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专题）——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3—0053—19
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伯兹里）说，张学良是中国统一的象征。这无论从理论意义上或实践意义上讲，都是准确的。考察张学良的人生轨迹，他反对内争，追求和平统一，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奋斗，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核心内容和最耀眼的亮点。总结和研究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情怀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中国在秦汉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此后，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辽金元时期和清代三次民族大融合，从而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从此，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就成为中国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评判是否爱国的客观标准。张学良是位历史营养充足并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军人，具有强烈的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他说：“既然披了中国人的皮，就万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人”[1]。认为我们既生在这个非常时代， 就必须承担起这非常任务。
张学良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非常时代。对外没有民族独立的尊严，对内军阀割据混战不断，整个国家处于不统一的分裂状态。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应包括领土统一、政权统一、政治统一、外交统一等诸方面内容。当时，由于历史原因，不仅领土不能统一，而且还面对继续被瓜分的严重现实；政权不统一的局势相当严重，当时虽有中央政权，但形同虚设，从1916年至1928年的12年间， 国家首脑更换了9次，平均在任不到16个月，内阁改组24次，平均一年两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最短任期只有两天。到1927年竟又出现3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政权更迭如此频繁，是由政治上不统一造成的。政权、政治的不统一，必然导致外交的不统一。这种局势如任其演变下去，国家不仅很难统一，而且亡国灭种的危险日趋严重。张学良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便有亡国灭种的可能”[1]。
张学良反对内战、主张国家统一的情怀，首先表现在他反对军阀干政上。1923年，他为奉系第一期学兵毕业典礼作训词时，提出“吾军人食国家之饷
，……故人人须具爱国心”[2](P317)。 这实际上是在说明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治军者应对国家负责。在人人都视军队为个人私有的军阀统治时期，此论十分鲜明。1924年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张学良说：“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3]。反对军阀、 反对军阀干政的人很多，但身为军阀集团主要成员者，如此鲜明地反对军阀，反对军阀干政者，十分罕见，张学良恐怕是第一人。张学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的情怀，还表现在尽其可能阻止战争，适时把握和平统一的时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奉系集团的主要将领，他虽然具有上述主张，但却不能阻止奉军穷兵黩武，还要冲杀在战争的第一线，这使他处于极端矛盾之中。当奉系与北伐军对抗的关键时刻，他向张作霖再次进言：“我们这个战争有什么意思，我们是为什么？”[4](P115)劝老父尽快罢兵息争，促成国家统一。在这个时期，他还曾设想通过“兵谏”方式，迫使张作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条件。最后，张作霖终于接受张学良等将领的意见，下令奉军撤回东北。奉军撤回东北，并不表明内战已经停止，要实现全国统一还有很多障碍。
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子继父位，为其实现国家统一愿望提供了机遇。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学良，控制东北全境，握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这种局势下，毅然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并非“势穷来归”也非“变革起义”。目的是实现他的结束内战、实现全国统一的夙愿。有人评价说张学良此举，“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是鲜有先例”[4](P115)。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统一，这尽管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统一，但对一个长期处于内乱不断的国家来说，不仅需要也十分重要。它是实现真正统一的起点，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张学良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情怀，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从思想基础上看，张学良在青少年时，由于受封建爱国思想的熏陶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就立志发奋图强，努力救国。他曾说：“余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5]。 这种明国家大义的思想，决定了他在行为上必然以国家利益为主，必然维护祖国的统一。第二，从国内现实上看，停止内战、实现统一，是解除民众之苦的需要。多年战争的现实，使张学良目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他厌恶内战。他曾说：“余自19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战士死于无意义的斗争”[5]。 张学良这种思想情绪是真实的，他在战争前线给在日本读书的弟弟写信，言及：“兄弟奉命征讨，一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讨，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矣”[6](P75)。因此，当奉军占领郑州后，他力主撤军黄河以北，以避免自相残杀，并发报给北伐军总司令，“希望罢兵言和，共商国事”[7](P102)。不久， 又发表了《张韩对外时局通电》，希望“海内豪贤，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侮，至挽颓流”[8]。并自做主张将奉军全部撤回黄河以北。 其目的是不忍“自己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9](P54)。第三，从国际局势上看，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张学良极力主张停止内战，实现统一，更重要的是针对民族危机的现实。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逐渐地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将这块荒僻、富饶的地方视为禁脔。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不仅享有许多权益，而且还大肆渲染东北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从而使东北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民族危机日严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界的高级将领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同时，他还认为“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国家统一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只有国家强盛才能避免“豆割瓜分”的局面[10](P72)。
二、实现国家统一理念的内涵
东北易帜，促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统一后，小规模的内战仍不断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因素仍然存在，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胁。张学良在制止内战发生和扩大，维护国家统一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国家统一理念。
张学良认为，拥护中央，服从国民政府，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张学良在《东北易帜通电》中说：东北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8]。关于东北易帜的目的， 他说：“民国18年来，战祸频仍，危象环生，人民殷殷望治，机会虽多，惜皆错过，其惟一之光明，即恃总理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建设强有力之政府，东北各首领矢志服从国府目的即在于此”[11]。他认为统一告成后，“建设方兴，凡为国家官吏者，自应服从中央，形成自治”。他公开表明个人态度：“效忠党国，不敢后人，拥护中央，尤为素志”[12]。他领导下的东北，将以中央之意志为意志，以民众响应为响应，扶助中央统一政策，以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
张学良认为，制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障。东北易帜，促成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内战的因素仍然存在，小规模的内战不断，分裂的局面仍可随时发生。对此，张学良焦急万分，不断呼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他对记者说：“希望全国同胞，放大眼光，摒除内争，共注意于国防大计”。他对陆军大学的学生们说：“中国嗣后，决不应有内战发生，预备将个人之头颅，将来均向敌人抛去，将个人所有之热血，将来均向敌人洒去，完成军人之天职”[8]。 他响应五院长《告全国军人书》通电：“愿我袍泽，务各开诚布公，拥护中央，以固国家之统一”[8]。1930年3月，当内战危机日趋严重之际，张学良公开发表通电，劝告蒋介石阎锡山和平息争，“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建设方殷，非和衷不足以济事。当此之时，若不各捐成见，共息争端，势必至元气亏竭，根本动摇，而外人之环伺我侧者，求全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灭国灭种之惨剧不止。兴念及此，能无凛然？”他希望全国同胞“洞察危局，注视于国外，立泯内争，本诚意以相维，共图匡济”[13]。张学良的不断呼吁仍不能制止内战的发生，1930年4月，反蒋联盟与蒋介石之间的中原大战还是发生了。
张学良的政治调停，既不能防止内战的发生，也不能制止内战的扩大，最后只能采取武装调停。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 武装调停内战，并派东北军入关。使为时半年多的内战即刻停止。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余万人，死伤将士约30多万，给国家财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这场战争是“民国史上流血最多，代价最大的内战”[14](P117)。这场战争，如没有张学良以维护中央统一的调停，其后果不堪设想。张学良在呼吁和平制止内战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内战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只有全面、深刻地鞭挞造成内战的诸因素，才能从根本上制止内战。张学良认为，国人应认清内战的罪恶本质，认识到徒事内讧是国人的耻辱。他说：人民之所以流离失所，是因为军人的压迫，而军人之所以压迫人民，是因为战事的发生，故内战实为罪恶之母[15]。这是他对当时的军阀混战的本质认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参与内战的将士们，还“莫不以抛头颅溅热血为无上光荣，殊不知男儿不协力对外，为国牺牲，徒事内讧，实为极大耻辱”[15]。阐述了自私是内战的根源。民国20年来，扰攘纷乱，迄无宁日，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落伍军阀为一时利欲所迷，认为军队为私产。在政治上稍不如意，便以武力抗争为后盾。内争之始，“并非全体将士之意旨，不过一二军阀为争地盘而已”。二是国民对于和平统一，尚无深刻之认识，未能充分主持公论。因此，便出现“一人煽动，徒党和之”的内战局面。出现内战局面的最本质原因是“重小我而轻大我，眼光过浅，仅知注意目前小利，而缺乏远大思想”[8]。只知为个人谋出路， 而不为国家谋幸福，只知谋个人之利益，而不为民众谋利益。结果，争端内战不断，害了国家，个人的出路、利益也没谋到。
论述了和平与统一的关系。张学良把“和平”比作“花”，将“统一”比作“果”，和平是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消除内战，实现和平，才能实现统一；统一又是和平的保障，只有国家实现统一，才能消除内战，永保和平。他说：“世未有能保持和平而不能统一者，亦未有能造成统一而不能和平者”，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因此，他始终认为，只有和平统一，才能救中国，只有欣赏和平之花，才能享受统一之果[8]。
提出了消除内争保障统一的方法。一应一致打击破坏和平者。张学良认为破坏和平统一者，是民众的公敌，是全国的公敌。“大家欲求和平，应真正起来作和平运动，反对破坏和平之人，视为全国人民之公敌，一致攻击，使在社会无立脚点，自不敢再为”[8]。 只有共同打击破坏和平者，才能“维护永久和平”。二应使军人认清军队为国民所公有，既非个人所得而私有，更非个人所得而滥用。操军权者，是受国民之委托，代其节制训练。军人应克制权欲，服从命令，以国利为前提，以民意为依归。“军人以此自勉，社会以此策励，和平统一乃得植牢不可拔之根基”[8]。张学良在反对内争、维护和平统一的实践中， 形成的国家统一理念，是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家统一理念的修正与升华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成为全民族的首要任务。张学良发现自己执行不抵抗命令铸成大错后，转而组织、支持东北军民抗日，并争取全国共同抗战，在争取全国抗战中，使他的国家统一理念得到修正与升华。
1934年1月，张学良旅欧归来，爱国情绪更加强烈， 表明今后仍“致力于和平统一”。如何才能实现统一呢？他认为应通过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来完成。他说：此次旅欧感触最深的是“他们民众拥护领袖的热烈，使他们领袖得以放手作事”。而我们“要想当领袖的人太多，互争雄长，你猜我忌。……使之功败垂成”[1]。 中国人要想不当亡国奴，必须大澈痛改这个弱点。以拥护领袖实现和平统一的思路，从一般意义讲，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成立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领袖推行的政策是适合于国情的正确路线。张学良在拥护领袖的同时，也完全接受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急时刻，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便有亡国灭种的可能。而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1]。
张学良在“剿匪”实践中，还对共产主义理论，共产党的历史及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经常发表谈话、训词，说明什么是“赤匪”，为什么要消灭“赤匪”，怎样消灭“赤匪”等等。由此看来，张学良对“剿共”不仅态度鲜明，而且还十分用心。他相信只有消灭共产党，才能统一，才能攘外。“想攘外须从肃清赤匪， 造成统一的民族战线作起”[16]。他将共产党人排除统一的民族战线之外。张学良的这种统一观、攘外观，直到1936年6月才公开修正。 由“攘外必先安内”主张转变为“唯有抗日，人人对外，才能求得统一”的主张[17]。
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长安县对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员， 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他说：“目前中华民族对日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也谈不到。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它路子可走”。认为只有抗日才能实现统一，“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种事情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17]。“只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实际上已是公开否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也是对他个人统一理念的修正，将“安内”作为统一前提，修正为只有对外才能实现统一。张学良这种修正和转变，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第一，张学良是一个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民族主义者，他追求国家统一富强，把抗日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最大使命。接受“剿共”任务，也是为了尽早实现抗日的目的，他本人对国共两党都无太多的了解和成见。这是他能及时修正错误的历史原因。第二，张学良在“剿匪”的实践中发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匪”，而且是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民族解放力量。共产党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而且已经从心理征服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由东北军去完成剿灭红军的任务，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已经不可能。第三，从政治和军事上讲，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不管谁胜谁败，消耗的是民族力量。继续下去，只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而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继续走这条路只能是死路一条。与此同时，张学良对蒋介石利用内战来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也有所察觉和认识。因此，停止内战，保存民族力量，势在必行。第四，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激烈情绪，都要求张学良必须作出新的选择。
张学良修正后的国家统一观，与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致；与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相冲突。对此，张学良决以进谏的方式，说服蒋介石应时局变化、顺应民意，改变原来政策。他上书说：“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竖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总之，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集中”[18]。劝说领袖服从民意，以实现全国统一。这是张学良修正后的统一理念的又一发展，他是站在国家立场、民族利益、大众愿望的基础上，来理解和阐释国家统一理念的。
国家立场、民族利益、大众愿望为张学良推行新的国家统一理念，提供了充实的客观根据，巨大的支撑力量和一无反顾的决心。因此，当一切进谏失效后，毅然采取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服从民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和全国人民的国家统一愿望得以实现。从无条件的服从领袖到劝说领袖服从民意，再到以兵谏的方式迫使领袖接受民意，这是一种升华。张学良在解释兵谏似有犯上之嫌时说：“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应论人，……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重，还是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17]可见，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内涵中，不仅仅是忠君爱国，也融进了自主意识、民众意识、求实意识和创新意识。这正是他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张学良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仍不忘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时刻期盼两岸能尽快统一。
张学良在解禁后，就公开发表言论，批评“台独”分子，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台独”分子企图裹胁台湾人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实现两岸统一，是国共两党的责任，“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共两党完成两岸和平统一，应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事”[19]。如何实现统一，他认为双方应接触谈判，特别强调要有诚意，“没有诚意，能谈出什么呢？”[20]他“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方式竞争，看准干的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21]这种统一观，虽然与“一国两制”的表述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如一个国家的原则，要统一的原则，“和平竞争”实际上就是承认两种制度分别存在的原则。张学良的两岸统一的主张及观念，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最大支持，对两岸人民是最大的期盼。
在将步入21世纪的今天，特别是在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的时刻，回顾和总结张学良的国家统一理念，意义是现实而又深远的，给人们的启示是多面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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