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晚年评价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评价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林纾有两次重要出场。一次在清末民初，作为小说翻译家，译介了大量西方小说，风靡一时；另一次在五四时期，作为守旧文人的代言人，出面攻击新文化运动，从而遭到新文化的迎头痛击。学术界对林纾的这两次出场，一誉一毁，已成共识。本文认同于学术界的定评，但认为，在林纾晚年出场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动因和手段这两个重要问题上，时论失之武断，影响了林纾晚年评价中的量的估衡。现将这两个问题提出来，重新作一番探析。
（一）
1919年2、3月间，林纾站在旧文人的立场，先后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和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两封公开信，顽固维护封建伦常和文言文，诋毁和攻击新文化运动。论者述及这段历史，都说林纾是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成了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那么，林纾为何跳将出来？换句话说，顽固的守旧文人多多，为什么独独林纾出场攻击新文化的运动，成为守旧文人的代言人？对于这个问题，论者往往不予深究。本文要指出的是，林纾的出场和攻击，乃在新文化人的预谋之中，应着重从新文化人的策略效应的角度来解释。
新文化运动初期，旧派人物尽管对新文化人的反旧伦理、反旧文学恨之入骨，但表面上大多置之不理，采取“默杀”策略，虽然也有个别人公开出来反击，但都缺乏代表性。正如郑振铎后来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事》中所说的，自从新文化人发动文学革命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竟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象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①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之所以发表文章，投入新文化运动，就是为了给当时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们以支持和慰藉，使他们免于既得不到赞同又没有人来反对的寂寞的悲哀。为了打破寂寞，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新文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了一种策略，即选择对手，迫其出场，以便在论战中击败旧思潮、旧文学，确立新思潮和白话文的地位。
1917年1月，钱玄同在看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致函陈独秀，率先喊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把当时旧文学中的桐城派和文选派列为主要抨击对象。桐城派强调义理，效法唐宋诸家，自清代中叶以后就占据了中国古文的正统地位。文选派则注重骈俪、华藻，崇尚魏晋，取法《昭明文选》，与桐城派并行。“民国更元，文章多途，……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②清末民初文坛二派的争雄和消长，在北京大学内部有了强烈反映。自1902年起，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和倾向桐城派的著名文人吴汝纶、严复、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概等人先后在北京大学（前称京师大学堂）执教和担任要职，北大文科为桐城派把持。迄入民国，章太炎一派学者董侃、马裕藻、沈兼士以及刘师培等人相继进入北大，桐城派文人先后去职，北大文科遂为文选派占领。桐城派和文选派先后统治北大文科十数年，钱玄同喊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自此以后，新文化人便把桐城派和选学派视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对手，不断予以抨击。
然而，尽管新文化人“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但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不公开出面反扑。在这种缺少对手的情况下，新文化人不得不再施计谋。1918年3月《新青年》4卷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发表了出自钱玄同手笔、托名王敬轩的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以及刘半农的长篇复函。新文化人之所以演出这场双簧戏，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利用来函把旧文人反对新文学的种种理由罗列在一起，再在复函中逐条驳斥，这样能给反对者以致命的一击。二是利用来函点出旧派代表人物，再在复函中对他们进行评论贬斥，迫使其登场反扑。钱玄同在托名“王敬轩”的信中曲意加以维护和吹捧以供复函抨击的旧派文人，是林纾和严复二人。而林、严二人都属桐城派，在这里，钱玄同选定的打击对象，已由原先的桐城、文选二派，改为桐城一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他之所以不点出文选派人物，可能主要是为了避免使北京大学内部新、旧二派的矛盾和纠纷公开化，给蔡元培校长制造麻烦。因为当时文选派的主要人物大都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碍于同门情面。文选派主将董侃、沈兼士等人，与钱玄同以及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曾是章太炎的门生。同门诸人虽然已经分属新、旧二派，彼此嫌隙日深，但尚未指名道姓进行笔战。在这点上，钱玄同或有徇情。总之，打击对象是集中于桐城派文人了。
当时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已逝世，姚永概等人影响不大。唯严复和林纾，由于翻译大量西方名著和小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仍有相当影响。钱玄同提出的这二人，确实堪为旧文人的代表。然而，在刘半农驳斥王敬轩的复信中，又有新的变化。刘半农对严复一味回护，只强调王敬轩信中所举严复例是附会，而对林纾则大加贬责，全面否定，肆意嘲笑。实际上，刘半农在两个抨击对象中又舍去严复。当时，严复由于列名拥袁称帝的筹安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已弄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因此他的影响已远不及林纾，他的言论也已无足轻重。1919年夏，他得知林纾与新文化人展开论战，便在信中发表了如下一通“宏论”：“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③显然，即使新文化人对他指名攻击，他也不会象林纾那样起来反击的。刘半农可能已料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二人中又舍去严复，只把予头对准林纾，使攻击的目标更为集中。
由上可见，新文化人对守旧文人的攻击和对论战对手的物色，已由最初的桐城、文选二派变为桐城一派，最后又集中到林纾一人身上。迫使主要对手出面反击，本是新文化人的预谋。林纾的出场，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预谋的结果。
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文章事业毫不留情地进行攻击，是由于他们把林纾看作守旧派的代表，是为了迫出对手，击败旧思潮。因此，他们的批判本质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必讳言，他们当时对林纾的贬斥有过分之外和不实之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分贬低他的小说翻译。林纾自己不识外文，翻译小说全靠他人口述，因此新文化人说他选择不精、谬误太多、不忠实厚著等，均是事实。林纾自己早在1908年就已说过：“急就之章，难保不无舛谬。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④但刘半农等人声称始终只承认“林译”是“闲书”，却是故意贬低，失之偏颇。实际上“林译”在清末民初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影响了一代青年。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代文豪，都深受其影响。现在“林译”的意义和地位，学术界已有定评，毋庸费词。
另一个表现是攻击他的古文不通。早在1917年4月，胡适就从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中指出“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称其“不合文法，可谓‘不通’”⑤，试图以此说明古文难学、当废。钱玄同与刘半农在“双簧信”中，又把这句话拿出来数落一番。这有点挖空心思，故意使他难堪。林纾对自己的古文自视极高，不但认为远远高于自己的其他各门造诣，而且认为近数百年来，除了明代归有光外，已没有人的古文造诣比他自己更高。新文化人批评他的小说翻译，林纾也许还不太介意。但指责他古文文句不通，则不啻是当头一棒。不能不引起林纾的极端愤怒。何况新文化人对他的古文的指谪，还有曲解、舛误之处。例如，胡适1918年4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这里所谓“早成笑柄”的林琴南译话，其实是胡适的误引。林纾的原文是：“女接所欢，
，而其母下之”，见于第一部“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关于林译此句的得失和胡适的错此，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的一个注释中曾作了如下评论：“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字古色烂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⑥胡适的舛误，多半出于无心，系错引所致。但林纾必定不这么看。必定认为这是新文化人为了攻击他而故意歪曲事实、捏造“笑柄”。而这必然进一步激发他进行反击的心理。
林纾之所以带着极端仇视的心情率先出来攻击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作为守旧文人的代言人的身份所决定的，但与新文化人对他的过分贬斥嘲笑造成的刺激也有很大的关系。而新文化人对他的那些偏激言论，归根到底也是迫出对手的一种策略。
（二）
逼出对手本是新文化人的策略，然而，一旦林纾公开出场，却又引起了新文化人的极端愤怒。新文化化人的愤怒，主要不是针对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这件事本身，而是针对他所采用的手段。具体说来有两条：一是利用小说对新文化人肆意进行影射和辱骂，二是煽动军阀和政府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武力镇压。这两条罪名至今仍成为论者责斥林纾的主要论据。本文认为，前者虽是事实，但应作具体分析；后者则纯属讹传，应予以澄清。
林纾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中，对新文化人肆意进行影射和谩骂，其中有些做法确实卑劣。例如在《妖梦》中写了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北大校长蔡元培。元绪即是乌龟，林纾据《论语》的注中有“蔡，大龟也”的话，以元绪影射蔡，暗骂蔡元培。这种做法确如当时读者所说：“竟是拖鼻泣的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⑦林纾这种做法，可笑复又可怜。但我们应该看到，在当时新旧思潮的交锋中，谩骂乃常见之事。
实际上，新文化人业已谩骂在先。在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钱玄同便致函陈独秀说：顷见“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⑧这里预计“选学”家、“桐城”派见后要咒骂，而言“妖孽”、“谬种”，实已谩骂在先。此后，钱玄同又反复重申他发明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语，这八字一语便成了当时新文化人抨击旧派文人的通用辞。早在1918年6月，就有读者致函陈独秀，要他忠告钱玄同：“不赞成则可，谩骂则失之”。⑨陈独秀也承认：“玄同先生说‘谬种’，说‘妖孽’，固然是骂人。”⑩钱玄同则回答说：“至于桐城派与选学家，其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贴，及淫书秽画。……此等文章，除了谩骂，更有何术？鄙人虽不文，亦何至竟瞎了眼睛，认他为一种与我异派之文章，而用相对的论调，仅曰‘不赞成’而已哉？”(11)钱玄同不但坦然承认，而且还显得理直气壮。
在当时新旧二派的交锋中，意气用事，出口不净，有所难免。似乎秽语一吐，便可消平几多心中积愤。因此，《新青年》上也常见骂人之语。1918年11月，有读者致函陈独秀指出：“自从四卷一号直到五卷二号，——四卷以前我没有读过。——每号中，几乎必有几句‘骂人’的话”，并对此提出了批评。(12)陈独秀在答信中承认骂人是恶习，表示愿意改正，却又说：“但是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色声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于天下。”(13)显然，在陈独秀看来，谩骂竟也是出于论战的需要。他在另一答读者的信中又说，对于反对之言论，答词的敬慢可分为几等，其中对于“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14)在这里，陈独秀则把“痛骂”作为论战的一种手法。
由此可见，谩骂在当时新派中也是常见的，因而我们也不必对林纾利用小说进行谩骂的行为过于责斥。实际上，当时新文化人也曾对林纾施用过同样手法。例如鲁迅就径把林琴南叫作“禽男”(15)，当然，这只是在私人通信中使用，并不见诸报章。
还有一事需要特别说起：早在当时，林纾自己就公开承认了骂人的错误，并得到新文化人的宽恕。1919年4月13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7号发表一则随感录，题为《林琴南很可佩服》，内容是：“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象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但是他那热心卫道宗圣明伦和拥护古文的理由，必须要解释得十分详细明白，大家才能够相信？”可见，林纾当年就以自己的改过之举取得了新文化人对他“骂人”的谅解；陈独秀们早已不再把他看作一个骂人的卑鄙小人，而只是把他看作卫道、宗圣、明伦和拥护古文的旧派代表人物。所以，我们不必死死抓住他当年“骂人”的错处不放。
所谓煽动北洋军阀镇压新文化运动，乞助于北洋政府之力迫害新文化人，则是林纾的不白之冤。林纾蒙此罪名，系缘于如下几事。其一，林纾在小说《荆生》中，以田必美、狄莫、金心异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写三人聚谈于陶然亭，抨击孔教伦常，主张白话否定古文。忽有一位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出而将他们制服赶走。小说反映了林纾对能制服新文化人的“伟丈夫”的期盼。人们猜测荆生是指皖系军阀头目之一徐树铮，于是便有上述说法。其二，据说当时有一位安福系国会议员张元奇，在国会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意在驱逐陈、胡、钱等新文化人。传说张元奇提出弹劾，是由于林纾的策动。
应承认，说“荆生”暗指徐树铮并非全无根据。徐树铮自称有文武之才，喜读桐城派古文，因而与林纾交好，且聘请林纾到他创办的北京正志学校授课，对林执弟子礼。林纾写小说时想到他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一种索隐。新文化人最初也不认为是指徐，而认为是林纾自指。况且“荆生”毕竟是小说人物，未必定有实指。即使是暗指徐树铮，也不过反映了林纾的一种意愿而已，他并没有真正去煽动。至于说张元奇提出弹劾是林纾的策动，则始终只是一种没有确证的传闻。陈独秀说：“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老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16)可见，在当时，新文化人也只是“听说”而已。
无论是借重政府力量或策动议员弹劾，对于林纾来说都是不大可能的。林纾一向以前清遗老自居，对北洋政府一贯采取不合作态度。1916年初，徐树铮曾替袁世凯游说林纾，欲聘他为高等顾问、参政。林坚决拒绝，并对徐说：“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也。”袁世凯死后，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也曾亲自到林家，恳请他出任顾问。林再次拒绝，事后对人说：“弟虚与委蛇则有之，固未尝贤之，且从之得小利益也。”(17)林纾这种态度是一贯的。他无由为打击新文化人而改变政治态度，转而去借助北洋政府及安福国会的力量。
还有一事，也成为人们认定林纾试图借政府之力压制新文化人的根据。当时北大法科学生、林纾的门生张厚载，曾于1919年2月两次发表通信，造谣说陈独秀、胡适等由于思想过激受到政府的干涉，且陈已离京到津。3月初又再次造谣说他曾访蔡元培，蔡并不否认陈独秀将辞职一事。这些谣言给北大新文化人造成很大的压力。有人便认为，张厚载的造谣，是林纾指使他干的。这种推测看似有理，实难成立。在当时旧派向新派的进攻中，张厚载也是个重要角色。他在1918年5月曾致函《新青年》，表示赞成白话文，肯定文学改良的意义，但对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改良旧戏的一些论点提出异议。从这封信看，他虽然偏爱旧戏，但与林纾的观点并不一致，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旧派人物。但因为他对旧戏的看法受到陈独秀等人的批评，便恼羞成怒，与《新青年》诸人反目成仇。胡适曾表示“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但钱玄同却威胁说，如果胡适看得起张厚载，他便要脱离《新青年》(18)。这种态度过于不能容人，客观上促使张投入旧派阵营。总之，在当时林纾系出于思想观点与新文化人的对立，张厚载则主要是由于心胸狭小，出于报复心理。因此，张厚载的攻击，不可能亮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只能靠造谣、毁谤，恶意中伤。1919年3月，他公然写信给蔡元培，称：“《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19)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对于发布攻击新文化人之作、挑逗新旧人物之争是何等主动，完全不必林纾来指使。林纾要他代为收回《妖梦》一篇，他竟找出借口顶住不办，可见，他也未必服从林纾的指挥。
平情而论，张厚载散布的言论，也并非毫无凭据。1919年3月4日北大决定当年暑假过后不再设置文理科学长职务，便意味着陈独秀将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况且这项免职还被提前于4月初实行。事实上旧势力早已试图驱逐陈独秀、整顿北大文科，只是由于遭到蔡元培的抵制而未得逞。钱玄同1919年1月7日的日记，曾记载了当时蔡元培对于此事的一个表态：“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职。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写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各国。”(20)可见，至迟在1919年元月初，北大就有关于旧势力迫陈独秀去职的传闻。张厚载是北大学生，容易获得这些传闻。他散布的谣言，便是根据这些传闻炮制出来的。如果以为“谣言”出自林纾，则未免过于舍近求远。总之，没有理由将张厚载散布谣言一事归咎于林纾。
注释：
①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版，第60-61页。
②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37页。
③《与熊纯如书（1919年夏）》，《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9页。
④林纾《西利亚郡主别传序》。
⑤转见《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⑥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页。
⑦见《每周评论》，1919年3月30日。
⑧《钱玄同致陈独秀（1917年1月）》，《陈独秀书信集》第91页。
⑨《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致陈独秀（1918年6月）》，《陈独秀书信集》第216页。
⑩(13)《陈独秀答爱真（1918年12月15日）》，《陈独秀书信集》第232页。
(11)钱玄同《＜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致陈独秀＞答语》，《新青年》4卷6号。
(12)《爱真致陈独秀（1918年11月）》，《陈独秀书信集》第233页。
(14)《陈独秀答崇拜王敬轩者（1918年6月）》，《陈独秀书信集》第218页。
(15)见《鲁迅致周作人（1919年4月19日），《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4页。
(16)陈独秀《林纾的留声机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页。
(17)见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18)《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页。
(19)《张厚载致蔡元培（1919年3月）》，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8-279页。
(20)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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