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应用前沿及其中国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行政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里·金(Gary king)及其合作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名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ter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下文简称《设计》)在2014年、也即其英文版出版二十周年之际由格致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为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多提供了一个接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前沿的途径和中转站。《设计》一作出版的时间和研究方法多元化、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趋势相吻合。这一趋势兴起于1990年代前后(Mandy et al.，2015)，初期大多是基于定性、定量各有分工的共识基础上的互补，主要体现在研究流程上的分工(Bergman，2008；liberman，2005)、数据及分析方法上的互补(small，2011)。而最近十数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在统一的逻辑上对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综合，在定性研究方法中，民族志研究(Small，2009)、案例研究(Burawoy，1998)和历史比较分析(Mahoney & Rueschemeyer，2003)是这方面的主要推动者。例如历史比较分析研究者宣称建基于小样本数量基础的案例或比较案例研究同样能形成有说服力的因果推论，从统计学的自由度角度来论证个位数的案例如何进行显著性检验(Raign，1987：113-115；Braumoeller & Goertz，2002)，或者从贝叶斯统计原理出发，分析数量不多的案例是如何形成推论，实现较大程度上的统计学意义的消减误差比例(Goldstone，2003：45)。《设计》一作针对定性研究所言的描述性推论——在一系列观察值的基础上对未观察的现象进行理解——和上述的原理和宣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以该作的中文版出版为契机，本文分析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国际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应用状况，并在此背景下讨论《设计》及研究方法多元及混合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的意义，希望能稍有助于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学生对研究方法应用的进一步理解。 二、英语学术圈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应用 公共行政学历来有着较为浓厚的学科危机意识和反思意识，对美国行政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的研究中，较为著名是杰·D.怀特(Jay D.White)等人在上世纪1980年代掀起的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状况的评估(Mccurdy & Cleary，1984；Perry & Kraemer，1986；Stallings & Ferris，1988；White，1986a，1986b)。同时，在欧洲也有一些公共行政学的学者在做和怀特等人同样的工作，包括英国(Dargie & Rhodes，1996；Rhodes et al.，1995)、法国(Chevallier，1996)、德国(Seibel，1996)等。本文则主要以英文学术圈两个知名的公共行政学杂志：《公共行政学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下文简称PAR)和《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下文简称PA)上的有关评论文章为基础，通过这些研究，读者可以勾勒出英语学术圈尤其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及前沿应用，整体而言，包括以下特征： (一)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统计研究占多数 从PAR上发表的文章趋势来看，美国公共行政学早期的研究以概念创建和政策评估为主，而探讨变量之间关系的文章的比例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例如1940-1944年PAR上没有一篇文章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到1975-1984年，这类文章的比例达到了24.6%。此外，就研究方法应用设计而言，定量研究的比例也在逐步提升，1940-1944年，PAR上完全没有多变量的分析研究，到1980-1984年，这个比例已经占到了28.6%(Stallings & Ferris，1988)。及至最近十年，定量研究已经占据了绝大多数：从2000-2009年之间PAR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定量/统计取向(Quantitative/Statistical Approach)的研究占比最高，占33.4%，紧接其后的是其他的经验研究取向(Empirical Approach)的研究，占27.8%，两者合计超过六成。其次的研究取向文章依次为分析性取向(Analytical Approach)(18.1%)、批判型评论(Critical Review)(6.3%)、规范型研究(Normative Approach)(4%)、历史取向的(Historical Approach)(2.7%)、传记学取向(Biographical Approach)(3.2%)、描述取向(Descriptive Approach)(3.3%)、法律取向(Legal Approach)(1.2%)(Raadschelders & Lee，2011)。 (二)定性研究逐步复兴，以个案研究方法为主 定性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上的应用呈现出典型的U型曲线，它在1940-1950年代占主体地位，在1950-1970年间式微，到1980年代又再重新复兴。近期，有研究者在美国三本知名的公共行政学杂志——PAR、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下文简称J-part)和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下文简称AS)——中抽取了72篇定性研究的文章，对定性研究方法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界的应用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发现，个案研究仍然是最常使用的定性研究设计，尤其是单个案研究设计，PAR上是56%，AS上是59%，J-part上是50%，而使用多个案研究的，PAR上是38%，AS上是23%，J-Part上是22%；宣称使用内容分析方法的，AS和J-Part上各有1篇，谈及使用多元方法的，AS上是2篇(9%)，J-Part上是4篇(22%)；而宣称是使用民族志方法的PAR上有2篇(7%)，AS上有1篇(5%)；可见，占主流地位的定性研究取向仍然是个案研究，而扎根理论、民族志研究等取向也偶有出现(Brower et al.，2000)。 该研究同时从几个角度对这些定性研究作品的方法应用状况进行了评估，例如，研究发现J-part上有50%的定性研究作品对自身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PAR上的有56%，而AS是32%；对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的文章，PAR是91%，AS是96%，J-part是72%；在文章中明确宣称使用某种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的作品，PAR上是19%，AS上是14%，J-Part上是17%；这些分析方法的名称包括：扎根分析(Grounded Analysis)(3篇)，人种志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1篇)，模式匹配(Pattern-matching)(2篇)，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2篇)。这也表明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界在定性研究方法词汇的使用上也仍然并没有能达成完全的一致，例如有人把扎根理论当做一种研究取向，而也有的研究者将其应用为一种数据分析方法，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内容分析方法上；此外，有在文中使用了实地观察(Field Observation)作为数据来源的：PAR上是44%，AS上是35%，J-Part上是39%。 (三)研究质量进一步提升，研究方法多元化取向渐显 詹姆斯·佩里(James L.Perry)和肯尼斯·克雷默(Kenneth L.Kraemer)(Perry & Kraemer，1986)根据1975-1984年间在PAR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的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总体状况作出如下判断：一是研究更偏应用而非偏理论，理论取向的研究仅占四分之一左右；二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累积性不够，所有研究里文献回顾型的文章很少，同时大多数的研究只是简单地引用了已有文献，而深入去讨论已有文献和自己研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数量较少。但这种情况也在得到改善，例如，有研究发现，聚焦基础研究尤其是理论构建方面的研究的比例也在逐步提升，从1986年的大约20%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大约31%。 20世纪末期，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开始出现，首先，一些以往较少出现在政府和政治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包括实验研究方法(McDermott，2002)、网络分析方法(Ward et al.，2011)等。政治学在实验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McDermott，2002)，这种进步也正在影响着公共行政学领域，例如，2014年PAR为命名为“朝向实验公共行政”的专栏征稿，而在最近几年，PAR几乎每年都会刊登一篇以上的应用实验方法的研究作品。另一个近期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得越来越广泛的研究方法——网络分析方法，也逐渐开始在政治和行政领域拓展(Ward et al.，2011)，网络分析方法被应用于政治参与网络、国际关系、议会决策等领域(Koger et al.，2009)；而较新近的代表作则是瓦尔迪斯·克雷布斯(Valdis Krebs)对“美国911事件”中恐怖分子之间的网络关系的研究，作者据此研究确定了19个恐怖分子到底谁是身处中心地位的领导者(Krebs，2002)。 其次，一些原来活跃在政府与政治研究领域，但随着定量研究方法兴起而退却的研究方法也逐渐在复兴，包括民族志研究(Wedeen，2010)、历史比较分析(Goldstone，2003；Mahoney & Rueschemeyer，2003；Skocpol & Pierson，2002)等。首先，在政治语言和符号(Laitin，1977；Wedeen，1999，2002)、国际政治(Klotz & Lynch，2007)等民族志研究所擅长的领域，研究的数量在逐步增加。其次，公共行政领域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不同国别之间公共行政学之间)的数量也在提升，拉里·特里(Larry D.Terry)(Terry，2005)的研究发现有6.9%的研究属于这个领域，而在另一个主要的公共行政学杂志Public Administration上的比较研究的比重更高，达到了14%(Rhodes et al.，1995)。 三、方法多元及混合及其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意义 回顾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对学科进行反思、引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鼓励并督促学生在研究中严谨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一系列行动也是最近十数年的事情，这些反思性作品帮助发现国内该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差距。尽管中国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教材引进、研究方法课程开设、研究者研究方法技能培训等方面已作出很多努力，但我们的研究和国际主流相比，差距仍然明显，我们还有大量的不规范的规范研究，经验研究方法的使用比例偏低，定性研究取向相对单一，定量研究比例较低，高质量的定量研究作品更少，大型抽样调查数据库缺失(马骏，2006；马骏、刘亚平，2007；何艳玲，2007；张成福，1996)。由此可见，中国公共行政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推进既需要注重适当提高定量研究方法应用的比例，更需要注重的是方法应用多元化取向，基于下述的理由： 首先，这和有关领域的国际主流研究的新趋势相吻合。前文的阐述表明，包括定性研究方法的整体复兴、实验研究方法、网络分析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等的更深入应用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研究的新趋势，我们可能无法快速在定量研究的比例上实现超越，但是却可以在方法的多元应用及拓展上和国际主流研究齐头并进。 其次，多元的方法应用也和我们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条件相吻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公共行政学已经有了较广泛的议题覆盖(何艳玲、李丹，2011)，但是仍然有很多迫切需要了解的议题尚未进入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流，包括：①政府和政治运作的实然过程，尤其是更高层级(地级、省部级及以上)政府的实际运作过程，包括议程设置、决策、政策实施以及一线行政人员和民众的互动等，同时需要了解在正式的制度背后的非正式的规则和习惯，这些议题既具备中国特性，也具有中层理论价值；②政治符号、意识形态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和作用机制。中国的政治符号如何产出和被接受、国家和民主等核心政治符号的意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治理的工具，而政府不同层级的人员又是如何在意识形态的空间中寻求自身生存之道？③一些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却长期被公共行政学学科所忽略的议题，包括：宗教及其发展对政府和政治的影响，法律、司法和执法方面的制度设置及实然操作过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对政治制度、执行文化、合法性等所形成的挑战及回应。从上述的种种研究议题来看，中国政府和政治有太多的领域还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多数领域都没有可接受的分析变量，这意味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仍然有大量的基础工作(尤其是深入的定性研究)要做，而中国数千年的政府和政治实践则又为深入的历史比较分析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研究条件的特性来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面临着不少的制约：首先，政治上的敏感性会让许多研究的选题难以进入切实的研究；同时，由于信任感的普遍缺失，客观真实的经验素材的获取仍然困难，量化数据的可信性同样值得怀疑；此外，从研究主体来看，没有经过严谨的研究方法训练的研究者仍然占据多数，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各种各样适宜和可行的研究方法去深入观察和思考，并形成相应的知识贡献。 基于上述的议题探索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建议，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是要去描述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实然过程，真正到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域中去，认真地进行理论抽样，进行访谈及观察，撰写实地记录，收集“多汁”的、多面向的数据材料，正确使用各种研究方法详细描述所研究对象的背景条件、行动者的态度、行动及其逻辑、前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及其意义。在这个方面，以华中师范大学为重要阵地的乡村治理及其相关的农村研究形成了良好的示范，但这种做法仍需要在多个议题上进行推广，包括前文所提及的更高层级政府的运作过程等。 把描述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基础工作即意味着研究工作并不能止步于描述。研究者在收集经验研究素材的同时应进行理论性的抽象和思考。并从中形成能简化和抽象中国政治和行政实践的概念，逐步发展可供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和命题，并尽可能地形成对中层理论上的贡献。这要求研究者对学科有关的理论知识的把握、已有的中英文研究文献的熟稔，在提炼概念、形成命题的基础上和已有理论进行对话的意识和触觉。随着能用英文进行写作和发表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者越来越多，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将进入并影响国际学术主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文的国际普及，国际学术主流或将更朝中国转向，而中国的公共行政学也将实现自身的学术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