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更新中的空间盲区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盲区论文,中国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更新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6)04-0001-09 一、城市更新滋生犯罪空间盲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规模宏大、举世瞩目的城市更新进程。随着农村人口持续涌入城市，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结构发生深刻改变。城市汇聚了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经济活动，犯罪也愈来愈多地发生在城市。“中国改革开放前，城市犯罪和农村犯罪的比例大体是6∶4，到1998年就已扩大到8∶2。”[1]有学者用1978-2008年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以最小二乘法拟合回归直线分析城镇化率与犯罪率的相关系数为0.916333，验证了犯罪率与城镇化率存在正相关的理论假设[2]。城市吸引犯罪，城市空间构成了诱发犯罪的条件与犯罪发生的载体。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随着外来人口的持续涌入，城市人口总数不断攀升，城市规模日趋扩大，城市生活方式、居住模式发生嬗变，城市空间结构亦发生了较大改变。这为治安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商业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成为容易诱发犯罪多发的热点区域。以城乡接合部为例，由于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多居住于租金较为低廉的城郊社区，从而使城郊社区的居民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此类社区，形成了人口流动性强、居住密度大、人员成分复杂、住房多为“农民房”等特点。相对于城市中心，此类社区的建设滞后、规划和配套不成熟。在此类社区中，由失业或非正规就业外来人员所实施的入室盗窃案件多发。以商业区为例，在城镇化进程中各类商业街、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些商业区吸引了大量的人、财、物汇聚，客观上为“两抢一盗”(抢夺抢劫和盗窃)犯罪的实施提供了机会。在商业区中，街面扒窃、公共场所扒窃、盗窃电瓶车及自行车案件甚为多见。 在借鉴日本学者“治安死角”[3]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将此类易发生犯罪的空间环境界定为犯罪的空间盲区。所谓犯罪的空间盲区是指“由建筑物、构筑物、设置物、绿地、水体、地形等要素构成的物质空间环境中有利于犯罪发生和不利于治安防控的空间场所。”[4]这里的空间盲区不仅是治安防控决策者及执行者认识上的盲区，还是普通民众认识上的盲区。因此，这种人们观念上的盲区存在着无法准确判定的问题。在“犯罪环境构成了犯罪防控重点”[5]的观点愈发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空间盲区自然成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的重中之重，而精准判定空间盲区更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人文地理学中，一般将空间盲区分为“公共空间盲区、非公共空间盲区、边际空间盲区、移动空间盲区及虚拟空间盲区”等具体类型，并针对上述不同空间盲区提出了以城市设计为主导的一揽子治理方案[6]。这些治理方案为防卫空间设计提供了颇多的值得借鉴之处，但上述分类仍未能给空间盲区在地理空间上的范围界定、准确探测提供清晰明确、客观化的判断依据。同时，空间盲区的犯罪治理不能简单等同于城市设计，更不仅是依靠环境设计就能够应对的。毕竟，环境预防只能改变犯罪发生的条件，而无法触及犯罪发生的社会原因。此外，环境设计预防犯罪要受各种条件的制约，环境改造的可行性往往有限。囿于城市规划、管理、物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限制，警务部门、社区及相关业主有时也无权自行变更规划，对空间盲区的城市环境进行随意改造。可见，如何提升针对空间盲区犯罪治理的科学性及可操作性，已构成当前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空间盲区再认识的缘由与方法 (一)空间盲区再认识的必要性 为提升城市空间盲区犯罪治理的科学性，有必要对空间盲区进行再认识。第一，人文地理学关于空间盲区的传统分类在防控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如前所述，在人文地理学中，根据用地属性不同，空间盲区一般分为公共空间盲区、非公共空间盲区、边际空间盲区、移动空间盲区及虚拟空间盲区等具体类型。在城市这一生态系统中，空间要素与人类活动有机组合成各种生活场景，各种属性的用地及前述各种盲区类型往往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分布于城市空间，更多时候这些不同属性的用地和各类盲区是交错混杂分布。因此，以前述盲区标准进行分类，有时在犯罪防控上缺乏可操作性。第二，空间盲区的科学认识亟待从主观延伸到客观。“盲区”顾名思义具有浓厚的主观认知色彩，不同的主体有着差异化的盲区认识。如何将主观色彩浓厚的空间盲区认识转化为可测量的客观认识至关重要。这种客观认识是对空间盲区的一种精细化解读与量化评估。因此，空间盲区的客观化理解对于犯罪防控来说至关重要。第三，空间盲区再认识是适应城市犯罪风险评估的需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犯罪更多地体现在犯罪风险的评估与预警上。现有的空间盲区范畴过于概括和宏观，如在地理单位上有时仅停留于街道及社区层面，而缺乏立足于微观地理单位的风险评估。因此，既有的空间盲区亟待适应犯罪风险评估精确化的需要，在微观地理单位上认识空间盲区。那么，究竟运用什么方法进行犯罪空间盲区测量呢? (二)认识空间盲区的科学方法 空间地理信息是犯罪活动的基本维度之一，如犯罪发生地点、罪犯居住地点、罪犯出行线路、罪犯出逃轨迹等构成了犯罪的空间属性。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犯罪制图技术则能将犯罪的空间属性予以可视化展示出来，犯罪地图能够辅助决策者和研究者掌握特定区域的犯罪时空分布特征，便于针对犯罪空间分布状况开展犯罪防控活动。随着遥感、GPS、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犯罪制图工具已从人工手绘步入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计算机智能制图时代。地理信息系统一举成为21世纪最具统治力、最具实践价值的技术之一。因此，基于GIS的犯罪制图技术成为认识空间盲区的科学方法。“犯罪制图是以空间地理信息为参照，操作与处理犯罪数据，以可视化形式显示、输出对特定用户有用信息的过程，是一种有效的情报分析和侦查工具。地理信息系统构成了辅助犯罪情报分析和提高制图效率的基础平台。”[7]由于GIS具有强大的犯罪数据管理、整合、对比能力，强大的可视化功能，强大的空间统计分析功能，所以GIS是犯罪制图的最佳工具[8]。 具体来说，犯罪地图可包括犯罪散点图、犯罪密度图、缓冲区地图、行为轨迹分析地图、犯罪预测地图等专题地图。散点图用于全局展示犯罪地点的空间分布情况，犯罪散点图直观全面地呈现出犯罪活动在特定城区的空间分布状况，使研究者了解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犯罪密度图可用于凸显犯罪高密度区域(亦称犯罪热点)，辨识犯罪热点的热度、大小、位置，了解犯罪的聚集程度。其中，根据地理单位的大小，犯罪密度图还能进一步区分为全局密度图、社区密度图、网格密度图及路段密度图。当然，地理单位越小，犯罪空间分布的测量就越精细。缓冲区地图是指围绕特定场所以一定距离划定圆形缓冲区，以此评估特定场所周边犯罪风险的地图。行为轨迹分析地图既包括针对罪犯的犯罪出行路线及距离的制图分析，也包括警察最佳出警路线设计、治安防控布局的优化设计等制图分析。犯罪预测地图是指根据犯罪历史数据，对未来可能的犯罪高发时空进行制图分析。在中国，警用地理信息系统(PGIS)能够实现上述各种专题犯罪地图的制作，已成为评估犯罪风险、抓捕罪犯、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性工具。 三、从空间盲区到犯罪热点 犯罪的地理分布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经常在某些路段、网格、道路交叉口、广场等地点形成一些犯罪热点。“2004年，Weisburd、Bushway、lum等人考察了1989-2002年美国西雅图市街面犯罪情况，他们发现在14年间50％的案件只发生在4.5％的路段上。”[9]犯罪热点是指犯罪在空间上的聚集分布。随着犯罪的聚集性被多次验证，如何探测及分析犯罪热点已成为犯罪空间研究的核心议题。犯罪制图技术为从盲区到热点的犯罪空间研究转向提供了分析思路和分析依据。 (一)犯罪热点的探测 “犯罪热点是犯罪现象频繁发生的一些小区域。”[10]在图1中，我们以中国东南沿海某省省会中心区S区为研究区，以2009-2012年间730起盗窃犯罪为样本数据。S区是该省省会城市的中心区域，经济发达、人口汇聚。通过空间统计发现，S区24个热点网格(占全部网格的14.8％)中发生了50％以上的盗窃犯罪，S区5.45％的热点路段上发生了50.34％的盗窃犯罪。此外，作为全国有名的旅游区，S区各星级宾馆周边的犯罪情况也可通过缓冲区制图展示出来。(见下页图1所示) 在犯罪防控中，热点探测的意义极为重要。以往我们更多关注如何防控犯罪高危人群，但高危人群的数量多且在犯罪之前无法准确辨识出来，谁是高危人群，谁即将实施犯罪，这即便依靠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分析都无法准确预测。近期在法国、德国等地发生的暴恐犯罪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寻找、辨识出潜在罪犯难度极大。相对多数高危人群，少数的热点路段和热点网格在犯罪地图上较为容易辨识出来，地点防控具有较强的防控可行性、可操作性。犯罪热点的探测为犯罪防控从罪犯到地点的转向提供了基础。 (二)犯罪热点的对比分析 我们以未成年人盗窃和未成年人抢劫抢夺犯罪为例，以中国东南沿海某省的省会城市副中心X区为研究区，其中X区2007-2012年未成年人盗窃犯罪共计806起，未成年人“两抢”犯罪435起。以GIS软件为工具，制作犯罪散点图、犯罪密度图及最近邻指数分析表，从而探测及对比犯罪热点、分析犯罪的聚集程度。 在散点图基础上，探测未成年人盗窃犯罪和“两抢”犯罪热点，并进行热点对比分析[11]。如图2、3及表1，发现未成年人盗窃与“两抢”犯罪在网格层面存在共同的热点，但也存在各自独立的热点。通过热点对比发现，不同犯罪的空间防控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不同犯罪的热点重叠区域更应投注警力重点治理，不同群体在犯罪地点选择上也有不同的主观偏好。这对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具有参考价值。
图1 盗窃犯罪网格色温图、密度图及宾馆缓冲区图
图2 X区未成年人盗窃及“两抢”犯罪散点图
图3 未成年人盗窃热点网格与“两抢”热点网格的对比
(三)犯罪热点的空间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犯罪热点探测与比较，我们发现热点网格和热点路段的空间因素具有一定特殊性。如在S区的火车站附近是犯罪高发区域，火车站、大型商品批发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标志性建筑物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汇聚，也成为犯罪高发空间。商业吸引犯罪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在X区，重要的商业街总是吸引了大量的街面扒窃及沿街店铺盗窃。同时，非封闭管理的居民小区尤其是城中村的农民房(主要为租房的外来流动人口居住)也是入室盗窃案件的高发空间。此外，道路密度高低也与盗窃犯罪存在空间相关性[12]。通过空间建模分析，可发现诸如商业网点密度、居住用地比例等空间因素与犯罪密度存在强相关，而绿地、教育用地比例等空间因素与犯罪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总之，通过上述犯罪热点探测与分析发现，犯罪的聚集分布特性显著，少数路段和网格汇聚了大量的犯罪，不同犯罪类型的热点也并不相同；诸如商业网点、标志性建筑物、道路密度等空间因素成为影响犯罪热点形成和分布的重要空间因素。犯罪热点成为量化描述和科学解读犯罪空间盲区的最佳范畴，针对热点的犯罪空间盲区治理适逢其会。 四、针对热点的犯罪治理 从我国古代“构木为巢和以避群害”、“筑城以卫君和造郭以守民”的环境设计传统，到欧洲中世纪吊桥、棱堡、护城河的“通道控制”空间防卫策略，再到消灭贫民窟的巴黎改造，都体现出对环境预防的重视。但囿于防控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在全部城区全面覆盖环境预防方案。因此，针对犯罪热点区域的犯罪盲区治理就成为立体化治安防控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特提如下建议： 第一，对空间盲区进行犯罪风险评估，在盲区全面探测犯罪热点区域。空间盲区不能等同于犯罪热点。人类活动离不开其周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空间环境中的犯罪条件有着迥异的差异。根据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机会的增多在于人们日常活动所导致的‘合适的目标’、‘犯罪防范缺失’及‘潜在犯罪者’三种条件的时空汇聚。”[13]因此，把握盲区中的犯罪热点才是评估犯罪风险的重点，即空间盲区中哪类犯罪高发、在哪些微观地理单位上高发、在何种时段高发，罪犯居住地点、罪犯出行距离、热点的影响因素等。如Sherman1995年分析了美国波士顿市来自学校、公共住房、地铁站、运动场的报警电话，他发现在过去三年间这些治安高危区域的犯罪聚集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14]。这种犯罪时空风险评估成为美国较为主流的犯罪预警方法，也成为美国地点警务的实施依据。在大数据时代，为了更好地预见未来，犯罪风险评估构成了提升犯罪防控举措科学性的关键环节，也是开展犯罪预测预警的现实基础。 第二，将“安全”因素纳入城市规划，提高犯罪热点区域城市规划的针对性。城市的规划设计要注意将“安全”因素纳入其中，提升规划设计的犯罪预防意识，并推进防卫空间设计方案的应用。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或城市容量，而忽视对犯罪的预防。在设计商业街、建设购物综合体、修建地铁站及公交车站、开发商品房小区时，应在道路规划、绿地设计、门禁设计、出入口设计、灯光设计、监控布置、警务室设置等方面，通过规划方案减少犯罪机会，防范潜在犯罪人。近年来，法国、德国等著名城市接连发生重大暴恐犯罪，城市公共安全已成为各国政府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对中国来说，城市中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更大，城市安全治理同样刻不容缓。因此，我国更需要将安全治理、犯罪预防理念融入城市规划与治理之中，将空间安全与犯罪预防纳入城市管理的政策和法规之中，整合资源，改良空间设计方案，最终提升城市的安全感。 第三，拆除与改造犯罪热点空间，加强对热点区域的流动人口管理。大量存在的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增加了犯罪发生的风险。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热点区域的人口集聚给治安防控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并对城市规划空间方案和资源配置造成极大干扰。为了提升城市的安全度，解决大量存在的犯罪盲区问题，我国近年来一直重视对城市中的老旧棚户区、城郊社区等犯罪高发空间进行整治与改造，关停违法营业场所，并进行合理的布局防控。2005年上海就提出全面改造城中村的计划，2016年曾经的上海“最大城中村”——闵行区华漕镇许浦村外来人口实现减半，环境正在逐步修复[15]；2010年北京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对50个城中村的改造，并逐步开展对老城区的改造，著名的北京大红门市场也计划到2020年整体关停，实现完全疏解[16]。可以说，对城中村、棚户区等犯罪热点空间的拆迁与改建，将城中村改建为封闭管理小区、现代化商业场所及配套的公共设施，这样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原有的犯罪热点。 此外，外来人口集聚与社会管理落后的现状也加剧了流动人口在热点区域的犯罪。改革开放后，我国基层治安防控存在管理机构碎片化、管理内容单一、管理成本较高、警力配备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解决犯罪盲区的措施中，其中很大的一项努力，就是改进了对流动人口和社会闲散人员的综合管理、社会帮扶及福利供给。一方面，通过管理制度的加强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完善对流动人口的一体化服务与综合式管理，实现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信息化管理，流动人口治理主体多元化，丰富流动人口管理，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手段，优化警力部署等，实现对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秩序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丰富流动人口的服务内容，增加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等，以医疗、就业、教育、救济、扶贫等方面的系统性帮扶计划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进而减少流动人口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缺乏而在遭遇无法抵抗的社会风险时铤而走险的犯罪机会。 第四，科学设计社区规模，引导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热点区域的犯罪治理。现代城市社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地域内虽然有自然演化的轨迹，但仍不乏人为规划与设计城市社区的结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应从深层次上理解社区的价值与意义，重视社区的科学规划与设计。在对社区的规划上，首先明确社区的重要定位问题，即把我国的社区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共同体。一方面，应注意控制社区规模。社区规模与犯罪成正相比关系，社会规模的过大和社区管理的松散减弱了社区的凝聚力，加大了犯罪发生的风险。中国在城市社区的建设中，越来越注意控制社区的整体规模，并注意控制最小邻里规模，以空间设计增进邻里关系与社区凝聚力，促进邻里之间相互了解、信任，避免邻里关系过于淡漠。如在较大规模社区内部，运用围栏封闭出更小的邻里单元，在更小邻里单元内部设计出公共活动空间，为公共活动营造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注意加强社区居民之间交往，增进社区居民凝聚力。加强社会居民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社区意识。不同于物质性的空间改造与设计方案，居民交往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社会参与活动。在社会参与犯罪治理过程中，非物质性的防控手段与物质性的防控手段同样重要，两者的有机结合显然更为重要。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重视社区活动的引导与组织，建立了如社区业委会、社区公益组织、社区治安巡逻队、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老年大学、社区党团组织等多类型的社区服务中心，并注重加强对服务中心的资金支持力度，大力推广如广场舞、社区文化活动等集体活动，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认识与了解，各社区也重视对公共设施的建设，社区配备建立大型广场，提供健身和休闲设施，为加强社区居民的交往提供了有效媒介。还注意推动社区服务的发展，构建健康的社区环境，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此外，还应注意加强社区的管理与监控。在社区的管理问题上，我国注重多主体的共同参性，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和社区机构的建设，注意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同时，注意加强物业管理，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意识，构建基础防范网络，发挥有效社会控管功能；注意加强社区的监控系统建设，建立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加强社区警务巡逻密度，压缩犯罪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社区志愿者队伍在治安防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志愿者是以社区为范围无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治安志愿者不仅不限于退休在家的老年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职业各个年龄段的参与者。在网格化管理模式全国推广的背景下，这些治安志愿者依托所在网格在发现治安隐患、举报违法犯罪、提供社会帮扶、开展治安巡逻等行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第五，在细节上完善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方案。基于犯罪预防的理念对城市居住空间进行具体的设计在世界上比较受推崇。1972年，美国建筑学家Newman出版了《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规划预防犯罪》一书，依托“可防卫空间”范畴，具体分析了领属性、监控、景象、周边环境、出入控制、目标强化、活动支持等环境要素对犯罪防控的作用，提出了一种“通过建筑设计减少犯罪机会和预防犯罪、以可防卫空间重构城市居住环境”的主张[17]。环境犯罪学研究发现，混乱无序的空间环境对犯罪有诱发和催化作用，良好有序的空间环境对犯罪有预防功效。街道上灯光的有无和亮度、道路的通达程度、空间死角的消除、小区出入口控制、房屋领属性是否明显、街道景观及周边环境设计、商业网点的布局、高层楼房的建筑规划等因素均与犯罪的发生存在显著相关性。正所谓“一份预防胜过十分治疗”。2000年悉尼奥运会就巧妙地将CPTED(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融入住房、交通、运动场馆规划的各个阶段。美国多个地方社区通过环境预防方案极大地降低了区域内毒品销售量和抢劫发案率，而一般刑事案件更是下降了15％～100％；运用CPTED理念建造的学校有效地削减了建筑成本，降低了犯罪发生率[18]。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具体来说就是运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等空间手段，改善城市空间品质，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预防和遏制犯罪行为。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中，主要是选择城市热点区域进行优先整治，坚持“重点控制，有的放矢”的城市空间预防原则，同时注意坚持专业参与，进行资源整合，从建筑结构和小区布局设计入手，加强对空间的监管和对特殊空间的重视，以及利用空间障碍因素，减少犯罪的空间盲区。 针对建筑设计与布局上的盲区，在具体的实践中，采用各种不同的样式。如针对城市功能过于单一导致的空间盲区，在实践中注意协调混合用地，避免用地功能过于单一导致的时间与空间盲区；针对由于建筑密集、单体建筑易于攀爬导致的犯罪盲区，从建筑设计上注意控制建筑密度，从外观设计上着重考虑防范犯罪人的攀爬；针对由于人车不分离的混乱公共交通空间导致的空间盲区，在实际情况中注意人与车的分离，建设专用停车场，避免满足犯罪分子的通道要求(犯罪前易于接近犯罪目标，犯罪后易于撤离)；针对由于绿化植物避免遮拦监视视线导致的犯罪盲区，在城市绿化上，注意绿化植物避免遮挡监视视线，实现对遮挡视线植物的移植以及定期的修剪，同时注意避免高大树木成为攀爬入室工具；针对由于建筑自身结构问题导致的犯罪盲区，在建筑的布局设计中，着重关注建筑死角，注意封闭阳台；针对由于设计问题引发建筑内部视角盲点而导致的犯罪盲区，加强照明、电子监控以及治安巡逻等。总之，就是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注意实现公共空间的紧密联系，避免空间死角等。 针对建筑布局不足导致的空间盲区和开放性空间导致的犯罪盲区的特色情形，中国更是在实际操作中：注意增加犯罪可被发现的风险，使得犯罪分子选择不实施犯罪。如，在建筑的布局方面，新型建筑，尤其是新型社区的建筑，大多采用周边式或散立式的布局结构，增强视野的开阔性，进而增加对犯罪分子的监控力度；注意厘清空间的层次性，在建筑设计中明确领域的层次等级。具体来说，就是将公共领域、半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做明确的区分，加强一般居民对周围环境的责任意识，如在居住区的设计上，保持居住区边界的闭合，增强房屋的领属感意识，以树墙、绿化、花池、围栏、水池等设施营造出半封闭或全封闭的社区边界，体现一定的层次性并加强对外来人员的限制。当前，中国新型小区以及办公大楼在设计中大多采用封闭门禁的管理方式，采用进出登记或刷卡的办法，严格限制外来人员进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开放性空间带来的犯罪盲区问题，降低了犯罪的风险。此外，还应注意营造防卫空间不能走向“堡垒社会”，“设计防卫空间应注重道德立场与技术防控的有机结合、相对平衡，应以空间设计促进社会互信与社会融合。”[19]防卫空间设计不能走极端，不能脱离城市发展的浩荡潮流，不能以侵蚀社区信任关系与加重社会排斥为代价。 总之，为了科学推进防卫空间设计与环境预防策略在中国的开展，我们必须首先运用科学工具回答“在什么空间开展防卫设计”“针对空间中的哪些因素实施防卫”等问题，而犯罪热点制图及空间盲区分析则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方案，也为中国当前开展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政策提供了创新思路。与此同时，空间盲区综合性治理策略的提出，更为刑事政策学术研讨与城市犯罪防控实务开放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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