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民族理论的来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的学科。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经过了毛泽东民族理论、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和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揭示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问题、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阐明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科学体系的基础。据统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或涉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360多篇200多万字。在这些大量论述中，笔者以下选其主要观点进行论述。
马克思在1843年秋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9-451页。）一文，是马克思论述民族问题的第一篇重要著作。马克思在文中指出政治解放的国家（指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只有依靠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从而第一次阐明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把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中，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民族理论观点，明确提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许多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提出“三个过渡”的理论，即“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的理论；揭示了民族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指出了经济基础对民族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民族关系对民族内部结构的重要影响，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一文中，揭示了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实质，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把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合著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从社会生产发展与民族的隔阂、对立消失的关系，揭示了民族消亡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消亡的先决条件，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将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自行消亡的观点，提出公有制原则，也就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是民族接近和融合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38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民族问题的根源和实质以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指明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19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和《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年8月）等著作中分析了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欧洲民族的民族运动情况，分析了民族运动发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提出了区别两种民族和两种民族运动的理论，即区别革命的民族与反革命的民族、革命的民族运动与反革命的民族运动的观点。马克思在《机密通知》（1870年3月）中论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
19世纪60年代，亚洲民族运动兴起，以波斯巴布教起义（1848-1852年）、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年）和中国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年）三次起义为标志，形成了亚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波斯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约有近百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民族理论观点。比如：提出了东方革命必然推动西方革命的思想；提出了民族同化中的规律性的问题，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中对民族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章中，揭示了民族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指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15页。）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形成理论。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年5月-1882年2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中，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有重要的新贡献：一是把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这一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更加具体化，即部落（血族部落→地区部落）→民族和国家。二是把从部落发展成民族这一民族形成的一般过程更加具体化为中间经过部落联盟阶段。三是指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三种途径。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中，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思想。（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究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的同时，探究了人类社会民族问题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列宁和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建立和建设苏联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列宁活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民族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民族理论著述主要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2月）、《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7年7月）和十月革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等；著述内容主要包括四大方面：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民族纲领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些方面反映了列宁民族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贡献，具体内容如下所述。
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方面，包括：民族不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的产物，“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注：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0页。）“除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很弱小和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注：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的理论；民族同化概念和民族接近、同化与民族融合规律的理论；坚持民族语言平等，反对义务国语的理论；每一个民族中有两种文化的理论；民族差别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还将存在很久的理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是形式上必然呈现多样性的理论；坚持民族平等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理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民族观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势的理论，等等。
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方面，包括：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已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理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同的具体义务的理论；民族自决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器的理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作用、前途的理论；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同盟军的理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民族和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民族纲领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与各民族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原则的理论；联邦制是走向民主集中制的一种过渡形式的理论；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的理论；对各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大民族必须慎重地对待历史上受压迫的民族的民族感情等方面的理论，等等。
列宁的民族理论在解决俄国及后来苏联的民族问题实践中起了指导作用，列宁亲自参加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社会实践。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方面撰写了一系列著作，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年11月）、《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年3月）、《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年5月）、《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1929年3月）等，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原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党的民族纲领原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原理。斯大林批判了唯心主义民族理论，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民族理论，第一次给民族概念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定义；提出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类型问题，提出了民族消亡规律的理论；分析了民族运动的性质、产生的根源，指出了民族运动的发展方向；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提出了民族问题是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要辩证地看待民族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提出了关于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党的民族纲领原则。斯大林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主要是：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一切权利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工人国际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又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
斯大林在民族理论方面对捍卫、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解决原苏联民族问题上也有明显成绩。当然，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工作也确实有一些失误与错误。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民族理论和实践，给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各社会主义国家观察、认识、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丰富经验，同时也提供了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
二、新中国建立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但是，大量地、自觉地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中国的一些老一代革命者，特别是我党的一些第一代领导人，到法国、德国和俄国（后为苏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回国后在研究、宣传和实践中传播它们；二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首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已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恽代英、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广泛地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开始传到中国。1906年已有《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中译文发表。1908年，留学日本的一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创办的《天义报》上译载了《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各一部分。这些是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证据。1919年4月16日北京《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摘译；同年5月，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由陈望道翻译并在上海出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被译成中文。（注：参见欧潮泉：《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经典著作。列宁著作中译文最早发表是在1919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前发表中译列宁著作13种，其中有《民族自决》（1920年11月）、《国家与革命》（1921年5月7日）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共再版6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24年用俄文公开发表）1938年11月由郭沫若译成中文。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928年11月中译文以《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为题出版。1929年6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译文在上海出版。
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共发表中译列宁著作30多种，其中包括《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94年12月20日）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国统区出版中译文列宁著作达到38种，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29年6月）、《卡尔·马克思》（1929年6月）和《列宁选集》共7卷。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进步出版单位和报刊出版中译文列宁著作50种，其中包括《论民族自决权》（1938年5月）和《列宁选集》共8卷。
解放战争时期，在广大的解放区出版中译文列宁著作，在国统区秘密刊印列宁著作。苏联的外国工人出版社和后来的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著作后传入我国，其中包括《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等。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38年全文译成中文，斯大林有关民族理论文章汇集《论民族问题》1948年由张仲实翻译出版。斯大林有关民族理论文章汇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文版由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20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体系。随着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即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则是民主革命问题的一部分。这是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看法。中共二大（1922年）已经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等重要思想。中共六大（1928年）则专门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认为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1931年和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经提出了较为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特别是红军在长征时期途经少数民族聚居区，广泛接触了少数民族，民族工作深入地开展起来，民族纲领政策也日益发展成熟。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和政策逐渐成型的时期。1938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发表了一系列“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其中讲述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及相关理论问题，讲述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等。193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工委），开始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1940年西工委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时期民族政策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同时，创立了延安民族学院，设立研究部，进行民族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开办上海大学，校内设有社会学系，瞿秋白担任系主任。瞿秋白专门就民族问题撰写讲稿，并开设课程；施存统撰写的讲义《社会运动史》还曾公开发行。（注：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1922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的起源”；1924年他撰写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本书运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摩尔根的学说进行了介绍，因而被誉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最早著作”。（注：欧潮泉：《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在教学与研究中也积极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观点，其著作《现代社会学》中辟有两章专门讨论家族和氏族，体例和观点均依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参见李达：《现代社会学》，上海昆仑书店1926年版。）1929年出版的郭真所著《现代民族问题》一书中，则直接引用了斯大林所论述的民族定义的四个基本特征。
总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较早地传入中国，主要由先进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传播和论述，不仅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而且在指导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
三、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大家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我们党和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务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协助，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等。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纲领和政策的总结，同时又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民族纲领和政策的基础，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的主要理论和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新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
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工人、农民是民族的主体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没有把中国少数民族分为民族、部族，而一律称为民族。此外，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论述了民族压迫与阶级剥削压迫的关系以及民族自由联合的途径；在抗日战争时期，论述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揭示了民族问题、民族斗争产生的根源，论述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出了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等理论观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民族团结的理论和政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等。毛泽东民族理论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奠定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思想理论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为了加紧开展民族工作，解决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发展进步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我国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研究和宣传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特别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同时研究民族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凸显出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深入开展。比如新中国建立初期，报刊上一之、荣孟源、陈郊、华岗等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阐述，剪伯赞、吕振羽等关于民族和民族融合问题的讨论，1953年至1956年范文澜、白寿彝、熊锡元等众多学者参加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大讨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深入探讨和研究了民族概念理论、民族形成理论、民族发展理论和民族问题理论，这些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构奠定了研究基础、积累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其中包括他们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著作。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版部门以“解放社”名义重新出版了一批列宁著作，其中包括《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54年），1955-1959年翻译出版了《列宁全集》1-38卷；出版了斯大林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文章汇集），1953-1958年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1-13卷；着手翻译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出版了第一卷。这些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诞生提供了文献理论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多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决定，如，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1952年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952年8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既是党重要的民族政策，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此外，党和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进行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调查研究。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民族工作的实践。党和国家又先后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西南、中南等民族学院，给大学生讲授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知识，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这些都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这些思想理论的探讨发展、理论研究文献的出版和民族工作实践的基础上，1956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制定了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十二年(1956-1967)科学研究规划，这一规划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执行。在这个规划中，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正式列为一个门类，提出了研究的中心课题和重点项目，从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正式诞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民族理论为主干和基本构成部分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成为独立的学科以后，按照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十二年(1956-1967)科学研究规划和自身建设规定的中心课题与重点项目，进行了科学研究，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内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理论学术界展开了民族译名问题、民族形成上限问题、民族问题及其实质问题的热烈讨论。196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在北京召开“民族”一词译名问题讨论会，《人民日报》刊载了相关报道和文章，推动了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建设。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室进行专门的民族理论研究，地方科研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等一些高等院校也设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专门教学或研究机构或设专门的研究人员。中央民族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编写《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讲义》，把毛泽东同志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各列一章，把党和国家的主要民族政策都列章加以讲授。报刊上大量发表了关于民族理论、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研究文章、宣传文章。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新的思想和理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在组织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充实和丰富。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我国对当时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估计的错误，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理论被推向极端。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民族理论学科建设60年代在曲折中前进；70年代该学科进展缓慢，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学术研究也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也有了重大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民族理论学科主要存在于三个领域：一是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首的政府民族工作机构内的研究部门；二是以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院校和各级党校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科研与教学单位；三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首的各级社会科学院相关部门等学术研究机构。这些研究和教学部门的共同学术取向是突出民族研究的政策性和政治性。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组织了二十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由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完整的民族理论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这样，中国的民族理论学科做到了有研究队伍、有专门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有专门教学机构和学科点，民族理论学科存在和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民族理论的梳理和阐释取得了重要成果。作为民族理论学科的基础文献，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文献得以整理出版，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1987年），《列宁论民族问题》（1987年），《斯大林论民族问题》（1990年），《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1994年），《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1991年）等。对毛泽东、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毛泽东民族理论研究》（1995年）、《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1996年）、《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学习纲要》（2002年）等专著，（注：参见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二十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脉络和主旨做了阐释。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民族理论的学术研究重新起步，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就民族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如民族概念的定义、民族形成的上限、民族问题及其实质、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展开了学术争鸣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论民族》（1989年）、《民族理论基础》（1989年）等专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民族问题、外国民族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对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等敏感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出版了《当代民族问题特点和发展规律》（1992年）、《中国民族问题研究》（1993年）、《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1994年）、《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1996年）、《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1999年）、《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2002年）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民族地区大专院校和党校中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80年代中期以后创设民族理论本科专业，召开了三次民族理论学科建设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在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探讨方面出版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1989年）、《民族理论通论》（1994年）、《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2001年）等著作。在民族理论学科史的研究上，也有了重要成果。如《中国民族理论五十年(1949-1999)》（1999年）、《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二十年(1978-1998)》（2000年）、《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2002年）等。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民族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已发表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方面的论文数千篇，出版了著作数百部，民族理论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明确提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各民族间形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是以平等、团结、互助为特征的，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明确地阐述了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影响；明确地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基本民主制度之一等。在民族实体理论、民族发展理论、民族意识理论等方面开拓了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在毛泽东、邓小平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我国民族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民族理论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的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继毛泽东民族理论之后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已成为民族研究学科的指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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