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生活归宿——对“发展与繁荣哲学”的反思与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归宿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5)01-0047-06
哲学若不能观照生活，生活必将哲学边缘化，甚至抛弃“哲学”，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定与命运。同样，什么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支撑，反过来，什么样的哲学将范导出什么样的生活。这一理性判断既表达了哲学与生活之间深度的相关性，也是对哲学与生活关系历史状况的总结。在此处，“生活”范畴所要表达、涵盖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感性物化生活，还包括相应的理论、文化精神生活；不仅指向国家整体生活，也指向现实个体的生活，不仅包括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界域，还指向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空间，这样，哲学在现实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也就具有不可抽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功能。其地位与功能因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生活主体之差异，哲学在其生活的运筹、展开之中，发挥其功能的机制、方式等也相应具有差异性；同时也表明了哲学于生活，决不仅仅停留于形式化而必须深入到对哲学的实质性价值之考量。而对此的自觉则是当下我们“发展与繁荣哲学”不可或缺的思维、观念前提，否则，发展与繁荣哲学将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现实生活是否需要哲学，这是一个需要再确证的问题，需要什么类型的哲学则同样是一个待确认的问题，在什么层面上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则更是需要解析的问题。同时，哲学的发展与繁荣何以可能?真正的标准与尺度是什么?发展与繁荣哲学即相应的学术机制是什么?以及发展与繁荣哲学本身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在“发展与繁荣哲学”框架下必须加以反思与追问，有待严肃厘清的系列问题，从而使“发展与繁荣哲学”达到哲学的自觉，这本质上也是现时代哲学意识状况之具体的显现。
一
现实生活是否需要哲学，这是一个有待确认与厘清的“真”问题。生活具有其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性结构。生活要得以顺利地展开，获得未来性，内在要求必须具有对生活本身的整体性审查、批判与超越，这种内在价值的引导构成了生活可能延续的精神根据。而对生活的整体性审查、未来性批判与现实超越之工作，正是哲学之恒常本性。简言之，哲学即是按照生活的应然逻辑，批判性地陈述事实、引导性地规范现实，通过对现实的解构与确认，从而使生活的延展获得饱满的现实基础。由此，生活的内在需要使哲学深度地切入、内在于生活的结构之中，获得其存在与发挥其功能的合法性。在此，无论是国家生活，还是现实的个体之生活都是如此。然而，人们的日常思维是不足以完成对生活中存在的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反思与追问的，这正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密尔所说的，对于一些社会基本问题，“很少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予以提出，更从来没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加以讨论，但是它却暗中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一些实践方面的争论，并且看来不久就会被公认为将来的重大问题。它远非什么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不过到了人类中比较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的进步阶段，它又在新的情况下呈现出来，要求人类给予一种与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注：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由此，我 们必须超越日常经验思维，提升对生活问题审视的层面与力度，实现生活的正常与和谐 发展。同时，哲学对生活的切入与功能发挥改写了哲学的面貌，形成了哲学的新样态。
首先，在物质生产、经济生活领域，哲学不再是笼统的“大哲学”样态，而是以“经济哲学”的形态显示哲学对生活的关注、审视与批判。因为物质生产、经济生活是一个从其方式、模式以及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环节上都需要进行全面深刻的清理，这种清理其目的不仅在于对这些关系环节的实然状况的确认，然后再进行技术性的调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其结构性与价值关系性的评价，从而使国家的经济生活领域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机制与制度的支撑，这是知性科学的经济学难以提供的审视能力与评价尺度。由此，经济生活内在要求从生产与环境资源、生产与人类需求、生产与科学技术、生产与资本和知识等关系，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与区域性的发展、经济发展战略性的布局等，以及对经济与政治的张力、经济的文化习惯与心理、经济的伦理诉求等多维度来加以解读，透视其中蕴涵的重大问题，总结其中存在的规则，审查传统的经济发展观与矫正畸形的生产方式或模式……从而达到对物质生产、经济发展的观念自觉，这是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之必要的前提。而要实现对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观念到行为的系列追问与反思，只能是具有整观性的哲学方可为之，这样，物质生产、国家经济生活与哲学之间也就获得了内在关联性。事实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国际与国内的整体相关性越来越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与经济运循之中经验主义盛行、狭隘的生产观与经济观主宰、支配、干扰着现代生产与现代经济的正常发展。于此，对传统经验性的经济思维、经济价值定位之原则与标准等的修正，形成现代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发展观、发展思维、以及整体性的经济运作观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助长、提升了经济对整体生活的控制力与支配力，使整体生活中经济的力量超越了它合法的边界，导致了它具有了不应具有的占有性与侵占性，使生活陷入经济殖民化之境况。由此，对经济合法边界的确立、经济力量发挥之管道或路径的规范、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心理关系的厘清等等，成为既有利于国家物质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正常化，又有利于植根于“经济生活”的“经济哲学”也获得了丰富的问题群，从而拓展了哲学的论域，深化了哲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增强了哲学研究的现实感，使哲学不再悬置于生活之外，生成了超越“大哲学”的新型哲学样态。事实上，这些年“经济哲学”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与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它深切地关注国家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领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密切相连。可以说，现实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的发展为经济哲学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对象”与动源。反过来，经济哲学对经济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性追问又为现实经济生活从观念、思维、心理、价值确定到方式、模式等多方面进行自觉转换与重塑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与理念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在政治生活领域，哲学不再以普遍的、通行的“大哲学”身份“出场”，而是以“政治哲学”的学科角色发挥着对国家政治生活进行批判、解构与重组功能，从而显示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维度，表明哲学“在场”。随着经济生活的全面转轨，政治生活从理念、类型、内在规则到执政方式、能力等诸多方面都也必然地发生顺应地调整与转变。这是现代政治受制于经济律之强势法则。从学理上来看，国家政治生活系统不仅涵盖着国家政治理念的树立与调整，政治制度的创建与改革，政治信仰的维护，政治价值的保证，政治情感的疏导，政治心理的调适，政治思维的矫正，政治伦理的培育，政治“权力—权利”合法性的考量，政治文化的替代，而且包括着“政治人”的塑造，政治关系的认知，政治趋势的把握，政治权利的划界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从学科成长的现实境况来看，应政治体制改革内在需要而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从争取、明晰私权的话语出台，到私权与公权关系的甄别；从关注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的确认与深入贯彻、落实；从提出执政理念的重塑到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提升的倡导；从对政治问题的一般性考察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特殊问题的反思……虽然中国的政治哲学与别的哲学领域相似，从“照着说”转换到“接着说”，但却渐次形成了自身的话语系统、问题空间与论域，大大地促进了政治哲学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反过来不可否认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生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这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生活互动关系，也是哲学于生活的价值之所在。
第三，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哲学”置换了宽泛的“大哲学”，使社会生活与“哲学”的关切性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强度。“市民社会”的成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也是社会权力分化之必然。面对我国生活整体性结构应有的界面不断被剥离、分化出来，社会公共领域的自主性也就获得了在生活领域中的合法性。然而，社会生活关系的形成与衍生、社会生活关系的原则与边界、社会生活之本质、社会生活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关系等一系列基础性的环节与问题，传统的“大哲学”是难以深入加以深入剖析与批判的，于此为社会哲学的生成提出了需要，也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的是为其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问题域。NGO研究的方兴未艾就是一个具体的经验事例。同时，社会生活包括日常生活的批判，对民众信仰、信念的关注与支撑，对民间法权关系的梳理，对社会团体生成、嬗变以及命运的考察，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关系应然状况的建构与前瞻、对社会整体性变迁的重视等构成了社会哲学不可或缺的层面。然而，毋庸讳言，社会生活的凸显以及对社会哲学理念、理论等多方面的内在需要同社会哲学发展现状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亟待社会哲学的大力发展与繁荣。这是现实生活向哲学工作者所提出的不可推卸之使命。
第四，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文化哲学”驱逐“大哲学”，成为文化精神生活的理念保证与价值支撑。随着经济生活在整体生活结构中地位、功能的突变，政治生活在生活结构中的跃迁，社会生活在生活结构尚未真正成长起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物质支撑相当地脆弱，从而生成了现实中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出现了诸如信仰危机、信念动摇、 价值扭曲、心理变异、人格畸形、家园感破碎等一系列生存紧张的矛盾。同时，由于精 神文化不仅是国家整体生活，而且是个体生活的价值维度，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事 实上，由于文化哲学以对现实的文化进行批判性地解析为其切入点，因此文化哲学本质 上即是对支撑国家生活或个人生活最基础的文化价值、文化思维、文化品质、文化心理 、文化意识的追问，通过追问，判断现实生活的文化维度上的“问题”，及其文化发展 的新动向，确立支撑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价值系统与正常的思维方式，从而为 现实生存提供精神资源与营养，为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提供正当的文化尺度、文 化意志与文化依托，构造出向上的整体信仰与信念，最终为个体生存提供可资依托生命 的精神家园。
不可否认，今日中国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是以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并存为其事实态。先进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性文化、官方文化、党派文化、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甚至腐朽没落的文化、边缘文化、草根文化、大众文化、现代文化等等之间在生活中交织着、并相互渗透着，对现实生活产生多向的影响。事实上，追随、依据与遵循不同文化价值观而建立的生活样态从未如此复杂。在这种生存境遇中，文化哲学以对精神文化的理性审视、价值重估为手段，以吸取多种文化价值观念之合理的、健康正当的成分为资源，以建立正确的精神文化价值思维为中介，以建构观照国家整体生活和个体生活、并对生活具有真正的善性引导功能的价值平台为目的，从而实现精神文化生活的自觉与自主。由此，文化哲学在当下的责任与任务就必须批判旧文化，创生新的文化，满足国家与个体精神文化生活对价值不倦的追寻。惟有满足此条件，方可言说文化哲学获得了发展与繁荣，也才是精神文化生活正常态。
通过以上的分析，展示了生活对哲学的诉求与哲学于生活的意义。哲学在不同的领域，功能有别，其存在的样态也相应具有领域规定的特殊性，这样，哲学就存在于多领域 、多样态的“哲学”之中!由此，哲学在经济领域，具体化为“经济哲学”，为经济生 活塑造与提供“经济—市场智慧”；在政治生活领域，哲学化为“政治哲学”，通过政 治智慧来影响政治的品质与政治的未来；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哲学表达为“文化哲学 ”，通过对价值理念的批判性超越，实现生存内在所需要的文化智慧，建构具有未来性 的生活方式，使生活得以获得现实性……同时也正是哲学化解了自己“高大”的画像， 走入分域的生活之中，哲学对生活的功能才得以展示，同时哲学自身也才找到自身发展 之真正动源。
二
既然生活与哲学之间具有不可剥离的内生性、内在性关系，同时也就相应地提出现实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即具有什么样品质的哲学能满足现实生活之需要。对此，我们的立场是只有关注、把握现实生活，并能从现实生活出发构建基于经验基础的“理想生活”和基于“自由”基础上的“理想生活”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当下发展与繁荣哲学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检验是否真正地实现哲学发展与繁荣的最终标准。哲学对生活的关注与把握，如前已言，不同于知性描述科学，它超越了经验实证性，以价值规范的方式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具体言之即是以对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前提与基础的考察为起点，明晰现实生活的价值引导系统，进而对该价值引导系统进行再思，确立现实生活的未来价值尺度，最终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现实生活中诸多问题的追究，并依此建构新型的生活样态，这是哲学关注生活之目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强调的在批判旧生活的过程中发现新生活，从而创造“新生活”的全部意义。在此必须注意，对“生活”的关注、审查原则上是整体性的，在具体解构的意义上则必须从三个界面上来展开。
首先是对现实感性生活的判断。在这一判断过程中，必须首先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方法，使生活的真实性向我们敞开，杜绝对生活的粉饰或多余地“赋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遮蔽。因为“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与原则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在坚持唯物主义方法与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感性生活存在的样态与活动事实进行清理，发现现实生活的矛盾关系网络、对现实生活关系的事实与价值进行严肃地甄别；同时要坚持“生活辩证法”的原则，即按照生活自身内在的矛盾演化逻辑，判断当下生活的价值原则，明确生活内在所蕴涵的新动向，这是创新哲学，从而发展与繁荣哲学的现实“根 据”。这种以生活为“对象”的哲学才是构成生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哲学”，才能使 “哲学”具有生活品格。这是哲学超越“经院主义”的必要前提。
其次，对理论生活的清理。理论生活不仅仅是现实感性生活的理论呈现，构成现实生活的“副本”，而更为重要的是理论生活具有自身的特质、具有理论生活自身的合法性支撑与规律性内涵，由此，理论生活就成为全面反思与检讨生活中不可回避、不可忽略的维度。理论生活是各种理论发生学意义上的形成、社会化以及各种理论相互竞争、交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时代的理论谱系，这一谱系表达了该时代、时期的(整体)精神状态，它不仅折射出现实的利益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未来生活塑造的观念根基以及社会的价值信仰系统。正因为如此，理论生活不仅是生活的具体界域，而且成为参与现实整体生活生成的重要资源与内容；于此，对某一种理论、思潮、观念的价值前提、内在本质、影响现实的机制、合法性基础，具体到某一新的范畴的出台之规范性状况、理论命题提出的“对象”(“问题”)边界，以及理论家族中彼此的关系构成了理论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对真与假的理论、正确与错误的理论、善的理论与恶的理论甄别，成了理论生活的关键环节与重要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在理论生活中主导性、主流性理论的确立应遵循现实生活第一性的原则，要求理论生活的指向必须维护现实生活的“尊严”，同时也应遵照理论生活自身的内在规则。在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理论生活中主导性理论的确立以及其功能的认证，应是在理论家族相互竞争中“自然”生成的，而不应是“人为的”。但是，不可否认，在我们的理论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假”理论、“伪”理论、错误的理论畅行的状况，存在着某些理论难以引导生活向善的方向提升之“事实”，更有甚者是对现实生活、理论生活的正常化产生极端有害的影响。同时存在着某一“人为的”理论存在丧失或孤立、脱离理论生态，导致虚假的理论霸权使他种理论边缘化或简单归顺，造成理论生活境遇中杂乱无序之样态，破坏良性理论生活应有的关系逻辑，这就使得理论生活出现或多或少的“病态”，导致理论生活难以与现实感性生活的需要相匹配、相照应、相互推动的困境。理论的尴尬与现实感性生活的自发性与无主题状况之事实构成了当下理论生活批判性超越不可简单化的事实。
第三，哲学对自身的反思。对哲学自身的反思是对理论生活清理的延伸，是哲学发展的自觉。因为哲学的彻底批判性必须指向其自身，否则哲学就成了理论生活中的“霸主”(或“暴君”)。事实上在今日中国哲学之框架内，哲学成分决非单一，而是多种“哲学”并存，构成中国哲学生活之域。由于“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中国哲学域的各种哲学思潮、学说、理论、观点的现实功能与命运呈现出严重的差异性 。不可否认，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生活中的唯一(合法) 性、权威性的确认与确立，是在抽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生长的“哲学生态”的景 况下，是在未充分地分析与理论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与中国文化心态之关系的状况 下，是在未深刻、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神本性与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赋予” 的，一言蔽之，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文化内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表 面上或主观意图上是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当性与纯粹性，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尊严”，但事实上，因该种路径与思维方式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繁荣的 精神、文化资源，抽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于理论生活合法性的学术根基与学理支撑，最 终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经院化与知识化，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 发展的学术机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实政治的“注脚”，在错误的解读马克思 主义哲学之前提下错误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具”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渐渐 丧失其深刻的批判性、科学的革命性与对未来的建构性，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错误 地简单化为操作意义上的“政治”(学)，成了不分地点、条件套用的“公式”，成了“ 普遍有效”意义上的通用之“万能哲学”，而且更为重要的“后遗症”是使国民的哲学 意识、哲学认知与哲学判断僵化、固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形式化”的哲学，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哲学魅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莫大的“侮辱”!更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于该种思维方式下必然造成的巨大悲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如 此这般的理论遭遇之后的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诉求的刺激下，展开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哲学”、西方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从学理上厘清、明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域内、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其目的是为了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之道 ，这具有深远的生活价值。
“哲学”参与了现实生活的构造，使现实的生活成了理论的对象化。在此，哲学于构建、创造“新生活”，必须从两个维度、两个等阶上来加以剖析与关注。
首先，是基于感性经验事实而构建、生成的“经验性理想”。这一理想的特征是通过对既定的生活经验事实的确认，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生活应然的逻辑观念地规定、筹划“未来”，生成一定的、可实现的方案、计划和目标，进而经过系列的手段、方法与措施使这些观念形态的方案、计划与目标对象化、物化为感性的事实。这里的“事实”既包括系列的感性活动，也呈现为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形成。这一过程正是哲学影响、规范生活、超越现实生活的功能展现，是哲学依应然逻辑对现实生活进行审视、批判与超越的具体化。在这里否定现实既定的生活成了建构“经验性理想”的关键，因为只有对现实既定的生活作出真实可靠的判断，方可确立恰当的、可实现的“经验性理想”，否则就会使该理想丧失现实的可能性，最终也使哲学的生长丧失厚实的“土壤”。
其次，是基于“自由”理念而构建的“自由性理想”。生活本身遵循着自我否定、自我塑造与自我超越原则。这种否定性是以“自由”为内涵与动力的。在此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就“人”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实现了的、既定的感性生活说“不”的权利，即对既定的现实生活说“不行”、“不够完善”、“不够理想”的超越之维度。生活在建构未来态中进行着自我否定、自我塑造与自我超越，形成引导生活不断追求的“悬念 ”。这种奠基于“自由”意义上的未来生活建构使我们获得了永恒的、绝对的、无限的 理念，这是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只有这样，哲学对生活的否定、塑造与超越才能贯穿于 生活之始终。
基于经验意义上的“理想”与基于自由意义上的“理想”对现实生活的规范、引导与塑造、超越之差异，不仅仅是生活直接性与间接性，而是当下性与未来性、现实性与终极性的关系的具体化与落实，这是由人之生存特点决定的。正因为人生活的这一特点，哲学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或许在对“经验性理想”构建中发挥着充分的作用，却在“自由性理想”的构造中相对弱化。这样，必将导致丧失对“经验性理想”的批判性再超越，丧失对生活的终极价值的眷注，信念动摇、信仰崩溃、社会弥漫着“急功近利”的心态与“俗世的逻辑”是其必然的结果。于此，哲学的发展与繁荣之根本即在于建造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支撑、规范与引导现实生活，使生活所具有自身的批判性与超越性得以充分地彰显。
三
现实生活需要哲学，这一判断给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合法性根据与价值确证。时下“发展与繁荣哲学”已成为学界流行的禅语。“发展与繁荣哲学”之真正的本质与主旨决不是为了发展哲学而发展哲学，为繁荣哲学而繁荣哲学，即发展与繁荣哲学最后的落脚点决不在“哲学”本身，而是首先表明了现实生活有了太多的偏失、现实生活“生了病”!在信念、信仰、观念、心理、思维方式等多层面或经济生活、政治生活 、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活等多界域出现了交错的“问题”。这些“问题”单纯依赖技 术性的、知性的“知识”是难以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之根本都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 接地与价值观相联系，与未来性相关切。于是，就必然提交于哲学，期待着哲学给予引 导与支撑。然而，不用讳言目前的哲学状况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向哲学所提出的需 要；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停滞于外在性状态，就是常常“不在场”；哲学甚至“堕落 ”为“注释学”，哲学意识全面庸俗化，哲学思维被放逐，哲学精神隐没，哲学与生活 的相关链条未能建构起来，哲学对生活的审视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地开展，导致生活在全 面的感觉主义纠缠中艰难摸索，生存不能获得坚挺而饱满的价值支撑与立场保证，给现 实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本不(该)是这样的这样”之事实困境。鉴于此，“发展与繁荣哲 学”之意义也就获得了规定。
以现实生活内在拓展之根本需要为指向，“发展与繁荣的哲学”的真正尺度与评价标准也就得到了落实。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与超越性对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哲学提出了严格的品质规定。这一规定引导、规范着当下中国哲学界清理哲学，加强整合，启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一系列层面的自觉转换，提升哲学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力，推出不仅仅是教材性的成果，培育不仅仅是传播型的哲学人才或哲学队伍，塑造的不仅仅是阐释性、“常识性”、历史追溯式的哲学思维，锻造的也不仅仅是“肯定性或坚持性”的哲学精神。
哲学的成熟是一个民族精神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生活走向合理化、健康的尺度。然而，不可否认、也无须讳言中国哲学界的“稚嫩”。这种“稚嫩”可以从“中国哲学人”进行哲学研究的“问题域”[的确立]、研究范式[的单一]、研究手段[的粗陋]、研究成果[的文脉走向]、研究队伍[浩大而无“神”的散乱]、研究组织[的形式化与官僚化]等多方面获得经验支持。哲学的现状与中国现实生活对哲学的需要度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迫使中国哲学界必须直面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出发，渗透生活，批判与解构生活，从而建构现实生活的未来形态。同时必须将哲学从“圈内意识”中解放出来，启动哲学学科与现实生活两个维度的评价机制与发展机制。只有这样，哲学才能超越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被简单作为实用工具的命运，从而凸显哲学予生活世界的 价值支撑、规范与引导；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当下哲学状况做出深刻的检讨，由此，哲 学的当代形态或未来形态也才具有现实的合法性。这是检验哲学是否获得真正发展与繁 荣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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