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东方经济观与东方停滞论*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75,北京)
摘 要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人物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约翰·穆勒,一致得出了东方社会“停滞”的结论,与此前黑格尔等人的东方观趋同,但角度方法有所不同,因而有必要对三人的东方观加以比较分析。亚当·斯密从自由主义经济观及财富性质来源的角度,指出中国等东方国家是国富民穷,造成停滞甚至退步的原因在于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与干预;理查德·琼斯指出土地国有制及被称为“印度农民地租”的地租收取方式,形成了君主对农民的持久剥削,并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约翰·穆勒则认为财富的政府占有与“政治的专制”“习俗的专制”是东方停滞的根源。三人都将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结合在一起,以“停滞”论为中心,初步形成了“经济停滞、政治专制、文化保守”的东方观,使东方进一步成为“西方”的反衬或对象物。这些观点被西方学界普遍接受,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方观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键词 东方经济; 东方停滞论; 亚当·斯密; 理查德·琼斯; 约翰·穆勒
与伏尔泰的文化哲学、孟德斯鸠的法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相比,18—19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三位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约翰·穆勒——的东方研究与东方观,在进化、进步、发展的历史价值观念上完全相同,但也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立场与角度方法。他们在西方与东方的比较研究中,在历史发展的动态性的分析中抓住了东方社会的普遍特征,即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停滞”,并且分别从国家(君主)土地的所有制、农民地租、“政治的专制”与“习俗的专制”等方面,分析了导致东方社会发展停滞的根源,从而形成了“经济停滞、政治专制、文化保守”的东方观。
1 国富民穷、重农抑商与社会停滞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新译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围绕着一个国家财富形成的原因与条件,详细论述了社会分工、劳动力、劳动价值、商品、工资、资本、货币、利润、地租、赋税、进出口、市场、国家收入支出、殖民地、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思想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主张经济与市场的自由主义,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与体系,影响深远。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亚当·斯密不仅着眼于英国与欧洲,更具有东西方的观念视域,随时将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历史与现状加以比较分析,其东方观的经济学视角与伏尔泰的历史文化视角、孟德斯鸠的社会学法学视角明显不同,但其基本立场也是西方本位、欧洲中心的,基本的价值观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进步观。
亚当·斯密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即进步状态、停滞状态和退步状态,基本的结论是:当代(他所处的18世纪)欧洲是发展进步的,而东方(亚洲)国家则是停滞乃至退步的。在他看来,所谓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大多数人民幸福安乐,而处在这种状态的是西欧各国;退步状态是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悲苦,处在这种状态的国家主要是印度;停滞状态是无变化、无发展的呆滞,大多数人民生活境遇艰难,处在这种状态的典型国家是中国。亚当·斯密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但他还是断言:“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1]他认为: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物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2]
这里说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富有的,甚至“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却是困苦的,这只是“国家”的富有,而不是“国民”的富有。他举出的中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的生活状况,虽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恐怕也是不难见到的实情。而他的“国富论”是主张大部分人的普遍富裕,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国富”。这样的“国富”靠的是自由的经济,包括自由的市场、自由的劳动及其劳动分工,自由的市场与贸易,而不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涉与管制。
从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与主张出发,亚当·斯密认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经济受到种种人为的限制,是不自由的,因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在“停滞”状态,没有从国家(君主)的富有走上国民的富有。与当时所有的西方的东方观察家们一样,亚当·斯密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赖于欧洲人的游记特别是基督教传道士们的观察与报告,认为自马可·波罗(即上文马哥孛罗)记述以来五百多年间中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中国与印度等其它东方国家比较,还只是“停滞”,不是“退步”。他认为:“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佣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3]在亚当·斯密看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市场广阔,本来最有条件成为制造大国与商业大国,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国没有成为制造大国与商业大国:
此人名叫路易斯·布莱叶，生于1809年1月4日，3岁时玩弄工具不慎失手，刺伤了一只眼睛，不久又感染到另一只眼睛，最终双目失明。15岁时，他在盲人学校发明了供盲人使用的由突起的点组成的书写和阅读方法。1829年，路易斯·布莱叶公布了自己的发明，并为使该发明被人们接受进行了不懈努力。1852年1月6日，42岁的路易斯·布莱叶辞世，但他的伟大发明，却至今仍在造福盲人、造福人类。
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4]
在亚当·斯密看来,中国未能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而成为近代制造大国与商业大国,这就是“停滞”。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重农抑商,作为一个农业国,一向不重视商业:
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越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5]
上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讨论国民财富的时候,曾专章论述了地租及税金(退税)的问题。进入19世纪后,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 在《论财富的分配与赋税的来源》(1831)一书中,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思路,又继承了其前辈大卫·李嘉图(1772—1823)在《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1817)中的税赋理论,把地租作为税赋的主要形式,并且专门研究了世界地租的各种主要类型。他认为:“既然土地是全体人口的生活所需的直接来源,所以土地方面产权的性质以及那种产权产生出来的租佃的形式和条件,为人民提供了对他们的民族性最有影响的元素。因此,我们可以在思想上做好准备,看到从各种人的特殊环境中产生的各种地租制度,它们形成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联系,确定社会的统治者部分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并在全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人的身上打上烙印,表明他们最显著的特征——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特征。”[13]他正是从生产资料的基础——土地——的所有权与耕种权入手,并以“地租”作为考察的焦点与对象,通过对东西方传统社会的地租形式加以考察,来研究东西方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试图以此来说明他的论旨——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同时解释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形成,从而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东方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这就指出了,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其经济与商业交换主要是内向型的,政府对商业贸易加以种种限制。实际上,现有的史学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人传统上并非不重视对外贸易,欧洲发现新大陆之前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陆上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人来主导的,而宋元时代的海路(南海与东海)的对外贸易也相当繁荣,明代虽有政府的海禁政策对涉外贸易加以限制,但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也相当活跃。不过,另一方面,确如亚当·斯密所言,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业立国这一基础之上,贸易产品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所产,不利于社会的分工,而且其产品的数量是有限的,完全不像西方近代工业产品那样过剩生产而必须依赖外部市场加以倾销。亚当·斯密还指出,不仅是中国,这种情况在东方其他国家也存在,“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亦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其他一切职业”。[6]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财富不断增殖的经济学)的“进步”的价值观而论,他难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这种有节度、可持续的社会演进模式,更不理解印度、埃及那样的“退步”模式。
亚当·斯密强调:东方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农业及其水利工程的建设,是因为东方各国君主的主要收益来自农业:
19世纪另一位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一译约翰·密尔,1806—1873) 关于东方停滞论的东方观,与上述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他不仅从经济学角度表达,更从政治学、文化哲学的角度切入,而且其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更多的是从其父亲、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一译詹姆斯·密尔,亦称老穆勒,1773—1836)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老穆勒在《政治经济学要义》(1821)一书中,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基本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简称《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一书中,也把这四个问题作为其核心问题。
在另外的章节,他又强调:
亚洲有许多国家,正如欧洲大部分地方的教会一样,其主要收入,都仰给于征收不与土地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生产物成比例的土地税。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亚洲这种土地税,使亚洲的君主们,都关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据说中国的君主、回教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为求尽量增加其国内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分量和价值,都曾竭尽心力,从事公路及运河的创建与维持,使得每一部分生产物,都能畅销于国内。欧洲享有什一税的教会则不同。各教会所分得的什一税,数量细微,因此没有一个会像亚洲君主那样关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8]
既然农业对于国家是如此重要,君主政府当然就会高度重视,这主要表现在特别重视交通设施的建设:
中印各国君主的收入,几乎都是以土地税或地租为唯一源泉。租税征收额的大小,取决于土地年产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与收入,与国境内土地的垦治状况,以及土地产物数量的多寡,土地产物价值的大小,必然有极大的直接关系。要尽可能地使这种生产物又丰盈又有价值,势须使它获有尽可能广泛的市场。要做到这样,必须使国内各地方的交通既极自由,又极方便,极便宜。而维持这种交通状态,唯有兴筑最好的通航水道与最好的道路。[9]
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东方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便是有关农业的基础工程与设施,目的是为了方便形成国内农业产品的市场。在埃及和印度,“这两国的政府都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古埃及国王为使尼罗河灌溉各地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很有名的;其遗迹至今还为旅行者所赞赏。印度古代各王公为使恒河及许多河流灌溉各地而兴建的同种工程,虽不如前者有名,但是一样伟大。”[10]尤其是在中国,不仅把治河修路作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而且作为考核大小官吏的重要指标。他写道:
在中国,在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不断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部分训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标准。所以,在这一切国家中,对于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别在中国是如此。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11]
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对东方各国家做了比较,指出:虽然欧洲国家的收入也主要来自土地的生产物,但欧洲各国的君主的主要收入并非仰给于土地税或地租。但对土地税与地租的依赖不是直接的,而且不像亚洲各国那样明显,因而欧洲各国君主也不像亚洲君主那样重视农业基础工程与设施的建设投入。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一定程度地肯定了中国等东方国家公共工程建设的成就,也借此批评了欧洲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缺憾。说“在欧洲现状下,要想任何地方行政当局把那种事情弄得相当的好,恐怕是没有希望的了”。[12]
在东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联性问题上,理查德·琼斯进一步论证了亚当·斯密的论题。如上文所说,亚当·斯密指出了东方国家专制君主的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及土地,分析了政府主导的农业水利及交通工程对土地国有制的强化作用,也看到了东方国家存在的国富民穷的状况,但他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成果并非全面否定,同时对专制政府剥削农民之实质的揭示尚欠清晰,对剥削所运用的方式的分析也不太透辟。而理查德·琼斯从经济史、经济制度的角度,通过不同类型地租的分析研究,将这个问题的解释与分析进一步清晰化、透辟化,从地租收取的角度论证了一个基本结论,即“土地国有(王有)制或者没有土地私有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结论在19世纪西方学界是众所公认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表示赞同并论述了这一观点。理查德·琼斯还明确指出了东方地租制度及由此显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落后性与不合理性,从而在经济学领域中呼应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思想界对东方的全面否决与批判。
但是无论如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论述的主题是国民财富积累与创造,他站在187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上,揭示了国民财富的来源与性质——工业制造与自由市场,为此后英国及西方工业革命的推进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开拓,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过程中,他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对东西方政治经济的状况、特点做了比较分析,并以此来建构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得出了西方社会取得快速进步而相形之下东方社会已经“停滞”这一基本结论,当然,亚当·斯密对东方的观察分析是站在西方立场上进行的,是以18世纪中后期方兴未艾的西欧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为背景和参照的。站在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立场上看,东方国家的君主政府重农抑商及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就是西方的反面;同样的,以工业革命带来的西欧社会本质上的、飞跃性的变化,来观察相对平稳的东方农业社会,则东方社会就是“停滞”的,甚至是“退步”的。亚当·斯密关于东方国家农业社会与君主专制政治之间的关联论,为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找到了经济基础;亚当·斯密的“东方停滞论”,也是最早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中提出的“东方停滞论”,这些都对后来西方的东方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 “印度农民地租”与国家对农民的剥夺
智能手机里至少有9种稀土材料；离开了稀土材料，潜艇声呐就是摆设；爱美女士必备的口红，如今都有了稀土的身影……
理查德·琼斯把世界各地已知的各种地租形式划分为“劳役地租”(或称“农奴地租”)、“分成制佃农地租”“印度农民地租”和“爱尔兰小农地租”四种类型。其中前三种地租形式是最基本的形式。第一种地租形式“劳役地租”(农奴地租)最流行的地区是东欧各国特别是俄国,特点是对租地的农民施行全面的人身奴役,农民成为地主的奴隶,农奴必须每周按规定的天数(例如每周三天)在地主不出租的土地上无偿劳动,并必须把所租土地收益(农产品)的一部分(例如七分之一)按比例交给地主。但是这里的劳动天数及地租比例(劳役地租)并没有双方的法律约定,而只凭地主一方的意愿。琼斯认为这种劳役地租造成了人身榨取和效率低下,是“极不可取”的[14],而把劳役地租改为产品地租则是可取的。[15]
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在现实运用中会涉及许多问题。首先，现金流的折现率非常难以估计，虽然一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或套利定价模型进行模拟，但不一定适合所有性质的企业。其次，预测未来无限期的自由现金流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只预测未来几期的现金流，其可靠性也不高。再次，预测的对象是现金流而非会计利润，现金流的变化更难预测。
在第二种地租形式“分成制佃农地租”中,佃农不同于农奴,他们有相当的人身自由。地主除了供给佃农居住生活在那里的土地之外,还供给农具和牲畜,佃农通常把自己土地上收获的一半付给地主,这种地租制度主要在西欧的一些地区实施。
第三种地租形式“印度农民地租”只是一种命名形式,并不是单指印度这一个国家的地租形式,而是以此代指亚洲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地租类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亚洲农民地租”,理查德·琼斯写道:
印度农民地租,除了少数例外,是亚洲特有的。这是产品地租,由一个从土地上生产出自己的工资的工人缴纳给作为地主的统治者。这种地租通常为佃农这方面带来一种靠不住的权利,可以继续占用他的一份土地,只要他缴纳规定的地租。这种地租起源于统治者作为他的领地内惟一的土地所有者。这种权利,我们已经看到,在某个时期,已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在欧洲这种权利已经不存在或者成为有名无实,可是亚洲的一些统治者,还是像长期以来那样,继续作为农民佃户的直接地主……[16]
理查德·琼斯把“印度农民地租”与亚洲(东方)国家固有的土地所有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亚洲所有的伟大帝国已经遭到外国人的蹂躏,现在的这些统治者对土地的要求以他们作为征服者的权利为基础……他们都建立了一种专制形式的政府,他们欣然服从其统治,同时他们再迫使被征服国家的居民服从。”也就是说,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地租的收取显示着主人(专制政府及君主)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国家君主就是土地的主人,其他一切人都需要依靠主人的土地来生存,因此也“都是那主人的奴仆”。这种土地所有制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密切结合,而且是经久不变的,它“一经确立,倾向于使它所造成的专制政治永久存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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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传播可在政府、媒体、智库、民间等多个层面进行，各层次内部还可再细分。以政府层面为例，除了通过政府形象、城市形象来对外推介“一带一路”之外，国家领导人对“一带一路”的直接表述具有更好的说明效果，一篇演讲胜过媒体的万千解释。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的演讲、在海外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都是可供研究的优质样本。在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背景下，通过对这些样本的研究可直观地观察到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基本观念、现实路径与操作范式的转变与创新。
理查德·琼斯还专节分析了“印度农民地租”在中国的表现,他指出在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一样,君主是土地的唯一主人,中国君主的税收主要来自农民地租。他根据当时(19世纪初)的有关报道,了解到中国税收的数额极为可观,“以农产品这种原始形式取得这样巨额的税收,是一种显著的证明:中国皇帝的权力和财富,和其他东方统治者的一样,是和他作为帝国统治下最高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有密切关系,或者不如说是建立在这种权力上的”。[20]
00后大学生的特点可从两方面进行总结，一个是多元性，一个是矛盾性。多元性是指00后大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极其严重，相应地心理状态和思维变化也更加复杂多变。具体表现在对当今时代各种新事物新观点的接受程度较高，比如同性恋思想等，并且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新鲜事物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比如各种手机软件等；矛盾性是指00后大学生身上同时兼具相对立的心理特点，令人难以捉摸。具体表现在极其渴望独立的同时又极度依赖父母家庭，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难以完全独立的现实造就了矛盾的心理状态。而基于个体则呈现出热情积极与沉默寡言交相辉映的特点，这种忽冷忽热的“个性”对人际交往的影响颇深。
所谓“承上”,是指他不但继承了父亲老穆勒的一些东方野蛮落后观,而且也直接承续了亚当·斯密的“东方停滞”论。只是由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晚出70 多年,期间西方社会在这期间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东方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而约翰·穆勒的东方观也比亚当·斯密带有更多、更鲜明的西方优越论的色彩。他不再像亚当·斯密那样承认东方是富裕的,他认为以前关于东方富裕的看法只是一种假象,那只是财富的“政府占有方式”的表现,是因为君主专制政府从人民那里剥夺、索取得太多了,其实那只是君主政府的富裕、奢侈的表现而已——
在亚洲各地,所有的君主,对他们的领地内的土地,都曾拥有绝对的主权,并且他们把这种主权保持得处于一种独特的完整状态,没有被分割,也没有被削弱。那里的人民普遍地是君主的佃户,君主是惟一的所有人,只有他手下官员的篡夺,偶尔暂时打破这种从属关系的锁链。这种普遍的依赖君主维持生活,是东方世界里连续不断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正如它是君主的税收以及他们所在社会采取的形式的基础。[23]
他认为,国家对农民的肆意剥夺这种情况,“在近代欧洲同样的权利曾流行过,可是在这里这种权力不久就受到节制,并最后消失”。[24]
节点上电后，调用相应的初始化程序，然后监听默认信道(Default channel)，扫描信道检查网络是否存在。节点根据最小跳数的能耗均衡树路由机制选择父节点加入网络；入网后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系统进入休眠状态。当定时器产生溢出中断后系统被唤醒，发送状态消息给父节点，告知其连接状态正常；再读入传感器数据，按格式对数据进行封装并发送，发送成功进入休眠状态，等待再次被唤醒。
3 财富的“政府占有”“习俗的专制”与社会停滞
中国和古埃及的各君主,以及印度各时代割据各王国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种地税或地租。这种地税或地租,像欧洲的什一税一样,包含一定比例的土地生产物(据说是五分之一),或由实物交付,或估价由货币交付;随各年收获丰歉的不同,租税也一年不同于一年。这样,此等国家的君王,当然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因为他们年收入的增减,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盛衰。[7]
在东方观及中国观上,约翰·穆勒受到父亲很大影响。老穆勒曾在1817年出版了一部题为《英属印度史》的巨著并轰动一时,该书站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断言印度社会是“停滞的(standstill)”“野蛮的(barbarous)”和“落后的(backward)”,认为印度与中国、波斯和阿拉伯等其他东方国家处在差不多相同的文明程度,只是中国在法律方面领先于印度。老穆勒还将中国和印度两个东方大国做过一番比较,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几乎是相同程度的沾染上伪善(insin-cerity)的恶习;掩饰(dissembling)、奸诈(treacher-ous)、虚假(mendacious),过分得甚至超越不文明社会通常的方式。两者都倾向于过分夸大(exag-geration)关于和他们自己有关的每一件事情。两者都是懦弱的和无怜悯心的(unfeeling)。两者都处在自负的(conceited)最高程度,和充满对其它国家的蔑视(contempt)。从生理(physical)意义上来说,两国的人们和居住条件都是令人作呕的污秽(unclean)。”[25]他认为印度人的残酷的种姓制度使印度人成为人类中最受奴役的那部分人,指出印度民族性格的特点是消极的、无组织的、甘受压迫的,具有奴性和怯懦的灵魂,在顺从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种不诚实的欺骗性。他认为对于这样的印度,欧洲式的民主的统治方式、代议制的政府形式是行不通的,建议英国殖民当局应该对印度采用开明的独裁政府的统治方式。[26]《英属印度史》不仅成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重要参考书,也成为当时英国人印度观、东方观的主要来源。对老穆勒的观点,约翰·穆勒基本上接受并予以修正发挥,加上他在东印度公司多年的工作经历与观察研究,使得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时候,常常以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做参照,做比较,因而在欧洲的东方学与东方学观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位置。
理查德·琼斯进而对亚洲各国的“印度农民地租”制度做了一个基本判断,认为这种地租如果按确定的比例来合理征收,是有益无害的,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正常的土地税,可以留给佃户一些盈余和财产。但是,鉴于这种地租是与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弊病很多,而且人们在实践中看出,它对人民的财产和进步的危害性大于我们知道的任何形式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21]这主要表现在君主无上的和无限的权力,使得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形成任何真正独立的社会团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君主的权力,而城市的繁荣实际上也起源于政府在当地的支出,所以亚洲的城市不能像在欧洲那样成为独特的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只能成为最无能的最屈从的“亚洲奴隶”;专制君主“在它强有力的时候授权给代表,它的权力被代理人滥用,在它虚弱和衰落时,这种权力被下属人员狂乱地分夺,窃取权力更加滥用。强也罢、弱也罢,同样地会破坏人民的事业和财富,以及一切和平的艺术;正是这一点使那特殊的作为权力基础的地租制度特别有害,会给它在那里流行的一些国家造成灾难”。[22]理查德·琼斯的基本结论是:普遍盛行于亚洲的“印度农民地租”土地的国有(亦即君主拥有)制度的表现,也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理查德·琼斯接着还分析了“印度农民地租”在印度、波斯、土耳其、中国的施行情况。认为,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从来没有一种固定的地租率,而且负责税收的政府官员是世袭的,他们的贪得无厌和暴力行为不受政策或原则的约束,农民常常要被征收各种强加的灾难性的地租,而当他们试图抗拒时,则会受到残酷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农民的耕种效率最为低下。波斯的情况也和印度相似,但专制政府及其各级官吏更为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波斯君主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的产品,而君主是这些土地的最高所有人”[18],加上波斯气候干旱,主要依赖于灌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水利工程(地下水道)的修建格外重视和鼓励,而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管理使用又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的权利。在土耳其,其地租形式也表现着“他们的领袖已经成为被征服的土地的合法主人”,并且,土耳其把“亚洲人的关于领袖对土地的最高权利的观念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粗暴行为”演绎得淋漓尽致。[19]理查德·琼斯也承认,与印度、波斯比较起来,土耳其的农民地租制度有其优点,就是地租的长期稳定和多寡适中,如果严格按制度收取,那么这种地租就不过是一种合理的土地税,苏丹(土耳其君主)全国土地拥有者的身份就会变成象征性的,但苏丹手下的各级官员却因其腐化无能而不能为农民主持公道。
那些从史前就占据着亚洲平原的幅员辽阔的君主国,最先采用了这种政府占有方式。这些国家的政府,虽然会因君主个人的品质不同而在好坏上有所不同,但却很少给耕作者留下除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甚至常常连生活必需品也拿走……政府依靠从民众那里收取贡物,如果政治上还算过得去,就能显示出一种与社会一般状况完全不相称的富裕状况。[27]
在约翰·穆勒看来,那些东方国家的统治者“把大部分财富用于供养他本人和他所关心的一切人,用来供养他觉得为保卫自己的安全或地位所必需的大量士兵,在这之后,就挥霍多余的部分用于交换奢侈品。那些靠他的恩赐或靠掌管财政收入致富的阶级也会这样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狭小而富裕的市场,出现了对精美昂贵器物的追求”,因而看上去似乎这个国家很富有。但实际上,这是国家统治者的富有,而不是普通国民的富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对所有财产都感到不安全,因而最富有的买主首先考虑的是要置办那些不会朽坏的、体积小而又价值高的、适合于隐藏和携带的物品。所以,金银珠宝便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很多富有的亚洲人把几乎其全部的财产都带在自己或妻妾的身上,除去君主外,谁也不想把财富投资于不动产。如果君主感到江山很牢固,确信宝座能传给自己的子孙,有时他会沉溺于大兴土木,金字塔、泰姬陵以及卡里亚王陵就是这样修建起来的”。[28]从大量拥有这些金银珠宝、修建壮观的陵墓来看,东方国家似乎是富有的,但在约翰·穆勒看来,东方国家的富裕恰恰是东方的“政府占有方式”所造成的假象,是君主政府能够依靠庞大的财力而为所欲为的结果,指出“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东方国家是极其繁荣昌盛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直到最近才被消除”。[29]就这样,约翰·穆勒根据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把东方经济的分析与东方政治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利用现代新的政治经济学标准,打破了自马可·波罗以来欧洲人关于“东方富饶帝国”的印象。
1878年，清末洋务派的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唐山创办开平矿务局(开滦矿务局前身)。此后，开平矿务局周边工业和资本日益聚集壮大，使唐山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件卫生陶瓷、第一张股票……。短短百年，唐山开创了无数个全国历史先河，唐山也因此成为一座妇孺尽知的城市。
在约翰·穆勒看来,不仅东方帝国的繁荣昌盛是人们的一种错觉,而且与不断更新和变革的西方社会比较起来,东方国家是长期停滞的,因而他断言:“东方社会本质上依然如故。”[30]上述的亚当·斯密曾对印度与中国两国做了区分,认为中国是“停滞”的,印度是“退步”的,而约翰·穆勒则将中国与印度一并看做是停滞的,都作为“经济静止”的典型例子。但他认为和其他东方国家不同,中国人是勤劳的,而且“他们在节俭和自我控制力方面要优于其他亚洲人,但比大多数欧洲民族要差”。[31]他认为:“限制中国生产发展的不是人民不够勤劳,而是没有长远打算。”[32]并援引约翰·雷博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的观点指出:“欧洲人着眼于遥远的未来,他们对中国人因无远见和不太关心未来而长期劳累,并且陷入照他们看来是无法忍受的不幸之中,感到十分惊奇。中国人的目光比较短浅,得过且过,相信这样一种劳碌命是出于天意安排。”[33]对中国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不断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相比较而得来的,“当一个国家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把生产进行到这样一个水平,该生产水平产生的报酬额与该国实际积累欲望的平均强度相一致时,该国便达到了所谓静止状态”。[34]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人民终日劳碌的基本目的是养家糊口过日子,如此循环往复,社会便出现了停滞。
约翰·穆勒还进一步从文化习俗方面寻求东方社会停滞的原因。他认为是“习俗”的作用很巨大,“习俗是一道屏障,即令是在压迫人类最甚的专制政府,对它不得不有所顾忌”。[35]在《论自由》(1859)一书中,他认为习俗是人类进步的持久障碍,习俗也是一种专制,他叫做“习俗的专制”,能够超越习俗的叫做“自由精神”或“进步精神”;而在东方,由于“习俗的专制”太厉害,从而导致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发展变化,“整个东方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一切事情都最后取决于习俗,所谓公正的、对的,意思是说符合于习俗;以习俗为论据,除非是沉醉于权力的暴君,就没有人还会想到抗拒。”[36]因而东方国家实际上没有发展进步,也就是“没有历史”,这说法与黑格尔关于东方“没有历史”的观点完全相同。
东方社会“习俗的专制”所限制的是人的自由与个性,因而在约翰·穆勒看来,中国及东方社会的停滞,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缺乏自由的精神及个性追求。他认为:“一族人民是会在一定长的时期里前进一段而随后停止下来。在什么时候停止下来呢? 在不复保有个性的时候。”[37]因而人保有自己的个性、容忍别人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不一样,这才是最能吸引双方注意的事情,使他们既注意到自己这一型的不完善,又注意他人那一型的优越性,或者还注意到集合二者之优点而产生比二者都好的事物的可能性。”他提醒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因为中国人“富有才能”也“富有智慧”,也曾“遇有难得的好运”,早期也有一套好的习俗,这些本来可以使得中国人“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38]在他看来,东方社会要打破停滞,有所进步,就“必定要依靠外国人”,所谓外国人,当然是指西方人,特别是指西方殖民者。
相比之下,欧洲人之所以没有停滞而是不断进步,是因为欧洲人是自由的,他们单个人在性格上和教养上都是有差异的,对欧洲人而言,自由就是个性的保持: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北京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对于袁世凯积极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其用心何在？革命党自有清醒的认识，据当时媒体揭露，“而袁氏乃必谓须另组织统一之临时政府，是袁氏心目中并无南京政府也。至组织统一临时政府之全权，袁氏居然自握之，派唐绍仪为总理以垄断用人行政之大权，其野心辣腕已达极点矣”②。袁世凯组建北京临时政府的目的昭然若揭，归根结底是为了掌握用人行政的大权，这一举动为北京临时政府时期南北与新旧官员的选用纠葛埋下了隐患。
目标词是孤立地进行测试的，不提供上下文线索(Laufer,1998)。答案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中间形式，每个正确的答案是一分。每一个频率段由18个项目组成。考试分为五个部分，最高分数是90分。此测试有四个并行版本。每个版本都有来自不同频率级别的项目样本，但项目本身是不同的。这种工具被认为是实用性强的词汇测试工具。选择接受性词汇量表测试可以了解测试者本身的词汇量是多少。
个人之间,阶级之间,国族之间,都是彼此极不相像:他们闯出了各式各样的多种蹊径,条条通向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虽然行在不同蹊径上的人们每个时期都曾彼此不相宽容,每人都想若能强使其余的人走上自己的道路才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他们相互阻挠发展的努力很少有什么持久的成功,每人终于随时忍愿接受了他人所提供的好处。照我判断,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展,完全是受这个蹊径繁多所赐。[39]
因此,他告诫欧洲人对“那种要使一切人都成为一样的中国理想”保持足够的警惕。
就这样,约翰·穆勒不仅从政治经济的分析中,而且进一步从历史文化的分析中,指出了东方及中国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不仅政治的专制,而且还有“习俗的专制”,受习惯势力支配,个性与自由普遍缺乏。这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停滞,也是思想文化的停滞。
上述的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约翰·穆勒三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秉持近代西方发展进步的社会价值观,得出了东方社会“停滞”的结论。这与此前黑格尔等哲学家的东方观趋同,但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亚当·斯密从自由主义经济观及财富的性质来源的角度,指出中国等东方国家是国富民穷,造成停滞甚至退步的原因在于政府的重农抑商及政治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干预;理查德·琼斯指出土地国有(王有)制及被称为“印度农民地租”的独特的地租收取方式,形成了作为最大地主的国家君主对于农民的持久剥削,并成为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约翰·穆勒则将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结合起来,认为东方国家的财富均被政府所占有,东方国家都具备“经济静止”现象,而“政治的专制”与“习俗的专制”是东方长期停滞的根源。可以把这些观点概括为“经济停滞、政治专制、文化保守”三位一体的东方观。这些观点既包含着对东方社会的正确观察与发现,也包含着西方人特别是19世纪秉持自由主义社会经济观、发展观的那些学者们的偏见,却被西方学界所普遍接受,从此东方便进一步成为“西方”的反衬或对象物,也对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方观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关于东方社会几千年来没有根本变化的看法,关于“没有土地私有制是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钥匙”、同时又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稳固基础的看法,关于东方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施行重大公共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的看法,都与上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论断具有深刻的联系。
在小说中，牛素云是作为反面形象存在的。她的父亲是个恶名远扬的贪官，母亲心机深沉、贪恋权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牛素云，骄纵、虚荣、爱嫉妒。她与木兰第一次见面就暗自比较，认为自己裹脚以及认识高官家的女儿都是胜于木兰的地方，这也足见其爱慕虚荣。她既瞧不起出身寒微的曼娘，又嫉妒高贵大方的木兰。牛家失势后，她觉得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自身不孕又使得她在婆家抬不起头，整日郁郁寡欢。素云不同于逆来顺受的传统女人，她作风张扬，行为大胆，当她觉得自己在曾家遭遇不平等待遇之后，就果断地走出封建家庭，寻找自己的平等。
走进国际彩印的作品展示厅，我惊喜地发现在展列台上，陈放着《怀绣雅物》《感通敦煌》等平日编辑学课上老师推荐的经典书籍。“感兴趣吗？”穆振英看我在展台边迟迟不肯挪动步伐，“我来给你们讲讲。”我有些好奇：“这些都是您设计的吗？”穆振英乐了：“当然不是，每本书都有自己的设计师，我要做的是帮助设计师选择适合他作品的物质形态。算是一种二次创作吧。”
参 考 文 献
[1][2][3][4][5][6][7][8][9][10][11][12]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85-186,65-66,66,651,650,651,653,804,698,652,698,698-699.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6,37,46,79,79-82,89,92-93,98,100,101,7-8,8.
[25]詹姆斯·穆勒.英属印度史//耿兆锐.文明悖论:约翰·密尔与印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8.
[26]耿兆锐.文明悖论:约翰·密尔与印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7][28][29][30][31][32][33]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赵荣潜,桑炳彦,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24-25,25-26,25,32,194,195,196-197.
[34]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97.
[35]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271.
[36][37][38][39]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3,84,85,86.
A Critical Study of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sts'Views of Oriental Economy and Their Theories of Oriental Stagnation
WANG Xiangy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00875,Beijing,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important figures of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Adam Smith,Richard Jones and John Mill all agree that the oriental society is stagnant,which is similar to Hegel and other scholars'views on the Orient.However,they have different angles and methods when analyzing the East.It is necessary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ir views of the Ori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the nature of wealth,Adam Smith points out that China and other eastern countries are rich,while their people are poor.The reasons of stagnation or even regression are 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Richard Jones points out that state ownership of land and the so-called “Farmers renting land in India” as land rent collection method is in fact an emperor's persistent exploitation of peasants,which be-co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eastern autocratic system.John Mill believes that the government's possession of wealth,the tyranny in politics and the tyranny in custom are the roots of stagna-tion in the East.They put together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analyses of eastern societies,making the Oriental Stagnation Theory as the core and initially shape the views of economic stagnation,political tyr-anny and culturally conservative of the Orient,making the East a further contrast or object to the West.These views are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an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Marx and Engels'views of the Orient.
Key Words view of oriental studies; oriental stagnation theory; Adam Smith; Richard Jones;John Mill
分类号 F091.33
收稿日期: 2019-02-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14ZDB083)。
作者简介: 王向远,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东方文学学会会长。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东方文学、日本文学及中日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