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历程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新中国论文,历程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新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60年历程
1.1 1949-1966年的图书馆学教育
1.1.1 发展概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机构只有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1年8月，私立武昌文华图专由文化部接办，改为公立。1952年有在校学生88人，教师14人，职工7人。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1955年改为三年制。1949年7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从中文系独立出来，为两年制专科教育，1953年改为3年制。1951年8月，西南师范学院设立图书馆、博物馆专修科，并招收第一届图书馆专业学生。1954年8月，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停办[1]。
1956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发出“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号召。3月14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1956年-1967年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2年长期规划[2]。《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发展规划(1956-1967)》中有“图书馆学”部分，明确了图书馆学科发展的方向，规定了重点研究项目、分工及完成时间，其中包括教科书的编著[3]。1956年7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保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干部问题”，并对办好现有图书馆学专修科提出了新的设想和规划[4]。1956年12月，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会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1956年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4年制本科，成立图书馆学系。1958年9月，中国科技情报大学成立，设立图书馆学系、科学出版系和科技情报系，1959年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情报科学系[5]。1960年9月，吉林师范大学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但后两个教学点在1962年都被调整停办。
图书馆学函授教育、业余教育也发展很快，为没有接受过图书馆学教育的馆员提供了在职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1956年6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函授班，使我国有了正规的高等图书馆业余教育制度。1960年武汉大学也开始开办图书馆函授班。文化大革命前，两系举办的函授班毕业生有1250人[6]。1955年，建国后第一所图书馆业余学校——长春市图书馆业余进修学校成立，随后，在陕西、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10多个省市成立了类似的业余学校。其中1958年成立的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红专大学共招生5届，学员1298人，是规模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图书馆业余大学[7]。
1.1.2 教学科研与教材建设
195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由三部分组成：(1)政治课：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2)文化课与语言课：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世界通史、世界文学史、科学技术概论、俄语、英语、体育；(3)业务课：图书馆学(包括普通图书馆学、图书馆藏书、对待读者工作、图书馆组织)；图书馆目录(包括目录引论、图书著录法、目录组织法、目录制度与编目工作组织、外文图书目录)；目录参考工作(包括参考书与参考资料、普通目录学、专科目录学)；图书史[8]。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学计划中开设的课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图书馆学引论、读者工作、藏书与目录、外文书处理、中文工具书、中国图书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中国古书处理、专题讲授(外国图书馆事业介绍)、普通目录学、专科目录学、第一外语、第二外语、古代汉语、数学、物理、化学、体育。
从以上课程体系可以看出课程设置主要围绕图书馆工作展开，两系都比较重视相关文理科专业基础文化课的设置。如王重民教授在制定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时，按“古今结合，文理交叉”的原则设置课程[3]。从学生的反映来看，证明这对于学生走向社会后不论是从事图书馆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受益终身[9]。当时课程设置上重视实践课程，如1953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课程表中规定：讲授与实习每周各占一小时的课程，课程讲授时间与实习时间严格分开，讲授时间排在上午，实习时间排在下午，在实习时间内必须作实习或作课堂讨论，不得征用实习时间作为讲授时间。
为了教学需要，各图书馆学教学单位也开展了教材编写工作。北京大学编印了《日历年表系统的工具书部分讲稿》(1951)、《图书馆目录编制法讲义》(1952)、《中文工具书使用法》(1965)、《图书馆目录》(1957)、《中国书史简编》(1958)等，后两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大。武汉大学编印出版了《普通目录学》(1957)、《俄文图书编目法》(第3版，1958)等。1952年，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编印了《图书馆学通论》、《版本通论》、《检字法大纲》。1960年6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文化学院图书馆学系开始联合编写《图书馆学概论》、《藏书与目录》、《读者工作》3门教材[10]。
图书馆学教学单位还积极开展科学研讨会。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有每年5月举行五四科学报告会的传统。如195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为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及北京大学61周年校庆，举行科学研讨会。1957年-1963年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举办了4届科学研讨会。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全体师生举行座谈会，座谈内容主要是图书馆教育走向何方[11]。
1.1.3 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状况
1949年-1966年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师资队伍有所增长，为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解放初期，两系总共20多人，文化大革命前增加到60多人[6]。虽然受到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还是要大于解放前。1920年-1949年，30年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271人[12]。而根据武汉大学教学档案，在并入武汉大学之后，13年间图书馆学系(专修科)的招生人数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数(见表1)。
这段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俞君立教授等编辑的《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中介绍了32位图书情报学界优秀的专家学者[13]，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图书情报学者的优秀代表。32位中有27位毕业于本阶段的图书馆学专业，其中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有彭斐章、谢灼华、白国应、黄俊贵、黄宗忠、沈继武、郭星寿、刘湘生、乔好勤、张白影、谭祥金、程亚男等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有周文骏、朱天俊、吴慰慈、陈光祚、潘寅生、金恩晖、卢子博、辛希孟、丘峰、沈迪飞、张琪玉、倪波、张树华等先生，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有于鸣镝先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图博科的有张德芳先生。这些专家学者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图书情报学教育和图书馆实践领域中做出了突出成就。当然这段时间更多的图书馆学毕业生工作在全国的图书馆岗位上，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2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了按计划招生工作，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的图书馆学系相继停课，停止招生，教授受到批判，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受到损失。1969年专业教师下放农村，图书馆学教育完全停顿[14]。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正常建制也被打乱。197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与该校图书馆合并，由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系；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也与校图书馆合并，由系管理图书馆。这种建制直到1977年才改变，恢复各自的独立建制。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图书馆学教育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1972年-1976年5年间共招收了295名工农兵学员。这些学员在毕业后分配到了全国各地、各类型图书馆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刻苦学习，成长为优秀的馆长、教授，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3 1978年以来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
1.3.1 学科点增多，办学层次提升
1977年，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在中断10年后恢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逐渐走上正轨。从1978年起，众多高校创办了图书馆学专业，其中1978年有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分校、复旦大学分校、湖南大学；1979年有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南开大学分校。1980年-1990年，中国图书情报学办学点增长很快，据统计，1985年我国开设图书情报学专业的高校已达46个[15]。1996年，图书馆学专业的数量增加到52个[16]。1998年，教育部进行本科专业调整，科技信息专业与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等专业合并调整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则独立招生。进入新世纪后，图书馆学本科教学点基本稳定。2007年，我国图书馆学本科专业招生高校为26所[17]。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办学层次逐步提升。1981年11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首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至1988年，我国有6个图书馆学硕士点，7个情报学硕士点[18]。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获得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武汉大学获得中国第一个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标志着中国图书情报学最高层次专业教育的开始。200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先后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设立出版发行学、信息资源管理等博士点。
1.3.2 人才培养规模扩大
随着教学点的增多，我国图书情报学人才培养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图书情报学本科在校人数1977年只有200多人，1979年增加到1074人，1981年有1500人，1983年有1700人，1987年达到6300多人[19]。1988年-1994年，仅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20个学校的图书馆学信息学系科共招收全日制本科生约9000人，平均每年招生约1300人[20]。
近些年，我国图书馆学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根据对17所高校图书馆学专业招生统计，2002年-2006年招生人数整体而言平稳发展，从712人上升到765人[21]。我们对23所2009年开设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的招生计划进行了统计，总招生人数为1125人，平均每校招生49人，其中文史类招生数量为654人，理工类招生数量为361人，文理兼招的数量为100人[22]。在研究生培养规模方面，1978年-1987年，全国毕业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147人[18]。2000年底，我国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300人左右[23]。对30家图书馆学硕士培养单位的统计显示，2002年-2006年这些单位共招收1291名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发展速度很快。招生规模由2002年的178人增长到2006年的338人，增长了89.9％，平均每年增长22.5％[24]。
1.3.3 学科地位提高
图书情报学在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归属几经变化。早在1964年我国学位制度初创时，“图书馆学”归于“文学”门类下。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中，图书馆学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中国语言文学类的第19小类，情报学属于理学门类的管理工程类的第2小类，分属于不同门类[25]。1990年正式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作为理学门类的一级子目，下分“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两个专业。“图书馆学”与“科技情报”从文学、理学门类的二级类目变为一级类目并单独成类，表明其学科地位和社会认同度的不断提高。1993年国家教委在成都审定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文科专业目录》，其中“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为“历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类目，下分“图书馆学”、“信息学”和“档案学”，可授予文学、理学或历史学学士学位[20]。1997年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在新增设的“管理学”门类下设立“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个二级学科。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实施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专业作为一级学科“图书档案类”下属的二级学科，归入新增设的管理学学科门类，而信息学、科技信息则与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共5个专业合并成新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归属于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截止到2009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共有5个二级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1个一级学科被批准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在学科之林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1.3.4 教材渐成体系
教材的立项与编写有利于图书情报学教学的开展和教育质量的保障。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此后，图书情报专业有8种教材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规划(1978-1983年)，60余种教材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年)[26]。我国图书情报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讨论和更改。1985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四川成都召开“首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学术讨论会和经验交流会”，重点讨论了图书情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大纲的制定，并确立了图书馆学的10门核心课程：图书馆学原理、分类与主题、文献编目、目录学、参考工作与工具书、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检索。1992年，经会议讨论，国家教委直属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设置了12门核心课程：图书馆学基础、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法与主题法、文献编目、读者研究、目录学、社科文献咨询、科技文献咨询、图书馆学管理、文献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现代化技术。而信息学课程的设置，各校大体上是增加了计算机与数据库、情报传播技术、经济信息咨询、专业情报(如经济信息、企业信息、市场信息、金融信息)以及知识产权法等[27]。据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图书馆学专业主要课程包括：图书馆学基础、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法与主题法、文献编目、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咨询与决策、信息市场学、文献计量学、计算机应用系统设计与分析、计算机信息网络、数据库管理、文献学概论、目录学概论等。2003年4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核心课程建设”会议中确定了7门核心课程：图书馆学基础、信息组织、信息描述、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信息存贮与检索、数字图书馆、目录学概论，之后由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了相关教材。
在图书情报学研究生课程设置方面，《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对相关核心课程做了设定。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13个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开设频率较高的课程主要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信息检索、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组织、文献学、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等[21]。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25所院校情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主要为：情报学理论与方法、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分析与研究、信息咨询与服务、信息经济与产业、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系统、信息政策与法律等[28]。
1.3.5 师资力量不断壮大
随着图书情报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师资力量也不断增强。据1983年全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座谈会统计，全国图书情报专业专职教师只有176人，层次结构和比例是：教授1人，占0.5％；副教授17人，占9.5％；讲师59人，占30％；助教99人，占60％，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到1987年底，教师已有962人，层次结构和比例是：教授44人，占4.6％；副教授181人，占19％；讲师307人，占31.4％；助教430人，占45％[29]。图书馆学专业师资力量得到了很大提高。1994年，仅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联合大学、空军政治学院、安徽大学等10所学校的图书馆学信息学系科就有专业教学人员近350名，平均每个学科有专业教学人员35名。同时，其中教授占11.7％、副教授占26.9％，讲师占48％，助教占13.4％[30]。1995年对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21所图书情报学教学单位的552位教师职称统计发现，教授60人，占10.87％；副教授150人，占27.17％；讲师257人，占46.56％；助教85人，占15.40％[31]。
据对我国38个图书馆学教学点教师的调查可知[21]，2006年，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师的职称相对较高，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77.92％，职称分布呈倒金字塔结构；教师的学历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70.21％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在学科背景方面，60.39％的教师具有图书情报学一级学科背景，39.61％具有其他学科背景。
进入21世纪，我国图书情报学师资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彭斐章教授、吴慰慈教授获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称号，黄长著研究员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费成教授当选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04年开始，教育部实施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院校的16名青年图书情报学教师先后入选该计划。为提高我国高校教师素质和教学能力，确保教学质量，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中设立了教学团队建设项目。2007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成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推动了图书情报学教师队伍的发展。
1.3.6 科研能力不断增强
高校教师获得科研资助情况是反映其研究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对1994年-2009年图书情报学教师(含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学类与信息管理院系、具有研究生指导资格的科研院所与图书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项目进行了统计，如图1所示。可见我国图书情报学教师获得社科基金项目数量在整体上呈上升状态。
图1 1994-2009年图书情报学教师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情况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科研立项来看，图书情报学教师的立项项目也保持了增长态势。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获得资助。教师在科研立项的支持下，指导研究生或本科生共同开展研究，带动了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2 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仍显孤立
在现代科学研究与教育发展过程中，一门学科若想获得发展，就不能孤立地置身于科学体系中。目前我国图书情报学在学科交叉方面还很欠缺，跨学科研究开展得比较少。我国图书情报学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大量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其他学科吸收应用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方法还非常少，图书情报学在整个学科系统中还比较孤立。随着图书情报学研究重点扩展到知识信息领域，图书情报学应积极运用其特有的学科优势参与到知识研究中，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扩大自身影响力。
2.2 图书情报学教育目标有待延伸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界对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还存在一些争议。图书馆学教育需要为图书馆职业培养人才，这是图书馆学专业得以存在发展的根本。但是在数字时代，图书馆形态和面临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的信息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信息链条上各环节互相融合，需要图书情报学教育做出回应。如随着数字信息交流方式的发展，图书馆通过机构仓储等开放存取方式参与到信息创造出版过程中，而越来越多的网络信息企业提供多种类型、直接面向终端用户的信息服务，受到用户青睐，与图书馆形成竞争。与此同时，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在此过程中的信息组织、检索、分析、评价、服务等活动都是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属性与信息社会的发展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图书情报学的原理和技术可应用于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此时如果仍“局限于为某一特定类型的机构，如图书馆培养专业人才来开展图书情报教育，无疑是一种狭隘和固步自封的教育观”[32]。美国图书情报学界曾面临同样问题，为了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于2003年提出了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简称iSchool运动)，并于2004年创建iSchool项目，着重研究信息、技术和人之间的互动，为更广阔的信息职业培养人才，提出培养在科学、商业、教育和文化领域从事信息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其中必须包括对信息用户和信息利用、信息本质和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理解[33]。这种变革使得iSchool的教学项目地位得以提升，毕业生就业机会扩大，进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34]。
2.3 图书情报学师生学科背景还比较单一
图书情报学师资的多学科背景有助于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课程选择，提升课程质量。虽然我国图书情报学师资队伍中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不断增加，但是获得其他学科博士学位的比例还非常少。2008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修订了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硕士教育认证的新标准(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Information Studies)，其中也提出教师应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
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来源也还比较单一。据2006年对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大学等9所教学点的206名图书馆学硕士生专业来源情况调查，本科专业为图书馆学的有128人(占62.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8人、档案学7人、编辑出版学11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生源共计174人，占到总数的84.5％[35]。研究生大部分来源于本专业学生。单一的学科背景不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
2.4 图书情报教育模式有待改进
在数字时代，图书情报工作不断需要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根据2009年对本科开设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23所大学进行调查，在1125名招生计划中，其中作为文理兼收、理科、文科招收的人数比例为1︰3.61︰6.54，说明目前本科阶段将图书馆学定位在文科的院校仍然较多，这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在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的制定实施在规范教育开展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各教学点的特色化发展，造成了教育的程式化。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许多研究方向的设置有趋同化特征，而在一些研究方向上又存在空白，如儿童图书馆学、法律图书馆学、生物图书馆学等。
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我国更多的是传统课堂教学，形式还不够丰富。iSchool学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研究和学习的机会和平台，如设置研究中心或实验室、不定期举办教师研究讨论会等[36]。我国图书情报教育机构还应加强同实践领域的联系与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平台。
2.5 图书情报学课程设置仍需优化
我国图书情报学专业开设的有关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还相对较少，对变化的技术环境关注还不够。如在信息组织中，传统的分类、主题方法讲述较多，而对元数据、知识本体、知识地图、数据挖掘等方式则少有涉及，落后于数字信息组织发展的需要。当Web2.0技术在图书馆实践中出现并广泛应用时，在图书情报学教学中还很少反映。美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则非常重视信息技术教育，2000年发布的《21世纪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专业人员教育Kaliper报告》提出：美国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课程变化趋势之一就是“LIS学院和培养计划正在课程中不断增加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和引进”[37]。iSchool学院课程设置中技术类课程占有突出地位[38]。网络资源设计与检索、知识网络可视化与导航、信息多媒体技术、元数据理论与实践等网络技术和计算机应用课程几乎成了图书情报课程体系的必备组成[36]。
3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展望
3.1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向“图书馆与信息管理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一级学科发展
在信息社会，用户的信息需求呈现出复杂化、综合化、集成化的特点。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档案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业务流程也开始出现交叉和融合，发现、获取、组织、分析信息成为信息服务机构共同的工作内容；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消除用户获取信息资源中的障碍成为这些信息机构开展工作的目标。图书馆、情报、档案工作实践的变化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要求。尽管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范围上仍存在差异，但从人才就业方向、就业职位名称、学位授予、教师研究方向、课程设置、博硕士论文选题和科研项目申请等诸多方面共同考察，都不难发现这些学科的研究内容交叉程度越来越深，学科融合成为发展趋势。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融合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一定体现。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负责世界科技情报系统(UNISIST)的科技文献与情报处和推动国家情报系统(NATIS)计划的文献馆、图书馆与档案馆合并为综合情报计划处(PGI)，负责有关专业情报系统、文献、图书馆方面的工作[39]。2000年IFLA修改了沿用多年的《图书馆教育指南》，强调情报研究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学院资格认可采用的标准经历了图书馆学、图书馆与信息学等名称的变化，现在采用的是“图书馆与信息研究”(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的学科名称。2002年英国图书馆协会与信息科学家学会合并成立图书馆与信息职业学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CILIP)。图书馆与信息管理科学这一学科名称体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在信息环境中发展的新特点，同时又保持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职业传统，采用这一名称是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和实践工作要求的，对于图书情报档案事业迎接新的使命也是有益的。
3.2 图书情报教育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联系日益密切
在信息社会，图书馆需要延伸服务、拓展功能。公共图书馆成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开展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重要渠道，高校和科研院所图书馆成为开展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图书馆与社会、科学以及文化发展联系越来越紧密，如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在促进文化交流和降低种族隔阂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的社区图书馆在弘扬地区文化和丰富民众生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各级公共图书馆被纳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成为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科学院图书馆被作为信息服务技术平台纳入各级科学院的建设规划之中，成为图书馆与科学院共建共有的信息服务机构[40]；中国图书馆学会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在更广泛的科技平台上发挥作用。
图书馆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进程的不断融合对图书馆和信息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情报专家认为，在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传统信息技能，如制定搜索策略、数据库设计和系统分析等对于应付不断增加的信息需求是极其关键的，并且可以在非传统图书馆领域(如知识管理、信息培训、信息研究等)得到广泛应用[41]。为了满足公众对社区图书馆的需求，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管理和建设社区图书馆以及在社区推广图书馆服务的技能需要得到重视[42]。美国学者Claudia J.Gollop指出，多元文化环境下，图书馆学教育必须尽一切努力，使毕业生充分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的需求[43]。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教授根据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未来图书馆人员培训的重点领域：使馆员掌握Web2.0和计算机技术，具有读者服务和服务评价能力；致力于图书馆服务营销和推广，加强人员领导力和管理能力；普及电子学习项目，学习管理和保存数字资源、版权管理等相关知识[44]。图书情报学教育需要将目光扩展到整个信息社会中，将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根据实际要求调整课程设置，培养能够涉猎广泛领域的信息职业者(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使其不仅具备胜任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工作的能力，还能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所有信息相关部门。
3.3 办学多元化、特色化
信息职业对人才能力需求有很大差异，如图书馆就是一个能力层次非常丰富的空间[45]，不同岗位要求的技术能力有很大区别。此外高等学校有不同的类型、培养层次，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开展和课程体系的设置需要对这些差异有所反映。国外的图书情报学教育重视多元化办学，如法国的图书情报专业教育分为短期教育和长期教育两种，短期教育着重知识技能的培训，以适应实际工作为教育目标，可获得技术学院文凭(DUT)；长期教育强调理论研究，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标，可获得DUT文凭或高等专业研究文凭(DESS)[46]。德国的图书情报教育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三年制教育，负责培养能够从事媒体和基础信息服务工作的人员；第二级教育是四年制教育，接受教育的图书馆员负责难度较高的编目工作、信息储存或图书采购和馆藏建设等工作；第三级教育以大学毕业为入学条件，培育图书馆界负责科研工作的高级工作人员[47]。美国iSchool学院设置了形式多样的非学位教育，如继续教育、认证教育、远程教育等[36]。这些多元化办学、培养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以满足信息职业需求的措施值得我国借鉴。
中国图书情报教育还比较缺乏专业特色和品牌效应。现有的教育模式采用统一教学大纲、课程体系，容易导致人才培养规格趋同化，体现不出各高校特点，同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在这一方面，我国可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加拿大开设图书情报专业教育的7所学校各自特色明显：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双学位，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与考古、历史、法律、语言学和政治学等系共同开设课程，吸收英语、语言与文学教育、戏剧、电影与创作等院系师资，提供跨学科的“儿童文学硕士学位”；达豪西大学除了开设两年的图书情报学硕士课程外，还与其他学院联合，开设图书情报学与法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双学位计划，为学生提供其他学科背景，增强竞争力；西安大略大学的信息与传媒学院有图书馆情报学研究与媒体研究两个培养方向，突出了学院在媒体研究上的特色[48]。美国ALA认可的50多所专业学院各有特色，夏威夷大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匹兹堡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德雷克塞尔大学的信息工程等都在业内享有盛誉[49]。从国外同行在特色化教育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身现有资源、依据学校学科设置特点开设相关专业课程、突出本校特色是其共同特征，也是图书情报教育特色化发展的现实途径。
3.4 推行图书情报学教育认定标准
教育认定标准是图书情报教育发展的指南，是图书情报教育规模化、职业化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判断教育发展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2002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Shaheen Majid等在对东南亚图书情报学校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学校认为完善教育认定标准有助于行业内部交流，提高图书情报教育质量，使其得到社会更广泛的接受和更高的认同，并能为LIS毕业生带来更光明的就业前景[50]。国际图联在《2006-2009年战略计划》中将制订教育认定标准作为方向之一，提出了“制订并传播图书馆各方面工作的教学指南，既包括图书馆教育学校课程，还包括终身教育计划”的行动方针[51]。目前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图书情报教育认定标准有国际图联(IFLA)的图书情报专业教育指南(第三版)(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Information Education Programs)、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硕士教育认证标准(Standard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 in Library＆Information Studies)、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QAA)的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标准(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等。这些标准对LIS教育的任务和目标、课程设置、教职员、学生、行政管理和财政支持、教学资源和设备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有利于提高图书情报教育的质量。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标准，但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正在组织起草有关的标准专业规范。
与国外由行业协会对图书情报教育机构进行审核和评定不同，中国图书情报教育机构资格的审核和评定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中国图书馆学会并没有对教育机构进行审核和评定的权力，目前也没有比较明确和规范的图书情报教育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为了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长远发展，需要制订合理的认定标准，在办学资质、课程设置、教职员素质、评价和考核方式以及办学资源和设施最低要求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文中部分文华图专数据由博士研究生彭敏惠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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