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理论创新中的比较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5-0044-03
毛泽东善于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对马列主义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本文仅对毛泽东理论创新中的比较思维做些探讨。
一、毛泽东比较思维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运用比较思维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列主义作出了许多理论创新。这种比较思维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
首先，这种比较思维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事物普遍具有一种共同规律，即一般规律；某些事物又有其特有的规律，即特殊规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又规定着事物的相互区别。因此，在认识事物时，既要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又要认识事物的特殊规律，二者不可偏废。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反映了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人们的认识顺序首先是从认识个性开始，进而扩大到认识共性，然后以对共性的认识为指导，继续认识新的、更多的个性。认识共性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认识个性才是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基础，只有进一步认识了个性，抓住了事物的特点，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才能认识该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找到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科学方法。毛泽东之所以能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对马列主义作出了理论创新，就在于他运用比较思维，正确处理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
其次，这种比较思维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详细地占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加以分析和综合，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讲，“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P478)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具体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比较思维就是对客观材料进行分析综合，以“求”规律的方法。因此，它体现着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再次，这种比较思维符合人类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规律。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因为它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这种反映的内容和范围，要受到客观事物发展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限制，因而是有条件的、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反映，有待深化。毛泽东正确认识了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没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比较思维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特色，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
二、毛泽东比较思维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把比较思维科学地运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中，对马列主义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其基本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情比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所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P54)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些同志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词句，套用俄国的经验，主张走“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内无民主，外不独立，无合法斗争的权利，也无大城市起义取得革命成功的条件，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可离开城市而相对独立。农民又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革命的重心必须放在农村。另外，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反动统治力量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革命力量能够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存在和发展。并且革命具有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基于上述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研究，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不可能走俄国式的“城市中心”的道路，而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在革命道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
第二，阶级比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阶级关系非常复杂，且中国革命首先完成的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任务，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因而正确处理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对中国革命异常重要。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了详细分析[2](P10)。这一阶级比较分清了敌我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也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阶级分析和统一战线理论的又一创新和发展。
第三，理论比较。在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出现过“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两种错误理论。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宣扬“一次革命论”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从根本上消灭革命。在党内主张“一次革命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放在一起，是没有认清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之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幻想“一次革命”只是一种“左”倾的空谈，是对革命极为有害的。中国革命也不是“二次革命”。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不容许搞资产阶级专政，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也决不会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主张“二次革命”，想在中国首先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然后再进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是根本行不通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既不是“一次革命”，也不是“二次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通过理论比较，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过程比较。抗战问题上存在着“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影响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为了驳斥这些谬论，澄清群众中的混乱思想，使全国人民正确认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一文，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通过分析中日战争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心等方面的异同、优劣、变化和发展的趋势，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必然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人战略退却。毛泽东还科学预见了三个阶段敌战双方的战局特点和发展趋势。[2](P186-170)总之，通过过程比较，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著名预言，确定了党的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是一重大理论创新。
三、毛泽东比较思维的过程与特点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就是一个鉴别和决断的过程。毛泽东比较思维的一般过程是：首先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进入比较过程，即对取得的材料分析综合，进而作出鉴别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与观点。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等等都体现着这一过程。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逐步形成了上山割据的思想，然而到什么地方去落脚呢？毛泽东经过调查，掌握了在井冈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条件。经过分析综合这些材料，毛泽东认为罗霄山中段最有利于进行武装割据，于是在比较和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毛泽东把比较思维运用于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之中，对马列主义做出了许多理论创新，其比较思维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比较时，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只有对同类或近类事物才能进行比较，如果事物之间不存在可比性，那么比较就失去了基础和意义，并且极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毛泽东在运用比较思维时，非常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例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军阀、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进行了比较，比较对象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比较的依据是他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比较的内容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通过这种比较，毛泽东分清了敌我友，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
第二，在比较时既注意事物的系统性，又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对事物进行比较，需要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即是说不但要分析事物的各个层面、各个部分或要素，注意事物的系统性，而且也要进行综合，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如果单单看到敌强我弱，就会陷入“亡国论”；如果单单强调我方优势，则容易导致“速胜论”。毛泽东通过比较指出，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抗战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创新。
第三，在比较时注意同历史科学的结合，即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以历史材料作为参照系，立足现在，预测未来。毛泽东非常注意思维的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根据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来提出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没有拘泥于地主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的习惯认识，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使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更具有广泛性。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具有两面性，从历史上看，是革命统一战线的一支力量，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据此，毛泽东认为对民族资本可以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家亦可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以历史材料为参照，毛泽东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正确处理了与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同关系，在统一战线以及和平赎买等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