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晚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中国向海外派驻使领，始于1875年8月郭嵩焘出使英国。 两年后，清政府应郭氏之请，首次向新加坡派驻领事，随后又先后向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派出公使，在南洋、日本、澳洲等地的商埠设立了领事，并逐渐建立起一套驻外使领制度。截止到1911年，清政府先后在英、法、美、俄、德、奥等16个国家派驻有公使，在新加坡、槟榔屿、仰光等世界各地的45个商埠设立了领事。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5年到清末，有姓名可考的驻外公使、领事达60人之多，如果加上使领馆的参赞及其他人员，人数将更多。他们作为晚清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不仅对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晚清驻外使领及其随员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乃为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与维新运动的直接关系。至于早期出使人员对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在此不予涉及。
一 吕海寰、伍廷芳等人与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期间驻外的公使，计有驻英公使龚照瑗、罗丰禄，驻俄公使许景澄、杨儒，驻法公使庆常，驻德公使吕海寰，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汪凤藻，驻朝公使徐寿朋等。驻外领事则有驻新加坡领事张振勋、刘玉麟，驻槟榔屿领事张鸿南、谢荣光，驻菲律宾领事陈纲，驻横滨领事吕贤笙、杨士燮，驻神户领事余佑蕃、邹振清，驻长崎领事杨枢，驻箱馆领事洪涛，驻汉城领事唐绍仪、汤肇贤，驻仁川领事唐荣浩，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家鏊，驻檀香山领事杨蔚彬，驻旧金山领事冯咏蘅、余思诒、张荫棠，驻纽约领事徐乃光、施肇曾、钟宝僖，驻古巴领事黎荣耀，驻嘉里约领事许鼎霖、胡鹏年等。至于各使领馆的参赞、随员人数，至今尚无人作详细统计，不得而知。
客观地讲，维新运动期间驻外的使领们都与运动发生过直接关系。早在1896年7月30日，因有人奏请派令学生出洋， 清廷就曾谕令各出使大臣“酌量奏调”（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4页。）。百日维新开始后，清廷又应人之请，于8月21日谕令出使大臣督同各领事，在英、美、日本等国华侨聚居地方创办学堂，培养人才；同时令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法公使庆常、驻美公使伍廷芳等就近购译善本西书，“汇送总理衙门呈览”（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58页。）。9月11日，清廷又应孙家鼐之奏， 谕令各驻外公使在使馆内就近编译“洋务巨帙”（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84页。）。因此，当时无论各驻外使领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都无一例外地与之发生了直接关系。当然，各驻外公使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执行清廷的指示，一些人对新政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他们主动上奏朝廷，鼓吹变法，支持新政，并取得了很好效果。在这一方面，以驻德公使吕海寰和驻美公使伍廷芳最具代表性。
吕海寰早年追随李鸿章，后经李推荐，任出使德国、荷兰大臣。维新运动开始后，吕氏不仅是《时务报》、《知新报》的热心读者（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0页。 ），而且于百日维新前夕，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主动上奏朝廷，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注：《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24页。）。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内政方面主要是练兵和筹饷；外交方面主要是睦邻和安教。在讨论筹饷问题时，他提出了整顿税则、修改关税的主张。这就涉及到了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
伍廷芳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曾先后4次上奏朝廷，鼓吹变法。 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
首先，时势所迫，不得不变，失此不图，后悔莫及。1898年2 月10日，伍廷芳因见教案迭起，而内治无权，因此上奏清廷，请求变通成法，亟图补救。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所上奏折中进一步强调了变法维新的重要性，说：“今时事方艰，强邻逼处，胶事甫定，旅顺、大连湾、威海、广州湾之事，循生迭起，如环无端，边患愈危，疆土日削。……乃者列邦密谋，报章腾播，因利乘便，同以瓜分为言，是直以波兰待我也。其所以迟疑却顾不即决裂者，以中国地大物博，骤难并吞。又恐宰割不平，互相争夺，适启天下之兵，误欧洲太平之局耳，其心岂尝须臾忘我哉。及今亟变尚可有为，失此不图，后悔无及。”在同一份奏折里，他还指出：“帝王不相沿袭，制度惟贵因时，泰西各国百年来，日益强盛，风气聿新，我与为邻，岂复能拘守成法。”督促朝廷痛下决心，速决变法大计：“凡有应兴应革诸务，当与在廷臣工通知时事者，熟计利害，内决圣断，毅然行之。”（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3页。）
其次，变法图存，首在自强，自强之要，首在内治。早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伍廷芳就指出：“窃查近来边衅之开，每起于教案。而教案所以多者，推原祸始，则由昔年与之订立条约，许以遍地传教，不许以内地通商，殊为失策。……今欲预弥其变，惟在内治有权。”（注：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折》，《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48页。）百日维新期间，他又在上奏中指出：“夫我欲图存，惟在自强，自强之要，先在内治，内治既定，外侮无自而启。”（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3页。）他所说的内治，在当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他认为，要想内治有权，必须废除领事裁判权。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上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变革内政的思想，兹述如下。
政治上，破格用人，固结民心，整饬吏治，矜恤刑狱。所谓破格用人，即不受资格限制，广求人材；所谓固结民心，即试仿泰西各国方便之政，特旨裁罢一切苟且之计、苛敛之条，朝廷宣宽大之诏，廊庙下罪己之诏。所谓整饬吏治，即请旨饬下各疆臣，罢无谓之虚文，除供应之陋习，务求循吏谨牧养民；并明诏部臣，酌汰循行之文牍，画一歧两之成案。对整顿财政，他主张请旨饬下户部派司员之才略干练、明习时事者，赴日本考其理财之法，详究得失，择善而从。如有未尽事宜，随时饬知各驻外使臣留心考订，以备参酌。对刑狱制度的改革，早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他就曾要求朝廷饬下部臣，采各国通行之律，折中定议，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谕旨，布告各国。所有交涉词讼，彼此有犯，皆以此为准。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上奏中再次主张请旨饬下刑部，参取西法之良，以为录囚之助。伍廷芳的这一主张，在清末改制过程中得以实现。
军事上，广储将才，慎选海军。早在百日维新之前，伍廷芳就曾上奏朝廷，主张京营绿营参用西法。后在上《请求变通成法折》时，又提出借材异邦当以美国为宜的主张（注：伍廷芳：《奏为清廷借材异地当以美国为宜片》，《伍廷芳集》（上），第51～52页。）。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上奏中再次指出：要培养必胜之将，不仅要武科改制，武备设堂，讲求经武，而且应在平时严格要求。对于海军，他主张江浙闽粤等近海各省，慎选兵勇，重建水师，以抵御外侮。
经济上，讲求农务，振兴矿务，维持商务，策励工艺。对农业，他主张分饬各省有司，考求西法，搜采各国有裨农务之书，择要译录，广为传播。仿犁锄之新制以尽地利，验粪田之化学以究物情。并于学堂学会，加意奖励，多方诱掖，其学有成就者，分别鼓励，使其转相传播，分诣郡县，就地垦荒，给以执照，优以利益。对振兴矿物，他主张请旨专派矿物大臣，择地分驻，新董厥事。纠华商联络公司，任洋商分认股票。对维持商务，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他就主张请旨密饬总理衙门，将各国通商一条通盘筹算，逐渐扩大与各国的通商贸易。百日维新期间，他又在上奏中特别指出：“请旨饬各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于各口镇繁盛之处，奏请简派商务大臣，专访究各国通商事宜，参互考订，以图振兴内地商务。所有员绅归其遴选，商业归其保护，章程有不便者酌予更易，丁役有索扰者立为提究。大者上闻，小者专决，官民一体，疴痒相关，弊端悉除，利市百倍。”（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6～37页。）对工艺制造，他主张仿照西方各国，推行专利制度。
此外，他还主张平治道路，推广报馆。
在当时，直接上奏朝廷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大多数出使人员，特别是各使领馆的参赞、随员无此资格。但是他们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积极参加了这场变法运动。当时各报刊登的关于新政和外国情形的文章，有许多就是由驻外使领馆人员撰写或翻译的。在翻译西文西报方面，以驻英使馆翻译陈贻范、驻美使馆翻译周自齐和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家鳌最具代表性。《时务报》创刊后，陈贻范经人介绍，应汪康年和梁启超之请，为《时务报》翻译英文稿件。据笔者查考，维新运动期间，陈在《时务报》刊出的译文有第39册、40册的《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第54册、55册的《英京日报馆访事人郎夺君游藏被难略述》，第55册的《英国威思德敏思偷读书堂章程》，第59册、60册的《英相沙侯要议院宣论东方事》，第61册的《英议院绅及外部侍郎宣读东方事》，在《昌言报》刊出的译文有第4 册的《伯爵金盘里在议院论英国外交事宜》和第5册的《英相沙侯答伯爵金盘里议论外交事宜》等文。 周自齐在当时不仅积极为《时务报》寻找翻译人才，而且亲自动手翻译，《时务报》第46册所刊《美国新定禁止粗劣各茶出口条例》即为其所译。李家鏊出国之前，就愉快地接受了汪康年和梁启超的邀请，兼充俄文报译事（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页。 ）。据查，《时务报》第51、52册的“俄文报译”即为李家鏊所译，内容涉及日本武备、中德军务、胶州兵事、西伯利亚铁路经费及俄国远东驻兵等情况。
二 出使归国人员与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期间出使归国人员为数甚多，据笔者所知，当时直接参与变法运动的计有张荫桓、黄遵宪、李维格、姚文栋、宋育仁、汪大钧、陈季同、徐建寅、邹代钧、马良、马建忠、陶森甲、黄致尧、黄庆澄、张祖翼、张美翊、杨文会、蔡钧、蔡锡勇、郑孝胥、钱恂等，如果加上其他不知姓名者，人数将更多。
讨论出使归国人员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如果不是抱有某种偏见的话，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张荫桓。百日维新期间，身为总理衙门大臣、处在中枢位置的张荫桓，积极参加了这场变法运动，光绪皇帝也将其视为股肱，许多新政事务都命其负责办理。如8月2日，光绪皇帝命在京师专设矿物铁路总局，特派张荫桓与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8～49页。）8月10日， 光绪皇帝又命张氏和王文韶负责在“所有各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份”，增设学堂。（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3页。）同一天，御史杨深秀奏请招商承办津镇铁路，光绪皇帝命张王二人“酌核办理”（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3页。）9月2日，给事中庞鸿书陈请创修铁路开拓矿物，光绪皇帝立即命张王二人“酌核具奏”。9月12日， 詹事府左中允黄思永奏请由国家设立铁路矿物公司，任听各国商人入股。光绪皇帝又命张王二人“妥议具奏”，并采纳了他们“请勿庸议”的建议。（注：《戊戍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4页。）当然，张荫桓在当时并不是被动地参与变法，机械地执行光绪皇帝的谕令，而是抱着积极参与的态度，并曾多次主动建言。仅百日维新期间，他就连续三次上奏。他还根据光绪皇帝的谕旨，让梁启超议定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募创新折》，然后由总理衙门奏定章程，“颁行天下”（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48页。）。
在当时的出使归国人员中，像张荫桓这样既处在中枢位置又得到光绪皇帝垂青者毕竟是少数，其他人，除前驻英使馆随员邹代钧、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驻德使馆参赞徐建寅等人因受地方官保荐而或被送部引见、或命督理农工商总局外，大多数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加维新运动。综观他们在当时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组织学会，创办学堂，发表演讲，宣传西学知识，鼓吹变法维新。维新运动时期是学会、学堂等近代社团和文化机构蓬勃兴起的重要时期，当时成立的大多数学会，都有出使归国人员参加，如北京强学会，张荫桓曾列名其上；上海强学会，邹代钧、黄遵宪、黎庶昌等均曾列名会籍。出使归国人员不仅积极参加康梁筹设的进步团体，而且亲自创办学会、学堂，传播西方文化，鼓吹变法维新。如武昌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就是邹代钧在陈三立、汪康年、吴德潇等人的帮助下于1895年创办的。南京的测量学会，则由前驻英法使馆随员杨文会与刘聚卿、茅子贞等人于1897年创办。成都的蜀学会由前驻英使馆参赞宋育仁于1898年4月创立。维新运动期间最为活跃的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 也都有出使归国人员参与其中。黄遵宪、邹代钧及前驻英使馆随员李维格等人不仅参与了南学会创办活动，并在会上多次发表演讲。黄遵宪就曾在会上以“论政体公私必自任其事”为题发表演讲，鼓吹地方自治。（注：《黄公度廉访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第二，创办报刊，撰写文章，鼓吹变法。维新运动时期是中国“民报勃兴时期”（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3页。），当时各种新式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出现。 从 1895 年到1898年，三年之中，新出现的报刊即达数十种之多。这些报刊的创办和经营，又多与出使归国人员有关。例如，当时影响最大的《时务报》，就是由黄遵宪与吴德潇、邹凌瀚、汪康年、梁启超五人共同创办的，李维格则是该报英文稿件的主要译员。《渝报》和《蜀学报》由宋育仁一手经办，《求是报》的创办人之一是前驻德法使馆参赞陈季同，《工商学报》则由刚刚回国的驻美使馆参赞汪大钧创办和主编。出使归国人员不仅创办、主编新式报刊，而且撰写文章，鼓吹维新变法。这方面可以宋育仁和汪大钧为代表。
宋育仁在1897年就曾著成《泰西各国采风记》，鼓吹维新变法，后来又在《渝报》和《蜀学报》上先后发表了《本报序例》、《复古即所以维新论》、《原学校》、《守御论》、《时务论》等文。其中以《时务论》最具代表性。在该文中，他从十三个方面论证了西艺、西学及西政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从十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复古改制，并指出：“前之言十三效者，酌行为十四事，诚富强之要术，古今之明验，而犹非以为治本也。”（注：宋育仁：《时务论》，第13～14页。见《皇朝经世文新编·通论》。）什么是治本呢？在他看来，即通下情，明教典，核名实，课民职。在谈到通下情时，他特别指出：“外国凡有举废，皆询于上下议院。两院议成而后谋定，国主报可而后施行。虽有植党而交讧，未有欲陈而无路者也。凡有陈告，皆无所壅，交讧之久而是非亦见。夫非必能所行俱善，然两议而决所长，两端而从其众，此必有多取于顺民情者矣。”（注：宋育仁：《时务论》，第13～14页。见《皇朝经世文新编·通论》。）
汪大钧于1896年以参赞的身份随伍廷芳出使美国，回国后，汪又在《时务报》发表了《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等文。《工商学报》创刊后（1898年9月），他又在该报上发表了《工商学报缘起》、 《拟设中国商务公司劝商场议》、《钞币私议》等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保富篇》和《论变法当务为难》二文。在《保富篇》中，他批评清政府借抽取厘金、捐纳、牙帖、普捐以及息借商款、发行昭信股票等聚敛民财的错误做法，说“以是言富，吾恐其愈贫也；以是言强，吾恐其愈弱也。”他认为，谋国是者，应该考虑藏富于民，即恤小民之身家，培闾阎之元气，免苛派，禁抑勒，删款目以杜舞文，节员役以绝中饱，利之所在，鼓舞而振兴之，弊之所丛，改弦而更张之。如此，三五年后，中国便康阜可期。他还探讨了中国“仁政”不能施行的原因，说：中国之患，不在仁政之不举，忠爱之不发，而在君民隔阂，上下交征，恩屡降而未逮于民生，款屡集而不归诸实用，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情之不通”（注：汪大钧：《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时务报》第64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
在《论变法当务为难》中，他认为危害中国的主要有三事，即科目、资格和例案。“科目废才，资格废官，例案废事，循环往复，遂中膏肓。”因此要根除三害就必须废科目，破资格，除例案。“然而望科目以梯进取者，守资格以邀贵显者，缘例案经营奸宄者，齐州之大，奚止百万。其人又率皆缙绅之族，清要之班，狡黠巧猾之徒，一旦改弦更张，必惧而协以谋我。”所以说，“非布新之难，而除旧之难也”。他认为：“大厦将倾，工师缩手，是必易其梁栋，去其朽蠹，徒粉饰支柱无益也。若以易梁栋去朽蠹为不便，而粉饰支柱焉，一旦栋折榱崩，居其下者，有能幸免者乎？我不除而人除之，不如及早而除之也，我不布而人布之，不如及早而布之也，勿狃目前之损益，而计大局之安危，上无畏心，下无阻力，庶难者不终难，变者可终变乎？”（注：汪大钧：《保富篇》、《论变法当务为难》，《时务报》第66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对维新变法的成功充满决心和信心。
第三，翻译外国书报，宣传新知识；帮助推销新报刊、新书籍，传播新文化。与旧式封建士大夫相比，晚清出使人员具有如下特点：1.都曾到过或正在国外，有些还是国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沐浴过欧风美雨；2.大多数都懂得一门甚至几门外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为他们在维新运动期间翻译西文西报，宣传新知识、新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许多报刊刊登的关于外国情形的文章，就或由出使归国人员翻译，或为他们在任时的旧译。仅以《时务报》为例，该报第1至11册连载的《华盛顿传》， 为原驻日本横滨兼筑地领事黎汝谦及随员蔡国昭旧译。第13至15册连载的《奥斯加马国铁路商办条例》及第17册刊登的《法国印花税章程》等则由原驻西班牙使馆参赞兼代办公使黄致尧翻译。第31册、32册的“英文报译”一栏由李维格翻译，后面各卷虽由他人翻译，但均由其勘定。第31册至33册刊登的《西悉毕利亚铁路考略》由原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馆参赞钱恂翻译。第41册刊登的《伏尔铿制造股会章程》为徐建寅在德国时所译。第46册至第50册的《美国合邦盟约》则由原驻美使馆翻译官蔡锡通翻译。此外，陈季同也在自己创办的《求是报》上先后发表了自己翻译的《拿布伦立国律》、《拿布伦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卓舒及马格利小说》等文。
出使归国人员不仅投书新报刊，宣传新知识，新思想，而且积极帮助推销新书刊，传播新文化。当时出版的各种新型书刊在全国各地均设有派报处，许多派报处就是由出使归国人员负责经营的。如邹代钧就曾经在湖南帮助经销《时务报》，一年之中使《时务报》在湖南的销量从每期几十册上升至600多册，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 驻外使领及其随员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驻外人员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并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就吕海寰、伍廷芳、张荫桓等人的上奏来说，在当时均曾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并被以谕旨的方式加以推行。对吕海寰的上奏，光绪皇帝在8月8日批示：“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切实妥实具奏。”（注：《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24页。）作为新政内容之一的铁路矿物总局，虽不能说是应吕海寰的建议而设立的，但很难说与其毫无关系。对伍廷芳在上奏中指出的“京营绿营参用西法”的建议，光绪皇帝曾谕令军机大臣会同督办军务大臣，暨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妥速具奏”。后来王大臣议奏，一致认为：“改练洋操，为练兵要著，各省绿营练勇，叠经谕令认真裁并，一律挑练，著该将军督抚，归入前次户部兵部议覆御史曾宗彦请改操折内，一并迅速筹议，切实具奏。神机营业经挑选马步官兵万人，勤加训练，即著汰弱留强，实力讲求，务成劲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均著以五成改习洋枪，五成改习洋机抬枪……其八旗汉军炮营藤牌营，著一并改用新法，挑拣精壮，如式演练，以成有用之兵。 ”（注：《戊戌变法》（二）， 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34页。）对伍廷芳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提出的修改律例的建议，清廷在百日维新期间曾电寄伍氏：“前经总理衙门议覆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案内，饬令该大臣，博考各国律例，及日本改定新例，酌拟条款，咨送总理衙门核办，现当整饬庶务之际，著伍廷芳迅即详慎酌拟，汇齐咨送，毋得迟延。”（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页。）另外，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还曾发布一道谕旨，令工部会同管理河道大臣等负责挑挖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修垫各街巷道路（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3～74页。）。对此梁启超曾说，这道上谕是应康有为的建议而发布的。不过，就上谕的内容看，恐怕与伍廷芳在7月23 日上奏中提出的“道路宜平”等主张亦不无关系。
同样，百日维新期间张荫桓提出的各项建议也都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并被以上谕的方式加以推行。仅9月5日一天，光绪帝就针对张氏的上奏发布三道上谕。如张氏曾奏请“增修内政以戢民志”，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说：“国家振兴庶务，尤以通达民隐为先，各直省州县，于听讼一事，久不讲求，往往于户婚田土钱财细故，任意积压，累月经年，书役门丁，因之藉端讹索，愚民受累无穷，亟应实力整顿，以除积弊而恤民隐。”除令重为刊印曾国藩当年所撰的《清讼事宜》及《清讼功过章程》外，同时命令：“著照该侍郎所请，于原定功过章程外，增补道府功过章程。所属州县局员，有记大过三起以上者，道府记过一次，六起以上者，记大过一次，记功亦如之。其有徇隐在先，续行举报，或揭参隐匿，提案清结，除将州县局员，分别轻重参撤记过外，道府亦即比例记功，凡实缺计典，候补委署，以及年终密考，俱以清讼之功过，分别予夺优劣，该将军督抚府尹等，务当认真考核，实力奉行，以期政平讼理，不准虚应故事，视同具文，并将遵办情形，迅速具奏。”（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3页。）再如张荫桓曾上奏请饬实行团练，光绪看到后又发布上谕：“办理团练，既可辅兵力之不足，亦即为举办民兵根本，实为目前切要之图。……著各省督抚，按照张荫桓所奏，一律切实筹办，各直省限三月内，广东、广西限一月内，各将筹办情形，先行覆奏。”（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4页。）同一天，光绪帝还就张氏所上“胪举将材请旨简用一折”发布上谕，将张氏所保荐的多位武官或著交部带领引见，或著开复原官原衔，发往山东交张汝梅差遣委用（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75页。）。
当然，由于维新运动后来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大多新政措施也很快被废除，吕海寰、张荫桓等人的变法主张自然也无法幸免，但我们不能因此便否认他们在运动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其次，就黄遵宪、宋育仁等人实践活动来看，他们在运动中虽不能像吕海寰、伍廷芳、张荫桓等人那样，引起光绪皇帝的重视，但对推动运动的发展，扩大运动的声势，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许多进步团体为其所创办，许多进步报刊为其所经营，许多活动为其所领导。但是，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是某个人的政治冒险，因此，如果没有众多新型知识分子的参加，仅凭康有为，乃至康门弟子，即人们常说的“康党”，运动的规模、声势便不会如此之大，影响也不会如此深远，而驻外使领及其随员就是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或许有人会说，没有驻外人员的参与，维新运动照样可以发生。这有可能。但问题是，这些人参与了，其中某些人，如黄遵宪、宋育仁等，不仅是参与，实际上起着领导作用。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人，他们在运动中的态度、活动、影响并不完全一样，但作为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参与，在当时对推动运动的发展，壮大运动的声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一些人虽然没有像黄遵宪、宋育仁等人那样，在运动中积极组织进步团体，创办新式报刊，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宣传西学知识，鼓吹变法维新，他们仅是为各种新式报刊翻译西文西报，传播西学知识，但他们的活动在当时仍具有特别的意义。戊戌维新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变革运动，但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为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当时虽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大同思想，但他将其置于遥远的将来，认为眼前只能行小康，即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出于各种考虑，甚至连设立议院的主张也不再提起。当时的许多驻外或出使归国人员，他们虽然没有机会系统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对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的认识深度和宣传力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康梁等人。如黎汝谦翻译的《华盛顿传》，就不仅仅是在介绍华盛顿个人，同时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黎氏在该书《凡例》中明确写道：“是书虽华盛顿一生事迹，而美利坚全国开创事实，与夫用兵征饷和制度人物之大致，无不备具，故阅是书，则美国未辟以前，既辟以后，数十年中之事，皆了如指掌，则谓之美国开国史略亦可。”（注：黎汝谦：《华盛顿全传·凡例》，《时务报》第1册。 ）至于蔡锡通翻译的《美国合邦盟约》，就是1797年9月17日制定的《美国宪法》， 陈季同翻译的《拿布伦立国律》、《拿布伦齐家律》，则可能是《法国宪法》和《法国民法典》。因此，他们的翻译活动不仅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而且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即使是那些单纯翻译介绍国际形势、西方各国制造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活动也同样具有其独特的意义。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民族救亡运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在内忧特别是外患的刺激下发生的，而中国人所能够认识到当时的外患，除了列强的侵略外，开眼看世界、走向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出使人员长期驻外，对国际形势有相当的了解，他们将有关文章翻译介绍给国人，这无论对开启民智还是促进民族觉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翻译介绍外国制造技术、科学知识的宣传活动表面看来与维新运动了不相关，事实上却密不可分，因为近代思想启蒙不仅包括宣传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同时也包括传播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因此，对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不论他们在认识水平上有多大差距，只要在当时介绍了域外知识、传播了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就应该予以肯定。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即当时的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究竟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区别。一般说来，维新派主张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而洋务派则反对这种改革；维新派主张民主自由，号召冲决封建的网罗，而洋务派则视此若洪水猛兽。双方在对待西艺的态度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准此，我们似乎可以说，黄遵宪、宋育仁等人应属维新派，张荫桓、徐建寅等人可被视为洋务派。至于其他人，则很难说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比如邹代钧，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向国内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学者，他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他更是痛惜不已。但是在湖南办理新政期间，他和谭嗣同、熊希龄等矛盾重重，认为谭、熊太“猖狓”（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756页。），他尤其不同意康、梁的变法措施， 甚至将变法的失败归因于康、梁的激进，说：“康、梁之罪甚大，旧党恶之，尚是否各半，其有害于新政，则非浅鲜，千载一时，为此辈所败，言之痛恨。”（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1页。）又比如早年随薛福成出使的张美翊，当时一面为薛福成整理遗稿，一面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与邹代钧相仿，主张采取缓进政策，他说：“吾辈此时宜后名而先实，一切务从平地筑起，徒以空言号召天下，断无益处，且有流弊。平时立论，务平正易行，不必过激，朋友相遇，务彼此相助，互为规劝。”（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60页。）政变发生后， 他对军机四章京的被深表婉惜，说：“新政四人，皆伏重刑，为之一哭。”并表示：“吾辈总以慎言慎事为要……处此时势，惟须尽我可为之事，如劝学明农，奖掖后进，开通民智，则教一人得一人之益，教一乡得一乡之益，至出位之谋，如变法、保国与守旧不死者为仇，似不值得。”（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762页。）他虽称梁启超为“良金美玉”，国之“通才”，但对康有为却无好感，说“南海之氛甚恶”（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58页。）， “康所为诸事皆不惬人意”（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62 页。），预言其变法“不终”。在听说光绪皇帝被禁锢后，他甚至将祸源归因于“变政党”，说：“变政党之罪，其可恕乎？”（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4页。）
邹、张二人和康、梁的区别不在于变不变法，也不在于变什么，而在于如何变。他们不同意康、梁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不同意康、梁在变法时与守旧派针锋相对，而主张采取更为稳妥的、为各方面均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也正因此，他们将变法的失败归于康、梁的激进。当时与邹、张二人类似的驻外和出使归国人员不是少数。他们不属“康党”，也非洋务派，他们是一批曾经到过国外，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积极参加了维新运动，为推动运动的发展，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