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永逝 业绩长存——缅怀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名誉理事长杨承芳同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人论文,理事长论文,名誉论文,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初从事社科情报工作的同志，大概对当时我国社科情报界的一派繁荣景象仍然记忆犹新。开创这一辉煌业绩的是老一代的社科情报工作者，其中贡献值得称道的应首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名誉理事长、不久前故去的杨承芳同志。
在这里我们重温在杨承芳同志倡导下社科情报界团结奋进的那段历史，既是对杨承芳同志所创业绩的缅怀，也是对社科情报界新秀重振雄风的企盼。诚望目前正在这条战线上拼搏的有为之士温故知新，重铸辉煌，后来居上。
从30年代起即从事国际新闻工作的杨承芳同志是著名的国际新闻评论家和翻译家，享誉国内外的《北京周报》就是他于1958年受命创办的，在对外宣传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毛主席曾称赞《北京周报》“图文并茂”，周总理也曾对外国记者说：“中国党和政府的主要文件以《北京周报》的译文为准”。
在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新闻评论工作中，杨承芳同志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中英文评论文章，并有多种译著问世。他在英语写作方面的高深造诣，受到外语界资深学者的一致推崇。7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一再敦请他来主持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的工作，于是一向以党的事业为重的杨承芳同志毅然离开他所熟悉并卓有建树的国际新闻评论岗位，于1979年初到任。杨承芳同志受命之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和崭新的业务内容，他本着一贯的创新精神，在新的工作领域中开拓奋进。
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杨老到所任职以后，首先深入做调查研究工作，找各语种各层次的工作人员谈话，大量翻看外文书刊，认真审阅所内主办的几种期刊，参加各研究室的选题汇报会。在此基础上，他与其他所领导共同商定了改革方案，经群众讨论后付诸实施。这次改革体现了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的主旨。首先是按情报工作流程调整机构，使派生文献的生产有序化；在机构调整的同时又规范工作程序，充实业务内容，大力倡导情报研究，严格规定研究人员综述类情报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对于当时所内主办的几种刊物也进行某些调整和改进，为每种刊物准确定位，使其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形成了比较配套的情报刊物系列。所内头牌刊物《国外社会科学》改版后于1980年以崭新面貌推出，在第一期上，杨老组织专家写稿并亲自撰写了卷首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依据大量国外文献阐述和评论了当代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刊出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杨老治所方针的要旨是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他把在主持《北京周报》期间形成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带到了情报所，不但放手使用确有真才实学的干部，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出成果，还在职称评定上采取有力措施，以稳定队伍。1979年末，在他主持下，所内制定了情报研究人员职称评定暂行条例，这一条例在情报研究成果认定、情报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确认等方面均充分体现了情报工作的特点，院部批准这一条例后，情报所据以进行所内人员职称评定，1983年以前解决了一大批50年代毕业的工作人员的高级职称。许多地方社科院也参照该条例妥善解决了各自情报工作人员的职称问题。虽然在全国统一的职称条例正式颁行后该条例已废止，但它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杨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指导思想，即情报机构要把触角广泛伸向各个领域，动员社会力力量来共同采集和开发文献信息资源。他曾设想通过我驻外机构采集国外文献，或通过外国驻华使馆文化处采购外国图书，虽然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但进行联系后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其他结果，这就是国外的一些基金会不时向我们赠书，赠书中确有不少是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关于动员社会力量开发文献资源的问题，杨老在初到所进行文献调研时就萌生了这一想法。他发现情报所馆藏图书中有不少专深的理论著作，所内人员一般缺乏相应的高深专业知识，难以对这类著作进行评介，以致相当数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外文图书长期无人问津，变成了死材料。杨老提出，可以主动把这类图书送请高等院校有关专家教授阅读，请他们阅后写出书评在我们刊物上发表。对于这些专家来说，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及时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动态，有助于扩展视野，深化本身专业知识；而对于我们情报所而言，则可以借此传递学术信息，使文献资源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这方面的工作曾在有限范围内开展，收到一些成效，但可惜未能坚持下去。
杨老到任后很快进入角色，及时把握情报工作的要害。实现科学情报工作的总体效应，是他到任不久就关注的重大问题。全面机动的信息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实现总体效应的前提；而要建立信息保障体系，任何一个情报部门都不可能单独胜任。只有把分散孤立的情报机构结成具有内在联系的部门性、地区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信息网络，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保障体系，从而实现科学情报工作的总体效应。这种总体性网络建设的思想在今天早已深入人心，但在80年代初的中国社科情报界却只是少数人的真知灼见。杨老是当时具有这种见识的少数领导人之一，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才导致了8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兴旺局面的形成。
在1981年3月召开的部分省市社科院情报所长座谈会上，杨老与到会者逐个亲切交谈，初步交流了工作经验。这次会议的一个积极成果是，认为有必要组织力量，编写一本参考性工具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向国内学术界全面介绍国外社会科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情况。同年12月成立了以他为主编的编委会。从1981年底开始研究确定手册的编辑方针和协作单位的具体分工到组稿审稿定稿以至最后成书(1983年6月)的一年半期间，他以年逾70且体弱多病之躯，亲自过问工作进程，多次主持编辑会议，还仆仆风尘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会晤有关协作单位负责人和重要撰稿人。为了提高编委会的权威性和保证书稿的质量，他亲自出马约请钱钟书、陈元晖等知名学者出任编委和审定书稿。这一建国以来首部融情报性、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大型工具书得以顺利完成和出版，正是杨老亲自领导和认真主持的结果。
1983年初，中国社科院情报所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委托，主持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规划会议。此时杨老虽已退居二线，担任名誉所长，但仍对此次会议十分关注。较之1981年的那次会议，这次会议规模更大、规格更大，堪称一次全国性的盛会。杨老认为这是统一业务指导思想的大好机会，是使混乱无序的社科情报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健康发展道路的契机。所以他仍一如既往地亲自指导大会的筹备工作，筹备小组的每次会议他都参加。大会的主题、议程的确定，大会文件的起草及主题发言内容的选定，都是在他指导下进行的。大会召开过程中，他自始至终躬临，还在大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这次大会的重要收获是统一了对社科情报工作三服务方针的认识，并写进了《会议纪要》之中。
大会讨论社科情报工作的方针任务时，在部分代表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一时难于取得一致认识。这时又是杨老亲自出面做疏导和说服工作，他以循循善诱的亲切口吻，富于哲理的深刻见解使少数持异议者折服，最后求同存异，全体代表在基本方针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会议决定在“六五”期间进行四个协作项目，倡议定期举行各地区的协作会议，通过各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协作为网络建设作准备——这一切都是在杨老注重总体效应的业务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积极成果。四个协作项目之一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也是由杨老在《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完成后大力倡导和推动才得以立项和着手进行的。通过这两部大型工具书的编写，初步奠定了全国社科情报单位协作的基础，系统积累了国内外社会科学发展情况的资料，为国内外社会科学数据库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早在1981年的会议上就提出了筹建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的倡议。杨老对协会的筹备极为关注，也是在他的敦促下，在1983年的规划会议上正式组成了协会筹委会。从此，协会的筹建工作逐步开展了起来，经过1984年第二次规划会议的检查与落实，终于在1986年底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由工作者协会改名为此)。在学会成立大会上，杨老众望所归地被全体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为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6年12月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暨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会议是杨老亲临指导的最后一次盛会。在这个有五大系统代表共160多人参加的会议上，杨老作了题为《情报工作需要开发需要搞活》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又重新强调了他关于加强情报系统内部联系以及扩展与其他系统的联系以求得总体效应的业务指导思想(见《情报资料工作》1987年第1期第21—23页)。此时的他已是近80高龄的老人，为了准备这次讲话，他翻阅了不少材料，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最后自己动手写成讲稿。对于视力严重衰退的耄耋老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
杨老于1985年离休，他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没有停止工作。晚年他有两大心愿，一是修订再版《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为此他多次找有关同志谈话，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二是依据他半个多世纪从事英语写作的丰富经验和材料，编一部具有特色的实用英文辞典。离休后他不顾八旬高龄，每日孜孜不倦地埋头于辞典编纂工作。受多年糖尿病折磨之苦，晚年又患严重白内障，本来就高度近视的他，只能依靠高倍放大镜亲自整理文稿，无论严寒酷暑，每日工作，从未间断，其辛苦和艰难非常人所能想象。为了给后人留下一本珍贵的学术工具书，杨老耗尽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
“壮志未酬身先死”，《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的修订再版尚未进行，英文辞典也尚未问世，杨老就撒手人寰，溘然长逝。他的逝世是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一大损失。杨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情报事业的一片赤诚，他在社科情报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永远存留在我们心里，激励后人不断地开拓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