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若干问题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以人为本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2—0005—18
最近党中央鲜明提出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两个指导思想：一个是“以人为本”，另一个是“科学发展”。这两者都是“发展”观上的重大发展。过去，我们曾说过“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进一步指出，“发展”并不是盲目的片面的发展，而要科学地发展，发展要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要探求科学发展的规律。过去，我们曾说过，“发展”的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进一步概括为金光闪闪的“以人为本”四个大字。也就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少数先富裕起来的“人”；“发展”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满足人们在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用方面的需求，还要满足人们在精神生活、政治生活方面的需求。
一、“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极为强调中国共产党人除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以外，还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说，还要“解放思想”。如果思想僵化，就不能符合不断变化中的客观实际。江泽民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锦涛同志又概括为“求真务实”。上述四句话，虽然在表述形式上有所不同，在含义上也各有侧重点；但精神实质却完全一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和改造大自然，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活动中，必须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包括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推进各项工作；反映到思想路线上，必须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要求做到主观符合客观。而极为重要的是，现在的党中央将上述思想路线进一步概括为科学发展四个字，亦即主张一切工作均要依靠科学，尊重科学，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应用于“发展”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明确地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讲求科学发展的科学精神，应用于解决当前中国人民所最关注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一个新的创造，其特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引入认识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提出过“两个飞跃”的著名论点。“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所以是认识中的飞跃。为什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也是一次新的飞跃呢？如果只局限于“认识论”，局限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就不能理解认识到实践也是一次飞跃。但如果看到实践活动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活动，这一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还要解决一个主体的价值观和主体对客体改造的认识相协调的问题，那么由认识到实践就是能动作用的另一次飞跃，而且是更重要的飞跃了。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
党中央所倡议、所推行的一系列活动，如提出“两个务必”、“五个统筹”、“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经济”、“振兴中部经济”等一系列切实而有效的措施，甚而身体力行地为民工讨还拖欠的工资……处处闪烁着“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的光辉。
二、各项工作都要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的科学观的统一，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管子·霸业》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唐太宗李世民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贞观政要·务农》）美国著名学者安·邦纳对西方的人文主义特征曾作过这样的论述：“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1]
马克思曾说过“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 “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452,461,160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还把人的发展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尊重并依靠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是尊重并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阐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有许多规律，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的规律，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的规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十三大报告说：“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江泽民同志还明确地说：“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要实施“以人为本”，但实施的水平，是逐步提高的。
人有多种多样的需求，有经济的，文化的，还有政治上的需求。但是，人们多种多样的需求，又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只能逐步地提高其实现的水平，逐步地由经济，而文化、而政治，并逐步地推广和普及到全体人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要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找出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历史观的区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否科学，是否尊重并依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要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坚持科学发展的科学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科学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所说的后三句话，指的是价值观，是目的；前两句话，说的是科学观，是手段，也就是价值观念和科学理念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的论述中，也体现出这种科学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实现以人为本，首先仍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这在当前是短缺的；所以仍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如果只看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可能忘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实现以人为本；反过来，如果只强调以人为本，而忘记了还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的以人为本最后也是要落空的。要把握好两者的“度”。
以经济工作为例，在当前条件下，一次分配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要“着重公平”。但是我们要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如果说一次分配更多地突出效率的话，那么二次分配就要更多地体现公平。一次分配之所以要效率优先，是因为效率影响生产力发展。由于一次分配可能造成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其目的是要降低一次分配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当前我们更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工夫。但是，这并不能因此而改变了一次分配在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所确定的基本格局。现在媒体有文章呼吁要调整或适当调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理由是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脱离当前发展阶段，过分超前的观点。
小平同志曾深刻地研究过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的规律：“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5]149 又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5]111 先富促后富，这是人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发展所必须遵循的科学规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和所坚持的价值理念。这都体现出价值观念和科学观念的统一。
三、以人为本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神为本”，或它的变种“以自然神为本”。不同于“以官为本”，或它的变种“以上为本”、“以权为本”、“以管理为本”。（例如，在相当一些城市禁止人们骑电动自行车，这是将管理或官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也不等同于“以钱为本”，或它的变种“以生产为本”、“以GDP为本”。（例如，有一些地方或部门，片面追求GDP增长，为GDP而GDP，忘记了GDP的增长是为了“人”！）
“以人为本”不同于“以大自然为本”。也不同于某种略为变化的说法——“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前一时期，有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大自然不只有人类一个孩子”；还说“为什么一有了我们人类，就要‘以人为本’”？还有人说“以人为本……只能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然以自然为本，以生态为本”。可是，大自然并没有理性，人和自然之间，正和人与“神”的关系一样，无法展开“对话”，大自然也不懂得关爱自己的“孩子”！前一时期，在印尼地区发生了海啸，有30多万无辜的人群丧失了生命！这怎能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然以自然为本”！？所有这些荒唐而奇妙的说法，只能证明他们所呼唤的环保理念，是打着“环保”旗号，实际上追求某种特殊目的的“伪环保”，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人”！
我国环保部门有部分人士就受到这种“以生态为本”或“以环境为本”的错误的思潮的影响，从而反对怒江水电站的建设，甚而反对所有水电的建设！然而水电是当前需要大力发展的可再生的清洁的不产生任何污染的能源！在水电建设中将不可避免地要破坏一些生态。但这只是“一次性”的破坏，也能采取某些措施减少、弥补、保护或重建某些破坏中的生态。
如果是“以人为本”，就会以人为尺度，来权衡发展所带来成败得失。如果陷入“以大自然为本”的理念，就会盲目地反对任何改造大自然的行动。所以，如何正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当前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
在当今中国，真正发生实质性争议是某些人主张用“以民为本”来取代“以人为本”。理由是在中国的汉语中，“人民”指被压迫、被剥削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包括人民的敌人。如果将“民”扩展到人民的敌人，敌人也是“为本”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接受的。
其实不然，共产主义的理念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有什么理由将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惠及占多数的但仍然是部分的人群，而不去惠及全人类以及每个人！？
在全人类中，又确实存在多数弱势人群和少数强势人群的差别，甚而还存在冲突。所以，在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时，就会碰到一个如何处理或协调在尖锐利益冲突中的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从原则上说，“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指所有的“人”，不能局限于“多数人”，或“极大多数人”。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就是会出现一些极少数人，威胁或掠夺大多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那么“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奉行者，就不得不向“极大多数人”倾斜，不得不剥夺“少数人”的某些人权，直至他们的“生命权”，以维护“极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但如果被剥夺了某些人权的“少数人”，已不再能危害极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以人为本”的呼唤者，就仍然主张要保障“少数人”的人权，包括保障仍在服刑中的囚犯的人权。在当代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些人仅赞成剥夺“少数人”的某些“人权”，如判处无期徒刑，不赞成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因为这些“少数人”已不再能为害社会！但也有一些人反对尊重这些“少数人”在生命问题上的“人权”，因为这将鼓励更多的人，敢于为害社会。随着社会法制观念的不断普及和加强，未必“死刑”的取消，就一定会“鼓励”更多的人敢于为害社会；而且，从科学发展的观点来说，剥夺某一罪犯的生命，亦即剥夺了某一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这并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在国内战争和抵抗外敌入侵的对外战争中，从来执行的都是优待俘虏的政策。敌人一旦放下武器，就要保障被俘虏的“敌人”的人权。
在1948～1950年，中国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很多人到农村帮助处于“弱势”而又“多数”的贫下中农，从地主和富农那里夺回土地。“以人为本”的奉行者会认为，这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是，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也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获得了同样一份土地。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奉行者在如何优先关注“多”而“弱”，而又适当关注“少”而“强”的人群们所持的立场。
为什么“以人为本”的奉行者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要做出这种选择？一个重要理由是：多数人在人数上当然比少数人更多，多数人往往是弱势群众，少数人往往是强势群体，“雪中送炭”无疑比“锦上添花”更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比少数强势人群的利益更重要，也比部分人群更重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比眼前利益或短期利益更重要，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比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更重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工作中，在许许多多利益格局中，所优先要关注或优先要代表的利益。
不能用“以人为本”来反对“三个代表”。因为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就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学习“三个代表”，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地方主义，反对部门主义，反对眼前利益主义，这正好是许多单位在学习上所回避的理论问题。
“以人为本”的理念，当然不能只惠及现代生活中的“人”，而不惠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以，“科学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如何解决“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矛盾甚而是冲突呢？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首先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广泛讨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在80年代中期，出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章和文件中，约有近10个不同的“定义”和“指标”。为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最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于1987年4月，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今后人类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又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后，这一概念，又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里的提法，可以看出：一、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的发展，而不是什么大自然的发展；二、可持续发展首先是“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三、可持续发展是“不能对后代人发展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以为，联合国所倡议的这些理念，应该成为我们如何处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关系的基础。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按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的标准，亦即以人均日支出在2美元以下为准则，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这是当代中国所优先要解决的问题。这只能由发展，而不是靠什么“环保”来解决。因此，环保就是要服务于当代发展的需要，环保就是要优先解决那些损害当代人利益，污染当代人生活环境，如污染水源等不法行为，而不是优先关注于后代人的发展所可能出现的问题，更不能优先满足那些大自然风景地貌的欣赏者、崇拜者的情趣和权益。
在如何处理“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矛盾或冲突的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小例子。母亲孕育婴儿，可能遇到难产，在两代人之间，只能保存其中一个生命！那么“以人为本”的信奉者，将如何做出抉择？我们的回答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优先的选择，是首先维护母亲的生命安全。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还要回答一个有巨大争议的问题：什么是“人”？
当前有三大有争议的伦理学问题：一是社会能否剥夺“植物人”的生命？二是发展干细胞或治疗性克隆的研究是否违背伦理道德准则？三是堕胎是否侵犯了人权？
堕胎的问题要略为复杂一些，这涉及两种人权的选择。母亲有无选择不生育某一胎儿的权利，还是必须保护尚未出生的胎儿的“人权”。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说，母亲有选择更适合于她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如何繁衍后代的方式的权利；而从“广义”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出发，“人权”不仅涉及已出生的婴儿，而且也应涉及将出生或未出生的胎儿。因为胎儿也是“人”。某些人所以坚决反对干细胞或治疗性克隆人的研究，其伦理学的根据，是因为克隆人或其胚胎细胞也是“人”。用化学药品杀死某一克隆出来的胚胎细胞，和用刀刃剥夺某一生命，没有原则上的区别！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治疗性克隆”或“堕胎”等问题在伦理学上的“争议”？回答是：关键是“人”的定义。何谓活着的“人”，何谓死去的“人”？我们赞成活人和死人的区分标准，以大脑是否死亡为准则。大脑已死亡，而心脏仍能跳动的“人”，不是活“人”；反之，心脏已停止跳动，而大脑尚未死亡的“人”，是活“人”。可能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这一说法毫无意义，但不排除未来的科学发达，用人工心脏或用某种技术维持心脏跳动，但仍能保持大脑的正常思维，而从我们来看，这仍是活“人”，不是死“人”。有一本科普小说《鲍威尔教授的头颅》，说“身体已死亡，而头颅仍活着，而且还能指导其弟子进行科学研究”！所以，“死亡”的定义，应以大脑是否死亡为准则。
在当前中国，明明有一些已是“脑死亡”的“植物人”，但社会却要为维持这些“植物人”的生命延续，长期而持续地付出代价。“死人”占用了“活人”的资源，这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科学观。所以，伦理学应该“与时俱进”，法学也应“与时俱进”，亦即“植物人”不再是“人”。
“胎儿”，亦即“合子”，或克隆出的胚胎细胞，亦即干细胞是否是“人”的前提是，“胎儿”或“干细胞”是否已发育出健全的神经系统，或者说其大脑是否已成为生理上健全的大脑。凡是其大脑已健全的人是“人”，应受到“人权”的保护；凡是大脑尚未产生或成长的“干细胞”或“合子”，就不是“人”。（注：究竟是几个月的胎儿被认为是“人”，这要请医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研究。据2005年8月31日《科学时报》报道， “刚刚出版的《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刊登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结果：胎儿只有在孕期的最后3个月才会有痛觉。研究者通过对医学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小于30周的胎儿是没有痛觉的，因为与痛觉有关的大脑组织大概在怀孕23周到30周时形成，而且即使形成了，在不到30周时，这些神经组织也不会开始工作。这一研究对美国好几个州的现有相关法律提出了挑战，甚而关系到一项正在讨论中的美国国会法案。这些法律条文规定，对于怀孕20周后要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妇女，医生必须告知其胎儿会在手术中感到痛苦，并在手术中直接给胎儿用麻醉剂或者镇痛剂。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负责这一研究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k Rosen，他和同事在论文中写到：‘虽然我们的证据有限，但是研究显示，不到最后3个月，胎儿不可能有痛觉。不应该建议医生给胎儿实施麻醉和止痛，或在流产手术中将其作为常规程序，因为这样是否能给胎儿带来益处尚无法确定，却可能提高孕妇的风险。’论文指出，痛觉的心理学特性有别于机体对刺激的自动反应。行为学研究表明，胎儿会作出缩紧的反射，面部有时也呈现出很像大人的痛苦表情，但这不一定是由大脑皮层控制的。研究者认为，只有连接到大脑中‘丘脑’的神经进行工作后，胎儿才会对痛觉产生反应，但是研究表明这只有到怀孕29周至30周才会形成。纽约‘生育选择健康医生协会’的主席Wendy Chavkin说，过去两年中，他们有一群业内的顶尖专家也在研究这一课题，得出的观点与Mark Rosen等人的结论相差无几。Chavkin认为，这篇论文再次证明，美国现在相关的法律缺乏医学和公共健康的科学基础，只是一些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法律强迫医生向病人提供不正确、不全面的信息。她指出国会正在讨论中的相关法案‘非常明显地丑化流产手术、选择流产的妇女和实施流产手术的医生’。不过，也有其他研究胎儿痛觉的专家认为：这肯定不是最后的定论。阿肯色大学的Kanwaljeet Anand说：‘这一研究结果将激怒该领域的很多专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伦理学规定的行为规范，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坚决支持那种以大脑是否已形成为人的定义。我们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某些人士，如布什总统等人，为“人”所下的定义：亦即认为一旦已出现了由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所形成的“受精卵”，那么这一“受精卵”就是“人”，就要受到人权的保护。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能进行高级思维活动的大脑。生物演化的历史表明：有思维能力的大脑只是在灵长类出现以后，才逐步发展成人的大脑；在母亲子宫内孕育的胎儿，在一定意义上还要重复历史上种群发育的过程，也就是在大脑形成以前，“胎儿”并没有成为“人”。
全世界人口已猛增到65亿！在65亿人口中，仍有无数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群，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都得不到保障！为了摆脱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人群的贫穷和落后，需要推行节制生育或计划生育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拿那种欠缺科学根据的所谓“人”的理念，去限制发展中国家中的人的发展？
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首先是尊重和依靠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有许多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最基本概念。科学地理解生产力的内涵，将有助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原理。
在有关生产力要素的构成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有三要素和两要素之争。三要素的学说来自苏联学者米丁所写的《历史唯物论》。米丁认为：“社会生产力就是物质资料底生产过程所必需的一切原素底综合：这些原素就是生产工具（或劳动工具）、劳动力和劳动对象。”[6] 两要素的学说来自斯大林：“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为社会的生产力。”[7] 两者的差异便是去掉了劳动对象。
斯大林进行这一修改的原因是为了避免“把不断提高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同自然界在长时期内很少变化的自然力混淆起来。”[8] 在国内支持斯大林观点的有于光远教授。然而康斯坦丁诺夫这一解释并不令人信服。虽然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在长时期内只有很少的变化，但是自然资源转化为可资利用的资源，自然力转化为可资利用的自然力，亦即成为劳动的“对象”，和劳动工具、劳动力等要素一样，都是不断变化中的历史范畴，都是人化的，并且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概念反映着人和自然界的矛盾，抽去矛盾的一方，如劳动对象，就不成其为矛盾。事实上，劳动对象的不断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人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矛盾中所达到的水准也在发生变化。
问题是马克思等人并未明确讲过生产力的三要素。马克思只讲过“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9]203 马克思曾讨论过有关生产力的许多要素。其中既包含物质要素，即通常所说的三要素，也包括精神要素，如分工和协作，管理和经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学和技术的应用等要素。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许多论述。为避免长篇的引用，下面只给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为劳动生产力下的一个定义。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9]53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亲自撰写、核定并正式发表的著作，而且是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
恩格斯也曾明确认为：“精神要素当然就会列入生产要素中。”[3]607 马克思还曾明确指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10]173
为什么在历史唯物论的教科书中，对生产力的概念的内涵只强调“物”的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误解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来认为精神只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只是在认识领域内，才认为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不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物”，亦即生产力，是排斥精神要素的“物”。
所以，在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中，只看到物质因素是不够的，排斥精神因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是褊狭的。当然，精神因素必须和物质因素相结合。现在学术界比较支持的一种说法，是将生产力写成如下的公式：
生产力＝精神要素×物质要素
＝（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营管理＋……）
×（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
这比较符合于马克思原来的意思。
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卫生环境的投入，低于世界平均值？原因之一，是我们并不十分理解或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内涵。生产力既包括物质生产力，也包括精神生产力；不仅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文化教育、卫生环境等精神要素也是生产力。
生产力有没有独立于生产关系以外的独特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相当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等同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的规律。最常见的是引用毛泽东在《矛盾论》里的说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就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生产关系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革命时期，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期”，“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所讨论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而独立的独特的客观发展规律。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到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通常理解为要通过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其典型的思维模式，是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或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此外还有一些人提出的“一包就灵”，“一股就灵”，或者说，“要以改革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等等。不能认为这些口号没有意义，因为当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期，首要的是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但是，“解放”生产力，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也并不等于生产力的“发展”！
1958年，我们搞过一个生产力的大跃进。大跃进时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现在的认识来看，不能认为这一总路线有严重错误。“干劲应当鼓足”，“工作要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就不仅要“多快”，而且要“好省”！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却遭到了完全的失败！1958年的“大跃进”，有两大重要措施：大炼钢铁，亩产10万斤。可是，大炼钢铁，搞的是“小土群”，这完全背离生产力发展规律；亩产10万斤，更完全背离自然发展规律。某些人用“理论”计算了“光合作用”的效率，并假设效率可达100％，而事实却仅是0.2％！
1960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有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些。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到现在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就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11]
这是毛泽东对于“大跃进”的失败的反思，这一反思告诫我们要深入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包括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的发展规律。
不能用体制改革来取代发展生产力。
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只要体制理顺了，生产力就会自动地升上去。我历来不赞同这个看法。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我们所奉行的体制，的确不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体制改革到一定阶段就需要“定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5]372 江泽民也说：“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12] 所以体制改革不能老改，到一定时期就要“定型”，否则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们会无所适从。在体制改革已经“定型”以后，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依靠和利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
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力遵循一定规律而不断发展的历史。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就逐步进入石器时代，亦即懂得用石头作为工具。石器时代随着加工程度的不同，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青铜时代。石器加工只是就地取材，而青铜却可以按需求加工，有各式各样的模具，可以满足各式各样形状的需求，同时青铜也具有一定的强度。青铜时代之后就进入到铁器时代。为什么在许多地方不能由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铁的熔点比青铜高，青铜冶炼的温度一般为700℃～800℃，而铁要1000℃以上。当时的人们做不出温度达1000℃以上的炉子。石器时代代表原始公社低下的生产力。青铜时代有一个重大的变革，即原始公社解体，人类进入奴隶制时代。铁器时代却促使人们从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更为重要的变化是生产技术进入蒸汽机时代。蒸汽机出现后，引起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又相继进入电气时代，也就是现在的电灯、电话、电视等等。从电气时代又进入到原子能时代，这几年又进入到电脑时代，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还将进入太阳能时代。
恩格斯曾经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一文中，指出蒸汽机所起的革命作用。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汽。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汽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汽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国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这是非常有趣的场面。”[13]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曾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制度、共产制度等五种所有制，并指出这5种所有制将以一定的历史顺序而不断变化发展。其实，这5种所有制相继发生变化的动因，就在于生产力以一定的历史顺序而不断发展。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只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为什么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能随意跳跃？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也有不同发展阶段，也不能随意的跳跃。
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客观规律，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有一定的客观规律。
近50年来，在发达国家中，有某些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研究过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亦即国民经济沿着一定的顺序，由第一次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依次演化为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为主导国民经济的产业。这又称为霍夫曼定律，或又称为柯拉克定律。
近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随着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程度的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年代开始，发生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等非农业部门的大转移。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生了劳动力从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生产部门的大转移。
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统计中，常常按产业发展的历史顺序，将生产部门划分为：第一次产业，以农业为主，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次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包括矿业、建筑业等；第三次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运输、电力、煤气、自来水、仓库等公用事业的服务，商业、金融、保险业等流通方面的服务，科学、教育、新闻、通讯、广播、电视、医药、卫生等知识方面的服务，以及娱乐、饮食、旅游等供个人消费方面的服务等。这里所以强调了“次”字，因为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顺序。附带说说，早年在介绍这一产业发展的规律时，译名中有一“次”字，后来就被删掉了！
查看一下有关的统计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次产业在战后都发展迅速。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以后，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比利时、新西兰等国都相继出现这个现象，并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现在这些国家的第三次产业无论从就业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已超过第一、二次产业的总和。到1975年，美国第三次产业已占就业人口的68.4％，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3％。
在第三次产业中，又以科学、教育、卫生、新闻（包括市场金融等信息）、通讯、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娱乐等知识形态的服务行业发展得更为迅速，并在国民经济中占越来越多的比重。例如，在当前的美国的国民经济中，仅卫生保健一项，就占了约18％的份额。因此一些人又称之为知识经济，并认为将是主导国民经济的第四次产业。
为什么产业结构会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对生产力发生这种变化和发展的动因，作出了深刻的回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应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这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的理论。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还有质的变化。既有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质变，也有在量的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且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和另外一些地区的生产力，更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交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由第二次产业为主导的生产力，向第三次产业、第四次产业的过渡，是否也是生产力的质的变化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各不同社会的发展有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仅所有制的发展阶段不能随意跨越，而且生产力的各发展阶段，不能随意跨越。
当前有重大争议的理论问题之一，是当今中国能否跨越工业化阶段或跨越重工业化阶段。最近，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质疑‘重工业化’阶段之必然”。这涉及是否承认和如何理解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
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的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那些最有生命力的，最有发展前景的，最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内涵”，就是先进生产力，而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成为它们的“发展要求”的代表。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深刻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
生产力的发展将遵循以下四条规律。
1.生产力的发展要最大限度地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需要，如果居民不需要的话，就不必生产了。所以发展生产力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讨论生产与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个问题讲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并不一定简单。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经表述过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14]627 可以说，这一“基本”规律的表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如何干扰了“生产力是在不断满足居民需求基础上变化发展”的规律的实现。但是，也终究因为“生产力满足居民需求”是必须遵循的规律，因而垄断资本财团在实现现实的最大利润时，或者是压缩一部分生产力，或者是采取种种办法，包括压迫、掠夺别的国家和人民的办法，来实现它的最大利润。
有趣的是，斯大林还表述过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4]628 从现在的认识来看，这一“基本”规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如说这是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只是斯大林一直认为在苏联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计划体制和苏联社会的生产力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这一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畅通无阻”地得到“实现”。实际情况却未必能像斯大林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理论”上，计划经济能够涵盖全部的国民经济，但“实际”上，居民的需求并不能如实并迅速地反映到中央计划部门，尤其是在需求迅速变动的时期。
计划体制的重大弱点，是垄断体制。在垄断体制下，理论上可以避免重复建设，但实际上往往严重地削弱了竞争，从而限制了技术的进步。斯大林期望“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但垄断体制却使这一“期望”落空。
市场机制也有弱点，弱点是对长期的潜在的需求不容易看得很清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需求是在不断变动的。眼前的需求可以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落进行调节。对长期的需求也会有所“感觉”。但是这种真实的需求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所以还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希望通过“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把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和“姓资”、“姓社”无关。不论资本主义所有制或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都是要解决一个生产和消费或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协调的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制度不同体制下，这些问题或者较顺畅地解决，或不甚顺畅地解决。
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几年搞市场经济，出现了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所以经济工作把“扩大内需”作为这几年的基本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满足居民需求的规律的具体体现。
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老百姓的生活不断富裕之后，就会逐渐提出新的需求。刻画这一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统计一下居民的收入当中有百分之几十用于解决居民吃的问题。解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几乎都是用于吃。而现在北京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约为37％。
除了恩格尔系数之外还可以定义一个新的系数，精神消费系数，即居民用于买书、买报、学习、教育、收听广播电视和得到信息等等精神消费的支出，占收入的百分比。中国历史上的管仲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它反映了人们的需求总是先满足吃穿用，然后才讲究精神文化。我们居民在逐渐富裕之后，用于精神生活的开支占总收入比重多少，应该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观念是：需求结构决定产业结构。
如果在某一时期居民主要的需求是吃和穿的话，那农业就是第一位的；如果居民除了吃穿之外，住房、坐车等家用物品支出占的比重较大，那工业就上升为最重要的地位；如果服务性的需求，包括生活性的服务和生产性的服务成为主导的需求，那么服务性行业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这就是在产业结构分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当前中国居民的需求，正在迅速变化！对于这个形势需要有深刻的认识！需求结构有调整的话，反映到产业结构上，一些行业就需要“下马”，一些行业就会“上马”，一些产品会淘汰出局，一些产品会更新换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发生劳动者的下岗、转岗，或失业、就业的问题。这与“姓资”、“姓社”无关。不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社会主义制度下，都会发生这一下岗、转岗或失业、就业的问题。任何一种产业都会有上升和下降的时期，而当上升到一定时候，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之后，就只会缓慢地发展了。这是由老百姓的需求结构决定的。需求的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地调整。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的结果。“农业为基础”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如农业已充分满足了居民的需求，大幅度增产农业只会造成浪费！
需求结构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类需求结构大体上沿着下列顺序而发展：生存→温饱→小康→富裕→享受（包括休闲）→大同社会（精神消费将占主导地位）。需求结构的不同阶段，决定产业结构有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知识经济？）→……
需求结构不能有重大跳跃，决定产业结构不能有重大跳跃，也决定了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有重大跳跃。
产业的发展阶段不能跨越，但是实现的技术可以跨越。中国要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其特点就是要用新技术来减少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能源浪费，资源浪费。在各种新技术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要广泛利用和发展各种信息技术。
我国居民在需求上有一个特殊性，即中国人对知识对文化的渴求，要比历史上已发达的国家来得早。原因之一，是中国人从孔老先生开始，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当前中国的城市居民已强烈地出现了要进入高等学校受教育的意愿。原因之二是现代技术已能提供价廉物美的信息工具。这就促使中国人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有所提前。当前中国无疑正处在工业化阶段。但中国的工业化不能不看到这些特点。所以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是处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阶段。
推进经济工作，首要的是调查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分析，包括在宏观经济分析下的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分析和预测等等。遗憾的是，这一指导思想尚未成为所有经济工作领导人的共识。
2.生产力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产力会做出重大的调整和重大的变革。当代发达国家的特点是生产力所依赖的生产技术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所以，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规律，就概括为生产力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规律。
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5]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274 江泽民说：“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科学技术无疑是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因素。但是，生产必须和消费相结合，供给必须和需求相结合。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广大人民的需求，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要落空的。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人民，并且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重要动力。但是相对于人民群众来说，科学技术却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所以，在讨论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时候，这里只把科技进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规律。
需要看到的是，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促进，有两个方面：一是极大地促进了有效供给，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另一重要作用是极大地促进了有效需求，亦即能提供大量价廉而物美，并且为大多数普通居民所能够买得起的产品。过去一谈到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往往只看到它提高生产效益的一面，而较少地看到它促进居民需求的另一面。其实，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促进，其主渠道是创新，是通过创新促进居民的需求。居民的需求，一方面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科技进步的激励。一些经济管理部门，常常对科技进步会极大促进需求的意义估计不足，这成为影响科技迅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泽民同志曾多次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面对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挑战，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巨大科技需求，我们必须开阔眼界，紧跟世界潮流，抓住那些对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抓紧攻关，自主创新。历史反复证明，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二十世纪相对论、量子论、基因论、信息论的形成，都是创新思维的成果。正是基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的突破性进展，人类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二十一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16]
目前，仍有一些同志，包括科技界的某些领导人，还不甚理解科学技术发展如何创新，科学技术如何应用到生产实践的规律。有相当一些科技界领导人，是“关系学”专家。总是把思想集中在所谓“体制创新”上，幻想只要“体制对头了”，科技就能自动上去。其实，创新首先是生产力的创新。科技创新首先是科技战略创新，亦即要在弄清楚什么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的战略创新，其次是关键性技术创新，亦即战术创新，又其次是基础理论的创新，或又称为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是重要的，但体制创新是为先进生产力及相应的科学技术服务的，是适应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的。
3.生产力是不断地趋向社会化而变化发展的
社会发展史的知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占有的私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于是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有性就发生严重的冲突。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它所能做的，是私有的占有形式在不断地改变，以尽可能适应不断增强中的生产力的社会性，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
所谓生产力的社会性，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组成生产力的各要素的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三阶段”：最初的社会形态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进一步的社会形态，“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和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第三阶段是“个人全面发展”和体现“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而且，“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0]104
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是一家一户的经济，可以和相邻的住户不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说的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特征。但随着社会需求的迅猛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及其手工业显然不能满足需要。开始是在生产领域里出现的专业分工和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进一步就发展为社会领域的分工和协作。这种分工和协作明显地提高了效益。所以，生产力的社会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
过去我们把生产的社会性理解为规模极大的大生产，也就是每一种生产都分拆成许多过程，每一位劳动者，只做一个局部，生产是在分工基础上复合成的大生产。甚至工人所需的吃穿用，家庭生活需求，也纳入“大生产”的体制之中，亦即所谓“鞍钢办社会”的模式。
新的观念要看到所谓生产的社会性，还要通过商品交换，把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商品经济越发达，就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越发达，社会化的联系就越紧密。生产力总是由某些生产要素来组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力要素的组合，生产力各要素的优势组合必定取代或淘汰劣势组合。有的地方劳动力便宜，有些地方资金充足，有的地方劳动工具先进，有的地方原材料物美价廉，有些地方科学技术发达，等等。如果能把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优势都集合在一起，就必然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生产力。
第一流的生产力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所能实现的，这样一种关系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来建立。要善于发掘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的优势，通过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组成优势生产力。这种优势生产力，往往超出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而直到世界的范围才能实现。为什么世界上出现了那么多的跨国公司？为什么当今世界已成为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世界？为什么我国要推进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什么我国要加入WTO？为什么世界经济要走向区域化，并进一步走向全球化或一体化？因为生产力的社会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所以，要“搞项目”，就要打破那种“自给自足”的观念。“搞项目”就要发掘或构建本地区优势的生产力要素，再与别的地区甚至别的国家优势的生产力要素相结合，然后才能形成本地区优势的生产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凡是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本地区经济就会迅速走向发达。
实现生产力要素的这种优势组合，其前提是必须有发达的通讯网络，便捷的交通运输，而且还要有能源的集中供应，信息交流，商品交换，都离不开能源、通讯和交通。所以，全国许多地方都流行“若要富，先修路”这样的思维模式。
生产力的某些要素是优势，还是劣势，是相对的。可能在某些组合下是劣势，而在另外的组合下，反而有某种优势。前一时期，在报上说要对某些国有不良资产进行拍卖，立即博得了海外人士的欢迎。因为从海外某些财团或企业看来，这些“不良”资产，经过某些加工改造，反而是有潜在力量的一种优势。
现在在某些地区，热衷于搞市场分割，保护他们的“地方”工业，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短视的“自杀”的政策。
4.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正确处理人口、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牺牲环境将最终导致生产力的萎缩
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所以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解决一个和环境协调的问题。当前人类面临的有六大问题：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反常、人口爆炸。“三个代表”的理论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必须十分注意环境保护。
当前最影响国计民生的污染是“水污染”，如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渤海湾的水污染。水污染，也影响了“南水北调”的工程，水污染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
有些污染的治理，往往比“效益”付出10倍以上的代价，甚而达到不可治理的程度。前一时期有机会去昆明，昆明的五百里滇池已被污染，臭气直袭昆明城。不幸的是，滇池的污染，已几乎是不可治理的污染。国家和云南省已拿出几十亿人民币的资金，但离见效还很远。因为滇池属高原内陆湖泊，把水换一遍至少要50～70年！
在生产力发展和环境相协调的问题上，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我们的能源供应主要是烧煤，所以就会大量释放二氧化碳。于是，国际上就借此攻击我们是头号污染大国，想以此来限制我们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头号污染大国是美国。第一，中国的二氧化碳年释放量约是40亿吨，而美国高达60亿吨。第二，我国排放量虽然高达40亿吨，日本、德国等国才12亿吨，但我国人口比日本、德国多得多。他们不是讲要尊重人权吗？人人有同样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同理，人人也应享有同量排放污染的权利。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22吨，我们才3吨，约是美国的1／7，还不到世界人均3.5吨的平均排放量。按人均排放量来排名的话，我们远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时间才约25年，而他们至少是250年。他们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排放量，要比我们大得多。所以，在释放二氧化碳的问题上，首先是美国要有所克制，其他发达国家也要有所克制，至于中国理应还有增长的余地。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要优先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但同时不削弱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因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中国的发展。所以，最后京都会议达成协议，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要削减5％。
废气不仅污染世界环境，造成温室效应，废气中的酸雨，也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我赞成要逐步限制，甚而适当削减煤的燃烧排放。我赞成征收以碳的排放为计量单位的碳排放税，同时要尽可能将能源转移到水能、风能、太阳能、原子能等较干净的能源。希望到了2050年，中国将能转变到以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结构。
我国的人口多达13亿人，将来可能达15～16亿人。我国的有效生存空间（指能住人的地区）又特别窄小。我国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在农村约是1000人，在城市至少是10000人。人口密度之高，居世界前列！别人污染了环境，还可以换一个地方，而我们就只有占国土面积12％的平原！所以，中国在发展生产力的时候，还需要特别注意到和环境相协调的问题。
保护环境，这是重要的国策之一。但是，不能也不应把环境保护和发展相对立起来，不应也不能用所谓“环保”去限制发展，放缓发展。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当前第一要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急需用“发展”增长我们的综合国力，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所以，我们决不能用“后代人”的“需求”，来限制当代人的需求。尤其不能让那些“以大自然为本”的“伪环保”，来妨碍我们的发展！
除环境问题以外，在我国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更为尖锐一些的问题是资源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能源问题。过去，在我国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体制障碍，通过改革开放，体制创新，我们克服了体制上的障碍。后来又出现了市场障碍，内需不足，生产力发展受到市场制约，国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种种措施，如西部开发、“五个统筹”的提出，等等。到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又出现能源不足、资源短缺的障碍，这当然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所应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当然，解决资源、能源问题也需要社会科学家们献计献策，如制定有关激励政策，如何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供求，等等。我国当前应该把解决资源、能源的问题，放在像当年解决体制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等一样的重要地位。
六、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历史唯物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总结和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立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路线。重要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在理论上为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勾画出一幅“路线图”。
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科学地提出了“先进生产力”的概念。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江泽民同志基于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所做出的经典概括。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经典的概括”，那么社会历史的分期，将不再限于所有制的“五阶段论”，而是应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的“三阶段论”。要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线索来探讨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理论问题。首先是探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发展的各阶段，由这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及其变化的规律，等等。
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否先进，以是否促进，或者促退先进生产力为最后准则。同样，文化和政治是否先进，其判断的标准，也是促进，或促退了先进生产力。
“先进”一词有时代性。在某一时期，某些条件下起过先进作用的理论、观点、思想、文化，到了另一时期，另一条件，有可能丧失它的“先进”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突出了先进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人是有“主动能动性”的动物。人的“眼睛”，人的“大脑”和“两只能劳动的手”，使人类由原始的朴素的改造自然界的阶段，上升到自觉的科学的改造自然界阶段。其中有一个极重要的中间发展阶段，是必须经历一个科学地深入地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曾经描绘了工人运动如何由自发的工人运动，上升为自觉的工人运动的过程，其中有一个中间环节，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还描述了中国革命由原始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上升为由科学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其动因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过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经验：“首先要打好理论仗”。所以，不仅仅先进生产力，而且还有先进文化，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没有先进文化，就没有先进生产力。
可是这一极重要的思维模式，还没有引起许多实际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和实际应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进一步推进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的理论。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1045 江泽民就更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然，在利益格局上，优先要关注的是根本利益，而不仅仅是眼前利益；优先要关注的是最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人和小团体利益。要始终如一地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忽冷忽热，半途而废。
尤为重要的是新加上的“中国的”形容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还是把中国的事情“代表”好，而不是侈谈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不见得会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他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有效地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强调“中国的”一词，这不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更深刻地理解了国际主义！
一个重要并有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是：当前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何在？这需要从“先进生产力”的观点，作出回答。当前中国正在走向“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生产力。所以，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当前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走向工业化或城市化；当前广大工人的根本利益是走向技术化或知识化；当前广大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是走向全球化或一体化。
如果这里对各阶层的根本利益的探讨是有意义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生产力。“三个代表”更突出了先进生产力。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矛盾往往上升为阶级矛盾。“三个代表”却强调了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并不是阶级矛盾。生产关系，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包括所有制关系，也包括由分工所形成的关系。前者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后者是阶级中性的。所以，历史并不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首先是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的斗争的历史，并且和复杂的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
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非对抗性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将居于主导的地位。深入地探讨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区别及其转化，将有助于理解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习惯上常把经济一词理解为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现在就要看到经济的概念中，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所以，要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探讨过去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文化的各项问题。
在当前理论界，有“三家”马克思主义在“争鸣”。第一家是，重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家是，重视改革开放，或强调所有制发展阶段，亦即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能逾越，或又称为资本主义“补课”论的马克思主义。长时期以来，这“两家”马克思主义争论不休。前者被国外思想界看作“左”派，后者被称为右派。需要看到的是，还存在第三家马克思主义，亦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重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性力量的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重视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要统筹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
为什么在当前理论界产生众多分歧？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讨论的是政权问题，要长期维持并保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颜色”不变。改革开放所讨论的是经济，经济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包括“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5]149 那么，“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中国的上层建筑是不是也会“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呢？中国的政权能否长期地维持其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质疑。
对于这一疑惑，我们曾经回答说：“如果认为中国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中国上层建筑就一定要‘发生变革’，这将是一种机械论，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而且有可能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的工人也正在不断成长，工人阶级的人数，将迅速增加，并且比新增加的资产阶级的人数快得多，多得多。这就是中国的政权能够保持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政治相对于经济来说，又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曾经注意到中国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指的是经济，亦即经济的规律不能逾越；但是，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且得到成功，这说的是政治，亦即政治又有相对于经济而独立自己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正是利用了这种特殊的规律，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再一次利用‘政治相对于经济而独立发展的规律’，能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至几百年，维持它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器不变，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完全的胜利？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人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重大问题。”
不能认为上述回答没有道理。但是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要增加一条重要理由，那就是政权所反映的经济，并不局限于所有制关系，还包括分工关系，还包括生产力中的先进和落后的关系。在“政权”里所反映的利益格局，比阶级的观念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中国的政权能否长期保持其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这取决于执政党善于总结执政规律，善于处理先进和落后，先富和后富，富裕和贫困等等人群间的矛盾。或者说，“只要实现了‘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就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还能为国际共运中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曾为“十月革命是否正确”而长期争吵不休。理由是落后的俄罗斯，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按：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的规律所导致的结果）所以“社会主义者本来就不需要拿起武器”。但是，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不能建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却并不等于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其政权必然要蜕化成资本主义的政权。所以，十月革命是正确的，中国革命也是正确的。但是革命胜利的共产党人，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必须依靠并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规律”，发展经济、巩固政权。
七、新的思维模式——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阐明的基本观点，逆转过来就成为我们分析或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应按照这些观点分析某些国家和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水平以及发展前景；同时还应进一步分析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构成，哪些生产力是发展中的先进生产力，哪些是属于即将迅速消亡或逐渐消亡的被淘汰或被取代的落后生产力，并依据对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的分析，以及它们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影响，判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走向。
过去，我们在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习惯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或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当然我们主要是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或者如李铁映同志所说“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的、第一位的”。但如果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导的矛盾，那就要转变一下思维模式，转变到生产力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生产力分析才是本质的、第一位的，因为现在是“以生产力为纲”。其实，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阶级的划分，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由生产力的分析来决定的。例如，为什么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工人却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工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大生产是比小农经济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又如，在土改时期，土改的划分阶级的政策规定了“地主兼资本家”和“资本家兼地主”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成分。前者是“打倒”对象，后者是“团结”对象。原因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经济，比封建地主经济是更为先进的生产力！
从阶级分析方法向生产力分析方法的转变，是一种由“马上”思维模式向“马下”思维模式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后，也面临一个转化思维模式的问题。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各种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必须应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
例如，分析一个政党在某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要从这一政党能否在社会生活中推进生产力，尤其要从能否推进先进生产力这一观点来进行分析。江泽民就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毛泽东曾经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过一个生产力标准：这就是“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7]1028 时代在前进。今天，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和大小；还要看他们是否帮助或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帮助和促进的大小。
在当前条件下，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阶级，新的阶层，也要求我们从生产力分析的观点，来判断这些新的阶级、新的阶层所起的历史作用，要更细致地区分，哪些阶级或阶级中的哪些阶层是依附于先进生产力，而哪些是依附于落后生产力的，从而预测其政治经济的走向。江泽民同志说，“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邓小平也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的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5]275
但是，在应用“生产力分析”一思维模式时，我们还需要高度注意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还说过的一段话，“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
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对抗性质的矛盾。所以，其解决的方法，也和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有原则性的区别。
应用这一“生产力分析”的思维模式，将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由小康阶段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奋斗的目标是：10年后在经济总量（以GDP为标志）上翻一翻，20年后又翻一翻。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计划，要求GDP每年平均上升的速度，高达7％！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否在20年内实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相当一些人看到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困难，如国有经济未能搞活，高新技术产业受制于国外专利，私营企业管理模式落后，金融机构存在大量呆账坏账，科教、文卫等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迄今尚未妥善解决，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正在扩大，贪污腐败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社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安定因素，等等。这的确是当前存在的一些困难。
问题是，决定中国社会经济走向是生产力，尤其是在中国即将崛起的先进生产力。如果分析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走过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这20年来是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除在原来的大中城市中各工业生产部门广大工人阶级仍在积极发挥作用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约有2亿农民转入工业劳动。而尤为重要的是有数达几千万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转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转入推进各类产业，并和国外的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结合。所有这些，当然是自1978年以来，我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从而大力推进并调动了这一先进生产力，并正在冲破我国社会经济所出现的各种障碍困难和问题，而获得迅速发展；而且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还将继续冲破当前存在的和即将出现的各种障碍、困难和问题，并将仍然获得迅速发展。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中国农村仍有7亿农民有待“进城”并转化为城市中新兴的产业工人，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队伍正在不断扩大，将在20年内突破一亿人。所有这些，均是即将在中国大地上即将出现的并且是不可阻挡的先进生产力。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中国将在20年内实现翻两番，由农业国转变为“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强建设现代化”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分析和理解当代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也有赖于应用这一生产力分析的方法。
当代发达国家存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世界经济早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然而，近百年来，这一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这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理论分析的一些怀疑。其实，马克思和列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马克思和列宁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占有的私有性”的确阻碍和束缚了“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典型的事例是1929年度出现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全局性的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使全世界的生产力几乎下降了一半！但问题是，在此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当时的私人资本垄断体制进行了某些调整和限制，亦即变私人垄断经济为国家垄断经济，以及跨国垄断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性的矛盾！发达国家还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采取了扩大内需等“新政”，又将相当一部分“剩余”的生产力转化为扩军备战，这就使得本来受市场束缚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释放！发达国家还充分应用当代科学技术，对落后的陈旧的生产力进行大幅度的改造和重组。科学技术不仅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生产力中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了消费市场，如迅速发展中的信息产业，就是当代科学技术极大地开拓了消费市场而迅猛发展的结果。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占有私有性”仍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具体分析起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仍处于持续发展时期，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当前对发达国家经济走向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这种“相对稳定”，将能持续多长时间？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要从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进行全面的准确的分析。而且，在许多矛盾的分析之中，首要的是对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走向进行分析。
但是，不能同意某些“左”派人士，在“9·11”事变发生以来，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向所做的某些估计。他们认为：自“9·11”事变后，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标志着美国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以“L”型而不断下降。其根据是，在“9·11”事件出现以前，标志着美国的高科技的股票市场上的纳斯达克指数正在大幅度下降，这说明“新经济”已走到了尽头。事实却完全“批驳”了这“左”派人士的预言！
在如何估计和分析美国包括国际经济未来发展的问题上，除了要进行资金、市场等经济因素的分析以外，还要看到这些国家的科技实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长出了不少泡沫经济，许多有影响的大企业包括某些高新技术产业，也有不少破产、倒闭。但问题是，美国的科技实力却在迅速发展，新的高新技术正在层出不穷的出现；而标志着这一高新技术将对美国经济发生重大作用的摩尔定律，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由每18个月使电脑成本下降一半的“定律”，发展为每12个月使电脑成本下降一半的“定律”。所以，分析和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时，除要看到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外，还要看到科学技术。只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原动力，如科学技术等，仍然存在，那么这些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的原动力，亦即先进生产力，就仍能决定着某一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时，所不可忽视的最为重要的思维模式。
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权会相继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苏联和东欧的生产力早已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正在向以满足人民多种生活需求的第三产业迈进，可是僵化的体制却严重阻碍了这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先进的生产力终究会冲破一切死硬僵化的政治体制及经济模式，而最终导致政权的解体。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仅仅在于无准备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在于在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却匆忙地剥夺了前苏联许多老百姓所喜爱的伏特加，并仍以92％的财力投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仅以8％的财力投向轻工业。于是，前苏联人民迫切需求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却落空了！
有相当一些人将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归之于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归之于前苏联领导机构有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然而这是一种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是从物质因素，而是从精神因素，来理解重大社会历史变动的“形式”上的分析！
学习这一“生产力分析”方法，还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为什么台湾必将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这是因为台湾的经济和大陆的经济优势互补，台湾的生产力只有和祖国大陆的生产力实行生产力要素优势组合，台湾的生产力只有和东南亚各国其中包括大陆的生产力，组成共同市场，实现区域化，才能组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先进生产力。现在台湾居民已有约50万人移居上海浦东及其郊区，和上海居民共同组成先进生产力，还有50万人移民到祖国大陆各地区。任何僵化的体制、过时的政治关系，都不能阻挡这一历史潮流。
应用这一“生产力分析”的思维模式，也将能帮助我们探讨和认识腐败问题。必须区别这两种腐败。解放前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活不下去的腐败，是反动政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惟一办法是革命。但是，现在出现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有较大幅度的改善，是生产力包括先进生产力有飞速发展情况下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办法是改革，而不是摧毁这个政权。至少在当前条件下，中国现有政权仍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改变这个政权，也不会支持某些人冲击现有政权这种轻率幼椎的行动。
在克林顿政府当政时期，曾出现某些“腐败”行为，这遭到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弹劾。但是，美国的议会说，“小伙子干得不错！”不同意实施弹劾。原因之一，克林顿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代表了美国的“先进生产力”。其实，在发达国家中，有不少首脑涉嫌“腐败”。但是，只要其政党所推行的政策仍然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那么“下台”的只是“首脑”，政权并不因此而丢失。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只要实现了‘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就立于不败之地。”
在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上，有一个论点是值得注意的，“凡是和先进生产力对着干的政权，必定垮台！”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述论点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其实，不仅是某一政权，某一政党，某一地方政府，甚而某一政治势力集团，某些个人，凡是和先进生产力对着干的，必定垮台！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经常加以检查和总结，看看是不是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地纠正”。我们必须学会这种新的“二分法”。“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18]
收稿日期：200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