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17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尚未最后确立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就对它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最初的探讨,在劳动价值学说中奠定了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威廉·配第关于“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论断,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论述,都把劳动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其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把劳动价值学说推到了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可以达到的顶峰。斯密从富国裕民的目的出发,力求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以及增加国民财富的原因和途径,他认为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由生产性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导致国民财富增长的首要原因是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分工,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李嘉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斯密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矛盾,断然确定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相对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这种劳动既包括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又包括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工人的直接劳动,从而把经济增长中劳动要素的分析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古典大师们强调人的劳动是财富源泉的思想为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来源。
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或即将完成,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大机器生产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之相联系,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一些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增长率最终取决于资本积累率,资本积累水平较之劳动要素投入对增长具有更大的影响。于是,西方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始背离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逐渐走上了资本决定论的道路。萨伊提出,斯密关于价值是由人类劳动创造并表现人类劳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财富和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75页);马歇尔研究了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四个生产要素的供给及其变动规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边际效用理论则把资本直接等同于生产资料,把它归结为生产工具和生产与储蓄的产物,强调资本本身具有生产力。资本决定论典型的表达形式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由于假设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是不变的,资本—产量比率也就不变。所以,经济增长率实际取决于储蓄率,储蓄率即资本的积累率就成为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资本决定论是西方增长理论中统治最久、影响最大的流派,对资本的盲目崇拜造成人类在追求工业文明时忽视了自身的存在而寄希望于本应作为被统治物的物质资料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他们“把生产的物的要素提到首位,并且同主观要素即活的、直接的劳动相比,过高地估计物的要素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03页)
资本决定论关于资本—产出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对资本作用的过分强调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等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该模型表明,资本—产量比率或资本—劳动比率是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价格调节而改变的。当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稀缺时,劳动的价格就会相对于资本的价格而上升,从而增加资本的使用,减少劳动的使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率,通过资本密集型技术来发展经济。反之,当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丰富时,则可以通过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发展经济。由于价格自发调节资本—劳动比率,改变资本—产出比率,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是能够实现的。索洛认为,在短期内,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是决定总产量增长率的三个因素。但是,对于理解长期增长和人均产量来说,资本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作用不大。因为资本增长取决于资本折旧和新投入的资本量,随着资本存量增加,折旧额也会增加,但比率递减,从长期看将趋于零;人口增长能够增加总产量,但从长期看资本增长率往往小于劳动增长率,这时人均增长率会下降为负数。因此,一国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进步并把这种进步用于生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丹尼森等人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证实了索洛模型,他们把总的经济增长率大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率的“增长的余值”明确地归结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论是对资本决定论的否定,也是西方增长理论的一次革命。然而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却没有能够提出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和途径;它论证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机制的决定作用,却仍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是由体系以外的因素决定的。这表明,技术进步论还未能突破外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未能摆脱强调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的传统倾向。
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终于突破了只有厂房、机器、存货等有形物质才是资本的传统观念。舒尔茨在对一些国家经济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经济发展中资本—劳动比率长期呈下降趋势;国民收入增长快于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度增长。基于上述三个事实,他批判了将经济增长基本解释为物质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理论,认为促使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1960年,他在“人力资本投资”的讲演中首次以“人力资本投资”解释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金投入,从此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1973年,哈比森在《作为国家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作了如下的概括: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人积累资本、开发资源、组成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推动民族的发展。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地利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人力资本理论认为:(1)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一个社会中劳动力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可表示该社会人力资本的规模,而劳动者的知识、智力、技能、经验和健康状况,则决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生产性作用不同,结果使国民收入增长的程度也就不同。(2)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主要有:用于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教育和培训的支出;用于增加未来劳动力数量和提高现有劳动力身体素质的卫生保健费用的支出;用于调剂国内劳动力余缺和发挥劳动者专长的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用于国际间人力流动的移民入境的支出等。(3)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源泉。在国际分工从生产的分工向科研与生产的分工发展,从制造业与初级产品的分工向高技术产品与传统工业分工转变的条件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物质资本存量的多寡,而是社会拥有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化人才的规模和水平。(4)人力投资的核心是教育投资,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远比对非人力资本投资更有益于经济增长。据舒尔茨测算,美国在1900—1957年,实际的物质资本增加大约4.5倍,而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和训练的投资增加了大约
8.5倍,同时物质资本投资获得利润增加3.5倍,而教育投资增加的利润高达17.5倍。丹尼森也证实,美国在1948—1982年,经济增长的1/3是由于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1/2是由于技术的更新和普及,只有15%的增长是由于增加了资本设备。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稀缺,片面强调资本品和存货的购置,造成了人的能力未能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直到1985年,发展中国家中学入学人数占中学年龄组人口比例仅为34%,发达国家则为93%;大学入学人数同龄组人口比例,发展中国家为9%,发达国家则为39%。劳动力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的缺陷,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通过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来促成本国工业化的设想在实践中遭到破产。
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顺应了战后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高度化的趋势,阐明了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但是,这些理论还存在概念过于宽泛和模糊,个别结论与现实相悖的予盾,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因此尚难以大量地运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经历了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之后,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完善和发展了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他们在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尤其是在内生技术变化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形成了新增长理论。
研究与开发模型试图解释技术进步的发生机制和扩散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引入了独立从事生产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部门,知识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是内生的,知识和技术的生产源于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其规模取决于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水平。从竞争性与排他性的角度,知识生产机制被划分为四个方面:(1)对基础科学的扶持;(2)对研究与开发的私人激励;(3)对高智商人才的保护与引导;(4)边干边学,实际生产中由观察、思考而产生的知识的改进和积累。由于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因此新思想和技术发明的开发者拥有某种垄断权力,要求通过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新思想和技术发明的使用权有偿出租给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在投资刺激知识积累,知识积累反过来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中,新思想和技术发明几乎可以无止境地变化和提炼,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复制,使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在这一模型中,从事新技术开发与扩散的经济主体既可以是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技术领导型经济,也可以是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技术追随型经济。一般说来,由于模仿的成本远远低于创新,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直接引进新技术会节约本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也会间接增加国内的资本积累,从而从技术扩散中得益。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在沿袭舒尔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划分的基础上,区分了“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劳动形式,强调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特殊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显示出人力资本分析有细化和深入的趋向。“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是用来说明专业化人力资本与收益之间关系的重要概念,人力资本是通过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以及工作经验生产出来的,接受教育的的程度与人力资本的质量及劳动力的收益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一般会获得较高收入,从而形成“内在效应”;在岗训练和“边干边学”所形成人力资本,则会产生各生产要素的收益都发生递增的“外在效应”。这一增长模式被新增长理论用来解释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和资本由穷国向富国反向流动这一新古典经济增长难题,指出各国在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产生收入差距扩大和资本反向流动的主要原因。从长期看,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递增是一种客观规律,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在物质资本收益下降的作用下停止经济增长,就在于它拥有数量可观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当各国都追求尽可能多的递增收益时,必然会集中有限的资源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源不仅阻止了发达国家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吸引了发达国家已输出的资本回流,甚至吸引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涌入,引起了国际资本的倒流,进一步加深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鸿沟。
新增长理论的出现不过十多年时间,却已成为国际经济理论界颇有影响的流派,这不仅由于它修正和发展了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克服了外生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更在于它就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给出了与实践相一致的阐释,描绘了一幅颇具新意的长期经济增长的图景。这一理论尽管目前还不规范,还存在不少局限,还须假以时日方能完善,但它毕竟为人们重新认识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二
三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从确立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到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从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到强调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人类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渐趋深化的发展轨迹。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借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探讨我国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正确道路,尤为必要。
1.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推动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
建国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通过提高和维持较高积累率的途径,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入建设,以保持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路子。长时期内,我们把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低廉看作经济增长的优势,以为物质资本缺乏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而不断突破投资界限,在资源消耗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状况下实施赶超发展战略。建国40多年来,以投资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过热屡屡发生,国民经济始终未能摆脱投资大、速度快、浪费多、效益差的恶性循环。究其原因除了改革滞后的体制制约和瓶颈部门的结构制约外,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率低,是投资吸收能力差的重要因素。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是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然而,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体力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又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据1990年人口普查,我国2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中,有大学学历者仅占0.84%,大学本科和专科学历者合计也才2.16%;每百名从业人员中,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87人(1990年),低于美国(1981年)的32人,日本(1981年)的14人,韩国(1985年)的11人,泰国(1980年)的2.9人。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1991—1995年间,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材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我国目前的水平。教育投入的短缺,使劳动力总体质量较差的状况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文盲、半文盲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当前我国引进外资规模已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大量吸收国外资本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7%,低于韩国的38.4%,日本的55.2%,美国的的47.8%,德国的55%,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在《亚洲奇迹的神化》一文中对此类现象作了切中时弊的分析,他指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投入,而不是靠“无形资本”的提高赢得,东亚经济沿袭了苏联模式,所谓的“创造经济奇迹”并不是靠技术革新促进生产率提高而实现,而是靠资本与过剩劳动力结合而形成,随着这种不能使生产率提高的单纯投入强度的增加,“亚洲高绩效经济”将会遇到“报酬递减”的困扰,非但不能维持高速增长,甚至会像前苏联那样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克鲁格曼的预言在近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这并非善意的警告提醒我们,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不仅受制于资金、基础设施、原材料等稀缺物质资源的“结构瓶颈”,从长远看更受制于专业化人才短缺的“人力瓶颈”,因为经济活动是由人推动的,现期资本存量要转化为下期更多的财富,引进的先进技术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化人力资源的作用。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的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将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2.以技术进步为核心,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增加投入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
80年代进入高潮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以争夺世界市场为中心的商品、贸易、劳务与资源的竞争,已由增长速度的较量,演变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增长质量的抗衡。随着新技术开发与新产业形成,世界市场对原材料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我国以资源性产品与低廉劳动力作为比较成本在价格竞争上的优势地位已有所削弱,发达国家依靠其在国际资本、科学技术与信息资源上的垄断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分工中原以存在的不平等。面对汹涌而至的新科技革命浪潮,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优势与劣势并存,挑战与机遇共生,要把握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后起优势来化解劣势,及时调整资源配置,协调好技术进步、人才培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地大物博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基础所在,然而当我们把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拥有量区别开来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并不是资源丰袷的富国,而是资源短缺的穷国。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只是世界人均占有值的1/4,矿产资源中贫矿多,开采难度大,稀有矿产更为贫乏,已有十余种重要矿产不能满足需求,锰、铬、铝、石油等战略物资已有赖于进口,本世纪末的能源供需差率达20%左右。在资源硬约束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能耗、物耗比重却不断上升,劳动效率有所下降。据统计,我国1990年能源利用率只有10—30%,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日本的6倍和美国的3倍;工业物耗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64.9%,1985年的64.7%增加到1989年的71.7%;产品质量合格率平均只有70%;1980—1994年技术进步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仅为30%,远低于发达国家80年代以来60—80%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美国是我国的36.5倍,日本是我国的40.8倍。应清醒地认识到,高物耗型经济增长方式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从长期看,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伤害,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增加投入型向技术进步型的转变是经济增长规律的客观要求。
技术进步是减少稀缺资源消耗的根本途径,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推动技术进步首先要增加科研与开发的资金投入。长时期中,我国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体维持在0.5—0.7%之间,低于美国和日本的2.8%,韩国的1.8%,印度的1.2%;平均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9人,低于美国的85人,以色列的115人。为使经济增长切实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今后,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财政投入,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科技事业的投入高于当年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使技术进步真正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另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引导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增加对技术改造和研究开发的自有资金投入,改变企业长期存在的重视上项目、扩大规模而轻视技术改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状况。
技术进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导向,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事实上,不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同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新技术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对于我们这样的迟发展国家,基础落后,资金缺乏,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搞全方位的研究与开发是不切实际的。当前应把有限资金集中在能够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并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上,具体地说,就是那些能够从中提炼并衍生出无穷变化、低成本复制的适用技术,能够变成化学分子式和计算机软件等以更好地组织生产的实用技术,能够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急需技术,通过新技术对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扩散,来改善生产要素的内在功能,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具体途径是:(1)充分地利用“后起者优势”,适当舍弃投资高、费时长、见效慢、风险大的科学研究过程,直接引进国外成熟的适用生产技术,加强消化、吸收和再开发,形成自己的技术特色,尽快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2)把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制开发结合起来,不断推出自己的技术创新产品。“拿来主义”在工业化初期无可厚非,但从长期看,为了保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必须建立从基础研究到开发应用的完整体系和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经济一体化,要积极培育技术市场,形成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企业,从技术先进地区到落后地区的转移和扩散机制,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技术进步类型的选择还必须有利于缓解就业人口压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今后几十年内,国内劳动市场将面临劳动力供给数量剧增的就业高峰的压力,城镇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乡自然增长的劳动力,使我国劳动力资源基本上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据有关部门估计,“九五”期间,全国城镇新成长了的劳动力将达5400万人,国有企业将分流富余人员2000万人以上,农村需要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4000万人,而同期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仅3800万个,日渐庞大的剩余劳动大军愈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空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日趋扩大的劳动市场供需缺口,决定了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以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为主,开发和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更适合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状况的要求,发展诸如细密农业、立体农业等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以节约资金,节省能源和原材料,又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消化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建立高效率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的集约型经济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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