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理论评价的不确定性及其战略性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不确定性论文,评价论文,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0）01－0106－04
当一个新理论提出来时，它常常要经历一个证实和接受的过程。这一理解和求证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语境中使评价行为富有成果性，对科学家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要求科学家应具备一定的战略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综合把握不确定的情境，做出战略性的判断和采取相应的战略抉择，引领科学的发展。笔者在对科学理论评价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后，进一步探讨了对不确定性的战略性管理。
一、科学理论评价的不确定性
（一）事物本身发展的不确定性
在物理世界，牛顿力学曾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严格决定论的图景：人们只要知道某一点的状态，就可以推演出这一点之前和之后的状态。然而，微观领域的统计性规律表明，基本粒子的运动具有不确定性，它不再与人的认识相分离。在生物世界，事态的组合具有随机性和突变现象，由DNA复制的“失误”而导致的自发突变使事情的组合并不一定具有逻辑的或可预测的必然结果；生物具有复杂性，每个生物都有非常丰富的反馈机制、平衡机制，以及可能的多重途径，要充分和完整地加以描述是不可能的。而且，要分析这样一个系统就必须将之破坏，这样一来就会使分析徒劳无功。自然现象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系统中的微小作用在体系中显得非常重要，没有被注意到的某个非常小的原因会导致一个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的相当重要的结果。这就使对象在发展上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事物自身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它的发展没有原因，而只是说原因是不可预测的。
（二）科学理论自身的特点导致不确定性
科学理论本身具有普遍性要求。“知识的本质是概括。”[1](P9)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本质要求我们把观察的事实归入一个普遍规律。新理论既要能够说明旧理论已经说明的自然现象，也要能够说明旧理论所不能说明的新现象，还要能够预见现在还没有观察到、但通过科学实践一定能够观察到的自然现象。然而，任何理论却只能是相对完成的体系。新理论与现有理论之间的冲突也常常是不确定性的根源。相反，与背景理论一致的理论则较易被接受。
（三）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科学结论具有不确定性
人们目前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并不能够保证结论具有必然性。爱因斯坦认为，科学认识过程包含三层要素：上层A（公理体系）、中层S（导出命题S1、S2、……）、下层ε（直接经验的各种体现）。
1.ε（直接经验）是已知的。
2.A是假设或者公理。由它们推出一定的结论S来。
从心理状态方面来说，A是以ε为基础的。但是在A同ε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一个不是必然的直觉的（心理的）联系，它不是必然的，是可以改变的。
3.由A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可以假定是正确的。
4.S然后可以同ε联系起来（用实验验证）。这一步骤实际上也是属于超逻辑的（直觉的），因为S中出现的概念同直接经验ε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但是，S同ε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比A同ε的关系要不确定得多。如果这种对应不能可靠无误地建立起来（虽然在逻辑上它是无法理解的），那么逻辑对于“理解真理”将毫无价值。这一切的中心问题就是思维领域同感官直接经验之间永恒存在的有问题的联系。
（四）假说的检验具有不确定性
假说是科学理论的形式，它的检验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几年到几百年不等。例如哥白尼学说，在恩格斯看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列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3](P222)此外，证据在当下作为理论评价的因素具有的风险性较大，而将来由于有新的事实证据和新的理论支撑，则风险性较小。库恩举出了逻辑经验主义者所例证的两种不合适的证据。一是判决性实验。它们作为例证使科学教育有了必要的经济性，但未必能阐明要求科学家做出这样的选择的特性。二是他们的证据事实上都是支持最后取胜的理论的。例如氧可以说明重量关系，燃素则不能，但是不提燃素说的说明能力或氧化理论的局限。这种通过简化判定的选择来处理实际所面临的全部复杂性很值得怀疑。
（五）评价主体的差异导致不确定性
社会学教授巴伯对科学家抵制科学发现的现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已被确立的文化通常有益，但有时也有害地规定着人的处境，使人对孕育那种处境的其他一些方面失去判断力。他认为，科学家抵制科学发现的文化根源有：科学家所掌握的实质性概念和理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抵制新思想的根源；有些科学家从反推理、反分析、反抽象的方法立场上抵制某些科学发现；科学家自身的宗教思想也会抵制科学发现。抵制科学发现的社会根源有：发现者的相对学术地位，如学术地位低易于使其科学发现遭受抵制；一定时间内科学上占优势的专门化模式会使一些富有革新精神的“外行”遭到“内行”的抵制；人员的配备不当和管理不善、学派之间的争论以及高龄科学家抵制年轻科学家等，都会成为抵制科学发现的社会根源。
（六）科学理论评价标准之间具有不确定性
库恩认为，一种好的科学理论具有五个标准：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库恩的五条标准对于评价理论富于积极的启示，但毕竟过于理想化，没有哪一种科学理论能完全地符合这五条标准，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这五条标准之间存在着冲突。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很难有一个公认的优先标准，而且对于简单性也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满足一致性准则的学科领域范围大小也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这五条评价标准的优先性仍是因人而异的。
（七）未知领域的研究具有不确定性
所有的科学理论不仅仅是对人类已经发现的自然现象的概括和总结，而且也是要指向未来。对过去和现在，当下情景可以有不同的概括，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理论，而对未来，当下却无法获知。
以上说明，理论评价与选择要遭遇不确定性情境。如何对理论评价具有的不确定性进行战略性管理将直接关系到科学家们是否能够完善科学理论、做出科学发现以及开拓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当前，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科学和社会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从英国疯牛病事件到转基因食品问题，从遗传工程到克隆人问题，这一切表明，科学理论已把不确定性带到了我们面前，对理论评价的战略性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不确定性的战略管理原则
科学理论的战略评价需要把所有不确定性因素统统加以考虑，从它们对评价产生的作用中寻找下一步的战略。“科学家在作出一种选择时必须考虑些什么；他可以考虑什么相干、什么不相干；可以合理地要求他回答他进行选择的根据是什么。”[3](P322)当下与事后对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事后的成功性是评价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它在科学家的当下战略评价中并不是重要的参考因素。理论的战略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它是在评价过程中寻求理论的新的生长语境，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评价者需要制定战略规划。与柏拉图主义满足于通过逃往观念领域这种形而上学替代物来满足确定性的寻求不同，杜威认为它错过了我们实际上有可能得到的唯一的确定性。“对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进行理智的支配，只有沿着实际的应对途径才有可能。”[4](P5)
在理论评价与选择问题上，传统的评价方法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凭借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证据、逻辑），科学家就可以精确地预测理论的前景，从而选择明确的战略方向。但是，如果评价失去了从证据和逻辑上对理论的判定，例如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在证据的精确性上难以判断高低，那么该怎么办呢？在高度不确定的评价环境中应该依靠什么来制定好的战略呢？对此，我们的战略评价模型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要求：
首先，确定战略评价的边界，即对不可能的存在进行定性分析。影响理论评价的因素非常多，有对象方面的，有评价者方面的，有方法手段方面的，但是，不管评价者如何选择理论，理论必须是对现象的解释说明，从逻辑上说，它以不违背现象为条件。这是理论评价不可逾越的边界。这一边界为不确定性战略计划提供了确定的平台。
其次，逻辑方法尽管不具有理论评价标准的高度，但在战略评价中逻辑原则具有基础性作用，它仍然是人们获得确定性的重要途径。
再次，战略评价要求综合考虑认识上的所有可能性，并对所有的可能性的潜在发展能力进行战略判定。忽视任何的可能性都会造成认识上的损失，因而战略评价要求重视学说和概念成熟过程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并对它们的潜在发展能力进行逐一判定，或者根据现实条件对它们进行筛选，或者通过选择性的综合，集其大成。但实际上当某个学说有部分错误时，人们通常不是使之完善，而是提出某种相反的学说作为其对立面，似乎它是完全错误的，如新拉马克主义依赖环境影响的进化学说遭到突变学说反对，后者认为进化演变完全是由于“突变压力”（按同一方向反复突变），排除了环境（哪怕是作为自然选择因素）的任何作用；把物理主义引入生理学的结果是抛弃了生态生理学发展的苗头，它虽然导致了原因生理学的空前繁荣，但生态生理学却迟了近一百年时间才开始着重研究生理过程的适应意义。[5]科学中的许多论战是由于对立双方没有认识到它们并没有完全包括一切可供选择的观点或解释。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必将造成科学研究中的认识损失。因此，战略评价需要加强信息之间的交流以增加理论发展的多样性，提供多种解决方案获得认识上的收益。研究团队各成员之间不同的背景可以为研究主题增加收益。
最后，战略评价的目标要求富有成果性。科学既然作为一种职业，科学家就必须面对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效益与成本问题。不论是科学发现权，还是技术发明专利，都赋予了科学家相应的荣誉与利益。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评价与选择时，“都知道他的决定将关系到以后的研究生涯。他当然要被那种可望取得具体成功的理论所吸引，因为科学家一般总是由于这样的成功而受到奖励。”[3](P330)富有成果性要求战略评价必须高度重视出现的新信息，并把它纳入战略评价范围，修改或调整以往的研究战略。新信息的出现往往会成为不确定性走向新的确定性的关节点。富有成果性强调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关注的是行动过程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是否被恰当地执行。而要解决问题又必须正确提出或构造问题。一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有很多潜在的原因，如果把尚未解决的问题当作“黑箱”来对待，到时机成熟时再解决，可能有助于达到目标，例如，关于自然界中无限变异的原由问题达尔文就是这样处理的，从内格里、魏斯曼到贝特森的所有遗传学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完善的遗传学说是因为他们想同时解释遗传和发育现象，摩根则搁置发育问题而集中于遗传物质的传递问题。
战略评价是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上的，否则科学研究就没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平台，同时，它又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新的确定性，这种新确定性是现存的各种条件、知识背景以及新信息的重新组合、有机交融。首先，对现有确定性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一种实证的分析。评价者要了解理论的边界条件、实验数据资料、未来发展趋势（潜在的）以及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它是战略评价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性工作。只有准确把握问题，制定的战略才有针对性，否则会发生方向性错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归纳不完全的风险是常常可能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多倾听不同意见。其次是对价值的判定。价值分析的基本目的在于：确认某一评价所引导的方向是否值得去做，采取的手段（方法）是否能被接受，以及在得到改进后是否能获得广泛接受。理论研究的方向、目的以及可能的风险必须考虑人类价值，战略眼光必须体现人类的最大公共利益，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和判断什么该为和什么不该为。再次是根据具备的条件确定具体的方案，并分析所设计的方案是否可行。它要求对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考察，以确认此方案实现的可能性。如果超出条件许可的范围，将会导致方案的夭折。最后是根据确定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的不断变化补充、修改和完善研究方案。由于评价因素复杂多变，一劳永逸的评价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实践中证明是比较成熟的理论以教科书的形式被固定化，它也需要得到不断地优化。评价者通过不断地交流获得的信息和实验证据完善评价方案，使理论能很好地解释现象。由此，评价者要随时对评价做好“转弯”的准备。
三、不同理论评价前景中的战略分析
针对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评价者自身文化或社会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评价者有两种战略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引导评价发展的方向（在理论评价中发挥领导作用，例如：确定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创造研究方法等）；二是适应评价发展的方向（在目前领域中发现和抓住机会，完善理论）。引导评价发展的方向的目标是使研究朝着自己的构想发展，通过把人财物投资于新领域或把新的人财物投资于旧领域来引导研究方向。而适应评价发展的方向是评价者将当下理论及其未来发展看成是已知事实，进而对理论的不确定性做出应变。在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下，评价者会在目前的研究中选择有竞争意义的方向进行战略定位。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评价者会对新现象做出快速反应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获得竞争的优势。
科学理论是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之上，它排斥凭空臆造。它为评价战略提供了可靠的基石。科学家依据这一确定性，并根据它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的不同层次而选择实施不同的战略。
首先，在可预见的单一的前景中的战略。它是指未来具有明确性，结果具有单一性。在科研环境可预知的情况下，多数研究者都是战略适应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相关因素的稳定性，其评价战略可由一系列稳妥举措构成。例如，许多科学理论在提出时都有一些对未来的预测，这种理论可归为此类，它们具有单一性、明确性，对该理论进行检验即可。此外，这类情境还可以通过逻辑方法进行比较、推导和检验，寻找现象发生的原因。而对于引导者来说，他在评价理论时往往会把新的信息注入研究中，从而导致不确定性，并引导着这种不确定性朝着自己的构想发展。
其次，在可预见的有几种可能前景中的战略。它是指一些未来具有可预见的几种可能情境，人们可以确定结果出现的概率，但很难预测一定会出现什么结果。此种情境的战略是根据肯定会出现的结果而定。
再次，在不可预见但有一定变化范围的前景中的战略。它是指科学家们可以确定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范围，这些变化范围由一些有限的变量确定，但实际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它可能存在于此范围中的某一点。此时的战略需要确定一组描述可能出现的未来结果的大概范围，确保它能反映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征，并集中关注那些向未来情境发展的象征性事件。由于只能确定可能结果的范围，而不可能确定所有的未来情境，选择引导性战略是努力使评价朝着某个大致的方向发展。
最后，在完全不可预见的前景中的战略。它是指科学家们对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大概范围都无法预测，没有预测前景的基础和类比情况。这种情境本质上是短暂的，它经常出现在重大技术、理论和思想传播之后，会随着理论的应用而向其他层次的前景转变。这一情境下的战略决策因为无法确定未来的变化范围，因此采取谨慎的态度不失为明智的做法。不过，既然没有人知道这些环境中的最好战略是什么，对于引导性战略而言就是依据信念，为理论研究提供一个研究结构和方式。例如当世界上克隆出第一个哺乳动物时，克隆人离我们就不再遥远了。由于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技术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后果，因而战略性的价值评价被放在了第一位，这是一个人类的话题，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研究。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保持谨慎与小范围尝试的战略态度是其价值的基本要求。当然，由于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也更能为科学家带来莫大的荣誉，因而也有一些科学家在尝试“禁果”。
不确定性战略管理要求我们用更灵活的方法进行情境分析，改变过去那种只以确定性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固守确定性方法有时可能也是有害的，它使人对孕育它的那种处境失去判断力。而不确定性的战略评价面对的始终是变化的情境，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在确定性中看到不确定性，因而它更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而谨慎地行事。
收稿日期：200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