进行研究。
⑨ 例如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和卡塞尔。
⑩ 也有例外，如R.皮乔亚《苏联：1945—1991的暴政史》，莫斯科，1998年版；载于Ju.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20世纪的俄罗斯》6卷本中的几篇文章，莫斯科1996年版；E.祖伯考娃：《左翼苏维埃运动政治年鉴：1943—1953》，莫斯科，2000年版；E.祖伯考娃：《战后俄罗斯：希望、幻想与失望（1945—1957）》，阿尔蒙克/纽约，1998年版；E.祖伯考娃：《1945—1964的运动与改革》，莫斯科，1993年版。
(11) F.洛里默：《苏联的人口：历史与展望》，未注明出版地，1946年版；R.迈尔维勒、T.施泰芬斯：《人口》，载G.施拉姆主编《俄国史手册第3卷第2分册（1856—1945）：从专制主义改革到苏维埃国家》，斯图加特，1992年版；M.维纳：《1921—1922年发生在萨马拉地区的大饥荒和苏维埃政权的应对》，载《现代俄国》1997年第38期。
(12) 伊·纳尔斯基：《灾难中的生活：1917—1922年乌拉尔居民的日常生活》，莫斯科，2001年版。
(13) 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这一问题的尝试，参阅D.达尔曼、G.希尔施费尔德主编《集中营、强制劳动、驱逐和流放：1933—1945年苏联和德国大规模犯罪的维度》，埃森，1999年版。
(14) S.普拉根博格：《苏联早期的民间宗教狂热和反宗教宣传》，载《社会史档案》1992年第32期。
(15) C.考洛雷夫、普拉根博格、维尔曼：《苏联青年》；C.考洛雷夫：《驯服的英雄：1917—1932年苏联青年的塑造》，哲学博士论文，马堡，2002年版。
(16) B.恩科尔：《苏联列宁崇拜的开始》，科隆、魏玛、维也纳，1997年版。
(17) D.威斯主编：《宣传中的死亡：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波恩，2000年版；S.普拉根博格：《世界大战、国内战争、阶级斗争：苏俄暴力的心态史研究》，载《历史人类学》1995年第3期；D.威斯：《1917—1930年苏俄的暴力和军队》，载《东欧史年鉴》1996年第44期。
(18) N.阿德勒：《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苏维埃制度的另一面》，新不伦瑞克、新泽西、伦敦，2002年版。
(19) S.孔策：《40年代的苏联女工：二战对1941—1950年苏联妇女职业的影响》，斯图加特，2001年版。
(20) N.施泰格曼：《西方思想模式影响下的东欧妇女：关于东欧史与性别史的关系》，载《东欧》2002年第52期。
(21) S.沙腾贝尔格：《斯大林的工程师：30年代技术与恐怖之间的生活世界》，慕尼黑，2002年版；D.诺伊塔茨：《莫斯科地铁：从最初计划到斯大林主义的大工地（1897—1935年）》，科隆、魏玛、维也纳，2001年版；R.迈耶：《1935—1938年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苏联社会斯大林化承担者和促进因素的斯达汉诺夫主义》，斯图加特，1990年版；L.西格尔鲍姆主编：《苏联的制造业工人：权力、阶级和身份认同》，伊萨卡，1994年版。
(22) Ch.米克：《斯大林主义下的科学和科学家》，载S.普拉根博格主编《斯大林主义：新的研究和观点》，柏林1998年版；D.贝劳：《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1917—1985年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教育史》，哥廷根，1993年版，第75—155页。
(23) G.希里西：《苍白的面孔，被遗忘的人——A·玛卡伦科的28幅“朋友”和“敌人”肖像》，不来梅，1999年版；G.希里西：《“白色恐怖”年代的玛卡伦科》，马堡，1998年版。
(24) V.戈罗斯、N.考莱诺夫斯卡亚、Th.拉胡森主编《隐私与恐怖：30年代苏联大清洗》，纽约，1995年版；J.海尔贝克主编：《1931—1939年莫斯科日记》，慕尼黑，1996年版。
(25) J.巴波罗夫斯基：《作为帝国现象的斯大林主义：苏联的伊斯兰地区》，载普拉根博格主编《斯大林主义》第113—150页；R.萨尼、泰里·马丁：《多民族国家：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帝国与民族划分》，牛津、纽约，2001年版；Ch.戈森施密特：《革命和政党的欺骗：1924—1941年的伏尔加德意志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波恩，1999年版。
(26) 参阅J.巴波罗夫斯基《变迁与恐怖：1928—1941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文献报告）》，载《东欧史年鉴》1995年第43期；M.希尔德迈耶：《斯大林主义解说》，载《历史杂志》1997年第264期；Sh.费茨帕特里克：《构造斯大林主义：改变西方的和苏联的视角》，载A.诺夫主编《斯大林现象》，伦敦，1993年版；J.许斯勒：《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俄罗斯解说》，载S.普拉根博格主编《斯大林主义：新的研究和观点》，第35—70页；S.普拉根博格：《西方研究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最重要处理方式》，载《斯大林主义》第13—34页；普拉根博格：《德国的斯大林主义研究》，载《社会运动》2001年第196期。
(27) H.莫姆森、M.格瑞格：《第三帝国大众汽车厂及其工人》，杜塞尔多夫，1996年版。
(28) S.祖拉夫列夫：《“年轻人”和“历史”：1920—1930年莫斯科电气厂的外国人》，莫斯科，2000年版；S.考特金：《有磁性的山：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贝克雷，1997年版。
(29) 关于20—30年代的农业可参见S.迈尔《苏联集体化的开始：向国家调节农村产品－市场关系的过渡》，威斯巴登，1985年版；迈尔主编：《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关于“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政策与农业发展的文献》，柏林，1993年版；迈尔：《农业市场与新经济政策：1925—1928年苏联政府控制农业的开始》，慕尼黑，1981年版；迈尔：《斯大林统治下的农民：1930—1941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定型》，柏林，1990年版。
(30) E.奈曼：《公众中的性话题：苏联早期意识形态的物化》，普林西顿、新泽西，1999年版；E·奈曼：《库巴洛夫·阿雷案：集体意识、乌托邦期望和新经济政策的心态》，载《俄国史》。1990年第17期；考特金：《有磁性的山》。
(31) O.契列夫纽克：《政治局：30年代政权的专制主义》，莫斯科，1996年版。
(32) 斯普拉沃契尼克：《1923—1960年苏联劳动集中营研究》，莫斯科，1998年版；A.克古林、N.比特洛夫主编：《1917—1960年的集中营：资料》，莫斯科，2000年版；G.伊万诺娃：《野蛮国家制度中的集中营》，莫斯科，1997年版。
(33) K.巴德：《运动中的欧洲：18世纪晚期至当代的迁徙》，慕尼黑，2000年版。
(34) Th.鲍恩汇集整理：《人口与社会结构》，载S.普拉根博格主编《俄国史手册第5卷（1945—1991）：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斯图加特，2002年版。
(35) 比如，这一点也适用于迄今与众不同的历史学家如塞拉·费次帕特里克的著作，其作品进行了大量个案研究，却没有对1917—1941这24年给予系统论述。与此相反，希尔德迈耶的《历史》中包含有评论性的综述。
(36) V.纳乌莫夫、Ju.西加谢夫主编：《1953年的贝利亚：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会议记录和珍贵资料》，莫斯科，1999年版；S.迈尔：《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化还是维持现体制？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治的主要困境》，载《科学与教学史》2001年第52期；A.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第一副手》，普雷斯顿、新泽西，1993年版。
(37) 参阅S.普拉根博格主编的《俄国史手册第5卷》中的专题论述和文献索引。
(38) W.艾格林：《1953—1970年间的苏联文学政策：非教条化和连续之间（分析与文献汇编）》，波鸿，1994年版。
(39) 关于经济，参阅S.普拉根博格主编《俄国史手册第5卷》相关章节；关于民族问题，参阅U.哈尔巴赫《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载S.普拉根博格主编：《俄国史手册第5卷》，第659—786页；S.普拉根博格：《苏联的多民族帝国：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曼海姆，1992年版。
(40) 参见S.普拉根博格《生活境况和日常生活问题》，载S.普拉根博格主编《俄国史手册第5卷》，第787—848页。
(41) S.白隆：《苏联流血的星期六》，瑙沃彻尔凯斯克，1962年版；斯坦福，2001年版。
(42) G.布雷斯劳尔：《关于苏联福利－国家威权主义的适应性》，载E.霍夫曼、R.莱尔德主编《当代苏联政治形态》，纽约，1984年版，第219—245页。
(43) B.费塞勒：《来自社会边缘的声音：50年代“解冻”中的苏俄战争致残者》，载《东欧》2002年第52期。
(44) H.阿尔特里希特：《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成为世界大国：俄罗斯－苏联人眼中的1945年》，载《1945—1995年：二战后50年的开始和经历》，埃尔朗根，1998年版，第75—98页；S.阿诺德：《苏联人记忆中的斯大林格勒：极权制度下的战争回忆和历史观》，波鸿，1998年版。
(45) A.雅克尔：《教育体制》，载S.普拉根博格主编《俄国史手册》第5卷。
(46) W.泰肯伯格：《苏联当代社会》，未注明出版地点，1983年版。
(47) H.施瓦茨：《关于20世纪的问题》，载《现代史季刊》2000年第48期。
(48) G.西蒙：《苏联民族主义和民族政策：从极权独裁到后斯大林社会》，巴登－巴登，1986年版；哈尔巴赫：《多民族帝国》；G.西蒙：《民族问题》；关于高加索地区参见E.奥赫主编《生活和冲突——高加索民众历史与当前生活中的世界和政治观念》，大巴库，1996年版。
(49) H.阿德梅特：《帝国的过度伸展：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策中的德国——基于文献档案、回忆录和采访的分析》，巴登－巴登，1998年版。
(50) J.奥斯特哈迈尔、W.劳特：《民族间的历史》，慕尼黑，2000年版。
(51) D.凯姆珀特恩、T.克拉克：《联合还是分离：前苏联的中心－边缘－联系》，韦斯特波尔、伦敦，2002年版。该书论述了苏联内部的关系，但据我观察，对东欧的研究尚缺乏。
(52) N.埃里亚斯：《关于文明的进程：社会遗传和心理遗传考察》2卷本，法兰克福，1978年版。
(53) Z.鲍曼：《现代性与矛盾心理：明确性的消失》，汉堡，1992年版；M.米勒、汉斯－格奥尔格·隋弗勒主编：《现代性与野蛮性：20世纪末社会学的时代诊断》，法兰克福，1996年版。
(54) 参阅W.莱因哈德《国家暴力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欧洲宪法史比较研究》，慕尼黑，2000年版，第458—479页。
(55) G.里特斯鲍恩：《斯大林主义者的简单化和苏联的复杂性：1933—1953年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冲突》，丘尔，1991年版；Sh.费茨帕特里克：《斯大林的农民：集体化后俄罗斯农村中的抵抗和生存》，牛津，1994年版；Sh.费茨帕特里克：《斯大林主义的每一天：非常时期的正常生活——30年代的苏俄》，纽约、牛津，1999年版。
(56) K.斯密司：《苏联：腐败的社会》，纽约，1982年版；W.克拉克：《苏联官方的犯罪和惩罚：1965—1990年政治精英中的反腐败斗争》，阿蒙克，1993年版；J.米拉：《小买卖：勃列日涅夫对社会主义的贡献》，载《斯拉夫时事评论》1985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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