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下的新闻报业——国民党专制时期(1928-1937)新闻报业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业论文,新闻论文,国民党论文,时期论文,党治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虽然出现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癸丑报灾”，一些地方军阀或也采用残暴手段对付有良心的记者，但从总体上看，新闻报业的进步是显著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就建立在新闻出版业颇为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采用一党专政的统治模式，对新闻报业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国民党的新闻宣传系统得到了全面的扩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统治地位。在此相对专制的新闻立法之下，民营新闻界依然努力地进行着抗争，并开拓出颇为可观的局面。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仍能受到相当深刻的教益。
一、用党治与专制手段控制新闻
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宣布进入“训政时期”，按苏俄模式“以党治国”。孙中山认为，中国百姓文化素质低下，难以享受现代民主政治，所以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的身份，“引导”全体民众，即所谓“训政”。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国民党设计的“道统”体系中，独尊三民主义，其“党义”成为渗透民间各阶层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要求严厉打击和严密控制其他各种异端思想。其中在新闻宣传领域，实行“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使“新闻界党化起来”。除了建立庞大的国民党（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央日报》为首）新闻宣传系统外，还对新闻出版界进行了严密的专制性立法，并对异端报刊严厉整肃。
1928年2月颁布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第6条明确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年至四年有期徒刑。”6月制定的《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和《审查刊物条例》规定，“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12月制定《取缔各种匿名出版物令》，其新闻控制随之不断加强。1929年，“党化教育”强行打入大、中、小学教育体系。1月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宣布“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为反动宣传品，必须“查禁查封或究办之”，以此排挤和镇压不同政见的报刊。同时又颁《出版条例原则》，实行报纸出版品登记制度，制定《查禁伪封面的书刊令》，公布《查禁反动刊物令》。随后相继颁布《设置党报条例》和《指导党报条例》，企图用“党报思想”来强化“党化”和统驭所有的民间舆论。
与此同时，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玩弄两面手法。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煞有介事地通电全国，表示开放报馆的“言禁”。然而，对不符合其“主义”的报刊仍不断进行打压，如《太阳月刊》出至第7期被查禁，改名《时代文艺》才出刊一期又被封禁；《思想》月刊被禁，后改名《新思潮》仍被查禁；重庆《新社会日报》被封，国民党令地方“严行查封，并惩处其主持人”；《民意》、《急转》被指为“反动刊物”遭查禁；《引擎》、《文艺研究》、《现社会》、《世界文化》诸杂志都仅出一期，就被查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政训部社会科，还在报上公布了一批所谓“反动刊物”的名单，计有《创造月刊》、《流沙》、《抗争》、《现代小说》、《血潮》、《海上》、《畸形》、《峡潮》、《洪荒》、《奔流》、《澎湃》、《思想》、《流荧》、《戈壁》、《前线》等多种，并指出售这些刊物的书局“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污蔑诸编辑和作者为“第三国际的走狗”，其中许多刊物很快被查封。
1930年12月颁布《出版法》，并设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进行全面的政治控制，私营新闻事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干涉。《出版法》共六章四十四条。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第19条规定：“出版品不得为左列各款之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者。”同章第21条规定：“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军事或外交事项之登载。”其“意图破坏”、“意图颠覆”诸词条，没有明确详尽的界说，实为非常含混模糊之条款，这就为国民党司法当局随意判人以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1年1月底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反动宣传的，要处以重刑。2月，杀害李求实（《上海报》主编）、柔石（作家）等23位革命者。“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为严密控制新闻界，麻痹国民的思想意识，国民党大量吸取法西斯新闻统制思想与经验，效法其“国家至上”原则，利用民族危机，大肆鼓吹和提倡“国家”、“民族”、“国民”等抽象观念，进行所谓“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对凡是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新闻宣传，一律以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由而予以取缔和镇压，如11月查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前哨》杂志。
1932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通令取消电报新闻检查，①却依然在查封进步报刊。如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于1932年3月建立，通过有关决议，创办“国际新闻社”，四个多月后被查封；3月对上海左联《十字街头》查禁，4月对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刊物《研究》查禁，12月对左联《文学月报》查禁。另外，还对《宣传品审查标准》进一步增订且公布，重申“宣传共产主义及鼓动阶级斗争者”、“对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恶意诋毁者”为反动宣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先后出版过《新思想》、《世界》、《环球》等30多种杂志，均因政治色彩原因，大多出版一、二期后即被查禁。
1933年后，不再以原来实施的审查追惩制度为主要手段，开始在新闻界推行旨在事前预防的新闻检查制度，也就是直接干涉新闻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创立民营报纸顾问制度，委派国民党顾问加入民营报社进行指导，以增强其“党化新闻界”的力量。在各地组织各种名目的新闻学会、记者团体，以国民党报人为核心与骨干，使之成为惟国民党是从的新闻类民间群众组织。不久，国民党四届中执会又通过《新闻检查标准》和《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规定“各报社刊载新闻，须以中央通讯社消息为标准”，凡是不符合者，“应扣留或删改”。随之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站，要求各报均须在发稿前将全部新闻稿送请检查，对不服检查者处以停刊等处分。国民党四届中执会还通过决议，明确中央宣传委员会在新闻界的任务是“集中经费于少数报纸，培养成有力量之言论中心”，“对全国新闻界作有效之统制”。②即把握新闻界的重要力量来加强对其自身的统制，由此来强化国民党的新闻事业，以获取新闻业的实际领导权，造成全国一个声音的新闻界党化局面，彻底完成“新闻一元主义”之任务。
1934年，国民党中宣部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党部《新闻统制之实施方案》还具体提出：“消灭反动报纸及新闻社，取缔灰色新闻及毒素新闻，淘汰肤浅落伍、桀骜不驯之新闻记者，其有冷酷无情，始终自外革命集团，绝无合作诚意者，尤不容留。限制非党系的新闻业侵略式的发展，干涉非党系新闻企业托勒司或迭而加形式”。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成立中央新闻检查处，南京设立首都新闻检查所，并在各省成立新闻检查所，在各重要县市设新闻检查室，形成一个全国新闻检查网。1937年2月，《读书》半月刊在上海创刊，陈子展主编，仅出二期即被查禁。
对广播电信、邮件寄送同样严控。1928年后先后公布《广播无线电台条例》、《电信条例》、《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各县市邮电检查办法》、及《装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1936年2月成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公布《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7年又公布了《民营广播电台违背〈指导播送节目办法〉之处分简则》和《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这些都反映出国民党已以法律形式着重从广播节目的内容上控制广播电台。在此一年多时间里，民营广播电台因违反该指导委员会有关规定而被明令撤销者有9座，暂停播音者4座，受警告处分者3座。
据国民党中宣部印发的秘密文件记载，自1929年至1934年，被查封的书刊约887种。而据其《中央宣传工作概况》统计，仅1929年全年查禁的刊物共计272种，比1928年猛增90%，其中共产党刊物148种，占54%，其余为国民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第三党等的“反动”刊物。而各地方党部和政府查禁的新闻出版社团也难以计数，如1929年查封创造社，1930年查封上海现代书局，邹韬奋的50余家生活书店都先后被查封。尤其是出动军警、特务，公开捣毁报社、书店，逮捕报人、店主，《南国》周刊、良友图书公司等，都被砸过。甚至利用特务手段监控新闻界，从给进步报刊投寄恐吓信，直至使用凶残的暗杀手段。1931年2月，被暗中捕杀的“左联”五作家都是有关报刊的编者或作者；1933年1月，镇江《江声报》经理刘煜生等被害；5月密捕《北斗》主编丁玲、《真话报》主编潘梓年；6月暗杀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7月，江苏高等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名，判陈独秀、彭述之两人15年徒刑，上诉后改判8年；11月，暗杀上海《申报》老总史量才。此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总之，国民党在其执政初期，就实行了一套熔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与外国法西斯主义于一炉的新闻统制政策与法制。
二、民营自由报刊业的顽强抗争
尽管国民党在新闻出版方面的专制统治相当严厉，但经过清末民初几十年宪政思想的浸染，新闻自由的理念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的根基。旧军阀的控制刚刚除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并未很有效，新闻出版界不会一下子就被所谓的“三民主义”所蒙蔽；同时，政府也不可能在新闻出版界建立完全的党化专政体制，就是说相当部分的民营报刊依然可以自主经营。这样，许多民营报刊依然沿袭北洋军阀时期的自由路线，发表着自己独立的观点，以与国民党专政抗衡。确有一些报纸，仍以敢言自命，文章虎虎有生气，把言论当做主要的宣传手段。所载抨击时弊的文章也曾风靡一时。
最早起来批判国民党以训政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是《新路》杂志，由张君劢、李璜等人1928年初在上海创办。其创刊号发表了张君劢的《发刊词》，提出十二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随后又发表了大量批判国民党训政制度的文章，如张君劢在《新路》第2期的《一党专政与吾国》一文中指出，国民党训政理论“于情为不顺，于理为不通”，同样是国民，只因为他是党员便成为训政者，而令国民为被训者，这是毫无道理的。作为训政的国民党人，其知识能力和道德情操实际上还不如一些国民，许多人只知道投机钻营，勾心斗角，以至于腐败堕落，让这样的人来训政，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很多文章强烈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开放党禁，允许成立反对党。这些很快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与愤怒，国民党开始对其进行围攻和镇压，《新路》仅出版了十期就被迫停刊。
自由主义第二份刊物《新月》，由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于1928年3月在上海创办。1929年的《新月》第2卷第2号上，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抨击国民党统治下恶劣的人权状况，指出实际生活中，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坤”、“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保障。“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其呼吁当局尽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外舆论界的广泛注意。胡适在《新月》第2卷第4号上又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前者批评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论，以学术口气批评了轻视学问的风气，指出“行易知难”实有不容异己、取消言论自由的实质，并为一班不学无术的军阀政客提供护身符；后者则对国民党无宪法政治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孙中山1924年放弃约法思想以后，只讲军政、训政，不相信人民在约法和宪法之下参政的能力。胡适强调人民需要训练的是宪法之下的法制生活，“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在《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上，胡适又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评论国民革命道：“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判孔子，弹劾程朱，反对礼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批评，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文章最后警告说：“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的极大不满，国民党政府组织力量讨伐，但根本不能使胡适屈服。最后，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此后《新月》一度由回国不久的政治学博士罗隆基主持。罗氏也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等大量政论，学理扎实，锋芒毕露。《专家政治》一文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训练是政治专家的事，国民党人则没有这种资格。如要说训政，首先应训的是国民党人，尤其是执政者诸公。只有当这些人得到应有的训练，并成为政治上的专家之后，中国的政治才有可能走上正轨。民主政治与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在性质上水火不容，而训练民众培养其参政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论人权》一文反对任何个人或政党、阶级具有超越法律的地位，指出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未经全民直接或间接承认的法律不应有统治人民的威权，人民没有服从的义务”。《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指出：民主体制的功用就在“调剂党内的派，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的轨道，不趋于革命流血的一条狭路”。如果实行一党专政，其结果就是“逼迫一切不同思想及主义的人，走到革命流血的狭路上去”。或者说独裁统治必然“引起被治者的不平与愤怨”，这是“一切革命的祸源”。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中，首创“党天下”一词，指出：人民决不能“把政治完全付托给某个人或某个党或某个阶级，依赖他们来做权利的保姆”，只有人民自己才是人民“权利的忠实卫兵”。“党权高于国权”的独裁制度本身含有“一切内在的罪恶”。旗帜鲜明地喊出“我们是绝对地反对独裁制度”的口号，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③1930年11月，罗隆基以“反动言论”等罪名被拘捕，在蔡元培、胡适、宋子文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但失去了光华大学的教职。罗氏随即在《新月》上发表《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详细记述了这一经历，并对政府提出愤怒指控。1930年新月书店将有关论文结集出版，名为《人权论集》，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人权的论文集，系统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新月》一时成为知识界争相阅读的刊物，成为中国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的一座非常有价值的里程碑。《新月》维持到1933年6月，出到四卷七期后停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表现出积极抗日和要求民主的进步倾向，明显与国民党政府唱对台戏。首先是积极报道事变真相，动员全体力量收集消息，第一天报道事变的电讯多达85条，并发表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表明自己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鲜明立场，责问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妥协与退让。12月17日，南京发生军警枪杀赴京请愿的北平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国民党当局严格封锁消息，企图掩盖真相。《申报》不顾当局禁令，详细报道了事件经过，并发表时评《学生爱国运动平议》，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久，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暗杀。《申报》又独家刊登宋庆龄的抗议文章《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批判蒋介石“个人独裁”，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忙于派系斗争的宁粤双方“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申报》更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发表指导性时评《敬告国民》，号召市民奋起参加此生死之战。并宣传动员募款、补充军需、救恤将士、稳定市场、收容难民等有关工作，成为上海的舆论中心。4月，发表时评《“剿匪”与“造匪”》，反对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红军：“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并抨击道：“一部分‘剿匪’军队，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公开反对蒋介石“剿匪”，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认定“一党专政”是中国社会灾难不断的总根源。8月，蒋介石亲自下手令，“申报禁止邮递”，使《申报》发行困难，但《申报》并不屈服。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申报》又给予其有关活动以详细报道，成为同盟的宣传讲坛。影响最大的是其副刊《自由谈》的转向，在黎烈文的主持下，得到鲁迅、茅盾、郁达夫、郑振铎、陈望道、叶圣陶等的大力支持，刊登杂文、随感、散文、考据、诗歌、漫画等，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其压制舆论，进行文化围剿的劣迹。还展开了几场大笔战，许多社会名流都积极参加，其自由主义风格令人称羡。如鲁迅在其《自由谈》副刊上用40个笔名，发表了143篇抨击时弊的文章。为一家报纸副刊撰写这么多文章，在鲁迅一生中也是少见的。然而在极权主义的虎视下，黎烈文主持的《自由谈》仅维持了一年零五个月，终于被迫停刊，但它在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小觑的。
1932年5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也大力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如其一卷2期上，张君劢发表《国民党党政之新歧路》一文指出，国民党所谓训政实在与宪政的终结目标南辕北辙，“真正之训政，必先有选举权，有国会场，有责任内阁，俾人民得以参政，得以发言，则人民有实习政治之机会，而后政治实力自然增进”，而“今日党法之下，但有党国，安有所谓民国者哉！”王造时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一文指出，国民党中充满新旧官僚政客和军阀，根本就没有资格训政。训政已行五年，结果是内乱不已，政治腐败，贪官遍地，这样“训”下去如何了得？同时，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无论哪一国的民主政治都是民众争取得来的，而不是统治者“训”出来的，因为统治者绝对不会自动放弃权力。那种说统治者进行训政，能训练民众去夺取他们的政权，从而由训政发展到宪政的理论，完全是欺人之谈。由于大小军阀和反动政客们的反对与破坏，宪政并没能在中国真正实行过，如果实行了，就不会有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军阀的互相火并……因此，立即开始宪政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般认为，《大公报》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并在此后的新军阀混战中，倒向蒋介石，拥护蒋氏为正统。其实《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旋涡中巧妙周旋，钟情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从其记事立言的“四不”准则，便可见一斑。1929年12月29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对蒋介石“开放言论之诚恳表示”给予称赞，而批评国民党过去的做法是“完全置全国言论界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多少有承袭苏联式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因而形成各报言论、记事均一律使报纸的职责变成“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指出如此做法的两大弊端：一是“宣传过于统一严整之结果，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二是“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从而使民众失去读报的兴味，甚至使报纸失去信用。认为政府“奖励言论自由愈早，所减除社会危机愈多，故于党国利益愈大”。“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有不宜过早宣战而应全力备战的“缓抗”主张，新闻报导的主题思想是“积极宣传救亡图存”，“坚决主张‘明耻教战’”，“强烈谴责‘上层误国’”。但在蒋介石采取暂不抵抗、诉诸国联政策，而日本反而变本加厉侵占吉林之后，《大公报》发表《国联发言后之辽吉被占事件》社评，对蒋介石的国策提出异议：“夫养兵百余万，而外患之来，专以不抵抗为标榜，世界自有历史以来，应断无如此无耻之国民。且不抵抗云云，究以何时为止，限度如何？充不抵抗主义之解释，凡日军所到，即我国所失，是最后只有双手奉送全国而后已。”同时，《大公报》对那些有民族气节、英勇抗敌的将士们，给予极为热情的赞扬，大力宣传其抗战事迹；对那些汉奸国贼之民族败类，则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淞沪抗战，竟以可耻的中日“淞沪协定”的签订而告一段落。《大公报》发表社评《愿全体国人清夜自问》：“何以四万万之国，竟成一等弱国？……可得一个总的答案曰：皆少数上层社会之罪。”1933年，热河战又败，山海关诸地失陷。《大公报》发表《当局误国至何地步！》社评，指着南京国民政府的鼻子责问：“此暴露军事腐败至何种程度，不得诿责于国力问题。”尽管《大公报》坚决反对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制度，然而1931年却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考察采访，报道了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后张季鸾的社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承认日本、苏联在工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国人参考。1935年及此后，记者范长江考察西北地区，发表系列通讯，揭露西北地方政府之弊政，透露红军的一些历史情况。随后到延安采访，遍访中共领导人物，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对话报道，写成著名通讯《陕北行》连续发表在《大公报》上。《大公报》此举在当时是颇为惊人的，它完全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钳制。
上海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大量刊载时事政治材料，大声疾呼抗日救亡，勇敢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抨击国民党的错误国策。如调查揭露了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交通建筑费造房纳妾的丑行，批评国民党压制抗日言行就是“广播革命种子”。1932年，国民党下令停止《生活》周刊的邮寄，但其发行量还是超过15万份。1933年的周刊第8卷，又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12月，国民党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生活》周刊。1935年11月，邹回上海，又创办《大众生活》，热情报道“一·二九”运动，称颂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2月，登载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的《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正》，反驳中宣部的诬蔑不实之词。其继承《生活》周刊的做法，开辟“星期评坛”、“国难课程教材”诸栏目，很快又被查封，邹再次流亡香港。
南京陈铭德主持的《新民报》一贯支持学生运动声援学潮。1931年12月15日，各地大学生云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政府出兵抗日，当即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新民报》披露当日请愿学生被军警击毙并推落南京珍珠桥下之事实真相。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连续发表社评《北平学生万岁》、《为北平学生运动敬告全国青年》、《再论学生运动》等，悲愤批评政府无权横加干涉和武力镇压学生的合理举动。12月26日，南京警察厅把陈铭德拘留，并给《新民报》停刊三日的处分。
还有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自由主义刊物《独立评论》，及许多左翼新闻活动。总之，有关自由报刊与国民党专制统治顽强斗争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国民党专制时期新闻报业发展的历史总结
据1936年的有关统计，当时有主要报刊1763家，尽管国民党报刊宣传网占据了很大比例，但民营自由报刊的数量也要占1/3，尤其是各色杂志更是琳琅满目。1933年有“杂志年”之称，中国的大部分杂志集中在上海出版，上海被称为“杂志的麦加”。据有关统计，此年上海共出版了至少215种杂志。1931至1937年间，出版的小报约有100多种，出版时间长、影响较大的二三十种。许多小报一改过去不问政治时事、偏重娱乐消遣的面貌，而熔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新闻于一炉，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应该说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之下，在其对新闻报业的严密控制之中，当时的新闻报刊出版业仍颇有生气，且有所发展。
首先，国民党统治不得不遵行《临时约法》“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教等自由的权利”之规定，所以其《新闻出版法》及其操作规则不能剥夺一般民众的有关权利。同时在新文化运动的余绪中，人们已经习惯了新闻出版较为自由的社会氛围，文人们更是在此环境中乐此不疲，依然不时在申办着各种报刊，且站在各自立场上发表着五花八门的观点。国民党统治不可能在全国各地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新闻网络和新闻检查机构，颁布的新闻法规也没有多少权威性，对全国的新闻统制不可能一下子很有效，所以无法完成其思想言论的一统天下。
其次，国民党内部思想言论极不统一。除以党营名义建立的中央新闻机构、CC系控制的报刊系统及军队的报刊系统外，也存在反蒋独裁的各派报刊，如以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首的改组派报刊，有上海的《革命日报》、《上海民报》、《硬报》、《革命评论》周刊、《前进》月刊、《民意》周刊、《中华晚报》（后改名《革命晚报》）、《新创造》、《民主》，还有南京的《夹攻》周刊、《中央导报》，成都的《社会日报》等，还办过一个“中华通讯社”。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再造派报刊，有上海的《民众日报》、《再造旬刊》。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报刊，有上海的《行动日报》和《成都庸报》等。还有各地军阀控制的报刊，如阎锡山的《晋阳日报》、《山西日报》、《太原日报》、《中报》及“太原通讯社”，桂系的《吼报》、《响报》、《冲锋》等。其在与国民党中央唱反调时，也常遭到查禁。如《硬报》出版才一个月，报社就被当局封闭；后改名《上海小报》，不久仍遭封禁；再办《狂风》，仅发7期，再被查禁。然而国民党并不能消灭不同派系的这些报刊。
再次，国民党严格禁止的主要是共产党人主办或以其思想主义为指导的报刊，对其他思想者和一般文学青年主办的报纸刊物，还是比较宽松的。当时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知识青年乃至大中学生三两个朋友凑在一起，有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刊物，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甚至一些异端思想。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少数左翼著名作家，对一般民间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几乎不产生什么作用。尤其是较为独立的私营新闻报业的存在与发展，更是其言论自由的经济基础。尽管国民党新闻机构在数量与地位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然而其新闻检查手段也用于国民党自己的新闻报业，对之进行着全方位控制，稍有失误，便予以训斥或处分，使其新闻报道迟缓、失实，编排死板、守旧，社论与文章千篇一律，用党性原则取消了新闻特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所有国民党报人心照不宣的办报准则，其办报意识日趋保守。所以于内在质量上，其根本无法与数量只占1/3却颇有活力的私营体相抗衡。
最值得总结的是民营报刊抗衡国民党专制的办法。一是集体的宣言、抗议。1930年春，成都报界联合会改组，发表宣言，主张言论绝对自由，报刊应痛陈民众苦难。该联合会曾两次声援重庆《西蜀晚报》与当地军阀之间的斗争，一次是抗议刘湘查封该报，一次是抗议重庆军界捣毁该报。8月，上海平凡书店被国民党查封，上海书业总会发表宣言，抗议当局对文化事业的摧残。1931年12月12日，上海日报公会发表宣言，抗议当局借口违检，下令对《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民国日报》等实行“禁邮”；指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对新闻的控制和摧残愈演愈烈，“立言纪事，动辄牵制，黑白混淆，是非泯灭”；声明“言论出版之自由，乃民权之大纲，垂著遗教，明见约法，固非命令所得变更，亦非暴力所得蹂躏”，为保护报纸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④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与新闻界同人并肩，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等民主自由权利而斗争，“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之使命”。
这一时期开放言论自由而保障人身安全的呼声日益强烈，1933年9月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发布一个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命令，内云：“查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与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及第十三条已经明白规定。”还训示各级国民党政府和军人，“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⑤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发出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各地新闻界的响应。此后每年9月1日，全国新闻界都要举行保障记者安全、维护言论自由的活动。1936年10月1日，巴金、林语堂、洪深、茅盾、鲁迅、谢冰心、丰子恺、郑振铎、陈望道、黎烈文、王统照、郭沫若、周瘦鹤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政府“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概予废止”。
二是迂回战术，报刊被查封后，由于国民党一般并不抓人，所以可以很快另起炉灶，改名重来。如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被上海当局查封，改名江南书局继续出版工作。1932年10月，王造时主编《主张与批评》在上海创刊，其《国民党怎么办？》一文，质问国民党抗日诸事项，被当局指为“肆意诋毁本党”，出3期后，以“反动刊物”被查禁。一个半月后，王又创办《自由言论》杂志，首篇就发表《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忠言》，批评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呼吁团结抗日，说：“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1933年底，也被勒令停刊。1933年12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后，第二年2月，原班人马转而创办《新生》周刊。1934年8月，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彭述之一案的判决书中，提及两人所主编刊物多至百余种，最著名的有《新青年》、《火花》、《校内生活》、《无产者》、《热潮》等。1936年12月，北平大学生创办的《台风》杂志因宣传抗日被查禁，1937年1月，改名《新知识》出版，5月再遭查禁。有关案例不胜枚举。
三是敢于报道对国民党不利的新闻。1930年5月，太原《民话报》刊登《黑幕重重之山西高等法院》一文，揭露该法院太原监所本年前4月非正常死亡人犯达17人，该报编辑因此遭非法拘捕。太原市新闻记者联合会举行集会，声援《民话报》的正义之举。1932年9月，北平新闻记者公会致函市政府、公安局，希望尊重约法，赋于新闻界言论自由，不得随意干涉。又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吁请保障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起因于北平《导报》、《益世报》登载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骗婚新闻一则，编辑遭军人殴打和绑架，后经本地警察交涉，始交警局看管。通电对军阀如此摧残言论、蹂躏人权事件，要求中央依法处置，并向全国各界求援。1934年5月，成舍我主持的南京《民生报》公开揭露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引起轩然大波。南京新闻检查机构将其删扣，成舍我拍案而起，指示报社照旧刊出。见报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见自己亲信被曝光，大为震怒，通知南京警方责令《民生报》停刊三日。成舍我不服，报纸复刊后就发《停刊经过敬请国人公判》一文，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表示要抗争到底。经汪首肯，彭学沛向地方法院控告“妨害名誉”。成舍我亲撰一篇万言答辩书，准备把事情搞大。中央社萧同兹、老报人程沧波出面调停，成舍我不接受。6月18日开庭，成舍我在法庭上作两小时的答辩，原告被驳得哑口无言，法院却依然判成舍我短期徒刑“缓期执行”。成舍我第二天就将答辩书登在报上，请社会公论。后当局借口《民生报》刊登德国海通社一条军事消息有泄密之嫌，将成舍我等拘捕，拘禁40余天，报纸被查封，并勒令此后不得在南京办报。而全国各报对此案作连续报道，呼吁新闻言论自由。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刊《立报》，1936年11月23日，《立报》最早捅出令全国震惊的新闻《今晨七人被捕》，抗日救国“七君子”事件拉开序幕。此后《立报》对“七君子”案给予全程跟踪报道，并刊登其《答辩状》，详尽说明七君子“爱国无罪”，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爱国人士的鄙劣手段，给予有力地揭露。
综上所述，可以说国民党的新闻专制并不成功，不但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做到严密的控制，而且在新闻体制上更是有许多自由的空间，几个人办一家出版社，创刊一份日报或一本杂志，在当时还是相当宽松的。所以说只要不触犯国民党的有关思想禁忌，新闻出版还似乎有那么一点自由。尽管有一些私营的自由报刊业，由于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独裁和国策，遭到一定的遏制或摧残，当时共产党主办的“地下新闻事业”更为国民党政权所敌视。但就总体而言，国民党想在一党专制政体下严密控制新闻报业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民间自由主义的新闻报业仍有相当的活动天地，专制与自由的矛盾与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新闻业的特点，从而使当时的新闻出版事业依然能不时出现闪光点。
注释：
①该通令称：“查言论自由，为全国人民应有之权利，现在统一政府成立，亟应扶植民权，保障舆论，以副喁望，而示大众。”参见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2年纪事），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
②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本党新闻政策之确立与实践》（1934年3月报告），载《新闻宣传会议记录》。
③参见罗隆基：《专家政治》，载《新月》第2卷第2号；罗隆基：《论人权》，载《新月》第2卷第5号；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载《新月》第2卷第8号；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载《新月》第2卷第12号。
④《申报》1931年12月12日。
⑤《中央日报》（南京）1933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