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报道与媒介生态平衡——对“非典”报道的边际与信息均衡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生态平衡论文,边际论文,媒介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家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媒介生态是把社会环境当作一个信息化的整体来考查的。媒介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的社会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即是媒介的生态环境。把“非典报道”放到媒介生态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成败直接关系到媒介在媒介生态中机能的正常发挥与否。面对“非典”这一媒介生态的局部机能失衡，媒介的表现无论是过于亢奋还是免疫力低下，都会破坏媒介生态向均衡的复归，影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找准边际——控制媒介机能的正效应和负效应
边际是媒介机能正常发挥的度，离开这个边际，无论向哪一个方向发展，都会引起负效应，从而破坏媒介的生态平衡。根据拉斯韦尔和奈特的观点，就“非典”报道而言，媒介对于媒介生态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而存在三个方面的效度边际。首先是监视环境的效度。监视和报告环境的变化，向人们发出危险的警告，引起和指导人们的应对行动，是媒介的第一个功能。此次“非典”最早于去年12月份出现于广东河源，并在医务人员中扩散，虽然民间开始各种猜测和传布，但媒体没有及时跟进，直到1月份才有一家媒体发了一篇报道，但立刻遭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各媒体以此为戒，声音式微，错过了引起社会关注从而防治“非典”的最好时机，“非典”的扩散和媒介对于环境的监视不力有着很大的关系。与此相反，上海的情况就要好得多，“非典”一在上海出现，上海各大媒体立即报道有关信息和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既有警告又有应对指南，很多媒体还开辟专栏，对民众进行心理疏导，避免恐慌，发动了一场防治“非典”的人民战争，在上海这样一个高度流动的大都市中，“非典”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媒介的作用功不可没，因为这时它对于环境的监视是适度的，它和媒介生态保持了平衡的态势。如果媒介对于环境的监视过度，只有警告而没有应对指导和心理疏导的话，也会引起负效应。除了社会恐慌外，还会加速危险区的人向非危险区域流动，引起扩散。
其次，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边际。联系社会各部分，使人适应周围环境是大众传媒的第二大功能。这一功能通过对周围环境信息的选择和解释来实现，同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它的正面功能是不但将社会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使他们相互制约。比如通过统一的疫情信息发布为社会各个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通过政府部门政策措施的发布形成快速由上而下的行动体系，通过对“非典”有关知识的传播提高民众的防范能力，通过对社会上乘机哄抬物价、弄虚作假、投机倒把等偏差行为的曝光来强化社会规范等，帮助全社会达成共识，并通过形成的社会舆论监督政府行为。它的负面功能是专业人员依靠渠道优势，进行的大众传播活动，在将社会发动起来，形成舆论一律的同时，容易掩盖不同的声音，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媒介大肆鼓吹“多生兴邦”的时候，马寅初先生的计划生育思想被舆论一律专制了。在对“非典”的斗争中，形成社会舆论一律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我们对“非典”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认识不清，尚无定论的问题上的报道必须允许舆论不一，像公布疫情信息，包括一些基本的数字，还要公布治疗方案和用药，这些方案和用药对于患者的健康状况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有不同专家和国际同行的评价和意见，媒介记者作为这些方面的外行人，对各种治疗方案、措施的效度报道不可妄下定论。香港的少数患者出院后病情又复发，媒介报道是用药的副作用引起，倘若像有的媒介先前鼓吹的“疗效神奇”那样，这种错误就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媒介反而帮了“倒忙”。此外媒介的报道不能干扰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非常时期的各种思想、价值观的评价也要谨慎。记者要做船头上的守望者，对外界要保持清醒的思考，尽量在日后的回顾中少留遗憾。
文化的扬弃边际。传承文化，规范价值观是媒介对于媒介环境的又一作用点。通过一代代的文化传承在扩展共同经验的基础上紧密地凝聚起来。现代快报刊登市长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扬子晚报上登省委的公开信，或号召市民弘扬经过苦难磨砺起来的城市精神，或张扬民族意志共同抵抗“非典”，都是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播。但南京某报有一篇《我必须到北京陪儿子》的文章，企图宣扬舐犊之情，但是实际上她的儿子已二十几岁了，家长包办制的陋习令人思后作呕，面对灾难，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必须权衡，这样的赴京举动不仅不利于“非典”的防治，并且在报上登出，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民族文化中有很多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地方，应当加以鉴别。
维持均衡——“非典”报道克服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描述信息不对称对交易双方的影响及其交易规律。在媒介生态中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些信息不对称将引起媒介生态一些功能的紊乱，而媒介在维持信息均衡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非典”报道来看，信息不对称主要有区域性不对称和态位性不对称两种。
区域性不对称。是由掌握不对称的信息双方所处的区域差别所引起的，主要包括：
疫区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虽然同处于一个疫区，但由于隐蔽信息的存在，也可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在“非典”刚开始流行的广东，只有感染和接近“非典”的少数人，掌握相关信息，这种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信息就是隐蔽信息，与此相对的是公共信息——公众都知道的信息。媒介生态中的隐蔽信息很多，但并不都有向公共信息转化的价值。而“非典”隐蔽信息事关公共健康，公众都希望了解。媒介这时候最大的作用就是把隐蔽信息准确地发布为公共信息，达到受众个体之间的信息均衡。一旦大众媒介在这个均衡化过程中不作为，小道消息就会取而代之，造成社会的恐慌。今年1月份的广州，什么“禽流感”“炭疽病”“肺鼠疫”等等流言不胫而走，引发公众极大的恐慌，纷纷上街排队抢购预防药品以自保，就是一个例子。
疫区与非疫区受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非典”是一种传染病，看不见摸不着，不加控制危害极大，一旦发现应马上举报，马上隔离，避免扩散。疫区与非疫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则会加速这种扩散。从北京来看，北京地区的受众接受较多的“非典”信息，一些人就会向外地流动，而外地的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北京流动就会引起扩散，“非典”报道要在这两者之间维持信息的均衡；此外研究与治疗“非典”需要信息的沟通，媒介将疫区防治的成功经验方面的私有信息公开，对非疫区的受众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国内与国外的信息不对称。“非典”初期，国内媒体迟迟不加报道，海外媒体夹杂不实传闻却铺天盖地，损害了政府形象，也影响了外来投资，对外“非典”报道要和对内报道统一数据，公开透明，消除国际社会误解和恐慌，同时也可进行新闻策划，争取外来的物质和技术援助，像上海电视台和姚明策划的“超G明星超C爱心抗击‘非典’明星访谈直播”节目就是一例。
态位性不对称。是指由于不对称的信息双方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态度引起的。主要可分：
上层与下层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利益问题和认识问题，最先接触“非典”的行政下层部门向上层部门传递信息的时候，会存在信息不完整甚至隐瞒的问题，直接导致上下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其结果是上层的决策失误。“非典”报道将一线的信息及时透明地传布，减少中间环节，容易促成信息均衡，并且由于媒介的报道，上层的信息将因渠道更多元而更可靠。
大道与小道信息的不对称。媒介关于“非典”报道非常少的时候，小道消息就会非常多。并且由于手机短信和网络BBS的存在，这种没有审稿和把关人机制的非正常途径的传播危害甚大，媒介的“非典”报道要大行其道，扭转这种信息失衡，同时对小道流言要进行针对性的辟谣报道。
部门的信息不对称。指平行的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非典”信息掌握较多的首先是卫生部门，如果信息不能够及时地传递到其他如运输、教育、餐饮服务等部门的话将是很危险的，媒介都有自己的对口采访部门，它对环境的监视是整体的行为，它的全方位视觉有助于发现防“非典”的薄弱环节和部门，并通过信息的均衡传递让所有的部门都采取措施协调一致。
刺激效应——媒介是应对行为的动力发动机
以上是对“非典”报道进行的宏观的边际与均衡考察。“非典”报道最直接的效用可以通过对三个领域的关注表现出来。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介入，提高媒介生态的免疫力，扭转媒介生态的失衡。首先是关注个人并提高其抵抗“非典”、应对环境变化和发展自身的能力。通过健康知识的传播，个人卫生习惯的匡正，生活与行动的建议提高个体的防范能力。其次是关注个体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媒介作为经纪人把个体和他所需要的防“非典”资源和社会服务连接起来。比如公布相关“非典”定点治疗医院名单和地址，提供心理咨询，通过市场信息的发布刺激防“非典”物资的生产，促进防“非典”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流动。最后媒介关注系统并试图改革系统使之更好地适应个人的需要。比如对我国卫生体制的反思，对我国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法定机制的呼唤，对行政透明的深度报道等，都将在“非典”被战胜之后的后续报道中逐步展开。对人和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都将进行介入，帮助发起有效的变化，使之建立起自己的免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