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知识分子的“乌托邦”追求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8659（2000）02—0083—04
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代表社会良知， 要“为”公众而“代表”？ 在80年代中期，可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会这样回答：“为了推进人类历史进步，为了理性和良知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高调。到了世纪末，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一种坦然的低调：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被社会呈现的群众政治的代表簇拥同行，并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说真话，竭尽一己之力据守在不同的地位上，去遏制平庸和刻板。在各种论调之间，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就应“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即应做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时时维持着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和警觉状态。这种追求和警悟历经四阶段，体现了有志知识分子追求社会理想的良好心愿和责任意识。
第一阶段——对“乌托邦”理论产生的历史回顾
当人们面对《预言书·诸世纪》所预言的，在1999年8月18 日九大行星与太阳构成“恐怖十字架”，人类将面临“末日审判”时，有人产生了“世纪末恐惧”，从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到我驻南使馆被数枚导弹击中，造成惨重人员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从全球化的浪潮漫进世界的各个角落，跨国资本和各种世俗权力沆瀣一气，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它们，到我国一些知识分子精神上严重失据：传统的信念已经破灭，新的认同却未形成，无论自己选定在何处立足，总会有所怀疑，有所保留。这些“世纪末情绪”给人们一个信号：如何在“历史潮流”划定的视野之外重新想像人类的生活前景，已经成为留给下一个世纪的最重大问题。这信号也预示着，这将是一个特别需要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批判性的思考和富于个性趣味的知识分子的时代。
其实，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克服“世纪末情绪”，改变社会变动的急遽深化给社会前景带来的茫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现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理性审视和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在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40年代前后是乌托邦的世纪。两百年前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大法官在一本名为《乌托邦》的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动人景象，从此，一直潜伏在人类思维结构中的对未来的意识就有了一个专有的名称——乌托邦。在工业社会这个青春勃发的阶段，理性已经确立并走向成熟，工业技术的顺利发展使人们增强了通过理性改变社会、控制未来的自信。人作为历史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个阶段形成了。在理性的审视下，未来不再是虚幻的，而是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由历史主体来规划的，于是乌托邦就由建构之物被纳入理性发展的轨道之中。从此以后，人类的乌托邦的激情空前高涨，乌托邦的学说相继推出，诸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里斯的“乌有乡”，以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和他们的批判继承者，都是这一思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他们勾画的理想国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批判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认为那个社会是腐败罪恶的，同时宣扬一种理想国，宣称那里没有冲突纷争、内耗外斗，没有压迫苦难、疏离异化，那里的一切和谐圆满、尽善尽美。其要旨是：清算宗教的虚妄，结束中世纪神权统治，把人的本质从彼岸的僧侣性转向此岸的世俗性。这一理想以其所具有的道德魅力使人们欢欣鼓舞。
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思想家把从培根开始初见端倪的科学与进步的乌托邦作了进一步发展，从康德到黑格尔等等思想家大多相信人类社会将日益进步，科学的进步有可能把乌托邦由理想变成现实。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言之最切，他说：“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而在我们眼前；它就在社会秩序的完善之中。我们的祖先从未得见，我们的子孙有一天会抵达那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清除道路。
第二阶段——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乌托邦”的追求与反思
在19世纪上半叶，乌托邦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手中，由文学的虚构和纯哲学的思维变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此时，“社会主义是19世纪的乌托邦，是真正现代的乌托邦”。所谓现代的乌托邦，其要点在于社会发展本身持科学主义的看法，认为理想社会不再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是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必然演变而来的结果。
理想社会的实现若仅仅依赖于哲学的思考，这还只是停留于空想阶段，关键在于行动和实践，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对乌托邦思想作了严厉的批判，并把科学社会主义严格区别于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就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则将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在那里，自由意味着摆脱为生存所必需的劳动，超脱了异化的人将“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人们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高级阶段，人们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时的人完全可以发挥他们的个性、才华、创造性，而且人与自然将达到完全的和谐。换句说法，一味追求财富而因此异化的历史的人，将被未来历史时代审美的人所取代，而所谓“富裕”，也将另有崭新的意义。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仍具有远大理想，即有待实现的乌托邦。
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抽象的哲学构想到理想的具体制度实现，其间真可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列宁第一个将社会主义化作具体的制度实践，但那仅仅是个开端。现实中的一部分人是罪恶而堕落的，他们奉行尔虞我诈、自相残杀，把自由蜕变为放纵，使权威变成暴政，个人失去权利、尊严和价值，理想社会的观念实际上已变质。特别是20世纪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两件大事，一是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受挫。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早被判处死刑的资本主义该死不死，正值青春年华的社会主义却举步维艰，资本主义社会腐而不朽，社会主义体制却渐显僵化，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发展，成了大家拭目以待的焦点。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逆转似乎更能引发知识分子的深思和反省，而勇于作出反思、反省，更显出知识分子的深刻的眼光及抗争的勇气。
第三阶段——东西方知识分子认同于社会主义平等和效率两大价值
从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到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到东西方各国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大讨论。东西方的学者们以此为契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特点和知识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认真反思和重新认识。比如日本有个经济学家名伊藤诚，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研究，他认为当今世界人们在信念危机上是“双重幻灭”，一方面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使人们通过现实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希望破灭了；另一方面，与苏东剧变接踵而至的，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起点，进而波及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泡沫经济的崩溃，同样打碎了人们对所谓“自由世界”的盲目乐观性与向往。其实，这“双重幻灭”都是历史感的缺乏所致，都未能真正理解苏东剧变的真正原因。
仅以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举世公认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死亡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日益僵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存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就不会消失，只要人类渴望平等，社会主义就不会灭亡。9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大讨论，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检讨，对新的时代特征和科技发展的分析，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也说明尽管东西方知识分子间还存在着重大分歧，但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主要目标上正日益取得更大的共识，追求平等和效率是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两大基本价值。
在强调平等是首要和核心的价值，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中西方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的同时，诸如效率、自由、民主、人权、公平、 正义、 博爱、 福利等都是社会主义所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 1991年发表《乌托邦主义》新作的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思想教授库玛指出：“乌托邦不是以对改变可能性的慎重估计去面对现实，而是以改变的要求去与之相对。”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瞥的。”这就是说，乌托邦的观念经过自莫尔以来近三百年间的变迁发展，最终退缩到最为基本的一点，即人们希望在超出现状之上，有更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或美好社会的理想当然会永远存在。但理想与现实，作为观念的乌托邦与社会和政治的实践即社会主义的实现，其间有相当的距离。如何切实克服这一距离，达到二者之间合理的平衡，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家的问题，它值得所有有理智的人去深思。
第四阶段——我国跨世纪知识分子的现实压力与理想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明确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导，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历过类似于西方的“乌托邦”时代。如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追求过又大又公、纯而又纯的经济体制；出现过“二十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冲动。加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因或多或少都处于内外两面的重压之下，旧的压制依然存在，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公众的冷淡，小康生活的诱惑，以及知识分子自觉精神孱弱，难以抑制的无力感……这一切很容易使人精神沮丧，于是有些知识分子陷入了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徒劳和空虚的痛苦之中。但，换个思维方式想想，这些压力是否也同时提供了创造新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可能性？倘若能够正面承担这些压力，我们是否也能在与压制、冷淡的较量中，激发起新的想象力，创造出更独立、更具历史眼光，因而也更富于批判性的精神状态呢？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大地成功实践，作出了正面的回答，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已经真正步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
我国的知识分子更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警悟到人类思想史上任何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对现实社会挑战的一种反应。资本主义已经从早期的自由竞争、中期的垄断经营发展到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其基本特征是生产的无中心和跨国化，资本的流动性和国际性。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对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严峻的挑战，迫使我们去修正和发展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少命题。我们强调全球化的眼光，正是力戒以往超前的、空洞的说教，正是直面现实，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才能抗衡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追求平等和效率，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道。并且，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更优秀的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
从民族的层面讲，跨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就是体现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全民族共同理想。此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是科学发达，带动生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称之为世俗现代化，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千家万户奔小康。但人类不太可能在这条道上无限发展。现在大家都羡慕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汽车、别墅、高收入，但也许人们并不知道美国5 %的人所消耗的能源占世界总消耗量的30%！如果“解放”全人类，让全球60亿人都过上这种标准的生活，我们所消耗的能源将至少需要20个地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天文学家恐怕是没有一点办法找到哪怕是五分之一的“20个地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不可能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世俗现代化的进程值得全人类去反省。“现代化”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人的自由程度。从启蒙主义起，个性的解放就是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解放和对于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此可谓精神的现代化，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主义实现应特别重视的。
作为跨世纪的知识分子，既可以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也可以致力于更切实而具体的工作，这并没有矛盾。但处理高远与时效的时候，往往有境界高低、人格尊卑之分。有了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们是社会思考的神经，是一群在精神文化领域中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寻找可能性的人。人类社会所以会产生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阶层，根本上是因为人类对自己和自己的将来抱有信心。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作用也正在于体现社会自我更新的无穷潜力。我们坚决地尝试知识分子实现人类普遍价值的政治责任，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放弃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进步所承担的那些更积极的使命。知识分子若要成为社会栋梁，就不能向狭隘的政治利益妥协，而要做勇敢的人，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应借着先贤先烈的榜样增强社会使命感，善于独立思考，而对挑战永不退缩，鼓舞自己做一个头脑开明、诚意求知、“警拼生命拯邦国，莫逐流波堕俗尘”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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