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动因和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达尔论文,限度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生态和知识结构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体系本身就是众多国际关系行为体基于自身参与基础而进行跨国界互动的结果。因为整体发展滞后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应对僵硬而单调，在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乃至碰撞中一直处于下风。相反，以人道主义为旗帜高调介入苏丹内部事务的西方国家，则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交替以军事干预、经济制裁和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等多重手段持续地促使达尔富尔危机升级。从实际效果看，西方国家对达尔富尔危机的一系列解读和应对，不仅把苏丹政府越来越推向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对立面，更使当地尚未纳入和平进程的反政府武装越来越采取强硬和不妥协的立场，最终给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因素和更为严峻的考验。只有深刻了解西方国家的危机应对，才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回应西方国家的责难与所施加的压力，也才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达尔富尔危机，并找到解决办法。
西方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误读
达尔富尔地区（下称“达区”）的武装冲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20多年，但无论是发生在冷战时期的80年代，还是后冷战时期的90年代，这些冲突都不曾引起西方国家的太多关注。然而自2003年以来，西方一边倒的舆论报道和苏丹政府的僵硬单调应对，使发生在达区的部族间冲突迅速上升为国际热点和世界性的政治外交战争。
在达尔富尔危机的升级过程中，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2004年恰逢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达尔富尔冲突的部族、种族和宗教背景，容易使人产生又一场“种族屠杀”的联想。尽管苏丹政府一再声称很难用肤色和外貌区分达尔富尔民众的部族归属，不存在纯粹的阿拉伯部落或者未曾与其他部落通婚的非洲部落，达尔富尔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因卢旺达事件而感到良心不安的替罪羊”①。但和多数时候一样，苏丹政府的批评没有对一贯自恃“道德优越”的西方舆论产生作用。
在苏丹这样传统氛围浓厚的地区，沙漠生活的经济社会状况把劫掠这种盗贼行径提升到了民族风俗的地位，好战成为游牧民族的一种心态，劫掠是少数几种表现男子汉气概的职业之一。伍麦叶王朝早期的诗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②尽管如此，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达尔富尔危机时却无视这种传统和现实，他们无视达尔富尔危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史实，片面地把2003年北达尔富尔州首府被反政府武装攻陷看做达尔富尔危机爆发的标志，刻意回避1983～2005年的第二次苏丹南北内战，避免让那场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削减了人们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关注。③西方媒体同时还无视达尔富尔90%以上居民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且不存在宗教不睦的现状，刻意强调北方阿拉伯游牧部落的伊斯兰宗教背景，强调传统上由苏丹北方人主导的喀土穆政权的伊斯兰性质。通过对冲突双方宗教文化背景的刻意强调，西方传媒把达尔富尔冲突爆发的原因，笼统地归结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信仰原始宗教或基督教的非洲黑人之间的长期不睦。
上述情形实际上是一些西方传媒戴着有色眼镜分析苏丹危机，表现之一就是曲解和利用在达尔富尔与科尔多凡等地的部族间冲突。虽然柏迦拉人在荒年有劫掠定居黑人的传统，但西方媒体却无视二者多数时间的和睦相处，习惯性地把柏迦拉人描述成天生的强盗和苏丹内部不睦的根源，以此煽动苏丹南方对北方的仇恨。与此同时，怀有“原罪”心结的西方舆论对非洲黑人的描述往往尽善尽美。在欧美那些带有政治倾向的网站上，丁卡人拿枪反对政府的举动也似乎是天经地义。当然，苏丹的各派势力也经常曲解和利用部族间冲突。自马赫迪起义以来，北方穆斯林政治势力经常招募柏迦拉人参加“圣战”，客观上纵容了后者落后时代的文化。
对立双方长期的一边倒舆论，对各自受众产生了深远影响。苏丹民众普遍认为，美国最心怀叵测，它在1998年用4枚导弹摧毁的希法制药厂被完整保留成纪念馆供人参观。西方民众也大多把喀土穆的阿拉伯高级官员当成坏人(Bad Guy)。美国的那些右翼基督教组织和反阿拉伯势力利益集团，竭力将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为“种族屠杀”，以便为设想中的大规模军事干预铺路。事实上，正是美、法、英、德等国，以及联合国、欧盟、非盟、阿盟等机构高官对苏丹的走马灯式访问，使达尔富尔危机迅速成为国际热点。
从意识形态视角看，由于很多人顽固地把苏丹内战和达尔富尔危机视为“文明冲突”，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因而把苏丹视为向更远方延伸的通道与发展前哨，都自我感觉有义务在苏丹传播“真理”，亘古已存的尼罗河被当成了真主和上帝拔河的绳子。受此影响，不要说苏丹人的国家意识普遍淡漠，即便是有国家意识的部分苏丹人，他们心中的祖国其实也很有局限：完整的苏丹要么是纯洁的穆斯林国家，要么是完整的非洲国度。
美国应对苏丹危机的内在动因
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侵略和奴隶贸易，让今天的西方人士在谈论非洲事务时怀有深深的“原罪”心结。在很多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左派看来，苏丹南北内战实际上是一场宗教战争，而其肇因就是欧洲殖民者在苏丹南方传播基督教。“原罪”心结让欧洲人觉得他们并不具备谴责苏丹政府的道德立场。④正因为如此，尽管也造成了200万人死亡和400万人流离失所的惨重后果，欧洲人对始自1983年的苏丹南北内战却没有特别关心。苏丹在1996年遭到联合国制裁的原因也不是什么人道灾难，而是因为苏丹卷入了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恐怖活动。事实上，积极要求本国政府向苏丹施压或给南方黑人武装组织提供援助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基督教组织，其中美国人更活跃一些。
美国人在苏丹问题上活跃的原因如下：
（一）美国没有在苏丹殖民的“原罪”，美国人常常以自由民主监护人的心态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的直接介入已使苏丹南北内战渐趋平息。2005年1月，苏丹政府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22年的内战。南北双方虽对阿比伊耶地区归属、南北划界及石油收入分配等问题上仍有分歧，但不仅协议中约90%的内容得到了落实，双方在民族团结政府内的合作基本正常，均表示将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分歧，决不重返战争。
（二）苏丹黑人的待遇是美国黑人团体和政治家颇为关心的外交动向
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解放黑人一直是美国最大的“政治高压线”，威力所及甚至连一贯作风强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对奥巴马仅因肤色就在黑人选票中拥有的优势敢怒而不敢言。由于黑人是民主党的票仓；虔诚的基督徒是共和党的票仓，美国的所有主要政治人物，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以基督徒为主的苏丹南部黑人身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积极回应宗教领袖们要求改善苏丹黑人处境的呼吁，希望苏丹内战能在伸张黑人基督徒民权的基础上获得和平解决。布什政府在2004年促使达尔富尔危机升级的主要考虑包括占据道义制高点，并与克林顿政府应对卢旺达人道危机时的无所作为形成对比，为谋求总统连任争取更多的黑人和基督徒选票等。⑤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07年5月。为了回应宗教团体、非洲裔人权组织等院外活动集团的施压，也出于给共和党在大选年赢取政治分数的考虑，兼具宗教、种族冲突背景的达尔富尔危机再次成了竞选砝码，时任总统布什借助对苏丹实施新制裁，展示他在维护人权、弘扬西方价值观，以及充当“卫道领袖”等议题上的表现。
（三）时任布什政府对苏丹的态度深受美国人权组织的影响
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而成的“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其目的就是要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尔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尔富尔发出100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联盟成员给布什总统发送100万张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该组织此次行动的第100万个签名者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名叫“屠杀于预网络”的人权组织，则一直致力于动员民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给他们的“达尔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评分系统，要“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甚至借助“询问候选人”活动，逼迫2008年总统候选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表态。其他像“学生立即行动”、“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等组织，也都纷纷采取了类似行动。在此舆论背景下，2007年12月，大约62%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把阻止达尔富尔屠杀当做优先政策，其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来自民间的压力强化了美国政府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干预态度。从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到通过《达尔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从公开谴责到对苏丹实行经济制裁，布什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民间人权组织压力的呼应。⑥
此外，崇尚民主选举的西方媒体，普遍质疑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巴希尔总统的合法性，巴希尔总统的主权论被视为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设国界，甚至他本人还被一些人权组织认定是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幕后黑手。一些西方媒体很多时候将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受挫简单归罪于苏丹政府，对国际社会与苏丹政府积极合作所取得的进展置若罔闻。
在多重内部因素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顺理成章地严防达尔富尔危机扰乱苏丹南北和解进程，带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苏丹政府施压。而在同一宗教信仰的不同种族之间发生的战争，也使达尔富尔冲突不再是一场宗教战争，这让欧洲社会同情弱势种族的良心终于有了表现之机。安理会涉及苏丹达尔富尔的一系列决议因之得以通过。自2004年6月到2008年7月，安理会关于苏丹问题的决议总共有26份（仅2005年3月就通过了5份决议），其中主要涉及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总共有8份。⑦
西方国家干预苏丹事务的利益因素
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十年前不愿发兵制止卢旺达种族屠杀惨剧的西方国家，现今却对军事干预达尔富尔危机态度积极，其中固然有经历卢旺达大屠杀后的“良心发现”因素，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卢旺达对西方来说不具备战略意义，而苏丹却因为开发石油而一举摆脱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濒临崩溃状态，由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变成了石油引擎强劲驱动的经济列车，是非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为体。从1999年出口第一桶原油算起，苏丹仅用十年就从一个几乎无任何现代工业的贫穷国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新兴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尽管油气总储量尚未确定，但仅目前占苏丹国土面积10%的21个油田就已探明150亿桶石油和8.5亿立方米天然气。有人甚至推断苏丹将与乍得、尼日利亚等国连成一条重要的“能源带”。进入21世纪以来，苏丹国内生产总值在7年内增加了2倍，年增长率在8%以上，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 100美元。⑧虽然苏丹的资源优势在于石油，发展出路也在于石油，但攫取石油利益的冲动让西方国家再次对苏丹抡起制裁大棒。
中东是当今世界的油库，是世界上矛盾最错综复杂、秩序最不稳定的地区，同时也是美国在世界上结怨最深的地区。致力于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的美国政府，虽然已经为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仍有舆论指责美国对中东石油的过分依赖是“慢性自杀”。因此，尽管非洲一度曾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备受冷落的角色，布什总统在2000年曾轻描淡写地宣称非洲“不属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范围”，但随着新世纪以来油价的持续高企，美国已经把石油来源多元化的战略实施重点主要放在了非洲，把增加非洲石油输入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来对待，决心在非洲扮演更重要的战略角色。达尔富尔危机给美国进入苏丹这个新兴的石油出口国洞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4年6月对苏丹进行访问之前，西方大国并未给予达尔富尔危机以足够的关注。
除实在的经济利益因素外，打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考量是西方国家积极推动制裁苏丹的另一考虑因素。因为进入世界石油市场晚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世界前20家大石油公司又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1%。中国要想在西方跨国石油巨头苦心经营了上百年的全球石油格局中分享现有的油气资源，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和制约，只能到新兴的产油国和地区去寻找油源。借用刘贵今特使对西方记者所言：“中国何尝不想在人权制度好、安全的、资源更丰富的国家搞石油，但是好的地方都被你们占了。”⑨尽管困难重重，中国能源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依然成果丰硕。苏丹石油项目是中石油在海外最大、最成功的合作项目，是中国最大的一块海外利益区。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寻求制裁苏丹的醉翁之意，也许就包括对中国在苏丹已经颇具规模的巨大战略利益表示眼红，试图通过争夺非洲事务发言权打压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在同苏丹的经济合作中，注重根据苏丹的资源优势确立援助合作重点，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经济全面快速发展，中国行为体自身也在参与苏丹经济事务的过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已有5个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协助建设和苏丹一样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⑩中国行为体的实在收益令曾在苏丹空手而归的西方国家眼红不已，对苏丹周边国家产生的辐射效应更使在该地区积怨颇多的西方国家感到紧张。由于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以和平方式稳定而持久地推动了苏丹南北的和解，意图打压中国的西方政客只能凭借人道主义危机等因素来搅局。
西方国家应对苏丹危机的限度
在没有周边国家和内部势力配合的情况下，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敢冒“二度殖民侵略”指责的风险军事干预苏丹内部事务，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也会因难以落实而成为空头缉捕令。因此，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就成为西方国家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最主要措施，一些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甚至把不赞成制裁苏丹的国家视为达尔富尔危机制造者的帮凶。但经济制裁本质上却是对正确问题的错误答案。
其实，因某些事件而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全体民众实施集体惩罚的制裁举措，是西方式以压促变的逻辑思维的结果。在整体生存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实施制裁，表面上是在惩罚直接造成危机和冲突的对立武装集团，实际的后果承担者却是已在冲突中处于劣势且备受折磨的难民。制裁降低了冲突相关地区的整体水平，但没有改变地区内部原本的等级体系。深受制裁之苦的是一般民众，体系内原本处于强势的人依然可以轻易获取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而原本就处于劣势的人却不得不面临更严酷的现实。
从本质上看，达尔富尔冲突并非是“宗教矛盾”或“分裂活动”，而是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旨在抢夺生存资源的武力洗劫。达尔富尔多年战乱，200多万人的家园被毁坏，牲畜被杀死，难民们背井离乡，只能生活在难民营中，饥饿和贫穷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即使冲突结束，难民们返回家园面对的也依旧是贫困、饥饿和水资源匮乏。很多有幸一时逃过屠杀的难民最终还是因饥馑、疾病和瘟疫而丧生。
因此，制裁和孤立苏丹喀土穆政府，只会加剧达区的贫困，加深当地社会的固有矛盾，加速难民的形成、逃亡和罹难，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国际社会和苏丹政府更严重的对立。在全球化的今天，苏丹的国营、合资企业，以及官员、商人，完全可以在国际上找到更广阔的市场。西方国家放弃了苏丹市场，苏丹必然与其他国家加强交往，双方的渐行渐远可能更会使西方失去对苏丹的影响力。更何况，工农业并不发达的苏丹，除了原油外几乎没有产品和西方进行贸易。西方国家一再对苏丹的制裁和指控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充其量只是政府层面表示不满和回应舆论压力的政治声明而已。
余论
现行国际体系是一个开放融合、注重规则、具有深厚政治基础的体系，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规避这一体系而达到现代化目标。(11)因此，无论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和升级的原因是什么，对国家身份正从革命性向现代性过渡的苏丹而言，危机本身及其因之而生的各类挑战，都是它必须直面的棘手难题。(12)回顾最近5年达尔富尔危机的升级历程，由于对危机的爆发缺乏预案，及对西方国家的体制运作和危机解读方式了解不够，苏丹政府基本上处于被牵着走的被动境地。虽最终也在强大压力下作出了种种让步，却让国际社会对苏丹政府的能力和诚意产生了深刻疑虑，增加了苏丹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层障碍。痛定思痛，转型中的苏丹不仅需要务实解决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夯实对外参与基础，也需要从过程视角理解西方对达尔富尔危机的应对。从长远看，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下游位置的苏丹，不能一味以消极拒绝的方式简单回应来自西方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有必要深刻了解西方国家的运作模式，主动融入既有的世界体系，遵守规则，利用规则，享受权利，承担责任，理性而有效地应对挑战，在积极参与国际体系运作的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
注释：
①贺文萍：《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作用》，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1期，第7页。
②［美国］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页。
③参见淘勇、宋哲生：《荒漠化、水危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前世今生》，载《中国三峡建设》，2008年第6期，第69页。
④参见皇甫茹：《欧洲的苏丹“原罪”》，载《南方周末》，2004年8月26日。
⑤See David Hoile,Darfur in Perspective,p.97.See http://www.Darfur in perspective.com/default.asp.
⑥参见刘瑜：《他人瓦上霜》，载《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9期，第78页。
⑦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
⑧李主张：《今日苏丹，今日达尔富尔》，载《金融经济》，2007年第10期，第50页。
⑨李鹏：《达尔富尔：一道伤口》，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10日，第51页。
⑩王立强：《苏丹奇迹与中国“话语权”》，载《观察与交流》，第17期，2008年3月15日。
(11)See 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Feb 2008,p.24.
(12)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