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请记住，当山地有人居住的时候，考潘人口在迅速增长。随后人们统统放弃了山地，意味着以前靠山地养活的多出来的人口，现在统统成为低地的负担了，越来越多的人为只有1平方英里的低地的食物展开了竞争。农民为争夺好地或任何土地展开了斗争，就象现在卢旺达的情况一样。由于国王无法兑现降雨和繁荣的承诺，他大概成了这次农业惨败的替罪羊，所以我们所知道的最后有国王的日期是公元822年，皇宫也在公元850年左右被焚毁。
玛雅人制造石器工具所用的黑曜岩，经年代测试，说明考潘地区人口的下降速度，比国王和贵族的消失信号更缓慢。估计在公元950年人口还有1.5万人左右，是高峰期的55％。人口继续下降，直到约公元1235年以后，该地区才找不到有人的迹象。之后森林树木花粉的再次出现，也证明了低地地区已经没有人烟。
这里所叙述的玛雅历史和考潘的详细情况，足以说明我们何以称之为“玛雅的崩溃”。但玛雅故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这至少有5个原因。玛雅不仅经历了这个主要的古典期崩溃，古典期以前还有过至少两次较小的崩溃，约在公元150年和600年，古典期后也有过小规模崩溃。古典期崩溃很明显不是彻底崩溃，因为还有数万玛雅人存活下来，他们居住在水供应比较稳定的地区，遇到了西班牙人，并展开厮杀。在某些地方人口衰亡比长数日期数的衰落要缓慢。许多城市的衰亡只是“权力循环”而已，即城市间此消彼长，总人口没有变化。最后，玛雅地区不同地方城市的兴衰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有些考古学家只看到这些复杂因素，根本不承认有过什么“古典玛雅的崩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何以解释玛雅人口的90％～99％在公元800年左右消失了呢？何以解释王国制度、长数历法、其他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都一起消失了呢？不过，首先要搞清战争和干旱的作用，才能理解上述文明的消失。
考古学家长期认为古玛雅人是性情温和的和平民族。可现在知道，玛雅战争是激烈的、长期的、不可调和的，因为食物供应和运输的限制使玛雅各候国不可能连成一个大帝国。考古记录显示，到古典期崩溃时，战争更加激烈频繁。二战后各类考古发现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许多玛雅遗址周围都有坚实的防御工事；1946年发现的波拿蒙派克遗址的石头纪念碑和壁画上刻着战争和俘虏的生动画面；对玛雅文字的解读发现都是皇家吹嘘征服的铭文。玛雅国王相互打仗，以俘获虐待对方为能事，其中一个不幸的失败者就是考潘的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就是我们难以忘记的“兔18国王”。
人们一再提到的干旱，也是理解古典玛雅崩溃的重要因素。玛雅文明的兴起可能是公元前250年开始的多雨时期所促进的，公元125年以后的暂时干旱与有些地方发生的一次前古典小规模衰落有关。这次衰落之后又恢复了多雨时期，建造了古典玛雅城市，约公元600年发生了又一次干旱，造成蒂卡尔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衰落。最后，约在公元750年，发生了过去7000年里最严重的干旱，到800年左右干旱达到顶峰，古典期的崩溃可能与此有关。
受古典期崩溃影响最大的地区是南部高地，两个主要原因已经说过，一个是该地区人口稠密，另一个是地势高，离水位线太远。古典玛雅崩溃期间，这里人口减少了99％。1524～1625年，科泰斯（Cortes）率领西班牙军队经过曾经居住着几百万玛雅人的地区时差点饿死，因为那里已经荒芜人烟。西班牙军队行军路线离开蒂卡尔和帕伦克等古典大城市的废墟只有几英里，但没看到一个人影。
人们从古典玛雅的崩溃中看到了越来越熟悉的征象。一个征象是人口超过了可支配资源：这个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1798年就预见到这个难题。韦伯斯特在《古玛雅的衰亡》中言简意赅地说道，“太多的农民在被过度利用的土地上种植了太多的庄稼。”人口在增长，由于砍伐森林和山土流失，可用地面积反而减少了。
另一个征象是随着增多的人口争夺减少的资源，战争频仍起来。已经成为地区特色的玛雅战争在崩溃前达到了顶峰。这并不奇怪，想想看，一个比科罗拉多州还小的地方居然挤了至少500万人。按照农耕社会的标准，这个密度是相当高的。
使事情恶化的是干旱。这虽然不是玛雅第一次经历的干旱，却是最严重的一次。以前遇到干旱时，玛雅地区尚有无人居住的地方，干旱地区的人可以迁移到别处以求生存。但到古典崩溃期，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无人居住的可用地了，依然有可靠水源的少量区域便无法容纳全部人口。
最后一个征象是政治征象。为什么国王和贵族看不到问题呢？显然，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使自己富裕、如何打仗、如何建纪念碑、如何相互竞争、如何向农民勒索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他们的全部活动等短期目标上了。就像人类历史上大多数领导人一样，玛雅国王和贵族没有闲暇来关注长期问题。
这些征象在今天怎么样呢？美国同样处在国力的顶峰期，同样遇到了许多环境问题。大多数人都有了越来越拥挤的感觉和压力感。住在美国大城市的多数人不断碰到上班耽搁的事，因为人数和车辆数的增长速度比道路发展得快。许多人对世界遭遇到人口问题这个观点在抽象的理念上表示怀疑，可是同样是这些人，却不断抱怨他们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拥挤、空间狭小和交通问题。
美国的许多地方都遇到了用水受制的问题；砍伐业和西部山区的森林管理措施造成了森林火灾；北部大平原地区的盐化、干旱和气候变化夺去了耕地。许多人经常遇到空气质量问题，有些人也遇到水质和水口味的问题。美国正在丧失经济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美国已经失去了美国栗树、大岸滩鳕鱼场、蒙特里沙丁鱼；正在失去旗鱼、金枪鱼、切萨皮克湾牡蛎和榆树；表层土也在渐渐流失。
不止如此，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通过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当前国民经济紧缩的形式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紧缩本身就是与石油依赖有关的政治问题的部分结果。美国的许多地区面临着清除有害物质的巨大压力，最严重的是蒙大拿矿山和皮萨切克湾区域。美国还面临着费用昂贵的消灭从其他大陆传播来的几百种有害物种的问题，如斑马贝、地中海果蝇、亚洲长角甲虫、水风信子和有斑矢车菊，这些东西正在影响美国的农业、森林、水道和牧场。这些环境的特殊问题加上其他许多一般的问题，从资源损失、清除和恢复的成本，以及为失去的资源寻找替代物的成本的角度看，代价是十分巨大的。有些问题，尤其是空气质量和有害物质问题，还要求付出保健成本，这个成本无论以美元计算还是以寿命缩短或生活质量下降来衡量，都是巨大的。即使不算上国外环境问题需要美国支付的成本（例如由国外环境问题招致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内的环境问题成本就已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美国糟糕的前景中最好的一种就是经济的缓慢衰退，就像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当初发生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就在不知不觉之间，美国的经济已经踏上了衰退之路。不妨仔细算算美国的国家债务、政府每年的预算赤字、失业统计以及投资和养老金的价值吧。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环境问题还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如今环境遭到破坏、人口过密的遥远国家的环境问题也成了美国的问题。人们对全球化的习惯思维方式是：富裕的第一世界在把好东西（如互联网和可口可乐）传递给第三世界穷国。其实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交流和运输的改善而已，许多东西是双向传递的，不仅仅是第一世界把好东西传递给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现在也可以有意无意地把它们的坏东西传递给第一世界，如恐怖分子、艾滋病、SARS、霍乱和西尼罗河热病等病毒，以及其他一些第三世界问题。美国已经不再是3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是个严密的堡垒了，它已经与其他国家不可逆转地连在了一起。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也是最大的输出国。美国社会早就选择走与全球连锁这一条路了。
这就是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稳定性问题现在都会影响美国、影响美国的贸易路线、海外市场和海外供应商的原因。如果在10年前，请一位政治家列出一张由于遥远、贫穷和弱小而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没有关系的国家的名单，那么首选的国家应该是阿富汗和索马里，但不久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便突然增强，竟使我们必须派军队去了。由此可见美国现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是多么强烈了。玛雅的“全球化”仅仅局限在尤卡坦地区：尤卡坦南部的玛雅人影响了北部的玛雅人，可能对墨西哥地区也有影响，但绝不会影响到索马里。那是因为玛雅的运输很慢，而且是短途的，运输量也很小。我们的运输却快得多，运输量也大得多。玛雅人生活在“全球化的”尤卡坦地区，而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地球上。
如果上面的推论算得上非常浅显明白的话，人们就会奇怪：为什么如今的掌权者没有看到这点呢？为什么玛雅及其他古文明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看到并解决他们的问题呢？当玛雅人看到人们在砍伐考潘山坡上的最后一个松树时，在想些什么？前事不忘，后事之鉴。古文明社会之所以不能预见到即将出现的问题，或问题出现了却不能感觉到，或即使感觉到了却无法加以解决，存在着至少十几个原因。所有这些原因现在依然在起作用。现在来谈谈其中的三个。
第一，察觉上下波动很厉害的某些量的缓慢趋势是较困难的，例如季节性温度、年降雨量和一些经济指标。如果尤卡坦的年降雨量忽上忽下，有几倍的落差，玛雅人就难以及时察觉即将来临的干旱，等到醒悟为时已晚。由于存在着自然波动情况，所以所有气候学家只是在最后的几年才能确定气候变化的现实，所以我们的总统迟迟不肯相信，坚持要多做些研究来测试测试。
第二，即使问题已被察觉，掌权者由于其短期利益与我们大家的利益存在冲突，就可能不会努力去解决问题。抽取石油，砍伐树木，肆意捕鱼，由于能带来钱财和威望，对上层人物可能很有利，但从长期看对社会整体（包括上层人物的孩子）却是有害的。玛雅国王只关心自己的声望（需要更多更大的庙宇），只关心下次战争能不能打赢（需要更多的追随者），却把普通人及其后代的幸福抛诸脑后。我们如今社会中那些具有最高决策权的人，照例通过对整个社会及他们本人的后代有害的活动来赚钱；这些决策人物包括安然公司的执行官员，许多土地开发商，以及对富人减税的提倡者。
最后，人们很难承认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政策是合理的。例如，个人自由信念以及对大政府的不信任在美国人心中已经生了根，这些信念在一定场合的一定程度下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大政府要行使其合法作用，确保个人使自己地产价值最大化的自由权不能削弱全体美国人的集体土地价值的话，上述信念就会使我们难以接受这种作用。
并非所有的社会都会犯致命的错误。世界上也有繁衍数千年没有崩溃的社会，如爪哇、汤加和日本（1945年前）。如今，德国和日本很成功地管理着他们的森林，其森林面积还在扩大。阿拉斯加的鲑鱼和澳大利亚的龙虾正在受到可持续性管理。多米尼加共和国还不是个富国，却已经制定了一套备用的保护区综合系统（包括全国大多数自然居息地）。
有些社会具有良好的环境意识，有些社会却没有，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显然，答案一部分在于领导人个人的智慧。答案的另一部分在于，社会的组织结构要使决策者与民众固有的利益冲突达到最低化。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使得安然公司、蒂科公司（Tyco）、阿代尔非公司（Adelphi）的执行官员官能够正确地计算出，如果他们掠夺公司财物的话，他们就能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们很可能可以带着掠夺物悄然离去。使这类利益冲突最小化的社会范例是荷兰，荷兰公民可以说是全球环境意识最强的，他们参加环境组织的人数最多。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我去荷兰旅行，我在驾车驶过乡间时，对我的三位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说，你朝四周看看，你看到的这些农田都在海平面以下。荷兰总面积的1/5在海平面以下，比海平面低22英尺，因为这些地方过去是浅水湾，是我们筑堤坝围住，慢慢抽出水才出现陆地的。人们把这些土地称作“圈海低地”。人们大约是从一千年前开始在低地中朝外抽水的。如今还在把慢慢渗入的水抽出去。风车过去就是派这个用场的，带动抽水机把低地里的水抽出去。现在则使用蒸汽、柴油或电力抽水机。在每一块低地中都排列着抽水机线，从离海最远的地方开始，依次抽水，最后一台抽水机把水送进河里或海里。大家不管穷富都生活在低地里。并不是富人住在高高的堤坝上，穷人住在海平面之下。如果堤坝崩溃，大家就一起淹死。
纵观人类历史，所有民族都与其他某些民族相互关联，都住在“低地”中。在玛雅，低地就是尤卡坦及周围地区。当尤卡坦南部的古典玛雅城市衰亡的时候，难民也许涌向了北部，但不会逃到弗罗里达去。如今，整个世界成了一块低地，甚至阿富汗和索马里发生的事也会影响到美国人。如今的确与玛雅人时期不同，但这种不同却不是值得庆贺的：如今的人口更多，有杀伤力更强的破坏技术，面临的是全球的崩溃，而不是地区的崩溃。所幸的是，还有一点与玛雅人不同，那就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