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深刻教训与我党“三讲”教育的创造性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我党论文,新时期论文,创造性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中找出带规律性、深刻性的教训，并以此为借鉴，在县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倡导并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可以说，“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也是摆脱历代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和避免重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覆辙的一个创造性探索，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一、马克思主义旗帜，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演变和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砍倒”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信念的一个创造性探索
马克思主义旗帜，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千条百条，最根本的就是在信仰、信念上改旗易帜、改弦更张，使无产阶级政党发生了质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苏联共产党留下了一条从“左”倾教条主义到右倾取消主义的轨迹。一是“左”倾教条主义扭曲了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开始的多任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公式绝对化、神圣化，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生搬硬套。长期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等许多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加以坚持和固守，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等许多反映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加以反对和贬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视为可以超越阶段的主观意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不但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也说明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二是理论专制主义窒息了马克思主义。苏联领导人还大搞理论专制主义，把一些带有重大错误导向的理论模式奉为一尊，作为图解马克思主义经典、屠宰人们灵魂的刀剑，谁稍有异议，就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张挞伐。在苏联党政领导人中和理论界，先后有不少人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市场经济，但都被党的主要领导人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帽子，并定性为“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甚至在“肉体上消灭”。理论上的专制和专制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成为封闭的终极体系。这不仅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活力，而且很容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危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以及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信心危机。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最危险的起点。三是“右”倾取消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长期以来造成的恶果，又使苏联一些主要领导人跳到右倾取消主义的极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原则作了根本性修改。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不再提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作用，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只是一个“学派”，宣称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地位，滑向了指导思想多元化，最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党的目标上，用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全人类利益优先”等所谓“新思维”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是完全抛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点，贩卖的是“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毒酒。在共产党员的思想导向上，从1988年6月的19次代表会议到1991年7月的中央全会，被通过的重要文件既没提“马克思主义”一词，也未提共产党员有学习马列主义的义务，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使广大党员动摇甚至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可以说，苏联的演变和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大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而恰恰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学说、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结果。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事实昭告世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管有多长的执政史，不管有多少共产党员，也不管曾经创造过多少人间奇迹，一旦“砍”倒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就会像洪水决堤那样，顷刻间被瓦解。我们党历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十五大又把邓小平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江总书记郑重地提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学习学习再学习。特别是他亲自倡导的“三讲”教育，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即维护和高举旗帜的问题。学习教育中，大家分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联系实际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在一些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上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错误思潮粉墨登场，思想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更旗易帜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能因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而怀疑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持续发展、西强我弱的综合国力对比暂时不会改变而怀疑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能因为党内存在一些腐败现象而怀疑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不能因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一时难以解决而动摇深化改革的坚定性。同时，大家还在一些根本原则问题上统一了思想。首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素质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这次“三讲”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思想理论素质和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发生怀疑和动摇。其次，提高思想理论素质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不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指导思想多元化”，更不能搞右倾取消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不能视为“终极真理”，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搞理论专制主义，更不能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借口取代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模式搞，更不能缺乏自信，去“补”什么资本主义的“课”，而必须坚定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走下去。对待资本主义，我们不能谈“资”色变，采取排斥主义态度，更不能崇洋媚外，搞“全盘西化”那一套，而必须采取又利用又斗争的方针。再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跨世纪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任务。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逐步实现学习由不够系统到比较系统的转变，知识结构由不够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转变，基本素质由不够全面到比较全面的转变。同时，要注重提高学习创新的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能力和理论知识向素质转化的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党所要求的善于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三讲”教育使大家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信、真学、善用的紧迫感和自觉性。这样，不仅为我们党的跨世纪发展作了思想理论准备，也为防止“和平演变”、做到永不变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纵观社会主义运动史，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问题上我们党解决的是最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三讲”教育的最大成果，也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最大贡献。
二、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不能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苏联演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处理一些重大问题，而“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强化政治意识、提高讲政治具体能力的一个创造性探索
马克思主义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法宝，是维护其执政地位并运用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如果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就会离开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其统治地位也就难以为继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一条重要教训，就在于不能从政治上正确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到抹煞现实存在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正确看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具体体现。苏联长期宣传“左”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系列的思想讨伐和政治迫害，使人们处于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之下，削弱和破坏了国家政权的根基。然而，戈尔巴乔夫又抹煞阶级斗争，抛弃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国际上，认为“人类的需要比无产阶级的任务更重要”，“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消失”，主张用他的“新思维”以退让变对抗为合作。这样，在西方“和平演变”咄咄逼人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不仅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抵御“西化”、“分化”的战略与思路，而且自我解除武装，甚至“仰西方鼻息”，“跟着西方的调子跳舞”，为西方的“不战而胜”战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国内，戈尔巴乔夫认为“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已“没有政治上的敌人”。从而，不仅对社会上的异己政治势力顶礼膜拜、握手言欢，而且对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熟视无睹，任其所为，使他们肆无忌惮地诬蔑、攻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苏联解体既在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更在于苏联共产党的“自我演变”、“不战自败”。其次，从固守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到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深刻内涵，也是一项全社会系统科学实验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工程。它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且还要有敏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头脑。苏联奉其社会主义模式为“正统”，长期固守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后虽经多次改革，但都没有超越固有模式的“雷池”半步，没有使日益陷入困境的政治经济在改革中找到出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用所谓的“新思维”指导改革，主张“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局的改造”，废除旧有体制，改变根本属性，以求达到社会主义的根本质变。因而，在政治上搞多元化，在思想上搞自由化，在经济上搞私有化，甚至“唯西方马首是瞻”，照搬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造成了党内和社会思想混乱，经济连续六年大滑坡，改革成了发展的反动力。可见，苏联解体的教训，不在于改革，而在于贴着“改革”标签的葫芦里装的是“全盘西化”的毒药，也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改革“炸弹”摧毁了苏联这座社会主义的“堡垒”。再次，从以苏联模式为衡量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到对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前进的出发阵地。客观地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过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惨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非理性的态度。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极力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唯我独尊，唯我“正统”，把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奉为标准型的模式，作为衡量和检验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尺度，谁突破了这个模式，谁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就大张挞伐，群起攻之，既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危害，又抑制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发展。然而，戈尔巴乔夫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视社会主义弥可珍贵的历史遗产为前进途程的羁绊，大肆进行自我否定、自我丑化和自我抵毁。他主张不仅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缺点和“罪行”，而且要批判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政府和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这种批判很快就转变为全面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已不单是批斯大林，而是批列宁、马克思、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了。”这种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不仅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教训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也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败。在“三讲”教育中，广大领导干部结合回顾我们党讲政治的成功经验，反思苏联共产党不讲政治的沉痛教训，不仅增强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了讲政治的具体能力，而且大大强化了看问题、作决策、抓工作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纪律意识。尤其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一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问题。在西方敌对势力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共打一场跨世纪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摧毁中共政权，在世界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在“台独”势力猖獗，国内思想政治领域里的斗争尖锐复杂，而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又有新的变化的情况下，虽然必须摈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意识不能淡化，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切实增强反渗透、反颠覆、反“西化”、反“分化”的警觉性和自觉性，尤其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和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以错误的思想路线指导，改革遭到失败甚至导致亡党亡国的情况下，在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而且内部和外部仍然存在着消极因素与隐患的情况下，必须坚定对改革方向和前景的信心，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作指导，必须处理好改革与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坚决贯彻执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决不能“他人被蛇咬”，“我们怕井绳”，使改革偏离方向或半途而废。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对待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在西方敌对势力极力推销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情况下，在有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我们党和人民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的指导地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正确看待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缺陷，正确看待党的领导和革命领袖的功过是非，正确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劣比较，决不能心中没有主心骨，张口随人论短长，更不能被错误思潮牵着鼻子走。政治意识的强化，讲政治具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楚的头脑，自觉从政治的高度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势，正确认识和把握自己从事的工作，经受住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和改革与建设的伟大事业。如果说过去我们没有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剧变，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如果说为将来我们党的跨世纪发展奠定基础，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苏联演变和解体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一个创造性探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不断夺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力量源泉。一句话，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归根结底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被淘空了。一是长期的经济萎缩使人民丧失了信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在于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能够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几十年来，苏联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虽一段时间内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其粗放型经济和经济发展的畸形状态，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趋于颓势和劣势。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再加上全盘私有化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领域和消费市场问题日益严峻，把更多的人推到十分贫困的境地。人民群众瞻念前途不寒而悸，举国上下怨声载道，进而丧失了对苏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二是官僚主义成为脱离群众的“最严重的根源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苏联主要领导人大都以“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许多事实真相被长期掩盖，粉饰太平式的歌功颁德充盈于耳。同时，党政机关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作风恶劣，从一己私利出发，看上级眼色行事，根本不管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使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猫鼠关系。三是腐败和特权导致被人民所抛弃。历史表明，特权必然导致腐败，腐败必然失去群众。自30年代起，苏共领导干部实行了高薪制，并给予了名目繁多的特权，与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上挖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壕沟。在1991年"8.19"事件之前，苏共和苏联虽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实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荡然无存。苏联解体后，四分之三的所谓新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三分之二富翁，都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的官员，就是最好的说明。可以说，苏联问题首先出在苏共，出在苏共的腐败。也可以说，是党的危机带来社会危机，是党的自我蜕变带来苏联解体。
事实表明，苏共瓦解，苏联解体，是苏共领导层抛弃了人民群众，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的结果。用列宁的话说，脱离群众是“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我们党历来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特别是在“三讲”教育中，始终把实践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讲正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来解决。通过学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有关论述，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解剖苏共脱离群众的教训，使大家牢固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讲政治、讲正气，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和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一是要真正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切实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领导干部要“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为民”不放松，真正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好“参加革命为什么，在领导岗位上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修为官之德。切忌三心二意为人民，一心一意为自己，谨防由生活的腐化堕落导致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决不能搞权力特殊化、权力私有化和权力商品化，防止把人民给的用于人民的权力变为等价交换、谋取私利或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筹码，使权力发生质的嬗变；决不能搞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切实改变那种眼睛长在头顶上，“只要上面满意，不怕群众骂娘”的坏作风，防止把自己摆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去。二是要真正解决“靠什么人”的问题，切实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好、保护好、发挥好。领导干部必须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始终不渝地依靠人民群众，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相信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的观点不能变，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创造精神的思想不能变，依靠人民群众克服建设和改革中的困难的方法不能变，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传统不能变，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不能变。三是要真正解决“怕什么人”的问题，切实把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倾听好、吸纳好、改进好。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民心作为一杆称，检验对群众的态度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检验是否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要自觉接受群众的评判、帮助和监督。“三讲”教育中的开门整风、民主评议，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在党的建设上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接受监督、解决问题的一个创造和突破。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以及个人述职、思想改造，都应毫无例外地广开民主渠道，坚持民主评议。一方面要有坦荡的胸怀，真诚的态度，从善如流，闻过则喜，举一反三，尤其是要运用群众的评议意见审视、解剖和改造自己。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使群众的监督制度化、经常化、有效化。可以说，强化了领导干部的宗旨观念，端正了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不仅是这次“三讲”教育的重要成果，也为我们党的跨世纪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用自身力量和科学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苏联演变和解体的一个决定性原因就是在解决自身弊端的问题上步入了歧途，而“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依靠自己力量和科学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创造性探索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一个政党在前进的征途中，不可能不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以及诸多不适应。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敢于正视问题，勇于依靠自身力量和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在揭露矛盾中前进，在解决问题中发展，这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于没有依靠自身力量和科学方法来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是由个人专断到抛弃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组织保证。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的个人集权长期盛行。后任的苏共领导曾试图铲除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直腐蚀着苏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开始还强调“民主集中制”，但在党内外反对势力的夹攻下，步步退让，到1991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已完全抛弃了民主集中制，强调各共和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和党的基层组织“广泛自治”；每个党员的个人主权是“是党内民主的基础”，任何一个党组织都不得要求党员放弃他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或是干涉他的个人生活；允许党员“围绕纲领自由结社”，即正式承认党内派别活动。从而，给苏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使党心涣散，四分五裂，失去了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组织保证，为反对派彻底捣毁苏共创造了条件。二是由“大清洗”、“大镇压”到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苏共在解决自身弊端中经历了从“左”到右的极端跳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权力机关变成了实行“大清洗”、“大镇压”的机器，以“消灭肉体”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从而，使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党内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同时，由于成千上万无辜的老百姓惨遭镇压，也使社会健康的肌体受到严重侵害，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戈尔巴乔夫错误接受过去的教训，把“公开性”、“民主化”看作至高无上的“神物”顶礼膜拜，当作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办法大加吹嘘。这实际上等于不要任何集中、权威、制度和法规，听任和纵容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兴风作浪。“民主化”、“公开性”、“填补历史空白点”的运动，使人们长期以来压抑于心头的积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进而使广大民众对苏共的信任危机演化为鄙弃和厌恶，而苏共的一些异己力量却得到众多老百姓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最终使企图通过“公开性”、“民主化”来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希望变成了摧毁党的“集群炮弹”。事实告诉我们，不依靠群众解决党内的弊端，一味靠“镇压”、“清洗”，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崇拜群众的自发性，搞离开党的领导的所谓群众运动，很容易形成全盘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潮流，最终冲决党和社会主义的“堤坝”。三是由高度集权到实行西方多党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共由于忽略了党内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度建设，从而造成了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诸多弊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认为共产党很难靠自身力量克服弊端，大肆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多元化，把西方多党制看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引进西方的多党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于1990年3月修改宪法，使西方多党制在苏联正式得到法律确认。实行多党制后，各党派团体迅速建立、发展，并以反党夺权为政治目标，采取各种手段，逼迫、排挤苏共退出政治舞台，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和联盟解体。
事实充分证明，苏联的兴，关键在于党，苏联的亡，关键也在于党。一个党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科学的方法解决党内的矛盾和问题，那就离衰亡不远了；如果靠引进西方多党制来解决党内弊端，那就只能是饮鸩止渴、自取灭亡。我们党一直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依靠自身力量和科学方法清除党内“污垢”，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两次成功的实践。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三讲”教育，实际上也是一次依靠自身力量和科学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创造性实践与探索。通过“三讲”教育，使广大领导干部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形成了共识：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者，是确保社会主义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团结统一的象征。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二是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成份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物质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和人们就业形式多样化的情况下，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先进性面临着严峻考验，决不能掉以轻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中国要出问题，也将“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要通过把“三讲”教育经常化以及其他举措，加强党的经常性建设，保持“三个代表”的先进性，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三是始终坚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不断创新和拓宽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决定了她总是在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断地克服自身的消极因素中前进的。这次“三讲”教育，不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一些适合今天情况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办法。我们要借鉴“三讲”教育的成功经验，吸取苏共失败的教训，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决不能搞政治上的多元化，更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既要防止个人专断的党内生活非正常化，更要防止借口发扬民主而削弱甚至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误倾向；坚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既要防止圆滑世故的好人主义，更要防止“人人过关”、“无限上纲”的惩办主义；坚持走群众路线，搞开门整风，但决不能搞离开党的领导的“大民主”和“政治运动”。这样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国内思想政治斗争多么复杂，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们的党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严重挫折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却领导中国人民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经过“三讲”教育的创造性探索，我们党又找到了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新路子。我们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够高举旗帜，维护核心，联系群众，战胜腐败，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崭新的姿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我们也相信，世界各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驶向胜利的彼岸，开创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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