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会议与中国农业金融制度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制度论文,会议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会议在墨西哥垂下帷幕。这次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农业问题成为焦点。围绕农业问题，在坎昆会议上的多边回合商讨机制让位于多边集团性集体商讨机制，直至演绎成多边回合的集团对抗会议。这对世界农业贸易的发展走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各国的农业生产经济的政策支持与安排产生影响，更具影响的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安排问题。
（一）坎昆会议的特点和实质
1.坎昆会议集团对抗的特点
农业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中按国际化水准进行贸易而识别其发达程度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农业开放度的标志。一般来讲，传统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品；而发达国家是出口工业品，进口农产品。现代的国际分工发生改变，发达国家在生物革命的驱动下，也大肆出口农产品。
这次坎昆会议集团性回合对抗就是围绕如何进行国内农业政策制度安排而展开的。会议中集团对抗特点如下：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具一方，并组成不同的联盟，谈判中各联盟寻求各自的利益。二是各联盟特色鲜明，要求的利益较为一致。如以美欧为一方的联盟，希望通过多边协商机制对出口进行资助，保留保护国内农户的补助金；以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的则要求发达国家做出让步，放弃发达国家的出口补助及国内资助金制度，有必要修改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市场开放原则，同时，还要求对所谓的“新加坡议题”不能启动。三是发展中国家集团组织较多，且具有相互交叉成员。如：(1)以巴西、印度、中国为代表的21国集团；(2)以埃及等为首的拥有77个成员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3)拥有52个成员的非洲联盟；(4)以孟加拉为首的30多个成员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5)以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肯尼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斯里兰卡为首的23国集团（后发展成为33国集团）。非洲联盟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成员互有成员交叉等。四是发达国家态度强硬，战略艺术性强，战术灵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组成集团，但却抱成一团，协同作战，对抗发展中国家，在战略、战术上采取了分头出击，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集团实行分化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形不成气候，更谈不上去认真讨论诸如33国集团提出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议题了。五是发达国家“经济援助”成为离间发展中国家集团分化的武器。六是集团对抗没有任何成果。世贸组织146个成员国代表经过5天5夜激烈交锋，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各种利益资源不均衡的配置是会议破裂的主要原因。
2.坎昆会议集团对抗的实质
坎昆会议集团对抗的实质是各方争夺农业谈判的主导权，企望以比较优势获得比较利益。该谈判机制的政治色彩比经济色彩更浓，主要表现为富国和穷国的斗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农业贸易超额利润获得者同微利者或无利者的斗争，自由贸易谈判的主导者同被主导者的斗争。斗争的实质在于农业贸易的利益争夺。
发展中国家出人意料的团结，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富国的农业补贴，开放发达国家的市场，接受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允许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反对发达国家支持农业生产和出口的政府补贴方式，尤其是富国，通过补贴压低了世界农产品价格，使穷国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受到重挫，穷国农民几乎无法在全球市场上有效地参与竞争，穷国的廉价劳动力不能奢望得到穷国政府无偿的补贴和农业资助金来与富国的补贴、技术、资本投入和金融制度安排优势展开价格竞争。发展中国家对其中的技术优势、资本投入优势也不能与之比拟，剩下的只有金融制度安排。但这也往往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强项，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或是计划经济国家，金融制度对穷国的农业安排往往带有边缘性或说是歧视性，即实施市场经济制度贫穷国家的价值信号往往会引导金融制度安排下的信贷资金向工业发达领域集中，从而引导效益集中；而实施计划经济制度国家金融制度对农业的安排是降低农业信贷配比，把更多的信贷资金集中于工业领域，以农养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奢望较快改变落后经济面貌；混合制经济国家也大致如此。由此，坎昆会议集团对抗强烈可想而知。这次会议的失败促使世贸组织官员为履行世贸组织两年前在多哈会议上制定的、定于2005年开始的贸易自由化路线图，尤其是在某些关键领域做更多、更细的工作。他们将于2003年12月15日再次开会，以进一步讨论自多哈会议以来陷入僵局的问题。
（二）坎昆会议对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影响
坎昆会议上，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维护穷国的利益，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农业谈判机制所应有的共识成果，但对农业产业化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在农业领域里运用还不占优势，还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异常突出，水土流失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8.7%；20世纪80年代至今，沙漠化丧失土地3.9万平方公里；被调查的532条河流中，已有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全国7亿—8亿人口饮用的是受污染、不合格的水；“空中死神”酸雨、废气也不断加重蔓延。国家缺乏必要的资金进行有效的治理环境污染，农业产业化不能依靠技术来提升主体效益，也不能依靠国家充分的“黄箱”政策补贴来作为产业化的基础资本。二是中国的民间资本正处于发展阶段，若作为农业产业化主要资本目前还不能成为承担者，力量还很薄弱。三是中国用足农业“黄箱”政策还不现实，2020年前实现政策资源还有一定距离。世贸组织允许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黄箱”补贴占农业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而中国所得到的让步介于二者之间，即为8.5%。中国已使用的“绿箱”政策12项中的6项，而“黄箱”政策补贴率仅用了占农业产值的3.3%，还有5.2个百分点空间可用。如200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为26180亿元人民币，3.3%的补贴是864亿元人民币，如提高到8.5%，补贴额将达到2225亿元人民币，比现在的水平增加1361亿元，即可以使中国农民每人多获得171元人民币转移收入。中国因财力有限，目前还没有实施“蓝箱“政策。中国农业产业化政策性资源使用在目前是不现实的，将来的可能性也还需斟酌。四是还未形成土地制度交易市场，只允许土地承包者有偿流转。作为信贷抵押价值较低，不能足额筹措到农业广业化运作资金，不仅影响到其生产经营，也会影响农业产业化资本筹集。五是信贷制度农业安排虚化，农业出现资金空洞化，如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业务淡出县域，所吸储资金上存，造成信贷资金净流出农业领域状况加剧；邮政储蓄从县域吸收存款占邮政总吸储60%-70%，且全部转存人民银行作为基础货币，而返回的支衣贷款不及邮储的二分之一，造成农业资金净外流严重；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占比较高，所余信贷资产支持农业不足，倍数扩张货币功能也大大减弱，造成农业资金空洞化的加剧；农业政策银行不良资产也加速放大，且资金营运只用于粮棉收购，对农业产业化所实施的经济作物无裨益；农业金融体制改革迟缓，造成农村外出打工者对农村的转移收入不断外移城城里商业银行，加大农村领域风险不断集中，同时造成资金外流势头不可避免。农业的资金空洞化、信贷制度对农业安排的虚化影响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坎昆会议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除具有同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共同点外，还应有农业金融制度安排比较优势，只有涵盖此优势，才能与发达国家补贴优势作一抗争；才能往产业技术化、资本化农业方向上发展。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快慢，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影响到中国农业国际比较优势的发挥和比较利益的获得。
（三）中国农业产业化金融制度的安排
1.金融制度安排应转向农业产业化生产安排
改革以来，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还没做出向农业产业化转轨的变化。政策资源在改革以来惠及领域主要体现在地理概念上：(1)沿海开放战略优惠政策地域上集中；(2)沿江开放战略地域上集中；(3)沿边开放战略地域上集中；(4)西部大开发战略地域上集中；(5)东北大开发地域上集中。而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农业进出口贸易国际比较优势竞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都亟待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由地域集中调整为向农业产业化生产集中。在其他优惠政策包括农业“绿箱政策”、“黄箱政策”不能惠及或全部惠及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时，应把金融制度优惠政策安排从地域上转向产业上，转向农业产业化生产上，给“三农”一个或数个政策资源的调整，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使优势劳动力资源和货币资源整合，合成为中国农业国际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竞争。
2.金融制度安排应促使邮政储蓄机构淡出县域
由于邮储机构只吸收存款而不放款，造成邮政储蓄机构的单项资金营运成为零风险，在县城农民中影响较大。零风险的邮政储蓄机构同有着高信贷风险的农村信用社争农民客户，市场会较大偏爱邮政储蓄机构。且加上它的协储员揽储手续费高于农信社的代办员，这给经费紧张的农信社的揽储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只进不出的邮政储蓄在农村存款市场无弹性放大经营，会对中国的“三农”事业发展造成破坏，更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造成损害，侵蚀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在最惠制度安排上，国家政策应从对地域集中、邮政行业集中调整到对“三农”集中，即让邮储机构退出农村领域，让农村信用社有一个支持“三农”发展的信贷空间。
3.金融制度安排应加速农业金融机构改革
做好这方面改革，一是应安排农业政策性银行除对粮棉油政策收购外，还应允许其对大宗经济作物产业化政策上扶持，同时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化解其积累起来的不良资产，增强其支持“三农”的实力。二是加速农村信用社改革，除把其交由地方省政府管辖外，对其历史政策性影响的不良贷款进行政策性剥离，对其人为道德形成不良贷款，应硬起手腕打击，依法严惩内部责任领导及经放人，根治必用重刑，包括对各种不法，不规、不道德的赖债户，达到弊绝风清，偏补义正；同时对经营好的农村信用社应允许其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给其放开资本市场通道。三是应对农业产业化项目精选，形成项目库，并在金融制度安排上发放农业产业化项目基金或债券，由从邮政储蓄机构吸收存款的资金认购，期限可为三年、五年、八年三个档次，充分回流农村资金；债券本息以农业产业化项目中期收益偿还。四是发放农村教育彩票，使农村子弟受教育者低费或免费上学，给广大农民的孩子以政策、以市场支持，加快提速农村、农民素质教育。五是对农业银行，安排其支持农办工业、乡镇企业和“三农”大型商业性项目贷款或商业性基础设施贷款，为“三农”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性工作。六是中央银行应对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实行县域吸收存款放贷比例，不让农村资金外逃。至于如何发放，应由国有银行寻找农业项目自主决定。七是限制保险公司存款性质保险险种在农村开办，避免其与农村信用社争夺储源。
4.金融制度安排农业出口贸易
农业再生产过程是同自然再生产过程密切交织在一起，利用生物机体的生命力，把外界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农业产：业化就是利用资本价值运动推动农业产品的生物链同市场价值链的结合，营销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获取全球农业利益，从而提高中国“三农”的国际适应力和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金融制度应通过政策调控使农村信用社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化、技术化的发展，通过资金导向功能把“三农”引向大市场、大客户、大利益区间。同时，通过小额农贷支持，促使小农经济集中到大农经济中去，使农业经济集聚成现代农业产业，以便形成产业链条产品加工业，以拳头产品占领全球市场。同样，即使没有货币导向功能，通过市场催化，小农经济也会转向大农经济，只是时间的早晚。金融制度安排有其现实理由：一是土地稀少理由，即土地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易蚀性（政策蚀地、自然蚀地）；二是粮食安全理由，即我国生存性粮食人均需求量为248.58公斤／人年，营养性粮食需求量为360公斤／人年。如低于此标准生产，便陷入危机；三是人口增长理由，“马尔萨斯陷阱”的历史佐证了社会压力和自然压力的危害；四是经济增长理由，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机能促使；五是财力有限理由，上已证明。
所以讲，克服坎昆会议发达国家的优厚补贴挑战，中国农业的应战条件应立足于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基础上辅以良好的农业金融制度安排，这是中国“三农”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平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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