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土司婚姻与区域政治平衡
——以索观瀛土司为例
王才道
【摘 要】 土司婚姻是地方权力网络构建重要力量，索观瀛通过婚姻在卓克基站稳脚跟，加快对旧制度的改革步伐，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土司制度下，婚姻成为各土司政治权力交换的砝码，土司及其后裔沦为政治的牺牲品，但对于区域权利网络的构建，维护地方统治稳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文化治理与暴力统治都具有区域权力网络构建的功能，而文化治理却能把握住治理的关键，从治理的内部实现区域和谐发展。
【关键词】 索观瀛;政治婚姻;土司;地方政治
索观瀛是卓克基有建树的一代土司，他政治上的成功与其婚姻有重要联系。关于政治与婚姻关系的研究很多，如马晓丽(1997)在《政治婚姻与晋文公称霸》中以晋文公为例讲到:晋文公的称霸不仅与他自身经历和整顿内政有关，也与他同狄、齐国、秦国的政治联姻有很大关系。［1］刘昌玉(2018)提出乌尔第三王朝政治婚姻主要分为王朝内部婚姻和王朝外部婚姻，且对王朝的治理产生重要作用。［2］刘举、解洪兴(2012)认为政治婚姻作为一种解决民族矛盾、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策略，被各族统治阶层频繁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3］因此可以看出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成功与婚姻具有密切联系，土司虽不是一国之君，但在服从中央王朝的治理下也具有一定区域自治权，因此土司区域权力网络的构建势必会受到婚姻的影响，同时土司婚姻也对于权力内部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土司婚姻不同于一般政治婚姻的关键所在。在索观瀛的五位太太(称土妇)中，前两位是绰斯甲之女，前死后继，联姻不绝;第三任妻子是一位小头人的女儿，也是索观瀛最后一位正式妻子;第四位是理番县千总的小姐;最后一位是党坝女土司，索观瀛直接入赘党坝。文章以索观瀛土司的婚姻为例，分析其婚姻对自己内部权势的积累产生的影响，且对其外部区域权力网络构建产生的影响。
一、索观瀛及其婚姻史
索观瀛先世为西藏加谒酋长，明中叶入川西“平叛”有功而留守汶川，并获乾隆皇帝赐姓“索”。索观瀛生于1900年，汶川人，1913年10月卓克基官民在土司官寨里为索观瀛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由一位瓦寺土司后裔成了卓克基土司。在1917年，索观瀛在姨娘的安排下，娶绰斯甲第四十代土司哈旺的女子珍莫尼纤为妻。1918(马)年，生了个儿子，取名索国纲。1920年，珍莫尼纤再生产时，得产后风，久治不愈，与襁褓中的女儿双双病故。
1921年初，索观瀛去党坝迦拉大头人家时，看上了迦拉太太俄滚抱养的绰斯甲土舍伦布之闺女旺谦。1921年夏，索观瀛娶旺谦为妻，并把旺谦接到卓克基。1923(猪)年旺谦生一子，名索国坤(又名泽旺彭措)。1925年，旺谦生一女，不幸未满月孩儿就死去。［4］
1941年阴历四月间，旺谦病死于卓克基。此后，索观瀛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红军打仗失败后，离开卓克基土司官署。索观瀛的流浪生活结束后返回到自己官邸，那时他喜欢上了查北柯布头人的女儿扎西木措(又名柯玉霞)。现在依旧能从卓克基土司官寨中还能看到她的照片，柯玉霞是一个五官端正、端庄秀丽的女子。而索观瀛既是“四土”① 四土:原杂谷土司统治的理番西境，包括黑水及鹧鸪山以西广大地区，清政府为削弱其势力，借口土司谋反，于乾隆年间由川督策楞派提督岳钟琪进袭杂谷脑，土司苍旺败逃至卓克基被俘回斩首。即将该土分五屯守备。并将原杂谷土舍所辖的梭磨、卓克基、屯松岗、党坝分设四土司，从此号称“四土”。 地区领袖人物，又是国民党的地方官员，1943年把扎西木措立为续妻。与此同时，把她从柯布家接到马尔康新官寨。她虽然出身于一般头人家，索观瀛还是把她当作土妇对待，非常宠爱她，可惜他俩从未生育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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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索观瀛把土司职位传给了次子索国坤之后，为给自己寻找一个安身的退路，几经权衡之后决定入嗣党坝。近50岁的索观瀛上门党坝，娶党坝土司的遗孀三郎王姆为妻，他俩也无后。三郎王姆土妇，其丈夫党坝土司石旦真拉窝罗尔依(1945)死后继政，索观瀛入嗣党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借三郎王母之手控制党坝。
宋代磁州窑创烧的“白地黑花”瓷，是最早以毛笔在瓷上彩绘纹饰的瓷种。匠师们把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物予以概括，用简练的笔墨画在瓷器上，让人感觉非常亲切。瓷上的纹饰或人物、或山水、或翎毛、或花草、或虫鱼，都蕴涵了人类祈盼生活美好的思想情感。如1969年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元代窖藏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花凤纹罐》就以寓意吉祥、长寿的菊花和象征祥瑞的凤，来表达祝福人们生活美好的愿望。
1943年，索观瀛又纳理县丹扎木舅父王大成的儿子王定心(藏名秦青)的遗孀官淑珍为姨太太。官淑珍有个雅号“杂谷脑之月”，曾被香港《良友》杂志用作封面人物。索观瀛派大头人到理县官家说亲，官家同意了这门亲事。不久，索观瀛把官太太安置在党坝剑北(当时是格尔维村)的迦拉大头人家。她懂汉语言，善骑马射枪，真是能文能武的才女。但好景不长，官淑珍是一位现代女性，不能容忍索观瀛的做法，官淑珍在党坝居住三年多后，离开卓克基，就此断绝关系。
索观瀛在卓克基站稳脚跟之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发展卓克基。如把政权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提倡宗教改革、革除落后旧制度、引进新技术发展农业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索观瀛在卓克基的统治。在这些改革措施中，“头人制度”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因在卓克基地区不再实行世袭制度，而是在索观瀛“能者上，弱者下”的政策中轮番更替。同时科巴制度与头人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索观瀛对百姓极为重视，所以被头人们视为铁律的科巴制度也被更改。1938年，索观瀛到龙尔甲地区巡查，他对身边的头人说:“嫁奴是我们当官的命根子，没有他们哪有我们，我们要照顾他们，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且说“对世袭制度的改革，我把命豁出去都得干”。［4］所以索观瀛利用自己的婚姻推动头人制度的改革，形成改革的典范。索观瀛娶了官寨附近的一位小头人的女儿，按照传统思维，土司的婚姻应该很慎重，讲究“门当户对”，但索观瀛在头人制度改革时期这样做，肯定有其政治理由。不可否认扎西木错(柯玉霞)的确美貌过人，深得索观瀛的喜爱，但索观瀛通过自己迎娶小头人的女儿来表明自己改革头人制度的态度，是对头人制度、等级制度等旧制度的否定。索观瀛作为土司，在旧制度改革路上身体力行，甚至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婚姻，尽管柯玉霞的人品才貌都无可挑剔，但反对索观瀛的人把这作为“破坏传统”、“离经叛祖”的借口而大肆攻击。因为对于原来无能力的世袭头人们，改革头人制度触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反对的越厉害表明索观瀛改革的力度越深，但对于其他有能力的普通头人和百姓，通过索观瀛的旧制度改革，得到了上升的机会，缓和了与普通百姓、头人之间的矛盾，身体力行的改革自然也得到了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头人和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使得索观瀛在卓克基任职期间内相对稳定，并无内患。土司婚姻推动了以头人制度为基础的旧制度改革，用实际行动缓和了土司与基层人民的矛盾，因此，在促进了旧制度改革的同时也推动了卓克基土司内部权势的发展，为外部势力的扩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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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对索观瀛权力网络构建的影响
(一)婚姻助其掌握卓克基土司政权
索观瀛至卓克基，娶绰斯甲土司纳坚赞的长姐为妻，生子索国纲，时值松岗土司绝嗣，索观瀛欲以之入嗣松岗土司，事未成而国纲乃至拉萨出家。当时苏永和正想在松岗地区扩张势力，以女格西担珠嫁索国坤，以缓和与索观瀛争松岗之冲突。另外，在1949年间的一段时间，索观瀛儿子在马尔康大兴土木修建马尔康新官寨，遭到卓克基地区百姓的反对，又有苏永和外来势力的压力下，索观瀛临危入嗣党坝，娶党坝土妇三朗王姆为妻。这暂时避开了百姓的反对，一是把党坝作为避风港，因党坝土司死前，索观瀛与该党坝土司原为至交，党坝土妇对他十分信赖;二是索观瀛趁机到党坝上门而间接掌握党坝政权。将卓克基实权留给儿子索国坤后，索国坤接印并交给妻子格西担珠掌握，而格西担珠及其所带陪嫁头人收买卓克基土司的头人，形成黑水派，使得苏永和的势力伸入卓克基。索观瀛见儿子无能力执政，决定返回卓克基辅佐儿子，并经过多方游说圆场，还经国民党理番县县长调解后才重新得到乾隆时的“卓克基长官司”印章。但他回到卓克基重任土司时，仍与三郎王母保持着亲密的夫妻关系(直到临终)，党坝实际上已为索观瀛兼并，卓克基的势力范围也扩大，实力得到增强。当时黑水头人苏永和急于和索观瀛争夺势力① 索苏之争:最初因苏永和将索观瀛的伯父——瓦寺土司索代赓杀死，埋下了家族仇恨，其次是松岗土司绝嗣，苏永和贿赂理县县长王莘牧(五百银元)而攫取了松岗土司职位。使索观瀛打算叫儿子(索国纲)嗣位的图谋落空，索观瀛借班禅卜卦之名在草地查理寺安插了亲信为转世活佛，使苏永和要儿子(家国)当活佛的企图破灭，至此索苏之间冲突难以调解。黑水一些人常到卓克基统辖区内进行偷抢活动，闹得人心惶惶，六神不安。索观瀛为平息风波，缓和矛盾，主动请求联姻，苏永和欣然赞同。将已外出上门待赘的女儿召回嫁给索国坤，国坤才智低于妻子，家政全为苏女掌握。苏永和之女任意委任一位随身管家为大头人，纠聚部分百姓，逐步形成卓土内的黑水派。墨黑之战(华尔功臣烈和黑水为争墨洼而暴发大规模械斗)中，索氏翁媳各支一方，都在马尔康市场购买枪弹，索观瀛所购武器北运阿坝，支援其外甥华尔功臣烈，媳妇所购武器东运黑水交其父苏永和，可见家庭内部矛盾也如此尖锐。 ，苏永和为甘南拉卜楞寺教民，苏永和以该寺作靠山，早已占有了梭磨、松岗、理蕃夹壁沟等邻近地区，索观瀛仍处劣势，为避免外部势力的威胁，索观瀛借助婚姻控制党坝，打通党坝通道，与金川等地取得联系，首先可与金川少爷杜铁樵连成一体，然后通过杜铁樵联系西康24军刘文辉部。至此形成了索观瀛卓克基、党坝等南面阵营，苏永和的梭磨、松岗等北面阵营，四土地区两大势均力敌阵营格局形成，索观瀛才能与苏永和抗衡，保证卓克基不被吞并。所以土司婚姻成为索观瀛权势获得的重要路径，也正是如此避免了兼并战争，维持了区域权力相抗衡的状态。
(二)土司婚姻促进旧制度的改革
例如在“孟德尔定律”的复习课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两对等位基因的关系进行列表（表1）比较讨论，从而了解孟德尔提出的“自由组合定律”只是对情况一的研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对情况二、三进行分析与推理，并设计实验证明。这种形式的复习课可以使学生从已知走向未知，拓展学生的求知空间，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意识与能力。
(三)土司婚姻便于扩大势力范围
索观瀛继卓克基土司之位仅14岁，在16岁时正式登位。对索观瀛执政一事，因其拥有瓦寺土司高贵的土司“根根”，大多数百姓和头人都无话可说，但仍有一些头人把索观瀛以小孩子的身份看待，认为索观瀛没有什么能耐，不仅百般抵触索观瀛指派的差事，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所以实际权力被两位摄政头人——德尔柯与卡尔古所把持。因这两位头人表现得最明显，目无土司。阿舅喇嘛恐其日后谋反，乃指使索观瀛除掉“君侧”之患。索观瀛十八岁娶妻，岳父纳坚赞(绰斯甲土司)，领其去靖化(金川)看川戏，结识了懋抚绥靖屯游击司令少爷杜铁樵① 杜铁樵:汉族，金川沙耳乡人，其父曾任清兵管带，他依恃而为大小金川袍哥舵把子，民国十六年代理绥靖屯屯员(县长)。1940年被酉康省主席刘文辉委任为靖化保安大队长。1946年为靖化县长黎光明设程鸿门宴处死。 (纳坚赞的干儿)及大小金各地土头，进而与刘文辉拉上关系。不久，索观瀛被下属头人斥为“勾结汉人”的“汉人土司”，矛盾激化。索观瀛暗请杜铁樵从两河口派两个连的兵力深入卓土，包围德尔柯的寨子，以谋反的罪名将德尔柯杀死，另一位头人卡尔古，骇得连夜逃走。从此，索观瀛脱颖而出，全面执掌卓克基政教大权。索观瀛是外来人员，刚继任土司的索观瀛并不是两位大头人的对手，舅父为其出谋划策，通过岳父认识杜铁樵。这次借外人之手除去异党的行动，主要还是岳父绰斯甲土司为其撑腰，绰斯甲土司虽然管辖范围不大，但资源丰富，特别富有，社会关系和人脉范围广阔。如杜铁樵，他不仅是清乡司令兼懋功绥靖屯游击司令，而且他还是绰斯甲土司的义子，他的军事力量平叛卓克基反动力量绰绰有余。如果没有这场与绰斯甲土司缔结的婚姻，索观瀛势单力薄，难以与反抗力量抗衡，也难以在卓克基立足，所以索观瀛地方治理的开始就是与绰斯甲的联姻。
三、关于土司婚姻对区域政治平衡的旁观
(一)土司婚姻是实现区域治理的工具性婚姻
婚姻按其功能可以分为原生性婚姻和工具性婚姻，原生性婚姻是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而工具性婚姻则完全将婚姻作为一种工具，利用婚姻谋取利益。土司作为地方领袖，从土司身份的确认，便失去了自由婚姻的基础。索观瀛作为一个外来土司，从瓦寺土司后裔到陌生的卓克基地区执政，不仅受到两位大头人的政治威胁，执政困难，而且索苏矛盾加剧，处处充满了阻碍，索观瀛不得不利用婚姻背后的力量，最终促进了卓克基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首先与绰斯甲土司之女的婚姻缔结是有政治目的，在绰斯甲土司及多方力量的帮助下，在卓克基站稳了脚跟，开始了自己对卓克基的统治;然后与小头人的女儿结婚也是具有政治目的，为促成改革的顺利实施，破除改革的坚冰，土司不顾等级的差异和个人尊严，迎娶了一位小头人的女儿，最终以“等级制度”、“头人制度”和“科巴制度”为基础的改革带动了卓克基的其他改革步伐，促进了卓克基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后入嗣党坝的动机更为明显，为防止被苏永和吞并，与苏永和相抗衡，索观瀛还不顾自己的土司地位，让位自己的儿子并入赘党坝，间接性的控制了党坝地区，党坝与卓克基的联合，取得与金川的联系，使索观瀛有力量与梭磨的苏永和相抗衡。在土司制度下，在男权社会的藏区，作为土司的索观瀛让渡权力和入赘行为真是难以令常人置信。索观瀛利用自己的婚姻换取了外力的帮助，才实现了卓克基的稳定和繁荣，所以说土司的婚姻都是具有工具性的，其实质是为促进区域权力网络的构建，实现区域治理的政治性婚姻。
(二)土司及其后裔成为区域政治平衡的牺牲品
因为政治联姻成为各土司之间稳定统治、相互抗衡的重要法宝，所以土司及其后裔的婚姻就成为土司们维护统治，扩张势力的牺牲品。政治婚姻一般指男女双方为了某一方或某一方所属的集团的政治利益而结婚，多指没有感情(爱情)基础，因单方或双方利益驱使下结成的婚姻。土司婚姻则不考虑个人情感的因素，相互牺牲自己的幸福而满足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在土司统治的时代，土司后裔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政治的牺牲品。如:绰斯甲土司罗尔伍之女泽旺拉姆的命运就是土司之后悲惨命运的代表。理县杂谷脑守备高承谦之兄高承宗来松岗执政，娶绰斯甲土司之女泽旺拉姆为妻，但高承宗先天痴呆，别说执政，连夫妻正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以致土妇与头人间的绯闻不断。高守备不想失去对松岗的控制，又派自己的三儿子三郎彭措去代替叔父任土司之职，绰斯甲之女泽旺拉姆又被逼迫与年仅18岁的三郎彭措成婚，这样便可继续控制松岗土司的权力，但三郎彭措以违背伦理为由死活不肯与泽旺拉姆同房，更不能得到宠爱了，最后在绰斯甲老家病故。土司为了自己权势将自己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痴呆，第二次又让年逾40的泽旺拉姆被迫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论是土司之女泽旺拉姆还是年仅18岁的三郎彭错，土司制度之下，以索观瀛为代表的土司及其后裔在土司政治权利争夺之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三)土司婚姻是区域权利网络构建的重要手段
索观瀛的婚姻对其统治产生重要影响，但这并不是索观瀛的个人智慧，整个川西地区的土司都采用婚姻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构建自己的权力网络。土司选择性的与不同的婚姻对象缔结婚姻，其婚姻圈基于周围的土司家族而建构，通过联姻形成了一个婚姻集团，同时也建构了自己的权力网络，巩固了土司在地方社会的权力，实现了其政治统治目的。［5］民国以后，川西阿坝藏区有“七土”，该七土又分属:松潘县(阿坝土司)，理县(卓克基、梭磨、松岗、党坝统称四土地区)，懋功县(卧日土司)及靖化县(绰斯甲土司)。这些土司在版图和名义上统归于省县，在其内部实行的是世袭的土司制度，对省县政府不缴粮、不纳税，不纳贡，完全是各自为政。［6］在各自为政的环境下，各个土司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彼此相互联合起来，抵御其他土司的兼并。而相互联合的最牢固方式，也是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就是联姻。四土地区的土司之间都被这一张婚姻关系网联系起来，导致各个土司之间一般都是亲戚关系，各土司既相互帮助，又相互制衡。四土地区的卓克基土司原本就是梭磨土司的土舍(亲戚)，元朝时期独立出来，清朝乾隆时期因攻打金川有功被授予长官司而不断发展，从梭磨土司中分离出来。后来黑水苏永和杀死了索观瀛的叔叔索代庚，并与索观瀛抢占松岗，梭磨土司苏永和与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关系极为紧张。索观瀛为缓和与苏永和的关系，索观瀛不得不屈从了这场“由冤家变亲家”的婚姻，苏永和将自己的长女达郎措嫁给索观瀛之子索国坤为妻，其实质是想控制卓克基。而卓克基西部的松岗，长时间由女土司执政，与周围土司和谐相处，且卓克基土司与松岗土司历来都有姻亲关系。松岗土司绝世后1919年，理县杂谷脑守备高承谦之兄高承宗来执政，取绰斯甲土司罗尔伍之女泽旺拉姆为妻，高承宗先天痴呆，松岗土司权利落入绰斯甲土司手中。南面的党坝土司，土妇是绰斯甲土司之女，与卓克基是连襟关系，且绰斯甲土司势力强盛是双方的靠山，后来索观瀛还亲自入赘党坝，获得党坝的支持。麦桑土官华尔功成烈家族也一样，他的祖父当年为了给自己找靠山娶了当时拥有实力的卓克基土司之女为妻，并以各种手段征服了周围的众多部落和寺院。当索观瀛出面调解华尔功成烈与苏永和的械斗时，苏永和因为亲家出面有了顺势下台的机会，阿坝麦桑土司与卓克基土司在历史上就有姻亲关系，华尔功成烈是索观瀛的外甥，索观瀛以长辈身份出面，华尔功成烈也自然顺水推舟退出械斗。总之，婚姻已成为各土司之间相互获取其他土司的支持，扩大势力范围，相互抗衡的重要手段，成为土司构建区域权力网络与维护区域稳定统治的重要力量。
结 语
土司在当地是位高权重的人物，他们的婚姻也注定不平凡，土司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他的统治产生影响。可以说，土司之间的婚姻缔结是一场区域政治关系大调整的开幕式，标志着两家土司之间势力范围调整的开始，进而将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土司势力格局。所以土司的婚姻是土司地区的一件大事，对于地方各个土司的政治权力网络构建和维护地方政治统治平衡产生重要影响。区域权力网络的构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宗教、经济、婚姻、宗族等多种文化方式实现区域治理，文化治理与暴力治理一样都能实现区域的政治平衡，但文化治理的代价相对而言是较小的，也是更为深刻的。而土司选择通过婚姻构建自己的权力网络，实现区域政治平衡，但不知道土司们是该感谢这工具性的婚姻带给他的巨大成就，还是憎恨那别有用心的婚姻所带给他们的不幸。
文化治理虽有利于区域社会治理，但也具有其自身的弊端，对现今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因为文化治理具有积极作用，所以必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减少偏见与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也是因为文化治理的消极作用，我们必须治理“村霸”、“市霸”、“邪教”等利用文化构建自己的区域权力网络行为，避免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威胁。所以说利用文化进行社会治理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也能摧毁一个社会。因此，我们既要利用好文化治理，也要防止文化治理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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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昌玉．政治婚姻与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的治理［J］．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p138－149
［3］刘举，解洪兴．试论春秋族际政治婚姻的类型及其历史作用［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1期，p94－97
［4］政协马尔康县委员会，阿坝嘉绒文化研究会编著．雪山土司王朝卓克基第十六代土司索观瀛传［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3年，p48、p54
［5］瞿州莲，瞿宏州．从土司通婚看土司之间的关系变化——以湖南永顺老司城碑刻为中心的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p80－87
［6］四川省阿坝州政协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Z］．第1辑，p44
Cult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Balance of a Chieftain＇s Marriage and His Regional Politics:A Case Study of Suo Guanying
Wang Caidao
【Abstract】 Marriage is an important wa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power network，and Suo Guanying(Sonamtsering in Tibetan)，has gained a foothold through the marriage in Choktse，accelerated the pace of reform of the old system，strengthened his own strength，and expanded his sphere of influence．Under the chieftain system，marriage becomes the weight of the exchange of political power of headman，and headman himself and his descendants become the victims of politics，but the system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right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ocal stability．Both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violent rule have the same fun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ower network，while cultural governance is more effective and realizes the regional harmony in intern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uo Guanying;political marriage;chieftain;local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824(2019)03-0026-06
作者简介: 王才道，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湖北武汉，邮编:43007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ZDA154;中南民族大学田野调查招标项目——“土司遗产文化旅游空间的营造”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YDC1928。)
［责任编辑:林俊华］
标签：索观瀛论文; 政治婚姻论文; 土司论文; 地方政治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