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论》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知行观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总结的产物。对于前者，学术界已多有论列，而对后者则很少论及，今试论之，以就正于学术界。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在哲学思想方面，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很大，尤其是受宋明时期陆九渊和王守仁思想影响很深，如他提出的“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伦理学原理》〉批语》）的观点和“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的思想，即来源于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集·杂说》）而他提出的“夫知者，信之先也……即违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伦理学原理〉批语》）则是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另一种说法，是对王守仁“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的发挥。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信仰者。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有所改变，他不再是盲目地去追随和信仰中国传统哲学，而是主张对传统哲学加以分析，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667—668页）毛泽东本人对传统文化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在整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中国哲学古籍很多，主要的有《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列子》、《吕氏春秋》、《新序》、《淮南子》、《论衡》等，其他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二十四史也经常引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
单从认识论方面来讲，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所撰著的伟大哲学文献——《实践论》，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知行观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总结而完成的，其中不仅沿用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要范围“知”和“行”，而且还把其副题径直定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用以说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科学总结。为要看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毛泽东以前的中国知行观进行一番纵的回顾和考察。
大致说来，中国传统知行观经历了三个辩证否定的螺旋圆圈。从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尚书·说命中》）经过孟子的知先行后，到荀子的行先知后，这是第一个圆圈。“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句话，出自于伪古文《尚书》，对其时代，已很难确定。但学术界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大约产生于春秋时期。这句话是假借殷相傅劝说殷高宗武丁不要只是在口头上接受他的见解，而是要付诸行动，强调行比知难，要求行和知的统一。这种朴素的知行观有辩证的因素。战国时期的孟子，用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对这种朴素知行观加以否定。孟子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都是天赋的，人人都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这样就根本否定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否定了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到战国末期，荀子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孟子的知先行后说加以否定。荀子认为，行先知后，知来源于行，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池，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说》）知既然来源于行，行就要高于知，所以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这是中国知行观上的第一个圆圈。
从荀子的行先知后，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第二个圆圈。荀子的思想先后被韩非和王充所继承，但韩、王基本上没发展荀子的知行观，都是行先知后说。宋代的程颐对这种行先知后说法加以否定，他提出知在先、知不依赖于行的观点，主张“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河南程氏遗书》第三）对于知行的难易，程颐则认为行难知亦难，这是从知光行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程颐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遗书》第十八）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知先行后说，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但朱熹从注重封建道德的践履出发，又强调行重知轻。朱熹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朱子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明代王守仁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反对程朱把知行分作两截用功，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因此而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对行先知后和知先行后都是一种否定。
第三个圆圈是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经过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发展到颜元的重习行、轻知识。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否定，认为其错误在于“销行以归知”。王夫之重新强调了行先知后，并在此基础上肯定知行是统一的，提出了“知行终始不相离”（《读四书大全说》卷三）的命题，认为“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同上）但王夫之是用知易行难来论证行先知后的，认为“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强调行先知后，但也强调知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其知行观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最高水平。清代的颜元用“习行”的观点对王夫之的知行观进行了否定，颜元更为强调“亲下手一番”，“习而行之”，他虽并非主张完全废弃知识，但他对理性知识、书本知识的认识是不足的。颜元对王夫之的辩证知行观的否定，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在古代经过三个螺旋式的圆圈，发展到近代。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突破了封建时代哲学家们把知行问题主要限于道德修养问题的狭隘眼界，从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探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强调知和行之间的“分”，其“知行分任”说和“分知分行”说都割裂了知和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孙中山虽然也重视行，但他看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的可能性，而求索正确革命理论和科学真理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知和行之间的割裂，使知和行之间本来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遭到了破坏。
总之，中国古代、近代哲学史上的认识论，对知行关系的观点，既有唯物主义的，也有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一般都承认行而后知，但都忽视知和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唯心主义的观点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承认知先行后；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提倡知行合一。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观虽有“销行以归知”的倾向，但却看到知和行之间的统一，因而带有辩证因素。所以这些观点都是不全面的，但又都或多或少有合理的因素。知行问题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把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恢复它们之间辩证统一的本来面目。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肩上。
毛泽东的《实践论》对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清理，明确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毛泽东选集》第272页）就是唯物论，也是“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 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同上，第259 页）毛泽东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对知行问题进行了考察之后，又系统地进行了科学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造了“行”这一认识论范畴。中国哲学史上的“行”这一概念，或者是纯粹精神或主观的活动，或者是孤立的人类个体的日常活动、个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经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行”加以重新规范，把它规定为人类的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生产活动，有政治生活，还有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但在这诸多形式中，又有主次、轻重之别，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同上，第259页）第二， 摆正了“知”和“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主要体现为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一方面，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65 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同上，第261页）另一方面， 则是理论要服务于实践，要“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同上，第269页）也就是要充分地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 去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同上，第272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也就是用辩证唯物论对知行关系作的科学总结。第三，正确解决了认识过程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近代的哲学家们也有提出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的人，如荀子、王充、王夫之等都曾探讨过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有的还涉及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他们都无法解决人的认识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认识深化下去的问题，不能科学地解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只重视其中一个阶段的倾向，因而有唯理论或经验的论调。毛泽东不仅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辩证认识运动，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同上）而这种认识过程又是没有完结的，因此，科学的结论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上，第273页）
标签：实践论论文; 科学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知行合一论文; 王守仁论文; 毛泽东论文; 王夫之论文; 传习录论文; 知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