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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0）02－0031－08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平台，进入了由职业化为主导向以专业化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实务开始由星火式的点状分布走向燎原式的系统发展，兴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已达到两百多所，社会工作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这促使我们思考，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动力要素是怎样建构了中国的社会工作的等问题。
一、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要素
Malcolm Payne在其《社会工作理论》一书中认为，三种力量构建着社会工作。“创造和控制社会工作者专业的力量；主动寻求帮助或被动地转介至社工处的人们被称为案主的力量；改变开展社会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力量。”[1] 这表明，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三种力量都构成社会工作的动力。但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一研究中，三种力量中除案主力量外，其他两种力量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明晰，而且，这三种力量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建构社会工作，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方法，在建构过程中各自的地位等问题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论证。在此，笔者将推进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力量概括为八种，并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1.社会转型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力
社会工作一直都十分强调需求的力量。那么，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是什么因素给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需求，并内在地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发展？笔者以为，正是我国的社会转型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内在需求，并构成社会工作发展的大背景，内在地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转型至少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四是与这三个要素相伴的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型。这四重要素统合在一起，使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形，并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具有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
社会转型给国人的最大影响是社会个体的凸显。农业社会是以家族和家庭为本体的社会，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联结使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的共同体。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弱化，社会关系呈现出疏离化的特征。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的地位、责任、权利、义务必将凸显。这种个体地位、责任、权利、义务的凸显对国人提出了重大挑战。这是由于在传统社会中，个体被淹没在家庭、家族和集体中，国人对个体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怎样做个体等问题还没有应有的准备，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大潮又冲击了传统的个体社会支持体系，使社会在个体化的同时，社会支持体系却弱化，个体之间的联接非有机化，这样，以个体为基础的种种问题不断形成，对我国社会发展形成挑战。
在个体地位、责任、权利、义务强化，而个体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的情形下，构建社会的正式支持体系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也由此，社会工作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2.政府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主体和保证
政府主导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既有传统上国人对政府具有强依赖性的文化基础，也有政府回应因社会转型而出现各类问题，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政府仍然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主体和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恢复以来的发展历程看，政府在社会工作发展中具有需求提供、政策制定、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应该说，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和推动有一个过程。最初，政府往往把民政工作等同于社会工作，这使我国社会工作最初并没有在其应当生长的领域获得系统发展，而是在社会需求与政府需求最迫切的社会稳定领域获得较为系统的发展，是一种增量型的发展，这种增量型的发展又使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具有了问题取向和维护社会稳定取向的特点，从而使社会工作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也使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整体上表现为星火状态，即在相应的众多领域都已经出现，但这种发展是一种不成面的点状分布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我国的改革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主导转向于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阶段，政府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对社会工作的推动作用也由点到面，由某个人、某个点的推动而走向系统、全面、制度化的推进。
政府这种认识深化的直接动因源自对“小政府，大社会”建设的探索。这是政府长期追求的一个理念，但在建设过程中却路径难寻。其关键点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在社会不成熟情况下，转变出来的职能由谁承接。这就提出了社会建设问题，也提出了社会力量的建设问题，进而提出了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这可以说是政府在社会转型内在需求下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根本动因，而社会转型中社会问题的解决及社会稳定的需要则是政府推进社会工作的直接动因。
在上述动力的推动下，政府把社会工作的发展纳入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中，并将之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这样，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相吻合，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体性组成要素，并被纳入政府的工作范畴，由此，相应的政策及具体的推进措施不断推出，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开始由点到面，呈现出系统、全面、制度化发展的态势。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这种强力推进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其支持也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工作的行政性和意识形态性也需要引起我们不断的注意和反思。
3.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倡导和实践是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传统的意义，教育工作者的根本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但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时代似乎赋予专业教育工作者以更多的责任。他们不仅要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等本职性工作，而且还是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研究者、倡导者、社会需求的发现者、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激发者、社会工作实务的践行者。他们不仅活跃在课堂上，而且活跃在社区、机构、政府等众多领域，甚至是社会工作实务前线。
首先，专业教育工作者承担了培养社会工作者，研究社会工作理论的任务。这不仅表现在专业教育工作者在高等院校培养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方面，而且表现在他们对社会工作实务工作的培训和督导方面。专业教育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研究的主体，从已有的社会工作研究成果看，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来自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工作者。
其次，专业教育工作者还是社会需求的发现者和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激发者。实践性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特征，这要求专业教育必须深入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专业教育工作者秉承其对专业本质的认识，深入社会，发现社会需求，并把这一社会需求通过政府咨询的方式转达于政府相关部门，进而激发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促进社会工作相关政策及制度建设的发展。
最后，专业教育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实务的践行者。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性要求专业教育工作者也必须具备相应的实践能力，同时，在我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服务机构相对较少的情形下，许多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就以专业教育工作者为基本力量。如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全国有数十所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工作者介入灾后重建工作，专业教育工作者成为主体力量。这种专业实践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推进了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和水平的发展。
4.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的型塑者
如果说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者是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控制者，那么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则是社会工作的型塑者，他们以自己的实务塑造了社会工作在公众中的形象，并促进了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推进了社会工作在公众中的传播。
行动是社会工作专业形象获得的基本途径。社会工作者在一线的实务工作直接影响了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并使公众在行动中体验社会工作的意义及其特有的专业价值观和方法，从而确立社会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意义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声望。
行动更是社会工作专业获得社会认同的根本途径。在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普遍不足，甚至存在“社会工作即是在社会的工作”认知偏差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以直观、感性的形式告知公众社会工作是什么，干什么，使公众获得社会工作服务的经验性体验，感知社会工作，认同社会工作，传播社会工作。
行动还是政府认同社会工作的重要力量。在一般的意义上，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源自知识界、西方国家的工作体系，但政府对社会工作专业意义的认同并不源自这两个方面，而是源自社会工作者实务行动的结果。他们会在同一类事务的工作中，自动比较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和传统工作体系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会对两类工作系统工作实践的结果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认同。这样，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就成为推动政府认同社会工作的基本途径之一。
5.服务对象的认同是社会工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渠道多种多样，包括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等，但一个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渠道是社会渠道，即公众之间的相互演说，而公众之间的相互演说又源自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服务。因此，社会工作获得公众认同的社会渠道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社会工作首先在服务对象中相互演说，并获得传播，然后通过服务对象在其家庭及朋友中演说，并获得传播，最后在公众中演说，并获得传播。在现代中国，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似乎并不是社会工作者给了服务对象什么，而更多的是社会工作者做了什么。如在吸毒人员的社会工作服务中，服务对象普遍地向社会工作者提出了工作、补助等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对社会工作者是重大挑战，很多情况下这些要求难以满足，但他们的努力使服务对象认识到社会工作者是帮助他们的，这使服务对象在相互演说中传播和认同了社会工作。
公众的认同使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这不仅在于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使公众逐步认同社会工作，更在于由服务对象到公众的认同，也促使政府认同社会工作，从而使社会工作获得了政策的认同，其专业和职业的地位得以确立。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将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
6.传统工作体系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推拉者
我国社会工作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社会工作服务的众多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工作体系，有学者提出了“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性社会工作”来区别二者，但问题在于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些工作领域中某些部分已经不属于行政性工作的范畴，因此，笔者以传统工作体系称谓之。
社会工作界往往以传统工作体系专业性不够来证实社会工作的专业意义，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统工作体系已经形成其特有的工作体系及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来否定传统工作体系的专业性，正如用医学的专业性来否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一样是不可取的，也是违背社会工作基本价值伦理的做法。传统工作体系面临的困境在于我国社会转型改变了传统工作体系的社会基础，并使之出现了覆盖面不足的状况，这对传统工作体系提出了挑战，要求传统工作体系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行转型。
传统社会工作面临的这种系统性挑战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传统社会工作体系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在国家主导，国家、市场、社会不分的状态下形成，这导致了其特有的计划指令性、意识形态性、集体至上性、单位制等系列特征。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要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分离，构建社会的协商性、契约性、生活性、个体性、社区制，这种社会的整体转型使传统的工作体系出现了总体上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社会和市场领域，这些领域很难依靠行政指令建立相应的工作体系，这使传统工作体系处于残缺状态，难以覆盖新的社会和市场领域；同时，社会转型中产生的众多问题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产生的问题不同，具有更加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征，这不仅要求转变传统的工作体系，也要求在工作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新的建构，而社会工作这一被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使用的职业和专业在我国的发展获得了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处理社会工作与传统工作体系的关系成为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简单地照搬或否定原有工作体系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但二者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张力，无论是在工作理念、方法、技术方面，还是在职业地位、职业声望等方面，社会工作都具有较高的期望值。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工作体系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工作者队伍，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促使这支队伍中的一部分转型，同时逐渐消化这支工作者队伍中的另一部分人员。传统工作体系中相当部分的工作者可能通过职业资格考试等途径较快地实现转型，但也会有部分工作者难以实现转型，这部分工作者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习惯于行政性、指令性的工作，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行政性、指令性的工作也还没有完全失效，这样，这种传统的工作体系便成为拉住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对未来我国社会工作的形态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状态实际地形成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三种路径。一是增量型的发展路径，即在传统工作体系没有覆盖，对社会工作又有需求的领域生成和发展社会工作；二是转型的发展路径，即原有工作体系中部分工作者通过学习、培训、资格考试等路径转型为社会工作者；三是自然历史过程型发展路径，即传统工作体系中难以实现转型的工作者，通过自然发展的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进替换。
7.境外力量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模式性力量
社会工作是舶来品。自20世纪初期，社会工作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其发展并没有如西方那样兴盛和蓬勃，直到21世纪，社会工作与国家主题相吻合后，才有了燎原发展之势。有意思的是，尽管社会工作源自西方，但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工作界最初并没有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通过与香港等境外地域社会工作界的密切联系，接受了香港等境外地域社会工作的影响，这也许就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种路径。香港等境外地域是我国的一部分，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祖国分离，大量地接受西方文化，并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工作体系，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与本土文化的结合问题已有所解决。而内地与这些地域有着文化的一致性，因此，直接接受香港等境外地域社会工作界的影响可以降低文化的冲突，较快实现社会工作与本土文化的结合。
通过师资及社会工作者培训、相互研讨，接收内地学生实地考察、实务支持、实务交流与督导、经费支持等途径，香港等境外地域社会工作界对内地社会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形成了内地社会工作基本上以香港等境外地域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为典范发展社会工作的状态。
8、传统与现代文化构成社会工作发展的基础
社会工作的发展以文化为基础，这已没有疑义。对于中国社会，东西方学者都有论述，梁漱溟先生将之归结为“伦理本位”[2]，费孝通先生则将之归结为“差序格局”[3]，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4]可见，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以伦理为基础的关系社会。经过多年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家族弱化，个体开始显现；伦理弱化，制度与规范开始显现。这使中国社会呈现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中，此时，家族、个体、伦理、制度与规范都表现出不成熟性，其结构也表现出非有机性。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手段，实际地承担了促使这些社会要素走向成熟的责任。这也决定了社会工作以社会关系为基本对象，在现阶段尤以个体社会关系为基本对象的实质及其发展取向。[5]
二、社会工作动力要素的互构
上述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要素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要素在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这八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建构，形成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系统，共同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
首先，上述要素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各具自己的动机。传统及现代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她渗透在各种力量中，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促进作为外来品的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而政府则更多地希望通过社会工作的发展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专业教育工作者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希望为自己学生的发展，但在更高的意义上，笔者以为，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即他们基于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赋予社会工作在社会发展中以重大的意义，并把这种意义内化为自己的意义，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天职观”，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而境外香港等地域的力量基于促进内地社会工作的发展，基于国际规范和专业经验，基于对专业发展的认同，基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为社会公众谋福利的思想；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似乎更注重于生活的逻辑，他们的行为处于传统工作体系的工作者和理想图式类型的社会工作者之间；传统工作体系的工作者则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方法，即使是已经通过资格考试的人员，他们中也有部分以传统的工作方式评价这一新的工作模式，认为“是真的没有用的”。而在增量型发展出来的社会工作服务中，服务对象则以自己特有的认同方式证明了社会工作的积极意义，如他们“给老师（即社工）面子”，在相互演说中传播社工是帮助他们的，等等。尽管各种力量所具有的动机不同，但这些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合力。在这种合力中，专业教育工作者对社会工作者理想图式的塑造，社会工作者对理想图式的接受，并将之运用于实务实践将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趋势。
其次，上述要素在社会工作发展中各具自己的发展图式。对政府而言，社会工作是包括传统工作体系与专业社会工作两大内容的社会工作；而专业教育工作者则更认同作为外来品的社会工作图式，这一点与境外香港等地域社会工作界的认识基本相同；而社会工作者似乎并不想把事情复杂化，越简单的工作方式对他们越是有利，能够一次完成的事情，绝不希望通过过程实现。这样，各自所具有的社会工作图式便产生差异。能够实现这些差异统一的力量是专业教育工作者。这是由于他们联结了政府和实务工作者，并得到了境外力量的支持。但专业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形是：在专业教育工作者中，什么是社会工作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6]，这使我国社会工作难以形成统一的图式，也表明我国社会工作在今后的发展中还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模糊过程。
再次，上述要素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各具自己的话语权力。从理论上看，政府是社会工作政策和制度的建设者，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话语权力，但从实际发展过程看，由于社会的需要，政府本身的进步，社会工作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制定也成为政府与专业教育工作者及理论研究者、实务工作者相互建构的结果；境外香港等地域力量对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所给予的各种支持，实际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及目标。他们不仅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实现着他们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对我国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培养，间接地影响了我国未来社会工作者的模式，也通过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影响了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专业教育工作者是专业力量的控制者，他们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具有联结和润滑各方的作用，这使专业教育工作者具有了现代社会社会工作发展中专家的权力。而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工作则是一种实践的权力，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模式，如果没有社会工作者的实践，都将成为空谈。从以往的实践经验看，能够整合这些权力的力量也只能是专业教育工作者，他们的专家权力，以及联结和润滑各方的功能赋予他们以力量。
最后，上述要素各自依据相应的动机、图式及话语权力具有自己的运动逻辑。
在笔者看来，最初，相应政府部门并不是没有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动机，相反，其推进动机还是比较强的，只是受到时代特点、相对其他政府部门的话语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推进的强度不够。随着社会建设主题的提出，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当务之急，政府管理主体部门的明确，党中央的提倡，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推进力度空前增大。但随着推进力度的增大，政府已有图式对社会工作所产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大。从最近政府相关部门给社会工作的相应规定看，政府主题、意识形态等因素开始进入社会工作范畴，使社会工作专业性、职业性、意识形态性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工作发展的特有路径。
受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境外香港等地域社会工作界推进社会工作的行动主要是通过影响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路径实现。他们通过系统的、有规划的行动培养、支持、影响专业教育工作者，参与社会工作的建构。而专业教育工作者在接受香港等地域社会工作界培养、支持、影响的同时，也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吸取养分，主动地与政府、社会工作实务界互动，甚至主动参与前线工作，直接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典型示范，从中开展社会工作研究，发挥自己专业力量控制者的作用，一方面使社会工作专业性得以保证，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发展。
社会工作者的行动逻辑是一个值得系统分析并专文研究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是一种夹缝行动的行动逻辑。首先，社会工作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生活的逻辑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影响；其次，社会转型正处于过程中，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都还有一定的运作空间，而专业化运作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再次，社会工作是适应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推进；复次，专业教育工作者特有的使命感和投入度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服务对象的肯定予以他们极大的鼓励。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他们的行动游离于传统工作体系与专业工作体系之间，形成特有的“传统——专业”二重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这种传统性和专业性在其工作中所占比重具有动态性，依据工作情景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服务对象的行动逻辑对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服务对象以实用为基本的行动逻辑，最初，社会工作者能够为他们提供什么（如工作、廉租房等实用性要素），提供多少，成为他们评价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的标准，但随着服务过程的延续，服务对象开始形成社会工作者是“帮他们的”的观念，这使意义的要素增加，而提供什么，提供多少的要素下降，与此同时，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的参与度也不断增加，这促进了社会工作者行动中专业性的增加。但专业性的发展及深化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在政府主导，资源主要集中于政府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工作系统、传统的工作惯性及文化、在专业性掌握不足情形下以资源配置为主导性的工作内容、周边传统工作体系的影响等因素仍然是影响社会工作者行动的主导性因素，因此，以传统性为主导，在传统性中渗透专业性仍然是社会工作者的主要行动逻辑。这一在传统与专业的夹缝中发展的夹缝逻辑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是我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基本逻辑。
总之，社会工作是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中相互建构而成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历史赋予了专业教育工作者以超出其他学科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而从理论上看，要成功地实现这种建构，社会工作图式的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社会工作今后的发展方向。因此，专业教育工作者应该适应社会工作发展的需要，由以往推进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从而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为主要目标转向以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为主要目标，实现社会工作研究的提升，明晰相应的社会工作理论图式，并将图式运用于社会工作的建构过程中，影响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其他力量，以促进社会工作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