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辉[1]2001年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质与量的把握》文中研究表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质与量的把握
肖国进[2]2015年在《哲学新探(校园版)》文中认为序:《哲学新探》,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展开探讨,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从学术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化认识。《哲学新探》有五大新点:1、理顺了"物"与"心"的关系;2、析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原理;3、创建了哲学的质量辩证法和质量辩证体系;4、澄清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原有的模糊成分;5、析出了社会生活的自然
褚帅[3]2013年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辩证法底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是他改革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系列创新，在实践上直接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和前进。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在政治领域的自觉运用。深入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的辩证思维，对于继续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在改革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科学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并且对有关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阐述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一部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框架部分。主要对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进行研究和分析。其中重要的有：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和急迫性的阐述；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的总结；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标准的构思与阐释。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对一系列重大辩证关系的把握，并展示了当前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第叁部分：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视角透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正确把握质与量的关系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个鲜明的方法论特质，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部分内容有：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视角透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必要性；一个新视角--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质和量辩证关系的把握。
范秋迎[4]2001年在《邓小平运用质量互变规律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启示》文中认为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根据质和量相统一的观点确立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构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质和量相制约的适度原则谋划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政策。
郭晓光[5]2009年在《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文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已浸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其精华部分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任何一个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人,不可避免的要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他们的思想之根是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的。本文由前言、正文、结语等叁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是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第叁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第四章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第一部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不断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承者,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从邓小平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娴熟运用,而且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第二部分,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重知行,重实践;在方法论方面则主要围绕对立统一范畴而展开的。这些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思想精华主要体现在注重主体实践与注重变易与和谐之关系这两大方面。“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观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目标指向,都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但毛泽东是我党历史上最先发扬光大了这种实事求是学风,而邓小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过犹不及是中庸观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继承了中庸观这一方法论,毛泽东的中庸观有着很高的哲学思辩,而邓小平的中庸观更多体现在政治实践中,而且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中庸观的误用。第叁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思想都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政治密切地纠葛在一起。政治成了全部社会问题的核心,甚至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所以,政治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心。政治思想的内涵包括对于政治哲学的思考、对于政治主体的认识、关于国家与法的设想、以及具体的政治方略和经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围绕着专制主义而展开的,包括君权至上的理论核心,臣辅政治的制约机制,民贵君轻的理性思维,反对专制的思想火花。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追求,高度哲理化的政治之道,以伦理为本位的政治规范,重视治术与策论的政治经验积累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倾向。“民本”主张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基础。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而且邓小平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观发展到“使人民满意”。毛泽东、邓小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贤思想,并根据新的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人才思想。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中,有许多思想和中国古代优秀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是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形成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毛泽东、邓小平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反映时代现实的忧患意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源远流长,但都带有乌托邦式的空想色彩。毛泽东与邓小平超越了传统大同思想,不同点是二人实现大同思想的途径不同,而且晚年毛泽东陷入了空想。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凝聚力。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首倡的“大一统”思想,在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过程中,始终起到特殊作用。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分裂只是异态。第四部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宏富广博,对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较深的,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其二,均平和调的土地思想。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业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重农思想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经济思想。从传统的“以农立国”观到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论,再到邓小平的“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的思想,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农业经济的演变不断发展、创新,不仅成为我国农业思想史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指导我们今天农业发展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义利之辩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叁个阶段,儒家倡导义利双修。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如何处理公利和私利的关系上是一致的,不同点是毛泽东晚年走向了重义轻利的极端,而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而且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文章的结尾,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传统文化观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提出了研究两者传统文化观的对现实的启迪。
谢钟[6]1995年在《论历史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文中认为搞清社会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历史演进的角度，来阐发和说明这个问题，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社会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的实现规律这叁个侧面，分别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历史演进。通过这种考察，结合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回答了如何看待马恩、列、斯、毛、邓的社会主义观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如何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意义、如何展望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等问题。
张华金[7]1985年在《论矛盾涵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矛盾涵义是个复杂的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来阐述。一般说来,在论述矛盾涵义时也总是离不开对立和统一。要离开对立和统一来论述矛盾涵义,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也说明,仅仅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自身概念作些论述,未必是全面的。要正确地揭示
张道全[8]2005年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代价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对于这一巨型社会变迁过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向度加以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不但要研究改革的正效应,即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要分析改革的负效应,即改革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便完善改革目标,调整改革模式,这种向度也就是“代价”的向度,本文就是从这个向度来研究改革。 当代中国改革的基本动因来自于我们对传统体制所付代价的深刻反思,正是传统体制的弊端及其所付出的代价促使我们进行改革。但改革又伴随着新的代价,人们为了或因为改革必然要作出一定的付出或牺牲,承担一定的消极后果或负面效应。改革的历史既是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也是不断付出代价的历史。改革代价形成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根源于认识的相对性和历史局限性;有的根源于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有的根源于政策选择和决策失误。因此,有的代价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的代价是能够控制的,有的代价是可以降低的。 改革不可能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代价的付出又必须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如此,改革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反之,如果改革的代价失控,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抵消改革的积极成果,导致改革的失败,原苏联的改革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就当代中国的改革而言,合理限度的改革代价应该小于改革的收益;不得“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损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为了不使改革的代价突破合理的限度,必须对改革的代价进行调控。这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获得支持的客观需要。在调控改革代价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改革过程的公正性。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为了及时防范和化解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控制改革与发展的代价,中共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用来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代价意识。它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反对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来追求物的发展;它坚持全面协调的发展,反对以牺牲社会的某一要素的发展为代价来追求片面的、失衡的发展;它坚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对以牺牲资源、环境和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一时的繁荣和发展。
姚军[9]2011年在《奋斗论》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发生的人的失落、自然的衰败、社会的式微,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自觉,源自人类面临的对现实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的奋斗史,现代社会是一部浓缩版的奋斗史。将“奋斗”凸显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命题,可以从学界,以至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方面加以探讨是相当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原因是我们所拥有的奋斗理论和成功学愈来愈花哨,而我们对奋斗的科学认识愈来愈浅薄这个理论困惑,以及当今社会对奋斗的呼声愈来愈炽烈,而各式各样的奋斗愈来愈迷失这个实践困惑。系统地研究奋斗,既切合于当代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用以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奋斗,揭示奋斗的内在张力,弥补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短板,又有助于为推进奋斗理论的科学化、深入化、现实化和具像化作出应有贡献,为现代社会人类遭遇的空前的虚无主义之迷茫与寂寞提供一条藉由超越的通达之途。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奋斗理论为切入点,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奋斗观、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观为研究视阈,探讨了奋斗的术语界定及内涵指认,回溯了奋斗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分析了奋斗的真理性与价值准则、奋斗的差异论与机制创新以及奋斗的目标观与实现路径。对何为奋斗、为何奋斗、如何奋斗等问题均作了必要的探讨和论证。对指导个体奋斗、群体奋斗、民族奋斗以及社会奋斗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本文在综述中外文献的基础上,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对奋斗作了术语界定,并提出了奋斗的范式,明示了奋斗的指向,揭示了奋斗的特质。第二,本文回溯了奋斗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奋斗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奋斗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以及如何奋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时汲取了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奋斗的优秀思想资源。第叁,本文剖析了奋斗的真理性和价值准则。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创新地论证了奋斗的真理性和价值准则,并明确指出奋斗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第四,本文论证了奋斗的差异论与机制创新。详细探究了奋斗的差异性,探讨了奋斗的机制创新,并从思想政治教育视域提出奋斗机制的时代选择,论证了奋斗公平正义的导向机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机制、发展动力的整合机制和共同富裕的激励机制。最后,本文指出了奋斗的目标观与实现路径。客观解读了奋斗的主体目标与客体目标、理想目标与道德目标、社会目标与个人目标;揭示了奋斗的实现路径,包括奋斗的出场条件、推进过程和实现方式;指证了奋斗的历史进程与实现标志;论证了奋斗的动机与结果、奋斗的实践评价与检验标准、奋斗的最终成功与意义拓展;提出了要在奋斗实践中张扬个体奋斗、激扬群体奋斗、弘扬民族奋斗、颂扬社会奋斗!
陈婷[10]2016年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针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利益关系演变关联,本文利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制度—利益关系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动态演进分析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等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思想为理论逻辑起点,探索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变动的特征与态势,揭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并就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均衡利益关系提出思路和对策。本文认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定是针对前期出现的利益关系失衡状况所做出的缓和与调整,而该时期旨在为缓解前期利益关系矛盾所作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由于其自身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如收入分配制度自身的某些固有惯性,新旧制度改革的摩擦,市场化分配方式的“马太效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性等,又为下一阶段利益关系的再次失衡埋下伏笔。在这种循环往复中,追溯自新中国建成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历程,及所引起利益关系的相关变化,总结利益关系演变的总体特征很有必要。对此,本文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成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原则确立及实施过程中平均化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该时期在单一公有制下实现了社会各利益群体根本利益关系的一致。单一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既平等又相对公平,符合当时生产能力和社会结构,塑造并加固了根本利益一致的利益关系与相对协调的利益关系格局。然而,十年“文革”时期,打乱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调,按劳分配制度在立与废之间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利益关系的失衡,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第一阶段,转轨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的多样化利益关系格局。该时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收入分配原则随着要素资源配置出单一分配方式向多样化分配方式转变,分配市场化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趋于增强。政府从初期保证温饱的平均主义分配理念,朝着克服、破除平均主义,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目标迈进,而该时期的利益关系也随之进入到了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逐渐复杂化,即利益关系暂时平衡的阶段。然而,随着该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要素分配过程中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所造成的分配市场化过程中的“非法”、“灰色”收入的产生等,在扩大利益分配差距的同时,利益关系矛盾不断聚集,使前期暂时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再次陷入了失衡状态。第叁阶段,市场经济时期多种分配方式中复杂化的利益关系格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利益分配的市场化趋势愈加明显。此时,随着转轨时期利益分配差距的扩大,在政府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作出了愈加频繁的调整,以期达到合理利益关系格局的同时,利益关系实际上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同质异量的变化。相比前期,收入分配制度与利益关系之间的互动关联显得尤为明显。人们收入分配差距的日渐扩大,使利益关系再次走到了失衡的边界。在分析并阐述计划经济时期、转轨时期及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变化,及随之所导致的利益关系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论文总结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的几个演变特征,即“整体利益不断增进,利益关系大致和谐”,总的利益关系呈现“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的循环特征。但“分配主体呈现不断重组与分化态势”,“利益关系矛盾呈总体扩大趋势’等,并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均衡利益关系所面临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配市场化与分配公平的关联、政府权力介入利益分配的把握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所有制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效应、过度市场化与市场化不足、既得利益人群和部门对分配制度改革的干扰、政府定位不清以及分配政策价值选择模糊的现实困境。为改变当前我国因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失衡的局面,论文提出要坚持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利益公平分配与倡导共享发展理念等指导思想,相应处理和把握好市场与政府、“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公平与效率等的关系,延续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有利于利益关系和谐的制度设计,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完善具体分配体系以构建均衡利益关系,实现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共享,走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质与量的把握[D]. 于辉. 河南大学. 2001
[2]. 哲学新探(校园版)[C]. 肖国进. 《同行》2015年9月（上）. 2015
[3].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辩证法底蕴[D]. 褚帅. 太原科技大学. 2013
[4]. 邓小平运用质量互变规律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启示[J]. 范秋迎. 保定师专学报. 2001
[5].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D]. 郭晓光.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6]. 论历史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D]. 谢钟. 中共中央党校. 1995
[7]. 论矛盾涵义[J]. 张华金.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985
[8]. 当代中国改革的代价研究[D]. 张道全.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9]. 奋斗论[D]. 姚军. 苏州大学. 2011
[10].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研究[D]. 陈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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