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创新能力——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新能力论文,核心竞争力论文,文化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08)03-0008-07
一、持续创新能力的内涵
2004年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创新美国》计划，对创新作了如下的定义：“创新是把感悟和技术转化为能够创造新的市值、驱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标准的新的产品、新的过程与方法和新的服务”。所谓创新能力，就是指在一定创新场域内掌握一定数量和结构的资本的主体在从事创新活动中所具备和表现出的惯习力①。而持续创新能力则是此种惯习力的进一步巩固和延伸，以形成一个功能相对完善的系统以保证持续创新的能力。它通过一系列方式和原则进行不间断的创新，强调的是连续性。相比较之下，创新能力注重一次性的、短期成果的获得，持续创新能力强调了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创新模式。持续创新能力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它是主体通过不断创新突破自我框架、超越自我束缚的一种内发性能力。著名跨国企业阿迪达斯(ADIDAS)的广告语“Nothing is impossible”就反映了一种创新意识：在创新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能。思想的创新是其他各类创新如技术创新、形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的源泉，是一切创新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
2.它是多方面融合组织形态、科技进步成果、研发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综合性能力。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有机和动态的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技术系统、管理和行政系统、文化系统。组织的其特点是相互联系，一处改变，其他会跟着改变。组织与制度创新主要有三种：一是以组织结构为重点的变革和创新，如重新划分或合并部门，流程改造等。二是以人为重点的变革和创新，即改变员工的观念和态度，知识的变革、态度的变革、个人行为乃至整个群体行为的变革。三是以任务和技术为重点，任务重新组合分配，更新设备、技术创新，达到组织创新的目的。
3.它是在多个层级上推进产业运作的一种强大执行能力。它既包括在宏观层面上的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又包括中观层面上政策的创新，还包括微观层面上个性化创新。它涵盖了国家、产业、企业、个人等层面的创新。不同层级的创新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层级越小，灵活性越强，创新的速度越快。现代化的持续创新能力是在多层级相互影响下实现的。
可见，现代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产品服务、销售手段等为对象，以创新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为目的，以创新的不间断性、综合性、延伸性、独特性等为特点，从而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在本质上就与现代企业功能属性相契合，它与现代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并由此成为体现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文化产业虽然形成已久，但是在一个全球经济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显著特征的时代里，文化产业的发展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面临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文化产业既具有现代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有中国的特殊性，那就是从起步阶段的主要依靠禀赋优势，比如文化遗产、旅游景观、政策优惠、市场保护等，逐步发展到依靠投资优势，特别是在政府主导下，加大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吸引多元资本的投入，扩大规模优势，进一步发展到依靠创新优势，特别是依靠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组合，通过保护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让各种创新资源持续涌流，形成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这种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同一进程。
二、创新面对的现实挑战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哈姆莱特这句经典台词并不仅仅属于舞台，它仍然如此生动地描述着现代企业所面临的艰难选择：选择基业长青，就要勇于接受来自创新的挑战。自古“立”都是来自“破”，任何一个创新的诞生，都是在旧系统中孕育、生长、发展以至打破旧系统。创新并非一经诞生，就能马上被广泛接受和采用。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在他的“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中把创新的采用者分为革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追随者、晚期追随者和落后者，他们在创新过程中总是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意见[1]。这种新旧机制和系统存在矛盾的冲突和较量，往往会削弱和挤压创新的自由生长和发挥的空间。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这更是一个现实的压力和瓶颈。
1.创新的竞争压力——保鲜
创新的保鲜期是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属性对消费者保持吸引力的时间期限，也就是一般情况下所指的产品生命周期。在现代社会，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显得相当苛求，影片要最新，节目要最酷，网络要最快。这样一种心理无疑导致了文化产品与服务对创新的无节制的需求，也间接地反应了创新的保鲜期将有可能呈现出越来越短的趋势。
199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集合一大批优秀新闻人的智慧，成功打造了《实话实说》节目品牌，成为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谈话节目的标杆。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谈话节目形式的多样化和其他各种新节目类型涌现，从1999年起，《实话实说》的收视率开始走低，2005年，该节目正式从CCTV一套退出，“搬迁”至CCTV新闻频道。如下表所列，《实话实说》也并非一如既往，而是经历多次大的改版，但是仍然难以抵挡收视率的下降。同样，《快乐大本营》、《头脑风暴》、《东方时空》等红极一时的节目品牌也总是同样的困境中生存，“大改不断，小改频繁”成为延长节目寿命的重要手段。
除了电视节目市场，其他文化市场的产品与服务的更新换代也颇为频繁。以主题公园为例，至今为止，中国的主题公园约有20年历史，却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个时期是80年代以广州中心的长江乐园和河北正定的西游记宫为代表，第二个时期则是以华侨城、三国城等为代表，第三个时期是以芜湖方特欢乐世界为代表。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内大量主题公园面临着对外吸引能力不够、旅游人数下降、受到其他旅游市场的冲击等问题，不断有观点质疑主题公园的旅游模式是否仍然具有广泛的旅游市场，但是事实证明，新阶段的主题公园仍然具有强大的潜力。以芜湖方特欢乐世界为例，方特欢乐世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科技主题公园，自2007年底正式对外运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年后，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的旅游人数在同等时间内超过了安徽境内最有名的景点黄山，一举成为安徽内最具潜力和价值的文化品牌。可见，认清文化品牌的保鲜期限，进而把握好文化产品的创新节奏，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相比较之下，其他行业也存在保鲜问题，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保鲜期所呈现出越来越短的趋势，它来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产业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性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经历了从单一性向多样化、从小众化向普遍化转变的过程，从1992年“文化产业”的概念在国务院办公厅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中提出以来，文化产品数量急剧增加。1990至2002年，我国报纸数量由1576种增至2111种，各种期刊由6078种增至8899种，图书从74973种增长至154526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从1000个增加到1988个，广播节目套数由645套增加到1777套，电视节目套数由512套增加到1047套；有线电视从无到有[2]；其次是文化娱乐形式的选择性增加。如卡拉OK、蹦极、看电影、上网、健身、旅游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的休闲方式。
文化产品与服务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使消费者变得异常挑剔。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在网络时代成长的新新人类习惯于快速阅读的方式，在信息传播和接收的编译码上转换增快使得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增快。因此，他们对任何刺激所带来新鲜容易被更新的事物所替代，更难以对某一事物保持长久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商则不得不想方设法推出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以期占领产业发展中的空白领域。
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③曾在1960年代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媒介技术的概念，他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传播技术更新换代的时间间隔将越来越短。19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手机的普及，新媒体的出现，麦克卢汉的理论逐渐得到认可。各种媒介技术的出现引起了新的休闲娱乐方式，对目标受众群的注意力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2.创新的效益递减——模仿
电视人崔永元曾在现代文学馆的演讲里提到：“如果你研究电视节目，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套路，美国的电视学北欧，日本的电视学美国，港台的电视学日本，内地的电视学港台。到了我们手里基本都是三手货四手货，根本不可能新鲜。”他点出一个事实：创新带来不可避免的模仿。无论是中国或者外国，过去或者现在，对创新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模仿一直存在。它分为两类，一类是毫无原则的全盘照抄，另一类是具有创新性的模仿。前者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创新能力的匮乏，最终将严重损害创新环境与能力。后者则在一定程度具有可取之处，这里主要讨论第一种类型的模仿。
2005年，湖南卫视第二届《超级女声》火热登场取得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史上令人瞩目的成绩。按照央视索福瑞在全国范围内平均一个点的市场份额一般有580万观众来计算的话，当晚收看“超女决战”的观众则一度超过2.8亿人。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看“超女”[3]。这股强烈的选秀风在短时间内席卷全国。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2007年，各地电视台各种娱乐选秀节目有数十个之多，如北京电视台的《红楼梦中人》、上海文广的《加油，好男儿》等等。而这些选秀大同小异，缺乏创新。它们热衷于模仿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经济效益的驱使，新型节目形态提高了收视率，能带来广告效应，为了从中分流一部分广告量，复制该节目是较好的选择，电视台无需面对创新投入所带来的风险，通过模仿而不断分流这类节目的广告量，直到市场份额不断摊薄，失去模仿价值为止。可见：模仿是一种较为方便快捷的渠道，它省去了市场培育期，能在短时期内获得关注度。
二是文化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中国虽然已经建立起包括8部知识产权领域法律以及30多部相关法律法规，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还是相当薄弱。据统计，我国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过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4]。中国企业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所占的份额很小。2001年中国企业在国外申请专利的数量才2000多宗，不及日本“索尼”一个公司的申请量，这一情况充分表明，许多企业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的“非知识产权”的状态。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着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等问题。这种状况影响创新者积极性，进而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降低。
许多国际经验都表明，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它是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等多重力量的集合，既是从上而下的传播过程，又是从下而上的反馈过程。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建设，才能真正保障原创者的权益、激发创新者的积极性。
3.创新的风险难题——成本
创新的成本是指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投入之前的研发设计所需的人力、资本、时间等支出。在中国诸多文化企业当中有一个普遍认识，那就是创新成本高，风险大，不值得大投入。以被宏基创办人施振荣称呼为“全世界最便宜的创新”的工业设计为例。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一般占到总产值的5％～15％，高的可占到当年产值的30％，而中国绝大多数家电企业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一般不到总产值的1％。据美国工业设计协会测算，工业品外观设计每投入1美元，可带来1500美元的延伸收益。
中国工业设计的总体实力相对薄弱，目前约有几百家以产品设计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工业设计公司。而这类公司在中国台湾有200多家，日本在经济高速成长期间的产品设计公司有上千家之多，现存200多家。我国不仅设计公司数量偏少，而且许多设计公司规模很小，投入少，且设计产品偏于低端。
由于成本巨大导致创新流产的问题在美国好莱坞也同样存在。美国自由撰稿人科尔斯纳④(Scott Kirsner)在《发明电影》(Inventing the Movies)中以目前仍在缓慢进行的向数码放映技术转变为例来说明：相比之下，电影发行人斥巨资制作和运输电影胶片，而数码发行方式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需要把每套影院设备更新成数码放映，每一个单项需要10万至25万美元，所以影院老板对此普遍都不热心。正如科尔斯纳在书中写道，“虽然数码放映技术在不断改善，但由谁来为转换买单的问题可能会起到阻碍作用。”
目前，中国大部分文化产业规模较小，资金受限，且规范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尚未建立，资本流入渠道很少。基于这种现实，文化产业的创新就涉及到成本控制(Cost Control)⑤，成本控制是现代企业管理学中的永恒命题，它关系到企业内外各种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和创新组合，因此，战略意义上的要素组合将是解决文化产业创新成本的有效途径。
三、持续创新的三大要素
破解创新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就必须推动持续创新。无数实践证明：持续创新使得新旧系统交互过程所产生的问题，能够通过长期连续的改革而获得较好的解决。而把握住文化产业持续创新的三大要素：动力系统、制度建设、要素管理，则是将愿景化为现实的唯一路径。
1.内在动力——培育创新精神
2008年10月31日的美国《科学》杂志报道，新的发现表明，技术上的创新和社会性的组织在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迁徙活动中，其催化作用比环境变化更大。他们认为创新精神是人类迁徙的催化剂。所谓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创新决心，以及相关的思维活动。它与下图中的诸多特征相关。
1990年代中后期，湖南卫视异军突起，推出了《快乐大本营》等一系列名牌栏目，确立了娱乐传媒的强势品牌地位，成为本土文化品牌的一张响亮的名片。至2006年止，湖南卫视上星十周年，广告创收突破12亿，创收能力稳居全国省级卫视第一，全国所有卫视第三。2006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创收超过3亿元人民币，创造了中国国内单一电视活动营销的最高纪录。在这短短的十多年中，湖南卫视的节目尝尽了中国电视娱乐的多种可能，由节目创新、活动创新走向品牌创新，从单频道走向跨媒体组合，成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具备强大传播实力的重要卫星频道。时任湖南广电局局长的魏文彬一针见血地指出，“创新应该成为湖南广电‘第一话题’”。
在湖南，创新精神所创造的“湘江”奇迹并非一枝独秀，“出版湘军”、“报业湘军”、“演艺湘军”、“动漫湘军”和正在崛起的“传统湘军”蜚声业界。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在中国文化企业50强中排第4位。湖南在中国民族原创动漫业界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以三辰卡通的《蓝猫淘气300问》、宏梦卡通的《虹猫蓝兔七侠传》等，创造了中国第一个国家名牌产品中的动漫品牌，迄今为止，湖南原创动画片产量仍然稳居全国第一。
这是无数“湘”土电视创意人士不断求新求变的结果。自古以来，湖湘文化就有以“思新求变、敢为人先”为特点的精神传统。湘籍大学者王船山提出“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趋时更新”的主张，其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主张因时因势进行变革的湖湘人士。提倡变法革新、与时俱进，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是湖湘文化的生机和活力的所在，是湖湘文化适应时代、永葆青春的一个原因。
可见，创新精神才是文化企业面临竞争性压力的一剂良药，是从众多同质化产品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动力，是摆脱了思维束缚不断前进的勇气。文化企业的领导者或者创业者则更应该成为创新精神人格化的代表。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就直接说道：“创新应当是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企业家不是投机商，也不是只知道赚钱、存钱的守财奴，而应该是一个大胆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开拓的创造型人才。”甚至有人把创新精神称为“企业家精神”。
2.运作机制——建立产业模式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是形成一种激发、运用、实施文化创新的体制，它包括行政机构、中介组织、企业、高校、个人等等多种力量的共识与配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是一种文化创新持续产生、利用的模式。
被誉为全球最有创意的公司之一美国IDEO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工业设计公司，它有一项有趣的科技箱活动，公司内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们，将自己平日为设计产品所收集的东西及材料，奉献出来集中放在一个科技箱中，作为互动效果的展示方式。常常有人在需要灵感时，就会到科技箱随手翻翻玩玩，科技箱渐渐地成为公司创意的点火石。后来，为了进一步实现内部创意共享，IDEO内部架设网站，建立专属数据库，网罗更多创意设计，每个人都可以利用桌上的计算机来撷取资料，让信息分享。正因如此通过设计保存、流转和共享，让IDEO公司的产品设计一直位居全球的领导地位。
作为中国多媒体行业翘首的水晶石科技有限公司，也采取了相类似的方式，它将企业部门员工的各种创新收集整合并称之为内部专利，这些内部专利将通过水晶石的专家评审而获得内部专利认证，其所有者相应地得到来自企业的奖励。
再看多年形成优势的世界500强企业迪斯尼公司，它的创新模式是把产业分成主要板块：动画与电影制作、主题游乐园、酒店以及授权其他公司制作各种产品，而运营的主轴是把主打动画片向全球营销，争取票房与音像制品市场再藉由动画中的人物造型，做成各种产品、游戏、主题乐园、玩具、巡回演出的剧团，因此陆续创作新的故事与造型就变成金字塔尖，是其他几大产业板块的源头。这就把动画大片的制作流程变成一种策划、编剧、作者、制作，以至于营销的产业链。迪斯尼善于在全球寻找故事来源，如果巨大的丰富资源任由开采，取材基本上不会枯竭。其次，人物角色的刻画也是通过多种元素如幽默、勇敢、善良等品质的多元组合。故事的精神要体现人性积极面，引起人们的共鸣。再者，要根据选题的来源，添加相应的异域风情。迪斯尼将这些板块组合完美，使之在源源不断的生产作业流程中，频繁显出创新的亮点。
3.产业环境——要素优化组合
文化企业作为社会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受到产业环境的深刻影响。大量实践证明：只有在良好的产业环境下，文化产业才能获得大量的要素组合。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更侧重于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信息资本⑥、文化资本、金融资本等多元化要素组合，而非表现为传统经济形态中以土地要素为中心的其他要素结合。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专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5]在其著作《创意经济》中提出，创意经济的发展需要注重“3T”理论，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他尤其强调了宽容的社会环境对创意的影响，甚至于把是否能容忍同性恋作为衡量创意程度高低的标准。2004年，弗罗里达与有关方面合作完成的《创意时代的欧洲》(Europe in the Creative Age)报告中所采用的“欧洲创意指数”则将他的3T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指标化。“欧洲创意指数”主要由三方面指标构成：“欧洲人才指数”(Euro-Talent Index)、“欧洲技术指数”(Euro-Technology Index)、“欧洲包容性指数”(Euro-Tolerance Index)。其中，“欧洲包容性指数”可说是对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一个内容划分和判断，它分为三个部分：(1)态度指数，即主动或被动宽容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2)价值指数，即一个国家将传统视为反现代的或世俗价值观的程度，这类指数通过一系列的提问得出，其中包括对宗教、民族、权威、家庭、妇女地位、离婚、堕胎等的态度；(3)自我体现指数，即代表一个民族对待个人权利和自我体现的重视程度。
在参考国际通行的城市竞争力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的基础上，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综合香港特区教育、科技的概念等多方面实际情况提出了香港创意指数[6]，包括创意成果、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指数等5个方面。2008年7月，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编制完成上海城市创意指数。它包含了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社会环境五大指标体系，由33个分指标构成。产业规模指数占30％，科技研发指数占20％，文化环境指数占20％，人力资源指数占15％，社会环境指数占15％。
可见，在已有的相关创意指数评估中，学者们通过多种方式对社会大环境进行了分析，无论是以何种标准和方式对社会环境进行具体的细化和评估，都足以表明一个具有开放意识、包容心态的社会环境才是孕育创新的最好条件。但是，还应该注意到的是，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小环境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所谓小环境，是围绕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设计，即主要通过多样化政策引导形成一个资源合理配置、要素系统组合的格局，从而达到产业资源有效利用、企业创新成本有效控制的效果。如果说大环境是在运用一种潜在的力量间接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话，那么小环境就是采用看得见的方式直接作用于文化企业。
2000年，伦敦颁布《伦敦科学、知识与创新战略规划》号召全市正式加入创新行动。在《伦敦科学、知识与创新战略规划》实施后的几年里，伦敦的创意产业成就斐然，伦敦大学规划学教授比特·霍尔在其著作《城市文明：文化、科技和城市秩序》中写到，莎士比亚时期，有钱人聚集的伦敦是艺术家的天堂，因为这里才消费得起他们的奇思妙想；现在的伦敦则在新崛起的高科技企业眼里深具魅力，因为首都有着当代新兴企业最需要的条件。通过这场科教创新风暴，伦敦人领会到了由政策引领的战略设计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多种社会力量的集合。《伦敦科学、知识与创新战略规划》是由伦敦发展委员会牵头，15个政府部门、10个民间协会共同合作制定的，集合了政府、民间机构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政策的执行上，各种中介机构的建立为政策的落实提供帮助。伦敦发展委员会特地成立了一个“知识天使”组织，旨在改变占伦敦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守旧心态，“天使”们都是在新产品新工艺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他们为中小企业无偿提供“金点子”，并协助他们申请创新基金。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企业在战略和操作层面上目标一致的合作，伦敦政府着力支持创新者成立了“伦敦创新中心”，使之成为城市创新的旗舰和展示橱窗，成为观测和了解企业反响的最好地方。“伦敦创新中心”运行相当成功，一些地区建立了“知识码头”，专门推荐创新中心的中介服务。
二是强化科研机构与企业在创新上的有效组合。《伦敦科学、知识与创新战略规划》明确指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责任改造传统工业，哺育新的知识型企业。帝国科技大学在网上建立了“虚拟科技社区”，任何企业有技术难题，均可在网上访问有关专家。伦敦大学建立了专门办公室，负责三件事：一是寻找校内优秀科技成果，同时调查国内外市场，牵线搭桥，促成两者结合；二是保护学校及教员的知识产权；三是寻找资金，支持有多方面应用的技术，办专门的公司。同时，一项“孵化器网络服务”计划正在进行，促进大学热门研究领域与关键产业和战略地区合作。
三是开拓创新资金来源。创新成本过高是中小文化企业远离创新的痼疾。伦敦政府特别为有志于创新的小企业推出“小企业贷款保证计划”和“小企业培训贷款计划”，为缺乏抵押资产的小公司撑腰担保。只要小公司的创新项目得到政府认可，即可获得政府提供的为期2—10年贷款担保，数额从5000到25万英镑不等。“小企业培训贷款计划”则使急需人员培训但缺少资金的小公司，可在指定银行获得2—7年的贷款。以政策为引导促使社会创新要素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的城市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努力发挥制度优势，打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后来居上的扶持环境和保障政策。
注释：
①参考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惯习”。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国际知名的世界级社会学理论家。“场域—惯习”论是他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这里的改版次数主要是指节目变动比较大的改版，包括主持人的更换，节目形式、节目内容的大变化，而不包括节目播出期间的小调整。
③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人的延伸”、“热媒介和冷媒介”四大命题，是媒介技术决定论者。
④波士顿的一位专攻技术创新的撰稿人，是最近出版的The Future of Web Video:New Opportunities for Producers,Entrepreneurs,Media Companies and Advertisers一书的作者。
⑤成本控制是指企业根据一定时期预先建立的成本管理目标，由成本控制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在生产耗费发生以前和成本控制过程中，对各种影响成本的因素和条件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和调节措施，以保证成本管理目标实现的管理行为。
⑥信息资本是新经济时代创造企业价值的基本要素，具体包括应用程序、信息系统、数据库和网络等，它将使企业可以享用丰富的信息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