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与西域关系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西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
乌孙成为汉的属国之后，汉对乌孙擅行赏罚，恩威并施。兹据《汉书·西域传》罗列主要事迹，参以其它记载，略作考证如下：
1.《汉书·西域传》载：“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①，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卒百人送马。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后都护韩宣复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李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不许。后段会宗为都护，招还亡畔，安定之。”
今案：据《汉书·宣帝纪》，解忧归汉为甘露三年冬，则元贵靡之死，星靡之立可能均在同一年。星靡因系元贵靡之子，故汉竭力扶助之，既遣冯夫人镇抚，又赐属官印绶，韩宣罢免之奏不许，会宗且为之招还亡畔。星靡怯弱，亦为汉进一步控制乌孙大开方便之门。
2.《汉书·西域传》：“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弍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弍亡，阻康居。汉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讨焉。安日使贵人姑莫匿等三不诈亡从日弍，刺杀之。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缯三百匹。”
今案：星靡之死，一说在竟宁元年（前33年）②，一说在成帝建始初（前32年）③。前文既称段会宗任都护后曾为星靡招还亡畔，而会宗首任都护始于元帝竟宁元年，迄于成帝建始二年，故两说均可通。又，《汉书·段会宗传》有云：“小昆弥安日前为会宗所立”，知此处“使者”指段会宗。会宗首任西域都护既更尽于建始二年，知安日之立在是年之后，而拊离被杀之上限为建始二年会宗更尽之后④。
又，《汉书·陈汤传》载：“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⑤、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此处围困段会宗的乌孙兵可能是日弍所率领⑥。
一则，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建始四年（前29年）三月甲申，右将军王商为丞相”。又载：“河平四年（前25年）四月壬寅，丞相商免。”同书“陈汤传”既称会宗上书、丞相商等议数日未决，知乌孙兵围会宗一事发生在前29～25年之间。在这段时间内，乌孙大昆弥为雌栗靡，小昆弥为安日。雌栗靡与汉并无矛盾，围会宗者不可能是雌栗靡。安日本会宗所立。据《汉书·段会宗传》，会宗再任都护时，因德会宗，曾往蔼于龟兹，故围会宗者亦不可能是安日。当时与汉为敌的只可能是日弍。日弍很可能不满会宗立安日，乃发兵围会宗，见事不成，亡阻康居。当然也可能奔康居在先，借康居兵围会宗。只因围攻数日而解，故不见载于“西域传”和“段会宗传”，而在“陈汤传”刻划陈汤时叙及。
二则，《资治通鉴·汉纪》系乌孙兵围会宗一事于建始四年，是时王商已为丞相，而会宗作为使者到达乌孙，立安日为小昆弥，又及日弍亡阻康居也完全可能在这一年。又，日弍被杀于廉褒任都护时（前30～28年）与以上推算亦无不合。
据《汉书·段会宗传》，会宗前后凡二任西域都护，再任都护于成帝阳朔四年（前21年），迄于鸿嘉二年（前19年）。因此，同书“陈汤传”称日弍所围困的会宗为“西域都护”，犹如同书“西域传”称元康二年的肖望之为“大鸿胪”一样，有欠确切。
3.《汉书·西域传》载：“后安日为降民所杀，汉立其弟末振将代。时大昆弥雌栗靡健，翖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小昆弥末振将恐为所并，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待子在京师者。久之，大昆弥翖侯难栖杀末振将，末振将兄安日子安犂靡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诛末振将，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太子番丘。还，赐爵关内侯。是岁，元延二年也。”
今案：安日之死，当在鸿嘉三年或四年（前18/17年）。盖据《汉书·段会宗传》，“会宗更尽还，以擅发戊己校尉之兵乏兴，有诏赎论，拜为金城太守，以病免。岁余，小昆弥为国民所杀，诸翖侯大乱。”会宗更尽于鸿嘉二年（前19年），其后“岁余”应为三年或四年。同传又载，“征会宗为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乌孙，立小昆弥兄（应为“弟”）末振将、定其国而还。”知立末振将者为段会宗，其事或在鸿嘉末、永始初（前17/16年）⑦盖立末振将在会宗“病免”之后“岁余”，而会宗金城太守任期不明。
《汉书·段会宗传》又载，会宗定乌孙后，“明年，末振将杀大昆弥。会病死，汉恨诛不加。元延中，复遣会宗发戊已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知末振将立之明年，便杀雌栗靡。其立若在鸿嘉末、永始初，则雌栗靡死于前16/15年，段会宗立伊秩靡为大昆弥或在永始二年或三年（前15/14年）。又，会宗既诛番丘于亢延中⑧，则末振将死于亢延二年（前11年）之前。传文称末振将“病死”，而同书“西域传”载末振将为难栖所杀；当以后者为是。
4.《汉书·西域传》载：“会宗以弍侯难栖杀末振将，虽不指为汉，合于讨贼，秦以为坚守都尉。责大禄、大吏、大监以雌栗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末振将弟卑爰疐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余口北附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畏之，亲倚都护。”
今案：《汉书·匈奴传》载：“至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乌孙庶子卑援疐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冷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人，略千余人，疐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趋录为质匈奴。单于受诏，以状闻。又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援疐质子。单于受诏，遣归。”此处所谓“乌孙庶子卑援疐”可能便是“西域传”所载“北附康居”的末振将弟卑爰疐北附康居，应为借康居威势，与乌孙大小昆弥鼎足而三。汉令单于还其质子，并非回护卑爰疐，无非是担心单于与之相勾结。同书“息夫躬传”以下记载可以为证：“会单于当来朝，遣使言病，愿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疐强盛，居强煌之地，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强之威，循乌就屠之迹，举兵南伐，并乌孙之势也。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
5.《汉书·西域传》载：“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⑨，大昆弥伊秩靡与单于并入朝，汉以为荣。至元始中，卑爰疐杀乌日领以自效，汉封为归义侯。两昆弥皆弱，卑爰疐侵陵，都护孙建袭杀之。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
今案：大昆弥入朝是宣帝甘露以来西汉与乌孙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元始中，卑爰疐杀乌日领以自效，旨在得汉承认，以便统一乌孙。故卑爰疐得汉封后，便侵陵两昆弥，汉于是命孙建袭杀之⑩。同书“段会宗传”载：“小昆弥季父卑爰疐拥众欲害昆弥，汉复遣会宗使安辑、与都护孙建并力。”知杀卑爰疐是朝廷意志。
又，汉分立两昆弥，本意在分而治之，而其根源可追溯至武帝时昆莫猎
靡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分立之后，两昆弥矛盾不断，汉不得不一再干涉其间，因此或屯田赤谷，或徙已校姑墨，或发戊已校尉之兵，或赂赠以金币、印绶；仅段会宗便四使乌孙，故传文称“汉用忧劳”。
6,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据《汉书·王莽传》，“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大昆弥者，中国外孙也。其胡妇子为小昆弥，而乌孙归附之。莽见匈奴诸边并侵，意欲得乌孙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弥使置大昆弥使上。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大昆弥，君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今案：首任小昆弥乌就屠，是翁归靡与匈奴女之子，传文所谓“其胡妇子为小昆弥”者指此。而满昌奏称大小昆弥有君臣之分，小昆弥自乌就屠以后一直是承认的。这也许是大昆弥的名字均以“靡”结尾，而小昆弥之名不以“靡”字结尾的原因(11)。唯一的例外是安日之子称“安犁靡”，但我认为此名衍“靡”字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否则，便是安日之子即小昆弥位后，不甘心“小号”，僭称“安犁靡”。果然，则王莽序小昆弥使于大昆弥使之上，不仅是王莽之权变，也是当时形势使然。
又，王莽因当时“匈奴诸边并侵”而“欲得乌孙心”，似乎莽新与乌孙关系又回到了武帝时代。然而王莽采取的办法竟是尊小昆弥而贬大昆弥，殊不知乌孙人心附小昆弥的原因之一，应是小昆弥为“胡妇子”，得扙其母家之势。
以上是西汉与乌孙关系的第四阶段，乌孙为西汉之属国。
（十二）
武帝在遣使张骞使乌孙的同时，积极开辟通西域的道路，经营西南夷以求通大夏既屡受挫折，便将注意力转到匈奴控制相对薄弱的西域南道。首当其冲的是楼兰国。
楼兰国都于罗布泊西南，当南道。张骞首次西使归国时很可能经过楼兰，张骞使乌孙时也可能取道该地(12)。
据《汉书·西域传》，“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这应该是元朔三年，特别是元鼎二年以降的情况。这说明西汉通西域最初是取南道的，具体而言，乃自阳关，循阿尔金山北麓西行至罗布泊西南楼兰的都城后，或循昆仑山北麓继续西行，往赴南道诸国，或自楼兰都城北上当时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姑师，复自姑师沿孔雀河西行，往赴北道诸国。这主要是因为天山东端匈奴势盛，使者难以通行。
又据《汉书·西域传》，武帝既苦于楼兰、姑师遮拦汉使，又闻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乃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今案：据同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赵破奴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而王恢封浩侯在元封四年“正月甲申”。因此，《资治通鉴·汉纪》系破楼兰、姑师于元封三年。又据“功臣表”，王恢“以故中郎将将兵捕得车师王，侯”。而“西域传”仅载“虏楼兰王”。两者未知孰是。又，赵破奴打击的目标是姑师，然而其先遣王恢先至楼兰，可知汉兵是循阿尔金山北麓，抵达楼兰国都扜泥城后，再北上进攻姑师的。自姑师沿孔雀河西进可赴北道诸国，姑师击破，始能“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此后，据《汉书·西域传》，“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这表明从元封三年起，楼兰自完全臣服于匈奴转变为两属于汉与匈奴。这里没有提到姑师，这很可能是姑师在其王被俘后，余众越过库鲁克塔克山北投匈奴了。这以后的“姑师”，史称“车师”(13)。
楼兰虽两属，然因匈奴之势正盛，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汉书·西域传》载：“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今案：据同书“匈奴传”，“闻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还，单于欲遮之，不敢”；知“西域传”所谓“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在太初三年冬，时李广利亲率大军沿南道还。而任文捕得楼兰王且“将诣阙”或已是太初四年。又，楼兰王对武帝所说的一席话，概括地道出了处于汉匈两大势力争夺之下西域小国的处境。“两属”既不可避免，又难以维持。
楼兰王归国后，不得不亲汉，汉不仅使之候司匈奴，据《汉书·西域传》，还发其兵击车师，时在天汉二年（前99年）。这是西汉首次发楼兰国兵。以后汉击车师时，每每发楼兰（或鄯善）国兵，以致该国职官有“击车师都尉”和“击车师君”。
《汉书·西域传》又载：“征和元年（前92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楼兰更立王，汉复责质子，亦遣一子质匈奴。后王又死，匈奴先闻之；遗质子归，得立为王。汉遣使诏新王，令入朝，天子将加厚赏。楼兰王后妻，故继母也，谓王曰：‘先王遣两子质汉皆不还，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计，谢使曰：‘新立，国未定，愿待后年入见天子。’”这则记载生动地说明了西汉与匈奴为争夺楼兰采用的外交手腕。征和初，匈奴于焉耆、危须、尉犁间置僮仆都尉，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楼兰地处交通要冲，亦匈奴所必争之地。终于因匈奴质子先入为主，楼兰又亲匈奴而疏汉。汉竟绳楼兰质子以汉法，不能不说是失策。
《汉书·西域传》又载：“然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惩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今案：姑师北迁后，罗布泊西北亦归楼兰国，故此处称楼兰国“当白龙堆”，而楼兰的位置愈重要，作为当道国，负担也愈沉重，不仅有劳役，还有兵役，同传称，汉于征和三年，再发楼兰国兵击车师。在这种形势下，匈奴反间易入，楼兰倒向匈奴，而有遮杀汉使之事。同书“傅介子传”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辈，及安息、大宛使，盗取节印献物。”知楼兰不仅杀死西去的汉使者，也杀死东来的西域诸国使者，起到了阻断汉与西域诸国交通的作用，这显然是西汉所无法容忍的(14)。
于是，据《汉书·西域传》，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遂斩王尝归首，驰传诣阙，县首北阙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今案：据同传，介子刺杀楼兰王尝归（应即同书“傅介子传”所见“安妇”）后，告谕其国人曰：“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而“傅介子传”称：“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知前王遣一子质汉，即尉屠耆；一子质匈奴，即安归，两者系兄弟。安归立后，其后妻称“先王遣两子质以皆不还”，尉屠耆归国时亦自称“身在汉久”，可见前引“西域传”所谓“尉屠耆降汉，具言状”，所言者并非安归立后事情，而传文“楼兰国最在东垂”至“数遮杀汉使”一节所描述的，既是安归以前，也是安归以来的情况。又据“傅介子传”，介子使大宛归国，“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于是白遣之。”龟兹王易得，而楼兰王安归，据同传，“不亲”介子，本不易得，霍光令介子先刺楼兰王，显然是因为楼兰的重要性超过龟兹。至于汉刺杀匈奴所立安归，扶植亲汉的尉屠耆，遣将在伊循屯田积谷，都是为了消除导致楼兰反复的因素。果然，楼兰即鄯善从此附汉。宣帝时，据“西域传”，汉“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
（十三）
鄯善以西，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尚有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六国。另外，散处昆仑山谷者尚有若羌、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乌秅难兜十一国。然而与西汉关系有文献可考者仅扜弥、于阗、莎车和若羌四国。其余诸国（难兜除外）只知道曾一度属西域都护。以下依次考述这四国与西汉的关系。
1.扜罙国。扜罙是张骞首次西使归途所经诸国之一(15)。张骞使乌孙时又曾遣副使使扜罙。《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扜罙曾遣使“随汉使献见天子”。扜罙是最早同西汉有往来的西域城廓诸国之一。
据《汉书·西域传》，扜罙国“东北与龟兹”接。同传又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
今案：贰师将军击大宛还军时亲率大军走南道，还可能分军走北道。广利既抵扜弥，得闻赖丹为质事，乃遣使责龟兹。而“将赖丹入至京师”应为太初四年春(16)。又，据《史记·大宛列传》，“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由此可见，“外国皆臣属于汉”的局面是在李广利伐宛凯旋时开始形成的，而扜弥是最早属汉的西域国家之一。
又，桑弘羊上疏建议屯田轮台，事见《汉书·西域传》，时在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汉遣赖丹田轮台，《资治通鉴·汉纪》系于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不久因赖丹被杀，屯田未果。
《汉书·西域传》又载：“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今案：所谓“常惠使乌孙，”指常惠封侯之后，奉诏以金币赐有功的乌孙贵人，时在本始四年。
西汉与扜弥（扜罙）的关系见诸记载者仅此而已。大致双方交通以来，一直维持着较好的关系。
2.于阗国。和扜弥一样，于阗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归途所经诸国之一(17)。张骞使乌孙时，亦曾遣副使使于阗。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西使归国后向武帝报告，大宛之东有扜弥、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此后，传文又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有关情况到了《汉书·西域传》描述的时代似乎更为清楚了：“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由此可见，西汉使者不止一次到过于阗及其附近地区，除采集玉石外，还对于阗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所谓“河源”作了当时力所能及的考察。
3.莎车。西汉与莎车的关系，主要见诸《汉书·西域传》的一则记载：
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今案：万年系翁归靡与解忧次子，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意在同时取悦于西汉和乌孙，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莎车小国，或非偶然。万年“初立”，即因故被杀，送万年抵莎车的汉使，未及归国，遂一并被杀。可知万年之立，不过一年，或在地节之末。
呼屠征之反，亦见《汉书·冯奉世传》；据载：奉世送大宛客主伊循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
今案：呼屠征扬言北道诸国皆属匈奴，不过虚张声势。当时龟兹已经附汉，都护等又均在北道，呼屠征所能联络者，不过南道数国而已，既得不到匈奴支持，遂不堪奉世一击。莎车从此附汉。
此外，据《汉书·西域传》，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曾发莎车兵击焉耆。时在西汉亡后，附见于此。
又，《流沙坠简》“廪给类”载汉简：“使莎车续相如”云云。“续相如”，见《汉书·景武昭元成功臣表》：“承父侯续相如，以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户。太始三年（前94年）五月封。”简文“续相如”前不冠封号，“使莎车”或在太始三年之前(18)。
4.婼羌国。《汉书·西域传》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者五百人。西与且末接。……西北主鄯善，乃当道云。”又载：小宛国“东与婼羌接”。戎卢国“南与婼羌接”。渠靳国“西与婼羌”接。于阗国“南与婼羌接”。难兜国“南与婼羌”接。今案：婼羌是一个“户四百五十”的小国，西与且末、小宛接尚属可能，同时复与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相接，就无法理解了。因此，只能认为，婼羌种的分布地域甚广，而传文“婼羌”条所载仅其“王号去胡来王”之一支(19)。“去胡来”有可能是Tochari之音译。师古注：“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不过是在汉译时汉人赋予的意思，与本义无涉。质言之，这个婼羌国的臣民为婼羌种，其王（或王族）则可能是吐火罗种(20)。与西汉发生关系的婼羌人中，无疑包括由去胡来王统率的一支，但也可能包括其他婼羌人在内。兹据有关资料述考如下：
(1)《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首次西使归国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南山”既可能指汉南山即今祁连山，也可能指西域南山即今昆仑山、阿尔金山，甚或包括汉南山和西域南山两者。因此，此处所谓“羌中”，既可能指今祁连山的羌人居地，又可能指去胡来王的婼羌国，或与戎卢、渠勒、于阗等国邻接的其它婼羌人的居地。但是，如果考虑到张骞很可能是沿南道到达罗布泊西南的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的姑师，在自姑师东走途中被匈奴拘捕的，所谓“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计划而已，则“羌中”只可能指祁连山的羌人居地(21)。
(2)《汉书·赵充国传》载宣帝诏有云：“今诏……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四千人”击婼羌。据同书“宣帝纪”，事在神爵元年。今案：此处所谓“婼”，果即婼羌，则应在今祁连山一带。由此可见，祁连山一带亦有鞬羌。又，诏书提到的“月氏”或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见“湟中月氏胡”。
(3)《汉书·韦玄成传》载王舜、刘歆之议曰：“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此处所谓“婼羌”亦称“南羌”，见《汉书·西域传》赞：“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肩，隔绝南羌、月氏。”由此可见，今祁连山一带确有婼羌。汉设河西诸郡，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隔绝匈奴与这一带婼羌的联系。
(4)《汉书·西域传》载，元始中，“去胡来王唐兜，国比大种赤水羌，数相寇，不胜，告急都护。都护但钦不以时救助，唐兜困急，怨钦，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去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书言状。”时王莽秉政，遣使告单于“不当得受”。单于乃执唐兜等付使者。莽诏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之。今案：这是去胡来王一支婼羌与西汉关系的唯一记载。《资治通鉴·汉纪》系唐兜事于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近是。唐兜事件是西汉在西域统治不稳的迹象之一。
（十四）
武帝元封三年，汉军在破楼兰后，立即击姑师，俘虏其王。汉军所击姑师位于罗布泊西北。张骞首次西使归途曾经过该处，后来他使乌孙时又曾取道该处(22)。据《史记·大宛列传》，姑师使者曾“随汉使献见天子”。姑师也是较早和西汉发生关系的西域城廓国家之一。
姑师被击破，其王被俘虏后，余众越过库鲁克塔克山投奔匈奴。史籍称此后占有博格多山南北的姑师为“车师”。(23)“车师”与“姑师”实为同名异译。
为了打通西域北道，全面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西汉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车师。
《汉书·西域传》载，“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这是西汉第一次攻击位于博格多山南北的车师，故传文称“始击车师”。(24)这次攻击的目的主要在配合汉军在天山东端对匈奴的进攻。盖同年汉遣李广利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由于匈奴回援及时，汉军无功而回。
《汉书·西域传》又载：“征和四年（前89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九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今案：《汉书·武帝纪》载，“〔征和〕三年……三月，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知前引“西域传”“征和四年”应作“征和三年”。或以为马通所至“天山”即今时罗漫山，其实未至“车师北”，故车师之降与马通无关。“武帝纪”归降车师功于马通非是(25)。我认为，结合“西域传”“道过车师北”的记载，“武帝纪”所谓“至天山”未必专指时罗漫山，盖无法排除马通在到达时罗漫山后，继续西进、经过车师之北的可能性(26)。至于车师之降，固然是开陵侯率诸国兵围困的结果，但与重合侯军至天山，迫使匈奴兵撤退不无关系。“武帝纪”所谓“因降车师”不过叙述事情之因果，并无归功马通之意。
又案：征和三年击车师的目的和首次相同，也是配合汉军在天山东端对匈奴的进攻。车师投降，或出乎汉意料之外。据《汉书·匈奴传》，“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可知汉得车师后，并未驻守。汉军退去后，车师之地当复归匈奴。
昭帝末，据《汉书·西域传》，“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时在本始三年。嗣后，据同传，“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盖自昭帝元凤年间楼兰附汉以来，车师对匈奴更为重要，势在必争。乌贵得立为王，无疑是得到匈奴支持的。而由于乌贵的亲匈奴立场，汉实际上又失车师。
《汉书·西域传》又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地节三年，“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27)由于车师王乌贵降汉，汉又得车师。
《汉书·西域传》又载：“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今案：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以及郑吉田车师，均为地节四年之事，其余则不妨认为是三年秋以后之事(28)。汉田车师，说明汉已决心占有车师。
又，《汉书·匈奴传》称：“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上分田车师地以实之。”按之同传有关记载，“其明年”应为地节三年，但“西域城郭共击匈奴”云云其实是地节二至三年间发生之事。“得其王及人众”，其实是得其王妻子，王乌贵奔乌孙。“汉益遣屯土分田车师地”应为地节四年之事。因而，“匈奴传”可补充“西域传”者为：地节三年，匈奴立兜莫为车师王，东迁其余民，郑吉遂于翌年遣吏士“以实之。”(29)
《汉书·西域传》又载，汉田车师，匈奴深为不安，“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顾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今案：以上诸事、同书“匈奴传”记作：“其明年（地节四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匈奴遣左右奥杅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者，不能下。”其中提到左右奥杅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结合“西域传”、“冯奉世传”有关奉世定莎车之乱的有关记载，可以考知时为元康元年。是年应即郑吉上书之年。而“西域传”所谓“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如结合“匈奴传”“后二岁”的记载，则应指元康元年至元康二年之事(30)。又，“西域传”既称元康二年乌孙大昆弥翁归靡因惠上书，知长罗侯扬威车师之年为元康二年。是年，汉罢车师屯田。
《汉书·西域传》又载：“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乌贵，将诣阙，赐第与其妻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
今案：扶立军宿，令居渠犁，恰似地节三年匈奴扶立兜莫，东迁其众，都是力不从心的缘故。其实，复得“车师故地”的匈奴亦已精疲力竭。此时汉匈双方的形势，《汉书·魏相传》亦有记载：“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相上书谏曰：“……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所谓“有善意”，正是衰弱的表现。匈奴如此，汉亦困难重重，用巍相的话来说：“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这便是汉罢车师屯田的原因。
嗣后，据《汉书·宣帝纪》，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骑都尉迎日逐破车师。”今案：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于焉耆、尉犁、危须间，管领西域。日逐降汉，车师势孤，遂破。同书“郑吉传”载宣帝诏称吉“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知车师人曾抵抗汉军于兜訾城。以日逐降汉为契机，西汉与车师乃至整个西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车师既破，据《汉书·西域传》，汉“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今案：胥鞬，疑与《后汉书·西域传》所见车师后部地名“且固”为同名异译(31)。北胥鞬或即后来且固城所在地。宣帝本始年间匈奴屯田车师，可能就在这一带。日逐王降汉之后，匈奴衰弱，不得近西域，于是汉将屯田北徙，以巩固对车师北部的控制。
又，“胥鞬”与“莎车”亦得视为同名异译。盖车师本系塞人之一支，而塞人并非单一部族组成。虽然“车师”系Gasiani之音译，车师国人当以Gasiani人为主，但车师国内很可能还有其它塞人部族。“胥鞬”或“莎车”既可视为Sacarauli之音译，则车师国内有属于塞人的Sacarauli人亦未可知。“胥鞬”或因“莎车”(Sacarauli)人所居而得名。汉人田于胥鞬北部，故称“披莎车之地”。一般认为此处“莎车”为“车师”之误，似未安，盖“披车师之地”云云，可以说毫无意义(32)。
又，汉于地节四年开始屯田车师，至元康二年罢。当时所屯，或在交河城附近。前引《汉书·西域传》文称“汉田卒少”，不能当来攻之匈奴，“保车师城中”，“车师城”应即交河城(33)。交河城附近的屯田，直至元帝时才恢复。《汉书·西域传》：“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而据同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由此可见，前文所谓“徙屯田”，所徙者渠犁之屯田。
上述“前王庭”即交河城，本为车师国王治，车师分前后国后，为前王庭。《汉书·西域传》称：“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准此，车师之分前后王，在郑吉并护北道之前。但揆情度理，车师之分前后，果系汉人所为，则不可能在独护南道之时。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未尽殄”的姑师人于元封三年北迁后，首先分裂为车师和山北六国，其中车师在神爵二年之后再分为前后王国。神爵二年之前，史籍不见车师前后王的记载也可为证。车师之分前后，固然是汉人有意分而治之，但其实已兆端于匈奴、西汉分立兜莫、年宿为王之时。在某种意义上，汉人不过承认现实而已(34)。
车师属汉后六十余年，据《汉书·西域传》，“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院。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谓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气也，利以用兵。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时去胡来王唐兜亦亡降匈奴，王莽乃遣使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谢罪，执二王以付使者。”莽“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
“后王国有新道”，说者多以为“后王国”系“前王国”之误，而徐普召后王姑句“使证之”，乃因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前部之事由后王暂摄的缘故(35)。今案：《魏略·西戎传》载：“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由此可知，徐普欲开之道确在前王国(36)。但是，若指姑句为后王，则至少有以下几处不合：
1.前王被杀，上策应为另立亲汉的新王。令后王兼摄前部之事，前所未闻，以后亦不见类似例子，既有悖于分车师为前后国之本意，计必不出此。
2.新道既在前王国，暂摄其事之后王似无必要甘冒生命危险阻绕其开辟。
3.“姑句家矛端生火”云云，似乎还说明姑句家在前王国。
有鉴于此，我认为，不仅传文“后王国”系“前王国”之误，“后王姑句”且系“前王姑句”之误。而都护司马所杀者方为后王。
又，徐普欲开新道，姑句不以为便，无非是因为新道既开，送往迎和，徭役不堪负担。于此可见，西汉之统治在车师颇不得人心。与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唐兜事件一样，姑句之降匈奴，也是西汉在西域统治趋于崩溃的信号。
《汉书·西域传》又载：“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候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狐兰支降，遣兵与共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
今案：五威将刚过，太伯复出，后王应接不暇，似乎其时徐普欲开之新道终于开通，且自高昌进一步伸向山北诸国(37)。牛羊谷刍茭及导译等，亦即前姑句以为不便之处。但钦以杀五威，不仅不能挽回、且适足以加速西域之瓦解。狐兰支既“举国”降匈奴，则匈奴“与共寇击”之“车师”，除后城长国外，应以车师前王国为主。大约从此后王国附属匈奴，而由于随后戊己校尉刀护被杀，其史陈良、终带胁略二千余人入匈奴，前王国亦岌岌可危。
（十五）
如前所述，前108年，姑师为汉军所破，余众北迁，先后形成车师和所谓“山北六国”。后者应即蒲类前后国、东西且弥国和卑陆前后国(38)。六国之中，与西汉关系有具体内容者仅蒲类前后国。
蒲类国及蒲类后国位于今巴里坤湖附近，该湖因而得名“蒲类海”。这一带自前177/176年冒顿单于逐走月氏后一直在匈奴控制之下，一度属于西边浑邪王的领地。为了打击匈奴，早在武帝元狩二年，西汉势力已进入这一带。据《史记·匈奴列传》，是年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骑，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此处所谓“祁连山”应即今天山。《汉书·霍去病传》载同一年武帝诏曰：“票骑将军涉均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
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其中“单桓”是天山北的一个小国，去病所得“单于单桓王”，应是匈奴封于单桓国的小王，而所谓“小月氏”应为大月氏西走时留在天山东端的余众(39)。
元狩二年秋，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在西方败绩，欲召诛之。浑邪王因与休屠王共谋降汉。后因休屠王悔约，浑邪王乃杀休屠王，将其众降。由于浑邪来降，据《史记·大宛列传》，“浑邪地空无人”。于是，在元鼎元年或二年，汉遣张骞使乌孙，欲招诱乌孙东居故地即今巴里坤至哈密一带。但由于乌孙并未东归，而汉又一时无力驻守，这一带不久又落入匈奴之手。武帝天汉二年、征和三年，汉军均曾发动对天山东端的进攻，但未能占有该地。汉兵一退，匈奴复至。
最晚到前71年，巴里坤地区成立了蒲类国，可能不久又分为前后国（当然前后国也可能是同时成立的）(40)。蒲类前后国和东西且弥国、卑陆前后国一样，都是托庇于匈奴的小国。宣帝本始年间，汉又遣蒲类将军赵充国击匈奴于蒲类泽，虽获胜，得单于使者蒲阴王(41)，但亦未能驻守。
嗣后，直至元帝时，汉已屯田车师前王庭，据《汉书·西域传》，“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余人降都护。”大约在这以后，蒲类国和蒲类后国始属都护(42)。
除车师前后国和所谓“北山六国”之外，东部天山地区还有乌贪訾离、郁立师、单桓、劫国、狐胡、山国，以及所谓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凡一十六国。其中，乌贪訾离国，据《汉书·西域传》，兹力支将人众来降，“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而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知此国为汉所立，以置匈奴降人。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一般认为亦汉人所设(43)；其实未必然。西域诸国亦有“城长”、“都尉”，两国分自车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其余各国与西汉的关系，资料保持沉默，所知者仅诸国均一度属都护而已。
（十六）
北道诸国中，除车师外，与西汉关系以渠犁最为密切。以下叙述西汉与渠犁的关系，轮台、乌垒附见焉。
《汉书·西域传》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今案：此处“盐泽”，《史记·大宛列传》作“盐水”。或以为应从《史记》作“盐水”。专指盐泽以西西来注入盐泽之水，约相当于今营盘以上孔雀河及营盘以下之库鲁克河(44)。汉伐大宛前，往赴北道诸国，均须经由盐泽西北今所谓楼兰遗址所在地，溯盐水西行先到渠犁。当时渠犁位置之重要不难想见。汉伐大宛，主要目的是维护“东西道”的畅通，因而伐宛之后，置使者校尉，屯田轮台、渠犁，以巩固伐宛取得的胜利。而所谓“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也可能已抵达渠犁。《汉书·武帝纪》载：天汉二年（前99年），渠犁“使使来献”。
又，“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史记·大宛列传》仅作：“仑头有田卒数百人”。(45)仑头即轮台，在渠犁之西，原亦北道一小国，李广利伐宛时遭屠，从此不复成国‘或因此在伐宛之后首先成为西汉屯田之地。至于渠犁屯田，很可能是在天汉二年渠犁来献之后，其事太史公不及记，故不见《史记》。这也许是两传所载有异的原因。
又，《史记·大宛列传》既称“置使者护田积谷”于“汉已伐宛”“岁余”之后，则仑头屯田或在太初四年或天汉元年。
《汉书·西域传》又载，征和四年（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桑氏此奏，因当时武帝正欲改变政策，未被采纳(46)。武帝并下诏“深陈已往之悔。诏书有云：“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
今案：汉于太初、天汉年间已分别屯田轮台、渠犁，但两地仅各有田卒数百人，规模不大，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东西交通的需要，因而有征和中桑弘羊的建议。这建议，亦即武帝诏所谓“远田轮台”，其实是田轮台以东，旨在扩大屯田的规模，使轮台至渠犁间“溉田五千顷”均得到开垦。至于“稍筑列亭，连城而西”，应指自渠犁列亭至轮台(47)。
此后，又据《汉书·西域传》，“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命前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时在始元中(48)。既称为“桑弘羊前议”，“田轮台”应即田轮台以东，盖如传文所言，“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由于赖丹被杀，这一计划又未实施。
宣帝时，西汉与匈奴反复争夺车师，渠犁成为汉军的重要基地。已见前文，此处不赘。应该指出的是，《汉书·西域传》称：“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西汉直至地节二年才屯田渠犁，而且从传文关于渠犁田土有“千五百人”，以及“凡三校尉屯田”之类记载来看，地节中屯田的规模与“桑弘羊前议”相同。因此，所谓“田渠犁”其实是田渠犁以西，开垦自渠犁西至轮台的溉田。至于武帝太初、天汉间开始的轮台、渠犁的小规模屯田，是否一直继续到宣帝地节初，则不得而知。
嗣后，据《汉书·郑吉传》，“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乌垒，如同书“西域传”所说，“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於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乌垒之所以与都护同治，原因之一便是“与渠犁田官相近”。西汉自武帝太初、天汉间开始经营的轮台、渠犁屯田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七）
如前所述，西汉往赴北道诸国一度取道罗布泊西北，径渠犁－轮台西去，然而前引《汉书·李广利传》所载武帝诏却称“危须以西”诸国曾“合约”杀死汉使及身毒国使；所谓“危须以西”至少包括危须、焉耆、尉犁三国；论位置，三国均在渠犁之东，汉使西去或身毒国使东来，其实不必经过这三国。由此可见，这三国参与“隔东西道”，很可能是受匈奴唆使，或者径是驻在这三国的匈奴使者直接指挥的。
据《汉书·匈奴传》，匈奴曾在危须、焉耆和尉犁三国间设置僮仆都尉，通过该都尉“赋税诸国。”同书“赵充国传”载：“间者匈奴困于西方(49)，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这可以看作僮仆都尉运作之一例。
僮仆都尉之设置，一般认为在武帝太始年间，亦即太始元年（前96年）先贤掸为日逐王后不久。在此之前，匈奴也许在三国间设有类似机构，前行武帝诏所见危须等三国参与“隔东西道”这一事实似可为证。
宣帝神爵二年，日逐王归汉，僮仆都尉由此罢，而危须、焉耆、尉犁亦属都护。嗣后，据《汉书·辛庆忌传》，甘露年间，庆忌曾“将吏士屯焉耆”。所谓“屯焉耆”，一说驻屯而已，未必指屯田(50)。
应该指出，神爵二年危须等三国归汉之前并非完全受制于匈奴。例如：据《汉书·西域传》，征和四年（前89年），开陵侯击车师时，曾发尉犁、危须国兵(51)。而车师太子军宿不愿为质于匈奴，亦敢往奔焉耆。三国在西汉与匈奴间“持两端”，也许从太初或天汉以后就开始了，即使在先贤掸设置僮仆都尉期间也不例外。
《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52)，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据同书“西域传”，焉耆先叛，是由于“国近匈奴”。同传又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莽〕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
今案：据近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所出简牍的研究，可知王骏的正式官衔当为“使西域大使、五威右率都尉”（75:103,78号简）。王骏于天凤三年十二月经过玉门千秋隧，翌年正月抵达大煎都候障，亦于此置幕府，调集军队，筹积粮秣(75:141,142)。王骏所率兵，皆由河西各郡征调，并分为三批到达敦煌大煎都候官(75:12,38,116)，凡七千余人(75:102,51)。汉军分两路进兵，一路由王骏、李崇自将(75:7,90)，约二千兵，自大煎都候障西出，经鄯善至尉犁，会莎车、龟兹、尉犁等西域诸国兵，兵七千余人，于天凤四年六月进击焉耆(75:102,55,7,90)。初战颇有斩获，曾向朝廷请赏(75:11,42)，但旋即中伏败绩，又上书请罪，并求救兵(75:53,108,65,100)。王骏被杀，全军覆没后，李崇退守龟兹，上书请罪(75:88,106)。另一路，据《汉书·王莽传），“命佐帅何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两人率兵五千，径“新道”，亦即径由车师，西南向击焉耆(75:91,109)，于袭杀其老幼后，退守车师(75:80,110)。焉耆乃与匈奴连兵，攻车师(75:80,110)，何封、郭钦等孤军奋战，备历艰辛(75:96,63,4)，终因“粮食孚尽，士卒饥馁”，无法坚守，退入塞内(75:83;94)(53)。西汉与焉耆等三国关系至此断绝。
（十八）
渠犁、轮台以西，其余北道诸国中，我们只知道其中两国即龟兹、姑墨与西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是一麟半爪、难窥全豹。
1.龟兹国。龟兹与西汉关系见诸记载的主要是赖丹事件。据《汉书·西域传》，李广利击大宛还军时，途经扜弥，闻知扜弥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乃遗使相责，并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以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以东，龟兹王用贵人姑翼谋杀赖丹，汉未能征。
又据《汉书·傅介子传》：“龟兹、楼兰皆尝杀汉使者。……至元凤中，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龟兹，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这则记载表明，直至元凤中，龟兹依旧“持两端”，即同传所谓“数反覆”。而所谓龟兹“尝杀汉使者”，无疑是指枉弥太子赖丹。赖丹虽枉弥人，但既为汉所遣，无异汉使。凡杀汉使者，汉必加诛，故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不诛，无所惩艾。”仅因当时霍光无暇惩艾龟兹，龟兹王才得以不死。
嗣后，据《汉书·西域传》，“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54)常惠“使乌孙”，指本始四年持金币赐乌孙贵人事。姑翼死后，赖丹事件才算了结。
《汉书·西域传》接着记载：“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此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议。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赢也。”今案：龟兹王因妻乌孙公主之女而亲汉，可以说是汉联姻乌孙的副产品，或非始料所及。其实，当时出现绛宾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偶然的。降至本始年间，汉文化早已渗入西域各地，而乌孙因与汉联姻，吸收汉文化自然最为便捷。龟兹是乌孙的紧邻，汉与乌孙使者往来又必须经由龟兹，龟兹深受影响，自不待言。绛宾“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爱其夫人”，不能说没有向往汉文化的因素在内，而“乐汉衣服制度”亦非始自元康元年之朝贺。
龟兹既附汉，据《汉书·郑吉传》，吉迎降日逐时，曾发龟兹国兵。
绛宾死后，据《汉书·西域传》，“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又据《汉书·西域传》，天凤二年，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等将莎车、龟兹兵征焉耆。后姑墨、尉犁、危须等均反，唯独龟兹不及。王骏被杀后，“李崇收余土，还保龟兹。”这与宣帝本始以降，龟兹大力吸收汉文化不无关系。
又，《汉书·地理志》载上郡有“龟兹县”。师古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鉴于龟兹与西汉的亲密关系，师古之言或者不为无据，侨寄或归化之龟兹人当不在少数。
2.姑墨国。西汉与姑墨的关系只见于几条另星的记载。
据《汉书·西域传》，成帝建始年间，乌孙小昆弥拊离为其弟日弍所杀。建始四年，汉遣段会宗为使者，使乌孙，立安日为小昆弥，“日弍亡，阻康居。”于是，“汉徙已校屯姑墨”，欲候便讨日弍，而安日遣贵人姑莫匿等刺杀日弍，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帛。今案：日弍之死既在廉褒任都护期间，则不得迟于建始五年即河平元年（前28年）；这一年也就是“汉徙已校屯姑墨”的时间下限。既然敦煌马圈湾汉简(75:156)有载：
崇家在安定，崇父以河平元年中为侍郎，以诏除为将田姑〔墨〕。可知“屯姑墨”实在河平元年，“屯”指屯田(55)。
据《汉书·西域传》等，莽新天凤四年，姑墨与尉犁等同为反间，杀死征焉耆的五威将王骏。这个小国大约在宣帝时附汉，主王莽时复归匈奴。
（十九）
西汉经营西域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西汉与西域关系之发展，故略作阐述。
西汉的西域经营，即《汉书·西域传》所谓“通西域”，始自武帝时代；作为同传所谓“事征四夷”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有其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可以用“断匈奴右臂”一句话来概括，只是其内涵随着形势的发展有所变化。
西汉“通西域”的序幕是由张骞出使大月氏揭开的。这次出使的目的，是联络匈奴的敌国，从东西双方夹击匈奴。当时虽然还没有“断匈奴右臂”这样明确而形象的提法，但如果上述目的达到，也就等于断了匈奴右臂。
据《史记·大宛列传》，“断匈奴右臂”是张骞西使乌孙前向武帝提出来的。按照张骞的计划，汉可以假手乌孙来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56)。
随着西汉势力逐步向西域渗透，以及汉匈力量对比朝有利汉的方向转化，所谓“断匈奴右臂”终于不再依赖乌孙之类汉在西域的盟国，而是通过驱逐匈奴势力，由汉取代匈奴在西域的地位去实现。
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断匈奴右臂”也就变为防止匈奴断臂复续了。
《汉书·匈奴传》载扬雄之言曰：
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
扬雄将“图西域”的目的完全归结为“制匈奴”，显然是不确切的。但“制匈奴”这一目的，使“图西域”有别于“事征四夷”的其它几个方面，因而扬雄之言又可以认为是对的。
包括“图西域”在内，西汉“事征四夷”的共同目的，应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说：“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偏于四海。”
《汉书·西域传》序说：“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而西汉经营西域的结果，如同传末尾所说：“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虽然“康居、大月氏、安息、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但是已经可以说达到了“广地万里”的目的。
《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伐大宛凯旋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求奇物”便是“重九译，致殊俗”的重要内容之一。“求奇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点缀鼎平，变可炫示外宾，使知汉之富强。《汉书·西域传》赞有云：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瑁则建诛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柯、越，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衣，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正是“威德于四海”的标志。
或以为“求奇物”无非是天子及贵族穷奢极欲的表现(57)；恐怕不妥。《汉书·王莽传》载：“始，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宗庙。”又载，元始四年，莽奏：“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从中不难窥见“奇物”之用途。
当然，“重九译，致殊俗”的内容不止“求奇物”，另一项也许更重要的是西域各国遣使朝献和遣子入侍。来者既多，既可广汉之威德于四海，又可粉饰中国之太平。《史记·大宛列传》的一则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边肉林，令外国客观右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武帝于此一举两得，既示外国客以汉之富厚，又令“聚观者”知天子威德于四海。由于同样的原因，成帝时，明知康居遣之入侍无非是为了“贾市”；而宾遣使奉献，不过是想“通货市买”，终因“重致远人”而羁縻不绝（见《汉书·西域传》）。
要之，西汉经营西域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制匈奴、重九译、致殊俗、广地万里，威德于四海。(58)
（二十）
为了实现经营西域的目的，西汉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1.联姻：真正的联姻仅见于乌孙。乌孙是大国，一度举足轻重。汉妻以公主，是以盟国目之。后乌孙沦为汉之属国，汉遂不复与结婚。至于小国，仅楼兰国改名鄯善时，以宫女赐其王。目的虽然同为结好，但性质不同，后者不过赐婚。又，龟兹王绛宾妻因系解忧之女，元康元年朝汉时“号称公主”，这也许可以称为间接联姻。事实表明，联姻是西汉有效地改变乌孙对匈奴立场的重要手段。亦为控制乌孙打下了基础。
2.武力威胁；武帝元封三年伐楼兰、姑师，太初年间伐大宛；宣帝本始四年伐龟兹，元康元年伐莎车；平帝元始中杀卑爰疐，皆是例子。历次讨伐，背景不尽相同，但讨伐对象大致相同，都曾杀害汉之使者（或汉所置官吏、汉扶植之傀儡）。使者等被杀，直接妨碍西域经营，且有损国威，故汉必行诛伐。这类诛伐有时并不调兵遣将，如介子杀楼兰王，文忠杀宾王。后来，焉耆杀都护但钦，王莽未能征，西域亦随之瓦解。西汉一朝，对西域用兵的次数虽不多，但每次都产生一定的威摄作用，于推进和维持西域经营不可或缺。
3.屯田：西汉在西域屯田始自武帝太初末、天汉初，屯田的地区最早为轮台和渠犁。征和中，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屯田，使与渠犁的屯田连成一片，但未被武帝采纳。昭帝用桑氏前议，命赖丹屯田轮台以东，因赖丹被杀，亦未解实现。宣帝时，郑吉屯田渠犁，以渠犁为基地，与匈奴反复争夺车师。破车师后，汉又屯田车师北胥鞬。前此，郑吉曾遣吏士田车师交河城，因匈奴遣骑兵争夺，不敌而罢。至元帝时，始置戊己校尉，重开交河城附近的屯田。
宣帝时，还因鄯善国王尉屠耆之请屯田伊循，先遣司马，后置都尉主其事。为了控制乌孙，甘露中亦曾屯田乌孙王治赤谷城；成帝河平元年徙己校屯田姑墨。
西汉经营西域，必须驻军、遣使，故屯田积谷必不可少。武帝征和四年诏有一段叙说经营西域供应之难，足见西汉西域屯田之背景：
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之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留甚众。
而屯田之所在，如伊循、车师前后国、轮台、渠犁、多当道之要冲，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西域都护设置之后，汉在西域的各级官吏及士卒的食粮，有一部分亦可由屯田区供给。当然，屯田不能解决经营西域的所有供应问题(59)。而宣帝时，郑吉上书愿憎益车师田者，公卿以为道远烦费，议罢车师屯田，知屯田本身，尤其在开辟之初，消耗亦颇可观。
4.赂遗：西汉经营西域之所以不断取得进展，乃在于“恩威并施”，而“赂遗”便是施恩最重要的内容。
早在武帝时，汉已确定了“赂遗设利”使西域诸国来朝的方针，其根据是诸国“贵汉财物”。其实质是利用中原经济文化由于较西域先进而对诸国产生的强烈吸引力。
张骞使乌孙时，“齐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而大宛贵人立蝉封为王，汉亦“赂赐以镇抚”。武帝巡狩时，悉从外国客，“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此外，如常惠之赐乌孙贵人，冯之赐城廓诸国，张遵之赐狂王；又如细君嫁时，“赠送甚盛”，尉屠耆归国、绛宾来朝，均有后赐。至于西域诸国之“贵汉财物”，可由以下二则记载见其一斑。《史记·大宛列传》：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
《汉书·傅介子传》：
介子与士卒俱齐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亦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
赂赐之魅力不可抗拒，可因而废礼，或由此丧生。总之，赂遗是西汉实现经营西域各种短期或长期目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5.纳质：楼兰、大宛、康居、莎车、乌孙等国均曾遣子为质或入侍。质子或侍子的作用有三：
其一，起人质的作用，故质子或侍子必须是王子(60)。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杀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侍子在京师者。
其二，培植亲汉势力。楼兰王死，匈奴先闻之，遣质子归，得立为王，故该王亲匈奴。这个例子从反面清楚地说明西汉令诸国纳质的作用。因入侍西亲汉最好的例子是莎车王延，据《后汉书·西域传》：
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
其三，质子或侍子是“致远人”的象征，远国如康居等遣子入侍，无非是为了贾市，西汉仍羁縻不绝者为此。
6.以夷治夷：凡有征伐，大多调动诸国兵力。例如：夫汉二年、征和四年、地节二年击车师，冯奉世击莎车、常惠击龟兹等均发城廓诸国兵。这不仅可省军旅之费，收杀一儆百之效果，各国彼此敌对，亦有利于汉之控制，可谓一举数得。但西汉以夷治夷的主要表现为西域诸国侯以下皆授以汉官印绶，依靠他们统治西域各地。
授予印绶最初见诸乌孙大小昆弥，事在宣帝甘露元年。乌孙大小昆弥皆赐印绶，是乌孙成为汉之属国的一项重要标志。元帝初元元年至三年间，又授乌孙大吏、大禄、大监金印紫绶，目的是“尊辅”汉所立大昆弥。大约此后不久，属都护之西域诸国王、侯以下，皆佩汉之印绶。
西域诸国贵汉财物，对于印绶亦不例外。汉授予印绶之前，盗取印绶之事时有发生。《汉书·傅介子传》载楼兰王安归曾杀略汉使，盗取节印。同书“常惠传”亦载乌孙人曾盗惠印绶节。因而不难想见，被授予印绶者必引为荣，而印绶之予夺成为赏罚之重要手段。《汉书·西域传》载乌孙侯难栖杀末振将，汉以为合于讨贼，拜“坚守都尉”，而大禄等因雌栗靡见杀状，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是赏罚之例。这对于巩固西汉在西域的统治无疑是有用的。当然，诸国一旦被授予印绶，便处于西域都护监护之下，客观上有助于各国的安定。
应该指出的是，西域诸国官吏虽佩汉之印绶，但官号大多是各国原有的(61)。《汉书·西域传》所见属都护诸国的官号中，若干与汉官号颇相类似，可能是原有官号的义译。特别是所谓“辅国侯”(62)；“国”应指该侯所在国，不可能指汉朝。但有些官职可以认为是在归汉后设置的，如“击胡侯”、“胡侯”、“胡都尉”、“击胡都尉”、“击胡君”，“胡”指匈奴无疑。
诸国官号中饶有趣味的是鄯善国的“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龟兹国的“击车师都尉”，焉耆国的“击车师君”以及莎车国的“备西夜君”等。按理诸国均属汉，不应相互攻击，即使事实上有靡擦，亦不应公然设官置吏。因而有人认为“击车师君”和“击车师都尉”均由汉设于郑吉击车师时(63)。果如说者所言，车师附汉之后，这些名号便该取消，更不应授予印绶。如果说保留这些名号是汉为了褒奖击车师有功的鄯善、焉耆、龟兹人，那么“备西夜君”又作向解释。有鉴于此，我认为，这些名号均系各国原有，其中“击车师君”之类汉与之击车师很可能并无关涉。这些官号反映出上述诸国归汉之前的相互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诸国官吏多为自行设置，汉并未过多地干与。
又，焉耆国有“归义车师君”一号，也是很有意思的。据《汉书·匈奴传》：
会西域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皆怨恨都护校尉，将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语在“西域传”。单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书言状曰：“臣谨已受。”于是诏遣中郎将韩隆等使匈奴，告单于曰：“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结合同书“李广利传”所见广利责龟兹受弥质一事，可知西汉历来不能容忍属国间相互受降。平帝时“造设四条”不过是对匈奴进一步明确而已。因此，或以为焉耆的“归义车师君”应为车师人为降汉者，封为归义君，而处之于焉耆(64)。这样解释，虽亦可通，但未尽妥贴。一则很难说明何故将归汉的车师人置诸焉耆，二则车师归汉后，“归义车师君”理应取消，何故反授予印绶？有鉴于此，我认为“归义车师君”应为归降焉耆的车师人，其事早在焉耆、车师归汉之前，故在归汉之后，这一官号仍能保留。虽然早在武帝太初末，西汉已宣称西域诸国皆已臣属汉，但焉耆、车师事实上归汉，均在宣帝神爵二年以后。
当然，西域诸国官职亦有降汉后新置者，明显的例子如车师前王国的归汉都尉、通善君、乡善君等。以上不过强调诸国官号大多为原有的，说明诸国在这方面尚有自主权而已。
顺便说一下，车师后城长国和车师都尉国亦必未为汉人所置，至少不能肯定两“国”的最高长官不是车师人(65)。盖西域诸国官职原有“城长”和“都尉”，而“车师都尉国”很可能在车师的“归汉都尉”管辖之下。
要之，西域诸国人种、语言各异，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活、生产方式也不相同，宗教、习俗差别又很大，再加上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西汉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势必依靠各国原来的统治者，即所谓“以夷治夷”。而授予各国王侯下以印绶，明确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既能收笼络人心之实效，又符合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可以说是必然采取的具体措施。
7.西域都护的设置：不言而喻，要有效地控制西域，全靠以夷治夷是不够的。西域都护及其前身使者校尉，以及戊己校尉等汉官的设置，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有关问题，我已有文专论，此处不赘。
（二十一）
西汉与西域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张骞西使大月氏主西域都护正式建置。在此期间，西汉与西域诸国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接触日益频繁。随着西汉势力的西渐和匈奴势力的衰退，西域诸国，特别是帕米尔以东诸国，逐步被西汉控制，成为西汉的属国。
就西汉经营西域而言，这一阶段又可分为武帝时代的经营和武帝以后的经营。
武帝时代的经营最初以外交手段为主，张骞使大月氏，使乌孙，张骞所遣副史出使身毒等国，以及事西南夷求通大夏道，均属此类活动。除了断匈奴右臂以外，这些外交活动的目的是使大夏、大宛、安息等与中国同俗的大国来朝。
由于张骞两番西使均不得要领而归，出使诸国的汉使受到当道小国、匈奴骑兵的遮击、劫掠，所谓“大国”又以去汉远，汉兵不能至，骄不逊，苛待汉使，武帝改变方式，以武力为外交开辟道路。
武帝用兵西域，首择楼兰、姑师为目标，接着以大宛为目标，虽然各有具体原因，但前两者为当道小国，后者为去汉远的“大国”，或有其代表性。而楼兰、姑师之役后二年，乌孙便遣使献马求尚汉公主。大宛之役后，不仅沿途小国多使使人献，汉且使使十余辈主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代宛之威德。”
楼兰、姑师之役后，汉列亭障主玉门；伐宛之后，更自玉门列亭障主渠犁以西，并设使者校尉于轮台，屯田积谷。从此，西汉的西域经营有了真正的据点。
武帝以后，西汉经营西域依旧是“恩威并施”，而用兵的重点在同匈奴争夺车师，这显然是为了最终断匈奴之右臂；终于以日逐王降汉为契机，第一次同时控制南北道诸国，设西域都护总领其事。
应该指出的是，征和四年，武帝下“哀通之诏”，否决桑弘羊关于屯田轮台以东的建议，试图转变元狩、元鼎以来开边兴利的政策。昭、宣时期，西汉政府实行武帝晚年的政策，与民休息。但是，在西域经营方面却似乎并未中断，始终是一种进取的姿态。昭帝元凤四年，用桑弘羊前议，命赖丹田轮台。同年，又遣傅介子刺杀楼兰王，以后又改楼兰国名为“鄯善”，并屯田伊循。宣帝即位伊始，就发兵十五万骑，与乌孙合击匈奴，以后又与匈奴反复争夺车师，因分立大小昆弥，“汉用忧劳，且无宁岁”。这一切都表明，在第一阶段，西汉对西域政策一贯是积极的，并没有受武帝“哀痛之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西域都护正式建置主平帝即位。在此期间，西汉在西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政令颁行。除置都护外，最主要的有二件事，一是授予诸国王、侯以下印绶，二是设戊己校尉专管屯田。
第三阶段自平帝即位主都护但钦被杀。在此期间，西汉在西域的统治渐趋瓦解。盖元帝时，西汉社会已险象丛生；降至成帝，西汉王朝开始走上崩溃之路。哀帝即位以后，危机更加深重。这种危机在西域的端兆是平帝元始二年车师王姑句叛入匈奴事件。这一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唐兜事件，表明西域诸国对汉业已离心离德，而匈奴又重新对西域产生影响。但钦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但钦被杀而汉不能征，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已完全瓦解自不待言。（全文完）
注释：
①“弱”，师古曰：“言其尚幼少。”今案：下文称“星靡怯弱”，也许不但幼小而且懦怯。
②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说。
③徐松说，见注(36)所引书。
④张维华《西汉都护通考》，载注(17)所引书pp.245～308，以为安日之立在建始元年或二年；似未安。参看余太山注⑩所引文。
⑤徐松注(36)所引书以为“丞相”当作“右将军”。案：此说未安，说见张维华《西汉都护通考》。
⑥参看徐松注(36)所引书。徐氏以为围会宗者为日式；甚是。以为其事发生在建始元、二年，则非是。
⑦徐松注36所引书定为永始二年，未识何据。
⑧诛番丘事详见《汉书·段会宗传》。
⑨《汉书·哀帝纪》元寿二年正月，“匈奴单于、乌孙大昆弥来朝。”
⑩张维华注(47)所引文以为，按之《西汉·西域传》，则孙建为都护在元始中，而按之同书“段会宗传”，建为都护在元延中。然当以后者为是。今案：《汉书·西域传》“元始”乃“元延”之误。孙建杀卑爰疐在元延中无疑。详见余太山注⑩所引文。
(11)《汉书·西域传》：“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师古曰：“昆莫本是王号，而其人名猎骄靡，故书云昆弥。昆取昆莫，弥取骄靡。弥、靡音有轻重耳，盖本一也。后遂以昆弥以其王号也。”今案：师古说似未安。“弥”与“莫”可转，与“靡”无涉。
(12)参看余太山注①所引文。
(13)参看余太山注④所引书pp.215～217。
(14)《汉书·苏武传》：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使诛灭。”仅杀使者一项，楼兰王罪已当诛。
(15)参看余太山注①所引文。
(16)参看余太山注④所引书pp.79～81。
(17)参看余太山注①所引文。
(18)参见A.F.P.Hulsewe’and M.A.N.Loewe,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125B.C.～A.D.23,leiden,1979,P.140,Note.365.
(19)参看周连宽“婼羌国考”，“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pp.81～90。
(20)参看注④所引书pp.210～215。
(21)参看注①所引文。
(22)参看注①所引文。
(23)参看注④所引书pp.215～217。
(24)徐松注(36)所引书以为“元封三年，汉已破姑师，其时西域未通，非欲有其地，至是始与匈奴争之，故言始。”今案：徐说未安。
(25)松田寿男说；见《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45），pp.96～97。
(26)参看
崎昌《随唐时代のルキドスソ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昭52），pp.49。
(27)参看前页注④pp.15～17。
(28)同前页注④。
(29)同前页注④。
(30)崎氏书pp、19～20以为，“后二岁”应为元康元年至三年间事；似不确。崎氏又以为常惠扬威车师与送相夫至敦煌在同一年即元康三年，亦未安。
(31)崎氏书pp.23～24。
(32)参看注④所引书pp、210～215。《水径注·河水二》：“枝河又东径莎车国南，治莎车城，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汉武帝开西域，屯田于此。”依据也许便是《汉书·西域传》“披莎车之地”一句。又，伊濑仙太郎注(11)所引书pp.41以为“披莎车之地”一句表明当时汉的势力已伸展至叶尔羌。今案：伊濑氏说未安。
(33)参看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pp、78～80。
(34)参看注④所引书pp.217～219。
(35)例如：冯承均《高昌事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录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pp48～83。
(36)参看崎氏书pp.467～493。
(37)两汉通西域道路的变迁容另文讨论。
(38)参看注④所引书pp.131～133。
(39)参看注④所引书pp.53～56。
(40)参看注④所引书pp.218～219。
(41)徐松注(36)所引书似以为“蒲阴王”即“蒲类王”亦即“东蒲类王”。今案：其说未安。蒲阴王系匈奴使者，“东蒲类王”前亦冠以“匈奴”两字，知两者有别于蒲类前后王。
(42)参看注④所引书pp.280～282。
(43)见徐松注(36)所引书。
(44)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载《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pp.205～219。
(45)《汉书·郑吉传》：“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仅言渠犁，未及轮台，是为了突出前者，为下文“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张目。又，桑弘羊奏言强调轮台，昭帝亦遣赖丹“田轮台”；独宣帝时强调渠犁，显然是为了攻车师的缘故。
(46)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Ⅱ，pp.3～20。
(47)参看陈梦家引文。
(48)张维华注(47)所引文。
(49)《资治通鉴·汉记》胡注：“谓本始三年为乌孙所破。”
(50)刘光华引书pp.82-83。
(51)《汉书·常惠传》，本始三年，常惠伐龟兹，发“龟兹东国二万人”，当亦包括焉耆等三国在内。
(52)注④所引书pp.292作“天凤初”；不确。
(53)见吴祁骧等《敦煌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载吴祁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一书附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99、339～344。
(54)《汉书·常慧传》所载略同，可参看。
(55)见崎氏书pp.334～345。
(56)张骞首次西使时，是否也打算招诱大月氏回归故地，固然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盖张骞从匈奴中得脱后，明知大月氏已远徙，不再可能与汉夹击匈奴，仍不辞辛劳往赴阿姆河流域，如果不是为了招诱月氏东归，则很难理解。
(57)见伊濑仙太郎注(11)所引书pp.81～83。
(58)至于东西贸易之发展，似应视作西域经营之结果，不能认为是西汉政府的目的，毋宁说是西域诸国与西汉交往的主要目的。参看伊濑氏注（11）所引书pp.81～87。
(59)参看刘光华注(76)所引书pp.155～161。
(60)参看《汉书·陈汤传》。
(61)参看张维华注(47)所引文。
(62)伊漱仙太郎注(11)所引书pp，74～80以为官号均汉所除授，“辅国侯”之“国”指汉。今案：其说未安。
(63)徐松注(36)所引书。
(64)徐松注(36)所引书。
(65)徐松注(36)所引书以为车师都尉国“盖汉置都尉监车师者。”车师后城长国亦汉所置。今案：徐说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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