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叙事形式研究的必要性——兼论族裔文学与文化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裔论文,文学论文,必要性论文,批评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5)01-0054-06 本文以我从事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作为切入点，对文学叙事形式研究的必要性作一些初步思考。在美国，亚裔美国文学的诞生、演进和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大的语境，那就是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化研究是一种后现代批评方法，它在1980年代和九十年代主导了西方一些最前沿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话语形态。在文学领域，文化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试图改写传统的文学研究：1)它将文学意义的生成从文本内部挪到了由作者、读者和理论家共同建构的跨学科空间。文化研究因此催生了一种既能认真聆听叙事，又能将文本充分语境化，还能在理论高度上对文学关注进行总体性思考的读者。2)它动摇了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通过祛除将文学分为主流与边缘、严肃与大众的等级阶序，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类革命。 一、美国族裔文学的攀升与中国国情 文学的文化研究有若干个源头。其中有强调读者作用的接受美学、对历史宏大叙事的哲学批判、对知识与权利之间纠结关系的思考、对西方文明及其二元对立逻辑的解构，和以发掘被遗忘和被抹杀的非官方历史为己任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兴起。就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后结构主义在1970年代提出的“叙事”(narrative)概念。后结构主义“叙事”认为，语言的每一个具体发声都是明示(metonymic)和暗示(metaphoric)的共同组合，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之间，以及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之间的区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十九世纪黑奴文学的重要文献，《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手记》(Frederick Douglass Papers)，①以及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回忆录《女战士》(The Woman Warrior，1976)，才从非文学的文类堂而皇之地进入了1990年代之后的美国文学正典。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对族裔文学研究的质疑却不绝于耳，令人感到有些费解。笔者认为：其一，轻视族裔文学研究在西方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文化品味，这种文化品位与西方主流思想界197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革是完全脱节的；其二，对西方传统文化形态的崇拜和对西方非传统视角或发声主体的不信任，这反映的不仅是学者人文知识结构方面的缺失，而且也是对现代性本质的一种误解。在21世纪仍然用这种老眼光解读西方文明甚至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经过如此定义的所谓欧美文化精髓和欧美核心知识形态，间接地确认了已经被证明大有问题的欧洲中心论，与这种意识形态缠绕共生的欧洲殖民历史的合法性，以及关于文化和种族他者的若干东方主义假设。 反观族裔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状况，确实有些不尽人意。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领域想要赢得同行们的尊重好像还有不少路要走。因为该领域目前实践的大都是一些关于文学的外围研究。关注点大多集中于文学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作家的文化政治策略、作品中人物的文化身份，或者跨文化背景资源的异同等。其中鲜有关于文学再现的虚构性和文学中介效应的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关于文学的社会研究。这类族裔文学研究的风险在于，它可能间接地印证一些人对族裔文学的偏见。那就是，这种文学作品不过是一种能体现透明文化价值，不用严谨的学术思考就能够理解、把握和总结的幼稚再现艺术。 缺乏对文学形式特征的深入探究，这大概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众所周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强调文艺的倾向性、号召作用和正面社会效应。也就是说，文学说什么比文学怎么说更重要；而且只有当文学的言说方式有助于文学所传达的社会和政治信息时，文学才能成其为好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文学的美学研究，就成了解放后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多少有些先天不足的领域。我认为，这种情况好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四十年间，学者们针对这种情况曾多次呼吁国内人文学界尽快补上西方形式主义的必修课。我本人十分赞成加强文学的形式研究，但认为学者们关于补形式主义课的提法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并不具备西方形式主义产生和运作的基本社会与人文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形式主义赖以存在的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和唯心主义智性传统。前苏联对这类西方传统一向敬而远之，认为它们与文学内容决定文学形式的理念相去甚远。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奇(Lukács)对与直觉主义关系密切的心理分析也充满疑虑；他与阿多诺(Adorno)、布莱希特(Brecht)和布劳克(Bloch)在1930年代那场关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之争的焦点，就是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采取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文本策略使文学失去了基本的再现功能和社会效应。而现代主义内向策略的文化基础则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极端疏离感，以及能容纳极端个性化艺术的社会空间。这些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语境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诸如欲望这类有关内在的过程并不是很感兴趣。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法兰克福学派从1920年代起就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进行嫁接，试图用这种方式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批评。②通过以上实例我想说明的是：历史主义在界定自我的过程中，应当能与黑格尔、康德、尼采、博格森和海德格尔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否则，我们就不太可能全面把握马克思、卢卡奇、布莱希特、伊格尔顿和詹姆逊提倡的历史主义程序，也不可能看清福柯、德勒兹、里欧塔和德里达等人提倡的思想体系为什么存在一些认识论缺陷。更重要的是，只有了解直觉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西方社会存在的历史和语境，我们才能认识到：为什么西方人文知识分子能对这些思潮趋之若鹜；为什么欧美形式主义实践在中国是不可能复制的。 1990年代，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在没有真正体验过资本主义人文危机，也未真正受到过形式主义洗礼的情况下，从原先苏俄式的社会批评一步跨入了试图超越形式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话语。而当时引进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大都是一些通过强调社会文本重要性而将文学问题边缘化，或者通过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而淡化文学修辞建构的反本质化理论(anti-essentialist theories)。在西方挥之不去的形式主义学术氛围中，这些混淆文学话语和非文学话语之间基本界限的理论可能起到某种使文学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的作用。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研究方法只能助长对文学的社会学式理解和社会学式研究。族裔文学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二、文化研究的陷阱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目前国内流行的西方理论大都是一些与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关系密切的左翼话语。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将激进的政治姿态文本化。比如，德里达试图通过对语言结构和表意系统的解构来否定整个西方文明，但他只能在巴特所说的“符号帝国”里做文章。福柯无情地抨击人类和人文科学参与制定资本主义的规范，但他只能在话语允许的范围之内超越历史。德勒兹号召所有不愿认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他者都自我放逐，但他推崇的不过是一种心理分析意义上的游牧操演的美学效应。 政治的文本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文知识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左翼在与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抗争失败后，并没有放弃社会改革的理念。他们把注意力从街头和其他公共空间转向了语言符号、文学想象、另类知识、概念操演、官感和欲望。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些都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范畴，即经济基础的副产品。而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既定目标就是要重新定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贵族式理解和它对大众文化的轻视。经过艰苦的努力，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终于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和艺术等不同性质和不同层面的实践编织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文本符号系统，使文化不仅不再从属于上层建筑，而且还变成了能用来泛泛谈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一种方法论。然而，文化研究的理论突破并不是基于对文化本身的成熟思考，而是借助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某些观点的挪用。[1](p159-160)众所周知，索绪尔语言学中的每个符号(sign)都有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1)能指(signifier)；2)所指(signified)。一个符号因此既有概念特征，又有物质特征；既是感官的东西，又是听觉的产物；既是心灵的，也是书写的。索绪尔认为，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系统，一种语言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有条件的局部规律，因此在本质上是武断的。 文化研究学者从索绪尔这个论断中得到的启发是，既然“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能指”就可以摆脱“所指”的约束而独立存在。依此类推，上层建筑也可以相对地独立于经济基础。不仅如此，因为人们对“所指”的认知必须要经过“能指”的工具性表达才能实现，“能指”也就带有了某种物质特征。文化研究学者的进一步推论是：语言不仅具有组织能力，而且也是人们能最终进入现实的唯一路径。他们认为，这种逻辑也可以用来说明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文化研究的秘密就在于：它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逻辑来模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使文化成为一种能启动和展开一切社会与政治运作的唯一场域，从而为放弃从经济层面介入和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找到了理论根据。 应当说明的是，文化研究的颠覆策略主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也只能服务于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斗争，不见得适用于目前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化研究在西方的贡献是它打破了新批评提倡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以艺术中立为名给文学和文本意义设定的非历史化界限。但文化研究在未经过充分理论准备的情况下急于拓展文学文本的边界，不仅使文学文本的意义再也无法确定，而且使解读再也找不到与指涉有密切关系的任何文学主题。德曼和晚期巴特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前者主张“文学语言的具体性只体现在误读和误译的可能性之中”；[2](p184)后者提出“读者诞生的代价就是作者死亡”。[3](p148)在解构主义者手中，文本终于从意义的源泉和解读的目标一步步地被转化成了补充式替换的铭写对象和消失在互文中的“在场”痕迹。 三、结构与叙事形式 在后现代主义开始称霸西方文坛的1980年代，首次将形式问题重新摆上文学研究日程的是詹姆逊。作为一个历史主义批评家，他坚信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学改造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的潜在能力。他在1981年的《政治无意识》那本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历史不是文本，也不是什么宏大叙事或者其他类型的叙事……然而，我们却只能通过文本的形式来感受历史，透过历史和真实性文本化的既成事实来感受历史和真实性”。[4](p35)詹姆逊这番话所针对的是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后结构主义将话语完全等同于非话语的偏激做法；二是本文开始提到的忽视文学再现中介性和虚构性的旧历史主义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这两种极端倾向构成了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致命弱点。 那么，什么是詹姆逊所说的文本化的历史呢？我的理解是，它是指经由不同动机和通过不同方式再现或解读出来的社会或历史。这些再现或解读的动机、方式与效果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由于试图把握外部世界的人群在种族、文化、性别和阶级地位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被层层复写出来的社会或历史因此充满了互相矛盾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取向。詹姆逊认为，声称让文学回归历史的读者其实只能与这些历史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文本效应打交道。而真正有变革潜力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有效使用文化体制中容易流通的美学符号，使自身的话语不致被文化霸权所排除。与此同时，这类作品还具有修改这类符号的能力，使它们能脱离原来的用途，间接地为非常规的解读方法进行预演、测试和铺垫。这就是文学生产的中介作用。但这个关键的文学再现职能却被文化研究中将文学文本等同于社会文本的倾向简约掉了。 詹姆逊如此强调形式作为探讨文学内容切入点的重要性，显然是想说明：文化研究将文学文本语境化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让文学消失在关于文化的一般性讨论之中，而是要探究文本究竟以什么样的美学形态与语境融为一体。反过来说，文化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社会或历史与读者的认知发生功能发生联系的那些具体文本特征。因此，成熟的文化研究不仅应当，而且必须能与文学的形式特征打交道。但这样做还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文学仍然应当保留某种用来界定自我的界限。但那已经不再是雅克布森(Jakobson)提倡的文学语言的“诗学功能”和与之相关的所谓文学的“文学性”，[5](p358)而是历史、文本、理论和文学生产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渗透的一个交接地带。赋予这个交接地带某种轮廓和内涵的就是游弋其中的读者。詹姆逊通过上面那番话最终要保留的实际上是文学的两个传统功能：1)文本的可读性与文本的意义；2)文学的社会效应。 詹姆逊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上述目标：1)他从新批评找到了文学解读必须从形式入手的切入点；2)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找回了文学的深层意义，即文学的历时性(diachronic function of literature)；3)通过改写卢卡奇在1920年代构思的小说理论，将叙事、形式和历史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新批评解读程序的核心是发掘深藏在文本形式特征之下的文学意义。在这种假设之下，新批评认为文本的修辞机制是读者能体验作为一种虚构的文学内容的唯一途径。詹姆逊在借鉴新批评关于形式优先于内容的解读策略时，有意识地超越了新批评认为意义只存在于文本之内的错误假设，以及与之共生的艺术天才论。 解读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关注。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读目标并不是寻找文学文本的意义，而是要解释意义如何在文学语言系统中生成，以及文学语言的音节、句子结构和词法这些语言学范畴通过什么样的常态或等差关系，在文学文本中起到一种潜在的美学规范作用。西方叙事学是一种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之上，关于文学语言内部规律的理论体系。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之内，叙事学制定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方法，用来研究文学语言的特点、体裁、文学叙事的结构，以及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叙事的形式、种类、词法和句法来表达他们对文化和社会的关注。西方叙事学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它的黄金期是1950年代中至1970年代末。与新批评相比较，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带有明显的量化和实证主义色彩。德里达在1967年出版了他的解构主义宣言《论文字学》(Of Grammtology)，该书于1976年由斯皮瓦克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同期，耶鲁学派诞生，开始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传统叙事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因此逐渐式微。其后，尽管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兼容其他批评流派和部分超越语言学模式的方法来更新叙事学，但那时的美国文坛已然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天下。 詹姆逊为什么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下重新造访已经过时的结构主义和作为其核心成分的符号学呢？我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确认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关于语言的假设。因为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结构主义的一切努力都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些努力所确认的东西——比如体制化、系统化和科学主义等——恰恰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认为在西方已经破产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德里达试图在语言范围内颠覆和解构的东西。德里达和德曼(de Man)解构主义程序的中心环节是动摇语言自身的稳定性。因为语言有了稳定性，才能有它的内部结构，才使雅克布森能按照三六九等将文学语言区别于非文学语言，并且赋予文学语言以更高的等级。詹姆逊实际上看中的是结构主义在语言表面现象和语言深层规律之间所作的区分。因为这种区分可以用来反驳后现代文化研究关于文学不过是一种共时性的(synchronic)表浅化艺术的理论依据。同时，结构主义分析模式也为詹姆逊挪用卢卡奇的“物化”(reification)概念进行了铺垫。 詹姆逊在政治站位和研究方法上的这种双向投入反映西方左翼人文知识分子经常面对的一个悖论。他们意识到，要走出布满虚无主义陷阱的后现代主义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也就是说，只有把握后现代主义的精髓，才能在后现代主义的武器库中决定取舍，从而有目的地利用而不是盲目地追随某一个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因为在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后现代主义已经是一种难以回避的文化存在。反之，让结构主义重新体现其使用价值的最佳方案，也只能是将它部分引入后现代主义的轨道。这种对结构主义的后现代式挪用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传统的语言结构通过后现代逻辑和表述方法得到了能被后人本主义学者接纳的某种程度的修复；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新和修复的语言结构，反过来又丰富了后现代主义的运作方式和运作范围。 詹姆逊的这种策略特别体现在他对卢卡奇小说理论的后现代式改写中。[6]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有两个前提：一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二是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因为“物化”理论与卢卡奇有关小说形式的论述关系比较密切，我想在这里简要概括一下：“物化”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有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发生量化和抽象化的总趋势。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上面谈到的社会关系从他们原来所处的传统状态中剥离开来。然后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原则和生产效率的需要，将这些传统的社会关系化解为相对独立的断片，然后将这些断片重新编排为一个等量的客体系统。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把传统社会关系的这种量化或抽象化过程描绘成一种天经地义的初始状况。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与小说的叙事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类比关系。那就是，小说完美的形式其实都是假象，因为它掩盖了小说并没有说完的故事。而小说之所以有说不完的故事，是因为小说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那就是艺术作品被表面化、量化、抽象化和空洞化。而小说要讲述的内容不能浮出水面，还因为作家往往对文学的物化过程毫无知觉；读者对文学作品也同样被动接受。卢卡奇认为，当人们接受物化的结果时，就会发生“主体”的物化。而被物化的主体是没有能力识破资本主义物化过程秘密的。 卢卡奇这番思考对我们的启发是：所有既定的文学形式中都潜藏着被压抑的矛盾和不均等的关系。因此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细读上。细读只是一种学习文学的常规手段。解读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对文学叙事形式表象的分析，找到形式上不完美的意识形态接缝，然后通过对这些意识形态接缝的深入探究和分析，使被形式压抑、变得不完整和发生扭曲的社会内容得到复原。历史化的卢卡奇形式主义与非历史化的新批评在关于文学研究必须走从形式到内容之路的假设方面，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卢卡奇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对形式问题十分敏感，能在历史、文本、理论和文学生产之间的交接地带游刃有余的读者。这个读者也是詹姆逊与卢卡奇进行后现代式协商的一个焦点：他通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程序将卢卡奇那个受新黑格尔主义“总体性”(totality)支配的怀旧主体改写成了一个既能预设，又愿意认真揣摩马克思主义“政治无意识”的半觉醒的读者。 文学形式的研究应当是多样性的，有西方传统，也有东方传统，无所谓先进与落后。重要的是应当使文学形式的研究根植于它能发挥自身文化特长、能够创新、也能与西方研究方法取长补短的土壤之中。这种过程应当是外向型的和开放式的，但学者们似乎应当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思考和提出针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学关注和文学问题。 最近从国外刊物上了解到，不少国内读者开始关注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1865)一书。这本书包含了一些对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中社会转型问题的重要观察，对当前中国的改革进程有一定参考价值。我认为，该书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似乎也有启发。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领域，哪些东西与早期资本主义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呢？那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由奥尔巴赫(Auerbach)、布劳克、卢卡奇、布莱希特、巴赫汀、萨伊德、托多洛夫(Todorov)和詹姆逊等人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文学再现理论，以及对文学形式与文类的研究。因为中国目前经历的主要还是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如城市化、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现代化、金融体制的现代化、医疗体制的现代化、法律的现代化、政府职能的现代化、话语的现代化，等等)，属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上升阶段。在此情况下，学者们不太可能真正体会、把握和认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知识分子自愿游离于现代性和民族国家之外，渴望从解放理性他者、心理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程序中寻找出路的那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 总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人们有必要探究西方理论生成的社会土壤与历史背景，以及将当下西方时兴的理论和研究课题统统移植到中国的现实困难，进而加强对源于中国的文学与美学传统的探究与发掘。 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8-1895)，是黑人女奴和其白人主人的孩子，由祖母抚养成人，一生中只见过几次亲生母亲。后成为著名政治家、辩论家和作家，有美国民权运动之父的美誉。道格拉斯毕生致力于黑人权益，并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政府担任外交使节的黑人，他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手记》收录了他生前演讲辞、作品、通信、备忘录和相册等。 ②这种嫁接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关于这方面的评价，见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3),pp.23-40.标签：文学论文; 卢卡奇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