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人口郊区化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市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郊区化（suburbanization ）出现在以向心集聚为特征的城市化之后，城市人口与各项职能活动向郊区迁移的过程。国内学者对郊区化存在不同的理解，大致可归纳为两类，即广义与狭义（柴彦威，1995）。广义郊区化是指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域在城市核心区影响下，城市性因素增加，农村性因素减少，在景观上和功能上向城市型地域转化的过程。强调城市本身向周边区域扩张，城市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考察的重点，即不论郊区的地域转化是否由城市核心区人口与功能要素外流所导致，均视为郊区化。与此相对的狭义郊区化则侧重于讨论城市核心区人口与功能要素向郊区外迁，或者至少应当以城市核心区是否相对于郊区呈下降势态来界定。广义郊区化实际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进程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的现象，狭义郊区化一般被认为是在城市化水平较高阶段出现。中国城市化总体水平并不高，199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8.85%，然而80 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迅速。因此，本文是基于狭义郊区化基础之上研究城市发展。
人口是城市发展进程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人口的空间变动是城市空间变化的指示器。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也是以人口与居住郊区化为先导，继之以产业与日常生活空间郊区化。因此，本文将以城市人口的空间变动为主题讨论人口郊区化问题〔1〕。
1 苏州市区空间构造分析
苏州市区在行政上包括沧浪区、平江区、金阊区和郊区，1990年下辖22个街道和4乡1镇，人口88.27万，面积178.12平方公里。 本文以苏州市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评论苏州市区人口的空间变动，同时辅以1994年人口统计年报数据对人口空间变动的新动态进行考察。
人口变动的分析总是以一定地域范围为对象的。人口郊区化分析则应建立在对城市地域空间进行适当划分的基础之上。考虑资料的可得性和分析的可行性，本文以中国城市基层行政机构街道办事处（郊区也包括乡镇）所辖范围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地域空间划分。
城市地域既是空间上的实体，又是动态演化过程的时间性扩展。因此，城市地域空间划分可按空间位置关系，亦可按形式发展序列进行。苏州市街道现今所辖范围均是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为不对基本空间单元进行分割，依据苏州城市各空间单元的相互位置关系，将市辖各区地域范围划分为三个空间层次：
边缘乡镇 郊区1994年以前所辖的4乡1镇和1街道， 大体上是包围苏州城市建成区的地域。
边缘城区 边缘乡镇内缘的9个街道， 街道或者整个或者部分是改革开放建设的。包括沧浪区吴门桥、胥江、葑门，平江区娄门、北寺塔，金阊区留园、山塘、彩香、三元。
核心城区 边缘城区包围之中的12个旧城区街道。包括沧浪区公园、府前、南门、双塔，平江区平江路、观前、皮市街、东北街，金阊区石路、中街路（1994年合并入金门）、金门、桃坞。
2 人口郊区化判断与特征分析
2.1 人口变化的动态分析
基于上述的地域空间划分，对苏州市1982～1990年的人口变动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表1）。
表1 苏州市人口空间变动（1982～1990）及特征
空间层次 1982年 1990年 净增人数 净增%
核心地区 369968 336955-33013 -8.92
边缘城区 187206 327852140646 75.13
边缘乡镇 185200 209768 24568 13.27
边缘区合计 372406 537620165214 44.36
市区合计* 751361 882691131330 17.48
空间层次 年均增% 户均人数 无户籍常住人口%
核心地区 -1.162.905.49
边缘城区
7.263.106.17
边缘乡镇
1.573.957.68
边缘区合计 4.703.517.12
市区合计*
2.033.176.47
*市区合计数中包括了公安局系统集体户、 阊门和盘胥水上派出所三个普查单元的人口，而本文对苏州城市地域空间的划分不包括这三个单元，因此市区合计数与三个空间层次数据相加的结果有出入。
由表1可见，1982～1990年苏州市人口仍呈上升趋势， 年平均增长率为2.03%，而同期全市域总人口年平均增幅仅为0.85%，市辖各县（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都未超过1%。因此，从较大的区域范围来看，苏州市的人口变动仍具有城市指向的集聚趋势。
在市区人口增长的同时，苏州核心城区的人口却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而边缘区的人口增长则达44.36%，其中边缘城区的增长高达75.13%。根据Hall人口变动模型，已属于绝对分散型。同一时期苏州城市地域各单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且控制在1%上下， 因而上述人口变动显然系迁移导致。由此看来，在80年代的苏州，以核心区人口外迁和边缘区人口巨增为特征的人口郊区化已经发生。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边缘城区的人口增长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增长率都大大高于边缘乡镇。由此可以推断，苏州城市人口郊区化的空间指向仍然是紧邻原有核心区的边缘城区，而不是更远一些的边缘乡镇。
另外，从市区总人口增长这一事实及其高于自然增长率的幅度（年平均2.03%），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核心区人口外移之外，市区以外人口的迁入也是导致边缘区人口巨增的因素。
下面进一步对各街道的1982—1990年人口变动差异进行分析〔1〕。
核心城区：核心城区中平江区和金阊区的8 条街道人口均为负增长（－10.00%～－20.00%），其中包括核心城区中负增长幅度最大的观前街道（－23.40%）和皮市街街道（－24.56%）。而属于沧浪区的4个街道中， 府前街道为负增长15.50%，公园街道年均增长仅0.01%，低于自然增长率，也属于迁出型，另两个街道则呈现较高的正增长（南门街道39.91%和双塔街道17.11%）。
边缘城区：边缘城区9 条街道中人口增长幅度最高的是彩香街道（819.76%）和三元街道（706.75%）。其它增幅较高的街道有：吴门桥街道（113.37%），娄门街道（116.93%）和葑门街道（92.60%） ，增幅最小的是山塘街道，年均增幅仅为0.14%，属于稳定型地区。
边缘乡镇：边缘乡镇中白洋湾为80年代新组建的街道。除浒墅关镇（原属吴县市）和长青乡人口增幅较低外，其余3乡增幅均高于10%，其中虎丘增幅达42.16%。
可以看出，各街道的人口变动趋势与其所在的空间层次是基本一致的，同一空间层次内部各街道的人口变动也存在较大差异。
2.2 人口静态特征分析
除了人口迁移为中心的动态变化之外，城市地域不同空间层次的人口静态特征也能指示人口郊区化的特征。下面分析苏州市家庭类型和人口结构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差异。
2.2.1 家庭类型
首先考察家庭类型，指标由户均人数直接反映。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的数据（表1 ）显示苏州城市家庭类型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各空间层次的户均人数呈内低外高的分布特征。核心城区的户均人数最低，仅为2.90，边缘城区稍高（3.10），边缘乡镇（3.95）与边缘城区的差异则十分明显。根据各街道的数据来看，核心城区除南门街道的户均人数为3.11外，其它街道均在3以下，变动范围在2.77～2.96 之间。边缘城区除山塘街道为2.91外，其它街道均在3以上，变动范围在3.04～3.24之间。边缘乡镇除浒墅关镇略低（3.65）， 其它4个乡的均达4以上。
户均人数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庭的构成类型。边缘乡镇的高户均人数说明该区域中由较多成员组成的传统的主干家庭所占的比例较高。核心城区与边缘城区户均人数在3附近， 说明两者都是核心家庭占优势，然而两者又存在差异，边缘城区中可能是四口之家（以有两个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为典型）比例相对较高，核心城区单身及双人家庭相对较多。
边缘乡镇较大的家庭规模和传统的家庭构成类型是因为相对城区具有较多的农村性因素，受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心态影响较大，另外宽裕的住房也为大型家庭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从边缘城区与核心城区的差异对比，可以得出一结论：向边缘城区迁移的家庭中主干家庭占较高的比例。
2.2.2 人口结构
反映人口结构的指标很多，如性别比例、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等。本文讨论苏州市无户籍常住人口的分布情况。无户籍常住人口采用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的第（2）、（3）、（4）项相加， 大体上反映了外来人口的情况。无户籍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见表1。
从三个空间层次的差异来看，无户籍常住人口的比例也呈内低外高的分布形态。边缘城区比例比核心城区高0.68%，边缘乡镇与边缘城区的差异则更大一些（1.51%）。在同一空间层次内部，各街道无户籍常住人口比例亦存在较大差异。如核心城区中南门街道的比例高达8.50%，高出核心城区整体值3个百分点。而整体值高达6.17 %的边缘城区中娄门街道则例外，无户籍常住人口比例为2.32%，在各空间单元中是最低的。
上述提到外来人口是引起苏州边缘区人口巨增的因素之一。无户籍常住人口在边缘区，尤其是边缘乡镇的集聚，无疑是上述结论的佐证。外来人口之所以更偏好边缘乡镇以及在各空间单元分布的差异，与其自身的效用分析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管理体制、政策的差异有关。
2.3 人口郊区化趋势分析
上述分析是以80年代为时间背景，人口郊区化特征与当时的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的。90年代以后，政府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入的转变。因此，下述试图对新时代背景下苏州人口的空间变化趋势作一些分析。
由于资料限制，对1990年以后苏州人口郊区化分析只能借助人口统计年报进行。人口普查与人口统计年报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二者不具备可比性，所以这里采用1994年人口移入移出数据进行分析。核心城区11条等街道均为净移出，总数达13440人；边缘城区除胥江、 彩香街道外，其它均为净移入，总数达14751人；边缘乡镇1街道1镇4乡均为净移出，总数达851人。可以看出苏州人口郊区化呈继续发展之势， 即仍然是核心城区人口迁出，边缘城区人口迁入。
核心城区中人口外移量最大的是苏州著名的商业中心观前、石路二街道。主要是商业向其它类型用地发生置换，也是级差地租规律在土地有偿使用改革后的资产价值体现。此外，迁出型地域单元有所增加，不仅核心城区中的南门和双塔变为迁出型地域，边缘城区中的胥江也是负移入。在边缘城区中，南接吴县新区的吴门桥、西邻苏州新区的三元、东邻工业园区的娄门、葑门，仍然保持了80年代的高移入，有边缘城区建设向深度推进的因素，也同三个新区的开发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边缘乡镇各单元在1994年均为负移入，由此看来，苏州人口郊区化的迁入空间范围并未进一步扩展，而是更加集中于边缘城区。
苏州人口郊区化主要以紧邻核心城区地带为空间指向，与发达国家人口郊区化广阔的空间尺度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小汽车、地铁、高速交通大力发展，苏州人口郊区化是否存在更广阔的郊区空间趋势？从各方面情况分析，苏州人口郊区化在未来向更广阔空间推进是有可能的，但受特殊的国情制约，推进尺度在短时间内似乎不会有质的飞跃。
3 人口郊区化动力与作用机制探讨
3.1 宏观动力与条件
狭义郊区化一般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因此，考察苏州人口郊区化时，将参照发达国家的人口郊区化进行对比分析。另外，人口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化，实质是针对居住地而言的，所以本文对人口郊区化的分析是围绕对居住的分析展开的。
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郊区化的主要原因是核心区人口压力过大。人口增长超过城市容量，城市核心区居住环境变差，郊区住房面积大，建筑密度低，环境优美，因而在高收入阶层中首先产生了居住需求的郊区指向。从住宅的供给方面讲，除了受需求推动外，由于旧城改造成本高，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或家庭也倾向于在郊区新建住宅。此外，交通工具的改进与交通设施的发展也为人口向郊区移居提供了便利条件。
根据初步调查、研究分析，80年代以来苏州人口郊区化在宏观动力与条件上和发达国家既有相似又有差异。一方面，城市住宅的供给长期短缺，城市居住建设的历史性欠帐在苏州核心区形成的强大居住需求压力一直延续到80年代。长期以来苏州的城市发展上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工业用地扩展迅速，居住建设得不到重视，建设上依附于生产性建设投资，空间上见缝插针，建筑密度不断提高，居住质量下降。1953 ～1982 年苏州城市建设用地扩展了664.8公顷，其中工业用地占77.5%（吴楚材等，1987）。 同一时期居住用地却呈减少趋势。与此同时，苏州城市人口仍然保持增长，1982年普查时市区人口是1953年的1.5倍。 人口增长与居住建设停滞导致居住条件无法满足需求，城市核心区面临强大的居住压力。其与发达国家人口郊区化的动力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80年代苏州在原有建成区外围成片开发了大量居住区，不仅在供给量上缓解了居住压力，而且在空间上形成了住宅供给的郊区导向，使得核心城区人口向边缘区疏散，上述彩香和三元街道几乎完全由80年代之后新建的居住社区构成，其人口增长也显得特别突出。其它几个人口增长显著的街道，如吴门桥、娄门、葑门等包含了大量的居住社区。此外，90年代中期苏州市仍以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亦是苏州人口郊区化的范围局限于核心城区紧邻地域的主要原因。也是与发达国家在人口郊区化上的重要差异。根据建成区面积与出行方式等模拟计算，苏州城市人口活动半径1982年为5.5公里，1990年为6.4公里，在自行车半小时可达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城市核心区居住需求压力与居住供给郊区导向的结合，构成了苏州城市人口郊区化的宏观动力。至于二者如何结合，则要对人口郊区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90年代以后，苏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格外引人注目。在发展序列上，高新技术开发区是80年代的西部向大运河以西的推进与延伸，但在功能上已完全超越居住，被视为苏州城市新的生长点。在规模上，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总面积52平方公里，相当于苏州1990年建成区面积的1.40倍。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无疑是人口郊区化研究的新线索。一方面，以产业开发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能成为产业郊区化的促发动力；另一方面，以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为特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能成为人口郊区化进一步扩展的动力。另外，从区域范围来看，周边地区开发区亦对苏州市人口、生产要素和城市功能变迁发生作用。
3.2 作用机制
尽管从宏观层面上看，苏州人口郊区化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及文化背景上存在很大差异，苏州本身亦有其地方特色，所以对人口郊区化动力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行为主体活动的支配性因素及作用过程进行分析，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3.2.1 居住选择权力分析
西方国家城市中心人口郊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体择居行为空间指向的郊区化。尽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府干预，但是住宅产权的取得是完全市场化的，取决于消费者和开发商之间的互动与交易。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就业是影响住宅效用的因素之一。如特定职业的收入是否与房价相适应，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通勤成本如何等。但择居行为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依赖性关系，在收入可支付房价或房租的住宅分布空间范围内，城市居民可以根据效用分析自由地选择居住地。人口郊区化的宏观动力正是通过城市居民的自主择居行为来发生作用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城市居民几乎没有独立于单位之外的择居能力（吴缚龙，1992；武进，1990）。单位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计划经济福利住房制度下，单位住房分配是城市居民取得住房的主要途径。分配方式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单位成员获得住房的唯一途径是从所在单位，因而丧失了对居住地的自主选择权力。
除上述之外，“直管公房”分配也是居民取得住房的途径之一。由于住房紧缺，政府掌握着分配的主导权，居民还是缺乏自主选择的机会。因而很难成为人口郊区化的目标。
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住房交换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意愿和选择自由，国内也有人通过对住房交换的分析研究城市人口的迁居问题（唐子来，1986）。然而，经实证研究显示，住房交换对苏州人口郊区化影响甚微。由于单位制管理方式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单位“自管公房”不可能加入交换行列，住房交换的对象主要是存量的居民私房和“直管公房”。住房交换只涉及存量的调整，不能对增量发生作用。对于以边缘带新开发区人口巨增为特征的苏州市人口郊区化而言，居住郊区化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无法体现自主选择。80年代中后期城市住宅产业的兴起，为部分城市居民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由于价格、制度等方面原因，至今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单位分配为主导的福利体制。
从总体上看，80年代苏州人口郊区化过程中，城市核心区的居住压力并非通过居民主动的居住选择倾向作用于人口迁移过程，自主择居权力的丧失是人口郊区化作用机制的重要特征。
3.3.2 政府作用与古城特色
新区的开发建设是苏州人口郊区化的动力之一，政府在新区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直接参与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观上对城市发展进行空间导向，主要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确定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保护古城风貌，疏散古城内密集人口。在“古城新区，东城西市”总体格局指导下，重点开发西侧新区，1990年前形成了大规模连片的居住区，如彩香、三元、新庄等，以及相应的商业服务中心。
由此可见，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区开发是苏州人口郊区化的又一重要机制。机制得以运行的制度背景是土地所有权公有制。西方国家城市住宅开发的基本运作过程是以民间开发公司为中心的，其住宅兴建空间选址的根本出发点是利润最大化。政府作用因国而异家，此处不深入讨论。
以上从人口迁居行为的非自主性和新区开发中强大的政府作用两个方面分析了苏州人口郊区化的作用机制以及与发达国家相异的特征，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共性。
把握人口郊区化的作用机制是深入分析人口郊区化问题的关键。再分析一下上述的家庭类型空间分布现象。苏州家庭规模类型呈内低外高的空间分布，与北美城市家庭规模空间模型（虞蔚，1986）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仅从中国城市居民无自主择居权来分析似乎无法说通，但实际上可以从以单位为主导的住房分配体制中得到解释。单位分配住房常常以资历、工龄等作为依据，职工随着年龄增长往往可得到较好的住房。而家庭规模亦是随成员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因而家庭规模与住房条件之间便发生了联系。因此，需要指出的是，苏州家庭规模的空间分异并不是居民因家庭规模变化而主动选择不同区位、不同条件住宅的结果，单位住房分配制度仍然是主导因素。
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明显加快，对于城市人口的空间变化而言，各种动力的作用机制也随着制度变革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
随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城市居民逐步摆脱在居住上对单位的依附，开始具有相对自由的择居权力。福利型低租金住房分配制度逐步解体，住房商品化打破了单位对新建住宅供给的垄断，使得自由择居成为影响郊区化的因素。因此，住房交换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为居住流动性的提高提供了条件。包括居住地内的社会功能从单位中分离是必然的趋势，择居行为的个人化及其依赖条件的多元化将日渐成为影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机制。
收稿时间：1997—09
注释：
〔1〕本文以Hall 城市人口变动模型分析苏州核心区与郊区的人口变动及特征。
〔2〕根据《江苏省苏州市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计算整理。
标签：边缘分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