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路径论文,理论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5)04—0015-4 无论从学科发展、专业建设的现状看，还是从媒体变革、社会转型的现实看，新闻传播理论到了一个亟待拓展、深化、创新、变革的历史性节点。近年来对此问题的探讨逐渐密集。2014年，《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与写作》、《青年记者》等刊物先后发表了反思、创新乃至重建新闻传播理论的研讨文章，引起较大反响。 如何推进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体现学术智慧问题，见仁见智，难以一概而论；而对整个学术研究来说，却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在学理路径上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方法论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是对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而最终提出的一般性原则。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有没有推进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一般性原则呢？如果有，它是什么？又如何将其贯彻到研究之中？ 就逻辑结构而言，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首先是学术取向问题，即是注重学科体系建构还是突出问题研究；其次是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再次是西方学术与本土学术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在全球视野中做好本土学术研究。因此，本文将依次对这些方法路径展开论述。 一、体系建构与问题研究 在科学哲学或知识社会学的视域中，科学研究的“问题”极其重要。拉里·劳丹指出，应将科学“理解为由精神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交换而引起的解题活动。”①解题就是解答问题，或解决问题。托马斯·尼克勒斯指出：“问题的明确提出和解决，是科学研究的核心。”②卡尔·波普尔强调：“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③ 不用说，学术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取向，才符合科学进步或知识增长的内在规律。然而，新闻传播学界长期以来的学术实践却是以学科体系建构为取向，格外重视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建构，把理论体系的有无以及质量高低，看成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尺度。因而，建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始终是众多学人念兹在兹的大事。新时期以来，从甘惜分出版《新闻理论基础》(1982)开始，先后出版的大量教材及个别专著，如李良荣《新闻学概论》(1985)、郑保卫《新闻学导论》(1989)、刘建明《宏观新闻学》(1991)、成美、童兵《新闻理论简明教程》(1993)、黄旦《新闻传播学》(1995)、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2005)、陈作平《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2006)，无不以建构新闻理论体系为己任。④在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中，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课题，由丁柏铨主持，其最终成果《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2002年出版。对于即便在欧美也尚未形成核心理论体系的传播学，国人也热衷于理论体系的建构。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⑤十年后，还有人以此为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 事实上，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往往体现为教科书对该学科的各种理论学说的系统整理和归纳。说到底，这样的理论体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而是一门学科的知识架构或知识体系。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种学科知识建构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却并未带来知识的增长。知识的增长，即理论创新，是从解决问题开始的。按波普尔的说法：“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⑥因此，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必须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研究为中心，而不是以理论体系建构为中心。 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疑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疑难”，即认识主体对科学背景知识无知而产生的疑难，反映出认识个体当前认识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疑难”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类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产生于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反映出当前科学技术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的差距，科学探索性疑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问题”。⑦如果明确定义，科学问题就是认识主体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为解决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而提出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⑧ 当前，网络与新媒体正在全面改写人类传播的基本格局，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媒体融合、全媒体、大数据……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使新闻传播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修正？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需要更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如何融合？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相应于全新的媒介现实，应如何建构新型的公共领域？新闻传播学科应当如何转型或重建？⑨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二、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 如果说问题是学术思考的焦点，那么理论就是其终极结果。⑩发现和确立问题之后，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解答问题、建构理论。建构理论，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与最高境界。 当然，最终能够建构“理论”或创建“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毕竟是极少数。学术研究的常态结果多种多样：“或者在一个崭新的领域有新的发现、建立新的理论；或者推翻原有的理论框架或部分结论，得出新的结论；或者证明前人的某些受到质疑的说法不谬，但这必须是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验证，并在部分论据论点上有所充实、有所发展”；(11)或者对人们熟悉的研究对象在新的理论视域中重新探讨，得出新的认识成果；或者运用前人正确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从而拓展或延伸原有的理论命题；或者对某一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发掘整理，形成比较全面的资料汇集或文献分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无论如何，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曾改变，这就是学术创新。大体上，学术创新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原创性创新，即研究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观点或新理论；第二层次为持续性创新，即研究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已有理论的补充与深化；第三个层次是应用性创新，即借用别人的理论来研究现实中的新问题。”(12) 学术创新如何成为可能？科学哲学告诉我们：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之上。拉瑞·劳丹指出，所谓“研究传统”，不是个别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系列，或者说知识的谱系。“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规则，规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正是研究传统“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13)卡尔·波普尔也强调：“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而研究者通过对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考察，更加深入而且创造性地研究自己的问题，从而实现学术创新。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端，恰恰是众多研究者对研究传统缺乏充分的了解、考察、分析，就事论事地发表意见。业界在专业刊物上大量发表“有感而发的体会文章”，或许情有可原。新闻学者也迎合“这种快餐式体会文章的潮流，经常在学术刊物上撰写有感而发的短文”，(14)就很不学术了。一些学术论文，对于相关背景知识、理论资源的文献综述，往往比较随意，只涉及能够方便查阅的二手文献、转手材料，而对有关研究传统的原始文献、权威文献及其学术发展脉络却语焉不详。其结果，不仅局限了问题的深化，而且局限了学理的深入，往往使学术创新大打折扣。 显然，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不仅要面对深刻变革的传媒现实、面对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面对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崛起，去研究现实中富有学理的问题，而且要拓宽学术视野，夯实研究传统，丰厚学术底蕴。对研究者来说，做任何一项研究，都要把自己的问题建立在相关论域的理论脉络之中，以对学术背景的阐释作为研究基础。对新闻传播学科来说，则应当加强对重要理论学说的专题研究，梳理各种理论学说的发展脉络、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把握其理论精髓，澄清其错误与局限，从而建构起科学的理论发展脉络。 由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方面的资源相对有限。因此，强化研究传统，就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学自身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而应当着眼于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只有拓宽学术视野，吸纳整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成果，从问题本身的性质与论域出发，寻找有效的研究框架与理论资源，在恰当的学术范式中展开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已有的认识成果相衔接、相生发、相激荡，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切实推进新闻传播理论的深化与创新。 三、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是“取材于西籍”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完善而写成的；(15)传播学研究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系统引进的；即便是我国的党报理论，也是根据列宁的党报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在学习借鉴中有了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形成了“典型报道”、“正面宣传”、“民生新闻”等一些中国化的理念与实践，但真正独创的理论学说还不多。引进、借鉴西方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自然会产生如何对待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创造出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理论成果。 20世纪中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从阶级对立的斗争哲学出发，将新闻学划分为资产阶级新闻学与无产级新闻学，然后对资产阶级新闻学进行批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最初译介传播学的动机，也是为“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提供材料。(16)结果，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全面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仅被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所支配，更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极端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学研究重新起步，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念开始回归，对新闻规律的思考成为主题。(17)在此背景下，传播学才得以正式引进，希望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促进新闻学研究，推动新闻事业发展。(18)因此，自1978年正式引进传播学以来，就面临如何让西方传播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问题，传播学本土化就此提上学术日程。 从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到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学术目标，通常被视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开始，且有学者将80年代看成本土化的一个阶段。(19)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传播学，本土化并未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故可存而不论。1993年和1997年，在余也鲁、徐佳士的推动下，大陆与港台学者在厦门两次召开“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本着“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播学的领域”(20)的学术愿景，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与传播学史料。 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出版，堪称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2001年，又有“华夏传播研究丛书”出版，包括《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汉字解析和信息传播》、《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到世纪之交，与这种“回到过去”的本土化研究路径相区别，张国良提出了第二条路径：“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努力摸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可谓‘拿来主义’取向。”(21)张国良等一批学者的具体做法，是在中国语境下对“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使用满足理论”、“涵化理论”、“知沟理论”等西方传播理论进行本土的验证。 “回到过去”与“拿来主义”的路径尽管在操作方式有所不同，但在方法论上无不秉持“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研究路径，(22)或者说“全球知识、本地实践”的思维框架。(23)其结果，仅仅是在本土的语境中，或对原有理论做了自己的理解与阐发，或进行了新的验证，其价值不容抹杀，却未最终达成传播理论的自主创新。有学者评论说，“由于研究问题的缺失，余也鲁团队从古代传播的现象中整理出来的一系列结论仍然是经验，而不是理论。”而“随意地把西方理论与其语境剥离开，并不假思索地套用到所谓的‘中国经验’之上，或是直接类比，或是移花接木，完全不顾二者之间的互动”，“任何理论建构都只是空中楼阁”。(24)因为“从方法论上说，本土化路径以中国的例子来验证西方的理论，运用的是把西方理论放在中国经验中加以验证的演绎逻辑(即便运用归纳法的背后也暗含着演绎法，且被后者所支配)。该路径不是因为解释了中国经验而创建了中国理论，反而是借助中国的经验强化了西方的理论，从而导致了研究手段与目的相悖离，研究结果与研究目标渐行渐远。”(25)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本土化才能实现学术创新的根本目标呢？近年来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譬如，超越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需要理论与经验自然的融合和互动”；(26)“在学术全球化语境下，……以西方传播理论为先导(范导)，以中国传播经验为依据，成就相对独立自主而又世界通行的传播学术知识。”(27)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这样的原则性理念变成具体的操作方式？刘海龙认为，要处理好“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背后的两对张力”，即“应用与理论的张力、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并进而提出了“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四个行动路径”，(28)不失参考价值。台湾学者汪琪长期致力于本土传播研究，最近提出了更富有学理性与建设性的解决方案。鉴于“许多人在谈本土化议题的时候，常把‘中’和‘西’、‘社会现实’与‘理论’、‘西方’与‘去西方’对立起来”，陷入“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她提出用“发展本土学术”的概念来取代“本土化”的概念。(29)陈韬文认为，传播理论本土化有三个层面或三个阶段：一是简单的移植，把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二是因为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对外来理论作出补充、修订或否定；三是建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30)汪琪的“发展本土学术”概念，也就是陈韬文所说的“建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研究。话语更新之后，更有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 关于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本土化，祝建华说得好，应“从本土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一理论或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本土化理论。”(31)对此，秦晖所说“‘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32)的学术路径，也极富启发意义。具体而言，以下两方面的操作要领，正可呼应前文论述之方法论路径。 首先，要有明确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分析研究中国语境中的新闻传播问题。像潘忠党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落脚点只是中国，分析的是中国的问题，以期建构的是解答中国的问题的理论和话语。”“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这么做，我们的研究才会对其他国家、文化有参照意义，才有可能拓展出学术对话的空间。”(33) 其次，要在认真梳理古今中外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从事一项研究，“文献探讨”非常关键。“作者必须兼顾空间的横向轴线与时间的纵向轴线。横向轴线包括‘外来’与本土文献，而纵向轴线则包括理论与概念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及一项理论论述从提出以来的讨论。过去本土研究之所以经常陷于‘套用’西方框架的泥沼而不自拔，一方面是因为作者不重视它与本土脉络之间的歧异与共通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经常忽略了这框架的利弊得失，而利弊得失的讨论，直接牵引着作者所要提出的主张。”(34)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科学哲学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着眼于知识生产的视域，对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方法论路径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体系建构与问题研究，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这些问题如此复杂，即便分别探讨，也不容易阐述清楚。作为方法论路径，它们相互关联，且层层深入，对其做一番总体论述，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理论深化与创新的内在规律。 ①(13)[美]拉里·劳丹著，刘新民译：《进步及其问题·序》，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1999年第二版，第80-95页。 ②T.Nickles(ed.),Scientific Discovery,Logic and Rationality,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0,p.33. ③⑥[英]卡尔·波普尔著，傅纪重等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第317-318页。 ④纪忠慧：《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三个十年》，《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2期。 ⑤王怡红、胡冀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4页。 ⑦林定夷：《科学问题的提出与价值评价》，《求索》1988年第4期。 ⑧[英]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日]岩崎允胤、宫原将平著，于书亭译：《科学认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⑨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⑩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71页。 (11)翁飞：《关于学术创新的几点认识》，《学术界》2002年第5期。 (12)董泽芳：《博士学位论文创新的十个切入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年第7期。 (14)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 (15)徐宝璜：《新闻学》“自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6)王怡红、杨瑞明：《历程与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传播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集刊》第2卷《改革开放繁荣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7页。 (17)单波：《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谢鼎新：《从不同学术语境出发考察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18)《第二次全国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国际新闻界》1986年4期。 (19)(28)刘海龙：《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20)余也鲁、郑学檬主编：《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21)张国良：《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页。 (22)(24)(26)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3)(25)(27)李智：《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对中国传播研究二元路径的再思考》，《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9期。 (29)(34)汪琪：《本土传播研究的下一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总第29期。 (30)陈韬文：《论华人社会传播研究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2期。 (31)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32)秦晖：《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见《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68页。 (33)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标签：传播学论文; 本土化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新闻传播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知识体系论文; 国际新闻界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新闻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