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52；K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7)12-0095-07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高潮迭起，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界一大流派纷呈的显学。尽管学界对社会史的理论界定分歧多多，如“交叉说(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方法说”或“范式说”、“通史说”等等，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即是大家都对以政治史为核心的类同于社会发展史的传统史学不满，希望实现在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上的新突破。主张改变习惯性的思考路线，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崇历史学科与自己血缘关系相近的社会科学进行交流，从中汲取学术营养，更新观念和方法。[1](p1)这些学人的共识，无不印证了梁启超的卓识。20世纪初，西方近代社会学就已渗入中国的知识土壤，社会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逐渐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影响，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建构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并身体力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自他去世时就已开始，迄今已取得丰硕成果，涉及其历史观和史学观、史学理论体系等多个方面，以及梁启超在学术史、历史文献学、人物传记等各种专史领域里的撰述和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思考。特别是他的引多学科入史的方法论原则，虽一再为学者所称颂，所引用，但惜未见学者有系统的论述。在多种学科中，梁启超运用最多的是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仅就梁启超对社会学的认识及其以社会学理论与视界治史的思想与实践作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合群”与“群学”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里，论及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群学”是康有为讲授的主要课程。而他本人1896年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也设了“群学”课。所以说，现在学人所认同的是，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由维新派的先驱和领袖康有为于1891年以“群学”之名开讲的，至今也已一个世纪有余。[2](p1)但今天的学人对康、梁所讲的“群学”概念产生歧义较多。清末“群学”一词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合群立会之说；二是指社会学；三是指广义的社会科学。[3]有学者认为，当时康、梁所讲的群学，只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糅合起来建构而成，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4]有学者判断康有为的群学“应是西方之社会学”[5](p7)。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在晚清维新者心中，群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社会学……二，由字面意义引申而来，专指合群的学问。”[6](p94)
研读梁启超所论“群学”有关的内容，再参考以上学人的理解，笔者认为，梁启超的“群学”概念在早期所指就是“合群的学问”，而到后期就意指“西方社会学”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梁启超对“群学”含义的理解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群学”理念对梁启超史学的影响却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将在下面的一个问题中具体谈到。
梁启超较早提到“群学”，是在作于1897年的《说群》一文中，这里他所意指应是“合群”观念。梁启超合群观念的形成，除了师承之外，与严复、谭嗣同确有直接的关系。有学者考证梁启超在1896年已认真读过《天演论》，且受其影响颇大。[7]《说群自序》里梁也有明确表述，说他“发明群义”之源流为“南海之绪论，谭严之宏著”，并论道：“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百二十章。”此文是梁启超早期论“群”的代表作，主要内容是论证“合群”之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宣传群学方面，梁启超的作用最大。他把“群”提到了万物的共性、天下的公理的高度：“群者，天下之公理也”、“万物之公性也”、万物皆以“恃合群为第一义”。一切胜负都取决于能不能“群”及“群”的力度，“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并”。[8](p93～94)而且他是把“群”作为宇宙观来看待的。他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的生存和联系都是由其物质性的“群”体自身决定的。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宇宙星体到地球上的万物，从无生物到生物，从低等动物到高等生物，以至人类社会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是以“群”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又提出了“群术”和“独术”两个概念。“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何谓“群术”？“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谓群术”。[8](p94)梁氏在《变法通议》也多次论及“群”的概念。如他论述道：“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虫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为群心智之人所制。”“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8](p27)。仔细辨析，在这一时期，他所阐明的“群”是指合群立会的政治思想。所以他提倡“乐群”，并引荀子之言来论证：“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曾者，以其能群也。”“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而且他还有“大群”与“小群”之分：“他日合天下而讲之，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是谓小群。”[8](p108)梁氏在作于1901年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里论道：“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8](p428)这里梁氏已把“合群”与进化论思想联系起来。他在《新民说》里把这一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自然淘汰之结果，劣者不得不败，而让优者独胜云尔。优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群与不能群，实为其总源。”[8](p693)而在他写作《中国史叙论》时，他对“群学公例”已有明确认识，并以此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论，以至在《新史学》中，他是以“群学”理念来“新”史学而提出“史界革命”。这时他的“群学”含义实际上已接近“西方社会学”的本义了。
“群学”的含义从“合群立会”到“社会学”本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也与严复的翻译与介绍有关。众所周知，早在1895年，严复就发表了《原强》一文，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生物进化论，将达尔文“天演之学”概括为“物竞”“天择”，并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学，他将社会学称为“群学”：“而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曾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取以名其学焉。”[9](p6)对斯宾塞的学说作了初步介绍。
至于严复为什么把“社会学”一词翻译为“群学”？这可从严复所作译书看出端绪。严复是把斯宾塞的学说与荀学类比，所以他才写道：“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尔文氏同时，其书于达氏《物种起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曾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9](p16)受其影响，梁启超则称荀子为“社会学之巨擘”[8](p1256)，尽管有些牵强，实际上这也符合认识规律。社会学对此时的国人来讲，是全新的。要想认识西方社会学的面貌，他必须与其原有的知识基础发生关联，这样才能认识。如果没有任何的知识基础背景，认识就谈不上。所以，当社会学被引进时，不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是马上调动固有传统学术中与社会学理念相关的知识储备，由于荀子的群学观与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些理念相暗合，这样一来，在梁启超的笔下荀子便成了“社会学之巨擘”。正如当今学人所论：“正是由于18世纪下半叶以来荀学的复显，特别是其中所阐述的分明有序的群体观和具有革新进取精神的内容，面对内忧外患、抱着团结民众、上下齐心、通过逐步有序的改革以图富强的维新启蒙思想家，在引进以社会改良为特征的西方社会学时，便看中了荀学作为其嫁接西方社会学的接本，而将sociology意译为群学。”[2](p10)还有学者评论道：在戊戌时期，广泛流传的“群学”观念，不是西方社会学的本义，而是“借用西方的社会学来发挥自我的群学观念，它不是西方社会学的原型，其实他们对西方的社会学并不太了然”[10](p386)。此论颇为中肯。
梁启超到日本后，才有“群学”的另一层次即“西方社会学”含义上的认识。这其中受日本学术界①影响甚深。在日本，“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8](p324)。梁启超利用“和文汉读法”阅读了大量近代社会学说的著作，自称“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从“群学”到“社会学”的转变，反映了梁启超社会观的转变和认识的深化。在当时国内的思想界亦是如此，随着认识的深化，愈来愈感觉到用“群学”概念已不能达意，也失之笼统，1902年，章太炎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样在20世纪初经过一段“社会学”、“群学”、“人群学”混用的时期之后②，“社会学”便取代“群学”成了沿用至今的sociology的汉译定名。
二社会学理念的吸纳与史学变革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改变了近代史家的治史理念，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严复所译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著作，对当时我国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史学由封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11]。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奠基和开拓之功就是基于对社会学理论的吸纳与应用，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而确立了进化史观，而“历史观的进步与变革，是历史学在其本质属性上的进步与变革”[12]。
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为法国的实证主义者孔德(1798～1857年)，后经英国学者斯宾塞(1820～1903年)的阐扬，逐渐发展为一门认识社会万象的学科。进化论是社会学用来观察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基本理论，它最初只是一种生物学理论，是由斯宾塞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梁启超1922年8月18日在南京应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开幕所作的演讲，对此作了生动的解说：
生物学不过自然科学中之一种，但他所衔的职务，不仅在他本身，还不仅在自然科学。他直接产生一位极体面极强壮的儿子，名叫社会学。他把生物界生存的共通法则——如遗传、如适应、如蜕变、如淘汰、如互助、如进化等，都类推到人类生活上去，如何如何的发展个性，如何如何的保存团体，件件都发见出“逼近必然性”的法则，于是人类社会怎样的组织，怎样的变化，历历然有线路可寻。社会学所以能应运而生，可以说全部都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不惟直接产生社会学而已，凡有关人事之诸学科，如法律学，如经济学，如政治学，如宗教学，如历史学，都受了他的刺激，一齐把方向挪转。试看近五十年来这些学问，哪一种不和所谓“达尔文主义”者发生交涉？无论是宗法他或是驳难他，总不能把他搁在一边不管。他比方一只大蜘蛛，伸着八根长腿到处爬动，爬得各门学问都发痒。他产生了这位儿子——社会学，这位儿子把他同类的学问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合成一个联邦国，叫做社会科学，取得和自然科学对抗的资格。他以自然科学一部门的身份，伸手干涉到社会科学的全部。[8](p4016)
梁启超认为，“社会学应运而生”，是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的基础之上，而进化论的产生，使得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受了他的刺激，一齐把方向扭转”。的确如此。特别是在史学领域，这种以探索社会演变规律为宗旨的理论及方法很快就被引入，英国史家巴克尔(1821～1862年)出版于1857～1861年的两卷本《英国文明史》，就是一个显例。随着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与《群学肄言》的广泛流传，斯宾塞和巴克尔的著作相继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如社会进化论等，逐渐成为中国学界观察历史的重要方法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9](p123)这里，严复将变革治史理念当作群学致力的方向。他对群学相当推崇：“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9](p18)认为社会学是各门具体学科的综合，历史学是其涵括的一门重要学科。极力倡导以社会学理论来看旧史学，认为“读史而但观古人之事迹，虽考之甚密，必不足以得盛衰治乱之由。惟知求群学，籀其公例者，乃能据往事知来者耳”。这种理念对梁启超影响甚深。
早在1901年，梁启超写作《中国史叙论》时，就提出对中国“有史以前之时代”的研究，要借鉴社会学者研究古史的新成果，重新评说中国上古史。
又以人群学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一为各人独立，有事则举酋长之时期。第二为豪族执政，上则选置君主，下则指挥人民之时期。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时期。斯宾塞《群学》云：“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于此，一旦或因国迁，或因国危，涌出一公共之问题，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必集其民众于一大会场，而会场之中自然分为二派。其甲派，则老成者，有膂力者，阅历深而有智谋者，为一领袖团体。以任调查事实讨议问题之事。其乙派，则少年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为一随属团体，占全种族之大部分。其权利义务，不过傍听甲派之议论，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又于领袖团体之中，必有一二人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猎家，或狡狯之妖术家。专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即被举为临事之首领云云。”然则一群之中，自然划分为三种之人物：即其一最多数之随属团体，即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则少数之领袖团体，即将来变成豪族之胚胎也。其三则最少数之执行事务委员，即将来变成君主之胚胎也。[8](p452～453)
梁氏认为这三种时期是“历代万国之公例”。“我中国当黄帝、尧、舜之时，纯然为豪族执政之时期，而且中央集权君主专裁之制，亦已萌芽发达。”[8](p453)这里，他提出了以“群学”公例来重新研究中国上古史，并引用斯宾塞的学说来论述由原始人群到君主制度的嬗变过程。
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有多处批评过去旧史偏重“君史”，忽视“民史”，严复在翻译成《群学肄言》时特加批语指出，过去“史家所以独详君公而不及民生者，亦缘尊尚权力之情瞀耳”[13](p130)。与此相类，梁启超在1897年，就把史学分为“君史”、“国史”与“民史”三类，且认为“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8](p134)。受严译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梁启超逐步开启了“进化史观”的观念。到日本后，读了大量西书，使他对进化论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观有深刻的体会：“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8](p559)以此眼光观照史学领域，梁启超终于发出“新史学”的呼声，指出史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及其“公理公例”。他反复强调历史学应以“群”、“群体”、“人群进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谓“历史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注重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其着眼点，则在倡导以进化论重新认识历史，拓展研究视野，以具有社会史性质的“民史”和“国史”取代昔日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以进化论学说为指导，进行理论创造，提出新史学的方向，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性质、内容重新加以界定：(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二)阐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三)阐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而史学的任务应是描述人类进化途径的总体特征。古代史家不认识历史进化的真相，误信孟子所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以为历史的治乱，循环相替。实际上，历史是进化的，然而历史的进化并非直线式，“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而循环论者在认识上的错误，“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他还从“群”的观念出发，认为史学要写出人类“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的界限，“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强调人类进化是人群进化之结果，“食群之福，享群之利”。[8](p740)
梁启超积极倡导用进化论来认识和解释历史，并以此原理来改造旧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说，这一时期，参照社会学的原理建立理想中的“新史学”，成为一股潮流。章太炎就曾写信给梁启超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窃以为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14](p167)并认为修中国通史，当“深识进化之理”，“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廓模德，今译孔德)、斯氏(斯宾塞)、葛氏(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之说，庶几不远矣”[14](p167)。刘师培也认为中国旧史学所以无所发明，归根结底是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15](p223)。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播与应用使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迈步，进化史观在20世纪初期已经被大多数中国史家认同为认识历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观点。夏曾佑在1904～1906年间撰述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以进化论为指导，旨在“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16]。刘师培于1905～1906年间写出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一部用进化史观撰述的新型通史。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10余年间，是进化史观开始传入并对中国史学界产生初步影响的时期。顾颉刚总结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17](p3)
三“社会学者的眼光”
“社会学者的眼光”是梁启超所强调的治史的一种视野。他提倡史家要“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社会共同现象”[8](p4650)。所以他对具有此观念的史家极为推崇，称赞司马迁的全史观念，“《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之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8](p4096)。谓司马迁作《史记》尽管是以人为主，但司马迁在作本纪列传时，“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8](p4808～4809)。对《左传》的评价更是如此。1918年以后，是梁氏年富力强，思想敏锐、精力旺盛，并且在哲学思想、西方社会学说和社会经验方面有更充分准备的时期。所以在他晚年专意于学术之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得到充分体现，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虽没完成，但我们可以看出他治史的宏大气魄。
梁启超所谓“社会学者的眼光”，意即总体和综合的观点，梁氏在谈到读《左传》时，不仅应着眼于它所涉及的政治面，尤须顾及当时的社会众生相。他认为，要研究“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如何……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8](p4650)通过这些论述，可以想见，梁启超是以写“社会全史”为职志。1901年，《中国史叙论》说：“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次年，《新史学》又说：“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可谓是无所不包，意在提倡作“综观”的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的总体特征。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指出，良史籍应“为全社会之业影”，当“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彰显而易见者”与“细微而难见者”，当兼收并蓄，即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又提倡大规模作史，“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历史来”，这样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
梁启超的史料意识之开阔也充分印证他的“社会学者的眼光”：“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8](p4112)梁氏极重视罕见的能反映社会实况和社会经济的史料：
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矞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余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注：任昉两文，皆见《文选》。其《奏弹刘整》一篇，全录当时法庭口供九百余字，皆争产，赖债，盗物，虐使奴婢等琐事，供词半属当时白话。王褒《僮约》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其性质为“纯文学的”，本与具体的史迹无关，然篇中材料，皆当时巴蜀间田野生活也)[8](p4112)
以梁启超所立标准，一切能够反映社会变迁与日常生活的各种记载与实迹都当作史料来运用，而且他竭力提倡研究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历史，以此来见证社会的发展变迁。他指出，虽“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的史料。如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老字号的“流水账簿”，既为百年来物价变迁的确实资料，又可反映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苟得其详赡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即成家族社会制度与人口消长的上佳资料。[8](p4113)他还特别注重方志的史料价值，认为在现存之“二三千种十余万卷”方志中，“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盖“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郩杂，各不相侔者其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实“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8](p4581)所以他主张史家从事人类学或社会学式的社会调查，以取得罕见的口碑和实迹史料，认为：“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列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有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8](p4068)意谓用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史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周传儒对梁启超治史方法的评价可谓精当：“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通风。”[18]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最充分地体现了梁氏的“社会学者的眼光”。在此文中，梁氏对父系与母系、婚姻、家族及宗法、姓氏、阶级、乡治、都市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借社会学学说诠释人类、家庭、家族宗法与邦国的起源与变化，不仅肯定社会学者关于人类起源的某些论断，而且也借以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组织的形成。如他在探讨构成原始社会史基础与核心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及其婚姻家庭的演变时，引用借鉴了很多社会学者的成果。“近世社会学者，多言人群之始，先有母系而后有父系。母系云者，以母为家族中心，子孙皆从母为系属也，现代尚有存其影响者，例如暹罗。此阶级是否为人群所必经，是否为我民族所曾经，今尚未得完证，然古籍中固有足供此问题研究之资者。”他列出许多“无父感天”说的例证后论述道：“当婚姻制度未兴以前，只能知母为谁氏，不知父为谁氏。此则母系时代自然之数也。”他又对社会学者对于某些问题的论述，遍查古籍而不得时，也提出自己的疑问：“社会学者言母系时代有以甲系之男为乙系之女所公有者，在吾国古籍中不见此痕迹，但当其已发见同姓不殖之原则而婚姻制度尚未确立时，或当有此制以为过渡。周制，诸侯娶于一国，同姓两国从而媵之，其事颇奇异，其习惯所出来不可考，不知与此制有关否。”“我国若曾有母系时代，则此时代以何时终止耶？”[8](p5077)许冠三曾评论说：“在他看来，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双程的。史家固然可假人类学、社会学之说以澄清古代史的神话和传说，但亦可借落后地区的调查与研究以坚证、否证或修正有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19](p5)《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匠心独运，从一个新的角度，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来思考中国社会变迁，突破了一般史家所固有的传统模式，把以往史家所不注意的问题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正如许冠三所评价：“在多种学理中，他用得最多的是‘群学公例’和通观全局的‘社会学者眼光’。”[19](p5)
统而言之，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然后以“新史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这也是有些学者所评价的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试图通过对政治理论的研究，号召知识分子起来建设有益于“群治”的新史学，益群智和群德，像西方史学那样促进社会进步。[20]而在梁氏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才得到充分体现，他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的设想是一个显证。惜天不假年，使他的宏伟抱负没有实现，只留下《社会组织篇》，但其引社会学入史的研究理念却影响深远。
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被梁启超所借用，由此使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都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使史家的眼光开始下移，改变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和科学化的走向。正如有学者所评价：“梁启超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21](p154)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几乎是革命性的，它使历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与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切又促使着我们思索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当下意义及其价值。
注释：
①1875年日本政论家福地樱痴就是以“社会”翻译society。
②此时，在国内“社会”一词也逐渐代替了“群”的概念。1902年《新民丛报》11号的问答栏有一个解释：“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至，不能划一，至淆耳目。”该栏目编者认为：“然社会二字，他日亦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1903年汪荣宝等人编《新尔雅》，其中有《释群》一节，解释说“群”即“社会”。这可表明，当时“社会”一词已广为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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