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可以改译——敬答郑异凡、奚兆永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产者论文,这句论文,全世界论文,奚兆永论文,敬答郑异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3期发表的拙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社会影响较大。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于2007年4月10日刊出该文摘要，并且加上如下“编者按”：“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自《宣言》传入中国以来，对它的研究和解释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下面选编的文章为最新的研究成果。”拙文本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考证评析》(载《文史哲》2008年第2期)这篇长文的结尾部分，也就是我在评析以往74种中译文之后提出的新建议。愚意这一口号当今最好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这篇长文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08年第3期)和《新华文摘》(2008年第14期)转载。我听到一些党政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包括中央编译局的专家的意见，都认为我言之有理。
始料不及，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先生提出不同意见，他在《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5期“学术争鸣”专栏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无需改译》(以下简称“郑文”)。本来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有不同见解，各抒己见是完全正常的，孰是孰非，可由读者自己去辨别判断，未必都要进行答辩。半年来我因忙于统编教材，顾不及此。近日我重读“郑文”，该文开头就强调：“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口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译文上，都改不得。理由很简单，译文本身是准确无误的，而如果改动，那么，其含义就变得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了。”文章最后一部分又说：“高文提出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译文的修改问题，而是对《宣言》的基本内容进行修改的问题。”另外，网上也有人发布两篇文章，持同一论点。其实，拙文提出的新建议完全符合《宣言》本意，并未修改《宣言》内容，而且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看来，我确有必要继续申述己见。
《宣言》中的“无产者”为何可以改译为“劳动者”
我认为“郑文”提出这句口号不能改译的几个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首先，“郑文”说：“无产者”即现代工人，它和“劳动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劳动者”还包括无产者以外的其他劳动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因此无产者、工人不能改译为劳动者。我认为，这是从广义来理解劳动者，其实无产者、工人和劳动者，这三者都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其狭义而言，这三者是同义语，可以通用。当今对之改译为“劳动者”更符合当前实际。这个看法有以下五点依据。
第一，恩格斯认同的穆尔于1888年出版的《宣言》英文版，其结尾已经把“无产者”(proletarians)改译为“working men”——这个词语既可以译为“工人”，也可以译为“劳动者”(“劳动着的人们”岂不就是“劳动者”)。既然有了恩格斯认同的穆尔的新译文，我们就有更充分的理论依据，把working men译为“劳动者”。如果没有恩格斯认同的新译文，我们要把“无产者”(proletarians)译为“劳动者”，那也没有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也没有修改《宣言》的内容。因为在《宣言》中“无产者”与“工人”二词是同用、通用、混用的，而德文arbeiter一词既可以译为工人，也可以译为劳动者，两者就狭义而言完全是同义词。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仅从现在中文“工人”与“劳动者”二词有区别就认为其德文含义也完全不能混同。“郑文”还说：《宣言》所用的德文“工人”(arbeiter)一词，按照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德汉辞典》只有两个解释：1.工人，2.工作者、制作者，没有作“劳动者”解。其实，这里的第二个解释“工作者”，又可以解释为“劳动者”。犹如英文的worker,既可以译为工人，也可以译为工作者或劳动者。我另查1945年上海璧恒图书公司出版、王德明主编、众多专家审定的《德华大辞典》，其中arbeiter有四种解释，即劳动家(当时劳动家即是与资本家相对应、相对立的劳动者——引者注)、工匠、工手、工人(第80页)。再查1999年德国曼海姆出版的10卷本《杜登德文大辞典》第1卷，对arbeiter的解释是：每天领工资的人，手工业工人，也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雇员(第278页)。按照当代最权威的这本德文辞书，arbeiter完全可以译为劳动者。德文名词arbeit意为劳动、工作、制作，加上后缀er意为工人、劳动者、工作者、制作者。所以即便按照《宣言》德文原本，把“工人”改译为“劳动者”也并没有修改《宣言》内容。“郑文”说：《宣言》“所使用的概念，它的逻辑关系，是改动不得的，否则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认为，在《宣言》中无产者与工人、劳动者，从狭义而言三者是同义词，不失毫厘，完全可以通用。总之，我以《宣言》的英译本和德文本为依据，兼顾当前现实需要，提出修改译文的新建议，完全符合《宣言》本意，并非从现实需要出发去修改《宣言》内容。
第二，在20世纪初以来的我国现实生活和历史文献中，“劳动者”就是专指其狭义含义，专指现代产业工人。“工人”一词决不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才出现，它本来在我国古文献中早已有使用，指从事各种手工技艺的劳动者。例如战国后期的《荀子·儒效》：“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唐朝韩愈《钱重物轻状》：“夫五榖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明朝陶宗仪《辍耕录》：“古人作事精致，工人预四民之列。”可是到20世纪初，我国反而经常使用“劳动者”以取代“工人”。这是受日本人的影响。在古汉语中只有“劳心者”、“劳力者”的词语，“労働者”一词是日本人借用汉字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用以翻译西方“工人”的新词语。日文一般都不用“工人”，因为它与“公人”(公务人员)发音相同，容易混淆。从20世纪初起，“劳动者”一词就被当作“工人”的同义语频频出现在中文书刊上，有所区别的仅是中文把日本人新创的日文“働”改为“动”。《宣言》最后提出的口号，从1903年起被多次译为中文出现，大都是采用日文译为“劳动者”(详见拙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考证评析》)。1920年8月在国内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其结尾就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个中译本在20-30年代十多次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难道我们能说陈望道译为“劳动者”是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吗？更有甚者，1920年10月3日我国创刊的工人刊物也称《劳动者》，其发刊词题为《劳动者啊！》，文末署名是“我亦工人”。周恩来于1922年3月30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劳动世界之新变动》(欧洲通信)中也是用“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中国的工会早期也按日文称为“劳动组合”。1921年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联络机构。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才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总”转入地下，到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才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的机关刊物不称《工人周刊》，而名为《劳动周刊》。该刊在1922年停刊后，1929年又复刊，直到30年代还在继续出刊，在每期刊头上都十分醒目地印有“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194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10月再版的权威性辞书《辞海》，对“劳动者”辞条的解释是：“凡恃劳力所得工资而生活之人，通称为劳动者，亦称劳工。”(第198页)1949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权威性辞书《辞源正续编合订本》第18版，“劳动者”辞条这样说：“凡用体力以从事工作。谓之劳动。因谓专恃作工以谋生活之人为劳动者。”(第213页)这岂不是仅从狭义来解释劳动者吗？可见直到40年代末劳动者与工人依然是同义语，并非像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在网上批驳拙文时所说，自20年代以后二者就不是同义语了。
第三，劳动者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是从狭义专指工人，然而当今人们通常是从广义用以泛指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包括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因此“郑文”认为不能把《宣言》中的working men再译为“劳动者”，而只能译为“工人”。其实，当今也还时常只从狭义把劳动者与工人当作同义语使用。例如，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第一版、1962年第八次印刷的《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劳工]即劳动者。”(第283页)还有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1950年初版、1962年第七次修订重排本《四角号码新词典》，其中对“劳动者”的解释是：“以劳力工作的人，工人，广义地说，包括农民和各种体力脑力工作者在内。”(第311页)再看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3卷本《辞海》，在下卷“劳动力”辞条中这样写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为商品，其条件是：(1)劳动者有人身自由，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力；(2)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为了维持生活，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第4259页)可见这三本辞书都是把“劳动者”作为狭义来释义的。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工人也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工人专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广义工人还包括教师在内。我从1949年起就加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工会成为会员。如果仅从狭义理解工人，那么《宣言》最后这句词语，准确的译文应该是“全世界体力劳动的工人，联合起来！”如果这样译，岂不是过于烦琐吗？既然当今可以从狭义来使用“工人”，为什么不可以也从狭义来理解“劳动者”呢？为什么一定都要把农民、手工业者等等都包括在“劳动者”之中呢？我们在用词时应该用同一标准，而不能搞双重标准。众所周知，不仅工人有广义、狭义之分，而且无产者也有广义、狭义之分。“无产者”一词源于古拉丁文(proletarius)，在古罗马指最贫穷的人，即除了能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现代无产者即产业工人，但是现代流氓无产者、游民、无家可归者也属无产者范畴。《宣言》所用的无产者也是狭义，并不包括流氓无产者等等。因此，把无产者改译为劳动者，也是从狭义来使用的。
第四，从当今世界情况、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改译为“劳动者”更有利于联合最广大的职工群众。西方从20世纪50～60年代掀起以电子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新生产力革命、新产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的状况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的农民大量工人化，第二产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已大幅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多种多样职工的数量大量递增，而且职工的工资逐步提高，职工的人力资本大为增强(大学毕业生当职工者甚多)，职工拥有股份资本者增多(虽然所占份额不大)。据此，在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我主编的《社会主义大辞典》中，我就撰写了一系列新辞条，诸如“蓝领工人”(体力劳动工人)、“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职工)、“灰领工人”(维修职工与知识产业职工)、“金领工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粉领工人”(女秘书、女会计、女教师等)、“黑领工人”(机器人)，后来我又增写了“绿领工人”(环保职工)。我认为，这些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黑领工人除外)就是实现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在这些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中，其发展趋势是蓝领工人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少，也即是传统的无产者将越来越少(指其相对比例减少，而非绝对数量减少)，而各种新型的工人劳动者将越来越多，传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将越来越多地工人化。在当今美国，“无产者”(proletarian)一词不论在书面语和口头语中一般都已经不使用。我于1991年和2000年曾经两度访美，逗留一年多时间，后来又问过多位美国人，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社会中，现在通行的词汇是employee，即雇工，雇员，雇佣劳动者。所以，我们如果根据《宣言》1888年英译本和1848年德文本，把“工人”改译为“劳动者”，这样更切合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也必将是这样。
第五，从当今我国情况来看，改译为“劳动者”更有利于联合最广大的职工群众。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从工人阶级来看，呈现出众多的阶层。上述西方出现的工人阶级五颜六色衣领化也完全适合于我国。我国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我国正处于以信息化带动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大量农村农民正在转变为城镇工人。当今农民工已达2亿多人，今后还会逐年增多。他们已经不完全是农民，已经具有半工人的身份，已经在准备建立农民工的工会组织，理应属于工人阶级大联合的范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即便是下岗工人，也受到国家最低的生活补助保障，也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我国的工人阶级以领导阶级的身份拥有、占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从严格科学意义上说它已不是无产阶级，所以我国的工人不能称为无产者，我国已不存在无产者。因此把《宣言》最后一句话中的“无产者”改译为“劳动者”，更切合我国当前实际，是大有好处的。《宣言》中译本主要是供中国人阅读的，中国已不存在“无产者”，改用“劳动者”岂不令人感到更加贴切、亲近吗？
以上，我从《宣言》英译本联系德文本，从理论联系实际，从历史联系现实，从现实联系未来，从外国联系中国，全面说明了《宣言》结尾词中“无产者”为什么可以改译为“劳动者”。
把“全世界”改译为“所有国家”更为精确
其次，“郑文”认为：“全世界”一语的翻译同样是准确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要强调的恰恰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共性，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他们之间的民族属性或利益的差别，共性才是联合的基础。我认为，如果从意译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理解是对的。但是翻译有两个原则，一是意译，另一是直译。意译强调按原文的大意，直译则主张按原文的原意。两种译法都可以采用，视具体情况而定。意译为“全世界”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不如直译为“所有国家”更好，更精确，更符合原意。这也有以下五点理由。
第一，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仅是强调全世界无产者的共性和共同利益，那么他们在《宣言》德文原文中为什么不用“全世界”(die ganze Welt)，而用“所有国家”(aller L
nder)呢？第二，他们在《宣言》德文本中用“所有国家”，这表明他们是在承认所有国家无产阶级国别属性、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强调其共性和共同利益。如果否认了、忽视了、隐去了这个前提，那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第三，从我手边收藏的几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宣言》外文版来看，此词都是直译为“所有国家”，而不是意译为“全世界”。如英文版译为all countries，法文版译为e tous les pays,俄文版译为е ех стран，日本版译为万国の労働者を団結せよ。我还向懂西班牙文的朋友查询，西文也是e tous los paises。难道这些主要语种的译文都不准确吗？迄今意译为“全世界”的，大概仅有个别国家。第四，“全世界”与“所有国家”，含义虽然接近，但是仍有区别，前者是指整体，后者是指各个个体，各个分散的个体才需要依据他们共同的要求和利益而联合成一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所有国家”的译法比“全世界”更符合《宣言》原意，更为精确。第五，从总结《宣言》出版161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各国无产者由于国家民族利益不同，时常难以联合起来，甚至还互相对抗，例如交战国双方的无产者不但难以联合，而且还互相残杀。各国无产者之所以难以联合，还由于他们都各受本国资产者的统治、压迫、愚弄和蒙蔽，难以提高对所有国家无产者共性、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认识。为此，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更有助于所有国家共产党人认真思考如何去提高所有国家无产者、劳动者的觉悟水平。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郑文”在译为“全世界”这一点上强调意译，而在译为“无产者”那一点上又强调直译。这岂不是同一句话采用两个翻译标准吗？如果同样采取意译法，那么这句译语该译为“全世界工人(或劳动者)，联合起来！”如果同样采取直译法，那就该译为“所有国家无产者，联合起来！”实际上这两种译法在我国历史上大体上都出现过(详见拙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考证评析》)。
各种不同译法可以说都是各有依据，其中如有不妥之处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友好探讨，不要轻易说别人“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对《宣言》的基本内容进行修改”等。
总之，学术争鸣的目的是取得共识。
如何看待恩格斯认同的《宣言》1888年英译本
“郑文”在最后一部分还引证恩格斯的原话，强调“《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奇怪的是1975年成仿吾先生重新着手校译《宣言》时，竟发现1848年的德文原版同后来国内外保存的其他几个德文版相比较，都有数目不等的区别，有的竟多达48处。仅我收藏的1903、1975、1999年三个德文本，内容都有差异。究竟是谁对德文原版作了修改，这还有待考证。话说回来，恩格斯在《宣言》187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历史文件无权修改这句至理名言，是指对《宣言》本文不能作任何修改，而并非说《宣言》的译文不能修改。普天之下，只有不能修改的不朽的经典名著，而没有不能修改的不朽的经典名著的译本。仅以《宣言》为例，就有23种中译本，仅以《宣言》最后这一句口号为例，中文就有过74种不同译法。
最近我收到台湾朋友寄来的《宣言》新译本，这是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的，译者管中琪从德文翻译，书前有台湾大学洪镰德教授为该书写的推荐文章。这个译本有多处新奇的译法。如把《宣言》最后一句话译为“全世界的普劳分子，联合起来吧！”所谓普劳分子，可以说就是普通劳动者。按照德文本理应译为“无产者”，为什么译者偏改为“普劳分子”呢？书中有这样的说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充满教条式的名词字眼，因之，参考西方(特别是英国verso)的版本”，不再译为“无产阶级”、“无产者”。“因为对工人而言，他们至少还拥有‘劳力’这一财产，而非彻底的‘无产’者。”(第24页)用当今我们的话语来说，工人还拥有“人力资本”。他们对中央编译局译本的指责是过分的，采用“普劳分子”这种新奇译文也是我们难以赞同的，然而对《宣言》的某些词语勇于打破成规，重新独立思考的精神还是可取的。尽管译者否定中央编译局的译本，然而好多地方他还是沿用了编译局译本中未必精确的译法。例如，《宣言》开头一句还是译为“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
显然，台湾的这个新译本是对《宣言》德文原文的修改，即从直译改为意译。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轻易说译者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是对《宣言》内容进行修改。那么，我按照恩格斯审定、认同的《宣言》1888年英文本和1848年德文本，建议把《宣言》最后一句话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应该说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这并非是对《宣言》德文原文的修改。如前所述，原文不能修改，译文是可以修改的。如果译文修改得背离了原文，那是应该指责的。关键问题在于，当今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被恩格斯认同的《宣言》1888年英文本对最后一句话的修改。
我认为，恩格斯显然是考虑到19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比起40年代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工人阶级的队伍更加扩大了(尤其是脑力劳动者增多了)，原来那样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工人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明显减少了，而“工人”与“无产者”在《宣言》中完全是同义语，所以他同意穆尔把“无产者”改译为“工人”。这样修改译文：第一，并没有修改《宣言》原文，完全符合《宣言》本意；第二，便于为更多70-80年代的广大工人所接受，便于联合更广大的工人群众。据我统计，在《宣言》正文(包括章的标题)中用“无产者”共16处，而用“工人”者多达39处，可见1888年英译文用“工人”取代“无产者”完全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结语中改译为“工人”就一定要把《宣言》第一、二章标题中的“无产者”都要改译为“工人”。至于“工人”与狭义的“劳动者”是同义语，前已述及，这里不再重复。1889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决定把5月1日定为劳动节，而不称之为工人节，这里所说的“劳动”显然是指狭义的工人劳动。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新概念，他指望从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他还说：工人阶级的解放，除了需要政治活动家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487页)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扩大了无产者的内涵，无疑是从广义上去理解无产者，理应包括在1888年英译本所修改的“全世界工人(或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范畴之内。
“郑文”并没有否定恩格斯认同的1888年英译本的修改，而是认为working men只能译为“工人”，不能译为“劳动者”。前已论及，应该看到工人与狭义的劳动者可以说完全是同义语。
另外一些人更走向极端。例如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发布的《评高放改译“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之议》中，竟认为“无产者”一词不能改译为“工人”，穆尔这样改译“就是一个明显的缺陷”，恩格斯同意穆尔的修改“很可能是校订时的疏忽”。请他再细读《宣言》文本，书中使用“工人”一词竟达39处之多(比“无产者”一词16处还多不止一倍)，这能够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宣言》时严重的疏忽吗？众所周知，在《宣言》中，“无产者”与“工人”完全是同义语，为什么硬要把这两者割裂、对立起来？还有一个署名马门列夫者，他在“乌有之乡”网站发布的评论文章中竟然这样说：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只要改(这)一句话，《共产党宣言》立即就成了《民主社会党宣言》！”前已提及，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译本，就是把这句词语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难道我们能随意说那是《民主社会党宣言》吗？况且社会党并非只联合劳动者，而是扬言要联合全体人民的，自认为是全民的党。看来对恩格斯认同的《宣言》1888年英译本，真应该下功夫细心体会，不能轻易否定。
奚兆永教授等还认为：由于1888穆尔的《宣言》译本将“无产者”改译为“工人”是明显的缺陷，因此1994年在英国又出现了由哈东·达拉普重新翻译的英译本，这个新译本又把“工人”改回为“无产者”，而这一改译本“在英语世界中得到广泛的认可”。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缺少充分的依据。仅从我所收藏的9种《宣言》英译本来看，应该说正是1888年得到恩格斯认同的穆尔的英译本，一直得到英语世界的广泛认同。即使在1994年达拉普的英文新译本出版后，1998年在伦敦和纽约联合出版的《宣言》150周年现代纪念版仍然采用1888年穆尔的英译，书后附有恩格斯为1888年《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书前加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尔斯鲍姆写的《宣言》导论。2003年美国纽约都维(Dover)出版公司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及其他革命文献》，这句口号也是译为“所有国家工人(或劳动者)联合起来”(Workers of all lands，Unite！)，而达拉普1994年的新译本在西方影响未必很大。
如何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与时俱进
“郑文”在文末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这就是如何适应当前的需要，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与时俱进。他认为，其办法不应是改译口号，或者修改口号本身，而是另提新的口号。他还以1920年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另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作为实例，来说明这样既保持了旧口号的连续性，又加进了新的内容。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很中肯的。这倒促使我回顾了我探索这个问题的历程，想起了亲身经历的一些往事。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从各种书面资料和同熟悉外国情况的友人交谈中认识到：7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所处的时代已经开始发生阶段性的新变化，与此相适应，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要进行重大调整。1988年我应约撰写了《三个时代，三种战略》一文，基于总结历史经验，针对现实需要，展望未来发展，我提出了三个时代的三个战略口号。第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第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社会资本主义时代：全世界无产者、劳动者和全体进步人类联合起来。拙文刊登于中共中央编译局与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主办的《国际共运史研究》1989年第1期(另收入高放文集之五《纵览世界风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04-208页)。我当时之所以大胆提出第三个战略口号，就是深感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和列宁所赞同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需要了，应该让战略口号与时俱进，向前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口号本应由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并经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认定。我只是作为普通中共党员、普通学者的一孔之见，提供参考。我当时就感到在当前新时代，传统的无产者已经越来越少，新型的职工劳动者将要越来越多，所以在“全世界无产者”之后另加上“劳动者和全体进步人类联合起来”。1990年和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我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材第1版和第2版(供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使用)，我都是按照自己提出的“三个时代，三种战略”的思想进行编写。可是从该书2003年第3版起至2008年第5版，我在书中就只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主张的前两种战略，而不再讲到第三种战略。因为我深感原来提出的两种世界社会主义战略口号都是促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当今不具备世界革命形势，今后各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将由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各自独立探索，逐步前进，不能再由某国某党提出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战略口号。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当今全人类迫切要求的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到2007年年底，为了纪念2008《共产党宣言》出版160周年的到来，我把积累半个多世纪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74种中译文考证评析》一文。我在评析过程中就想到：能否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标准化的译文之外，再提出一个新建议。经过反复思考，我感到：可以用“所有国家”取代“全世界”，这样更符合《宣言原意，而且不是重复前人用语(以前曾经有人译为“一切国家”、“一切国度”)；同时，可以用“劳动者”取代“无产者”，不必像我原来所提出的那样，在“全世界无产者”之后另加上“劳动者”，这样更切合当前国内外实际，也更简明精练。于是才在文末提出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新建议。这究竟是愚者千虑一得或千虑一失，仅供学术界评论，并无要求中央编译局改变当今已经广为流传的译文的意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文的由来和广泛流传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并非20世纪50年代中央编译局的《宣言》中译本首译的。据我考证，它最早是由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我国早期俄语教学工作开拓者张西曼(1895.6.15-1949.7.10)翻译的。张君湖南长沙人，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到海参崴留学，1914年回国后在哈尔滨办学校，教俄文。1917年十月革命后赴苏俄考察，1918年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并三次向孙中山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19年7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协助创办北大俄文系。1922年1月他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以希曼笔名由中共在广州创办的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本书封面书名的上端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我手边有该书复印件)，这并非译者自己另加上的。苏俄大约从1918年起在发行的卢布货币和出版的政治书籍上，都加印有这句战斗口号。张西曼翻译的这本重要文献初版印3000册，到1927年在短短5年之中先后发行了六版。
在张西曼之前，已有瞿秋白于1921年7月6日在莫斯科写成的《赤都心史·十七列宁》把这句口号译为“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赤都心史》部分内容曾在北京《晨报》连载，1924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瞿秋白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9页)。在张西曼之后，还有与之类似的译法。如李大钊在1922年2月23日《晨报》发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此句译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呵！联合起来吧！”李达在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6期发表的《评第四国际》一文中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周恩来于1922年9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少年》第2期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署名伍豪)，译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呵！”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前挂有鲜明的红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他各式各样的译法还有五、六十种之多，可见在全国解放前，这句译语尚未规范化。
苏联莫斯科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从1938年至1955年，先后出版了近百种中文版政治书籍。按苏联官方定下的规矩，每本书在扉页上端都排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至今我手边还保存有20多种这套书)。1950年12月我国建立了人民出版社，从此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也都按照这种模式在扉页上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也是沿用这句译语，更是使之进一步定型化、标准化、规范化。
在我国已经广为流传半个多世纪的这句译语，显然已经难以修改。1953年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成仿吾副校长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新版本时，他还不采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语，而是把他自己1938年旧译文“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改译为“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可是到1978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新译本时，他最终还是采用了中央编译局译本的统一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尽管他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文不大满意)。只有在海外出版的书刊能够使用自己另外的译文。例如，平壤的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在70-90年代出版的《金日成选集》、金正日著作，在扉页上都印有“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或“万国的工人团结起来！”台湾的《当代》杂志在1998年4月1日出版了纪念《宣言》150周年专辑，编辑室手记把这句口号译为“所有地区的劳工，联合起来！”如前所述，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的管中琪译《宣言》新版本，把这句词语译为“全世界的普劳分子，联合起来吧！”
我个人对这句口号译文的新建议，可能是管窥蛙见，或许有片面偏颇，仅供学术界参考，但愿无咎无誉。译者有权按照自己的认识翻译，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评议。已经广为流传的译语，是难以改变的。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即便有些翻译不准确的词语，既已约定俗成，习以为常了，也是无法改变的。例如我国从晚清起，就把美国总统住宅“白府”(White house)按当时某些中国人观念译为“白宫”(White palace)；当今我国流行的“机器人”(robot)本应译为“仿人机”。各种事物只要众人心知肚明其内涵，也就不必过分计较词语是如何表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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