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博弈与全球政治——冷战以来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冷战论文,新视角论文,全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下半叶是以冷战著称于世的。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冷战双方运用各自拥有的一切资源在全球范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和争夺，恐惧和绝望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冷战的终结使和平、合作与发展从虚幻的理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前景。然而，冷战后的现实却让人依然困顿和迷惘：新的世界并不太平，冲突和战争依然是人类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而又束手无策的严酷现实。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各式理论加以阐释，并试图从不同侧面去影响历史进程。本文从文化博弈的角度对冷战及冷战后的全球政治进行反思，探讨文化因素在冷战以来的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不同时期文化博弈的性质、范围及特点，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一、冷战与文化博弈
冷战是几千年来人类的一次独特经历。它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对峙和较量。它始于1947年，以“杜鲁门主义”演说为标志；终于1991年，以柏林墙倒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以及苏联解体为标志。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成机构，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观点、思想及其相应的制度”。[1](P10)本文主要从狭义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博弈问题。
冷战既是对立双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较量，也是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搏杀，是一场争夺文化制高点的战争。所不同的是，文化博弈是一种最和平、最文明的斗争方式，一种“软冲突”。它不直接表现为外在的物化力量的对抗，斗争的胜利也不在于获得更多的疆域和物质利益，而在于掌握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文化博弈既是冷战的一个方面，是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往往成为其他“硬冲突”的诱因，它所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也往往比其他斗争方式更强烈，影响更深远。
冷战时期的文化博弈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主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文化的较量，其他非主流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与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一样，冷战时期的全球文化也处在东西方两大主流文化的主导之下，全球性的、势不两立的殊死搏斗主要存在于两大文化派系之间，非主流文化则或者受到抑制，或者从属于两大主流文化。第二，集中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姓“资”姓“社”的色彩非常浓厚。苏联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旗，以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美国则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力图使世界朝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第三，斗争遍及世界各个地区，不仅针对敌方阵营，也涉及广大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国家。杜鲁门著名的“第四点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亚、非、拉广大落后地区输出美国的文化、知识和技术，防止其“共产主义化”。第四，在对外文化斗争中，双方均采用双重或多重标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转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极权”，美国竭力加以诋毁和攻击，但却公开支持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智利的民选政府而建立军事独裁。苏联则从60年代起与社会主义中国尖锐对立，而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建立了同盟关系。
在冷战时期的文化博弈中，东西方的攻守态势前后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冷战初期，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许多国家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的影响，被认为是“代表未来的思潮”，反对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斗争在西方国家风起云涌。因此，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态势表现为东攻西守。所谓“遏制”政策、“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等都表现了西方对社会主义思想扩散的担忧。“麦卡锡主义”更体现了对共产主义歇斯底里的恐惧，也是对自己人民缺乏信心的表现。在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中，前者力主不干涉内政，强调不应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后者则对共产主义通过“和平竞赛”取得胜利充满信心，并认为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但从60年代起，上述攻守态势开始发生逆转，西方日益占居上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则逐渐失去以往的影响力，并发生了严重危机。1961年建造柏林墙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东德和东柏林居民逃往西方，“可靠地堵塞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在西柏林全境的四周(包括西柏林同民主柏林交界地方)实行可靠的防卫和有效的监视”。[2](P242)在1972—1975年的欧安会会议上，西方力争的是东西方之间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即所谓“赫尔辛基精神”；而东方集团则竭力以此换取西方对东西欧现有边界的承认。仅此一点就表明，东西方在思想战线上的攻守态势已发生根本转变。80年代以后，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逐渐下降，相反，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时尚。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边界，取消对西方文化的限制，并在国内实行政治“公开性”政策，抵御西方“思想侵蚀”的堤坝彻底崩溃，苏东集团最终输掉了这场文化斗争。
对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美国有人指出，“赢得冷战胜利不是因为军事强大或是因为外交官的技艺，而是凭借着美国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民主思想力量。”[3](P1)我国有学者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缓和、松动与“和平竞赛”的，一旦与西方正常往来，人民就会有所比较，就会失去忍受以往艰苦条件的动力，社会主义就将难以为继。[4](P16)但问题是，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对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何以会成为对西方的让步，何以会对社会主义不利?如果是担心西方的“和平演变”，那为何不能针锋相对，对西方也开展一场“和平演变”?因为对双方来说，“和平演变”成功的几率是相同的，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实际上，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主要在内因，并不完全取决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问题也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在于哪种制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追求发展和平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一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人类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4](P3—4)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以牺牲个人的发展，因而也牺牲社会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分配上的平等，即机械地追求缩小贫富差距。而西方追求的则是机会均等，即起跑线上的平等，同时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适当控制贫富差距。“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做出贡献。而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设法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很难想象大批有思想有头脑有学识的精英长期处于动辄得咎，被迫说假话，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4](P12—13)在苏联，“民主”在口头上用的并不比西方少，但却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把“自由”、“民主”的专利送给了西方国家。这种内部制约因素完全窒息了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在谈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难以“理直气壮”，更难以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吸引力。苏联国内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霸权主义的张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和战争等，也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形成了强烈冲击。
从对外文化战略方面讲，西方国家也占尽了优势。首先，西方国家一直有目的、有计划地将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特殊工具，通过制定和实施系统的文化战略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早在“二战”末期，美国就制定了对外文化关系纲要，认为“战后世界将要求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责任”，“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概念，包括它的所有弱点和缺陷，都必须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5](P56—57)冷战开始后，美国政府意识到，“若要在这场冷战中赢得胜利，除了武器和金钱外，还需要思想输出”，需要“美国的文化外交”。[6]杜勒斯明确提出，西方国家要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1959年，他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作证时说：“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帝国内部的演变，从而使它不再对世界上的自由构成威胁。”[7](P13)美国媒体也认为，“美国的根本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在铁幕上打洞——使苏联向来自西方的影响开放”。[7](P17)为此，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新闻部署，并通过了《美国宣传与教育交流法》和著名的《富布赖特法案》。1950年，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作为冷战纲领的NSC68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为“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其次，美国实力雄厚，它为文化宣传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别国难以望其项背。据估计，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此投入的资金每年高达10数亿美元。此外，许多大财团还创建了数万个形形色色的基金会，大量吸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到美国接受西方式的教育。1946年，美国留学生奖金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奖学金的重点放在青年人身上”，而且“主要用于人文学科方面”，指出“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机构学习时，应以加深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为目的”。[5](P60)再次，利用各种媒体，方式灵活多样。美国在对外文化宣传上充分利用了各种媒体和机会，可谓无孔不入。主要方式有互派留学生、单方面提供奖学金、对外广播、电影宣传、图书出版、体育和艺术交流、卫生与科技合作等。1945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主要用于“影响精英人物”，着眼于“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宣传则是“快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5](P58)美国著名电影导演达利尔·柴纳尔更明确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这些圆盒子里装有卷得很紧的一卷卷印着美国电影制片者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的走遍世界的影片。我相信，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7](P16)美国还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进行文化输出。1958年，美国与波兰签订了向波兰出口小麦、棉花和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的协议，但条件是，波兰必须向美国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书刊、影片、唱片和版权。
面对西方声势浩大的文化进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自欺欺人的做法，堵塞人民获取外来文化信息的渠道，大搞“愚民政策”，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加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化宣传等。然而，在现代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这种靠“捂”和“盖”的办法来“愚化”人民的做法很难奏效。一旦盖子揭开，所产生的心灵和社会震荡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苏东国家垮得如此迅速和猛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冷战后的世界与新的文化博弈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转变：第一，苏东集团作为冷战时期西方最大的敌人彻底瓦解，东西方全面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第二，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使美国成了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第三，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格局中的影响大大扩张，全球每个角落都成了与西方利益相关的地区。第四，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整个世界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西方化”潮流。由于西方国家在最关键的全球政治、经济机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并垄断了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因此其他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程时不得不接受西方的领导及其制定的一系列行为标准。
伴随着国际格局的剧变，世界文化格局和文化博弈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东被彻底抛弃，出现了“西方和前东方国家之间原则和价值观念实质性的趋同现象”，[8](P66)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和市场经济观念征服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第二，被长期压制的多种民族文化得以宣泄和张扬，甚至走向极端，文化博弈的主体日益分散化，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日益加剧，并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第三，文化博弈的内容和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人权(包括民族权)问题成为斗争的核心，斗争的范围也因此扩大，涉及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第四，文化之争与其他领域的国际斗争紧密结合、相互影响，西方的文化霸权登峰造极，严重威胁着冷战后的世界稳定与和平。
在新的文化博弈中，美国依然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作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在冷战后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冷战后，美国确立的基本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在21世纪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对世界的独家领导，防止在任何地区出现能够对其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文化领域，则将反对“极权主义”、维护西方价值观念、维护天赋人权和个人自由、在全世界推进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用西方的价值标准统一世界等作为其基本使命。而且，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在整个西方越来越受重视，加强对世界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影响越来越成为自觉的战略。1993年，成立不久的克林顿政府便确立了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思想，把美国“民主的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制度”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其他西方国家也极力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及自由、人权、民主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普世性，纷纷将文化因素纳入对外政策中。1992年，“人权”第一次被列入欧共体条约，尊重民主和人权原则成为欧共体与第三国签订协议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欧盟1994财政年度的总预算中增加了题为“欧洲民主和保护人权倡议”的新内容，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民主、法制和市民社会建设。不论欧盟还是美国，目前都将承认这种价值观念作为发展国际关系的先决条件。在实践上，西方国家明显加强了向世界“传播民主和自由市场”思想的力度。第一，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广播宣传。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际广播条例》等文件，将对外广播宣传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年，美国政府要求国会拨款3000万美元用于创建主要针对中国、缅甸、柬埔寨、老挝、朝鲜和越南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1995财政年度美国政府为此专门拨款1亿美元。1996年3月11日，该电台正式投入使用。2000和2001财政年度，美国国会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拨款各为3000万美元。”第二，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境外的民主化进程。2000年和2001年，美国政府分别向富布赖特学术交流项目拨款1.12亿美元，并专门拨款用于对越南和俄罗斯(埃德蒙·马斯基奖学金)的学术交流项目。这些活动一方面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文明进程，同时也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三，利用自己在国际商业和信息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深化和巩固冷战后的美国文化权力。1989年，美国前总统布什讲道：“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技术，又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止在边界。”因此，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不仅可以为自己增加财富，还有助于美国思想向这些国家的传播。[9]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美国迅速将信息产业和网络技术应用到对外文化宣传中。“网络文化不可抗拒地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其他国家只有紧跟的份儿。根本无法考虑是否适合本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论我们是否需要，已经无法抗拒，只有争先恐后汇入这一潮流，同时进一步接受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收集还是传播力量占绝对优势的美国的左右”，由此“迫使全世界追随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4](P297—298)第四，利用发展援助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走向，扩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发展援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作为“施与者”处于主动地位，减少或终止发展援助是西方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其政治条件、干预发展中国家政治走向的主要手段之一。1992年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发展援助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干预的力度，干预范围几乎遍及非洲所有国家，干预的理由几乎全部与推进民主化进程有关。[10]第五，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权的意义在冷战后被西方提到了极高的地位，甚至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成了西方国家普遍的行为方式，而受干涉的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西方集团对波黑局势的干预、对南联盟的打击、对中俄及一系列亚洲国家的指责等都与人权问题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人权观对联合国及以往的国际法准则形成了强烈冲击。1999年9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经济学家》杂志撰文指出，国际社会应当对人道主义干涉持欢迎态度。在第5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他又讲到，《联合国宪章》应奉行“超越国界权力”的主张。
在冷战后的文化博弈中，西方国家的对外文化传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带有更多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色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推广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时，往往过分强调彻底的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完全的民主政治、彻底的人权等，而且不容许有任何过渡，更不容许有任何违背。而这样纯而又纯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不存在。例如，美国政府一再对其新闻自由加以限制，对敢于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媒体和记者发出警告，而对俄罗斯整顿新闻事业的举动却大加指责。第二，实行双重标准，而且“霸气”十足。对于自身和盟国内部出现的违反人权的现象，以及西方公民在别国侵犯人权的现象，西方国家总能找到理由加以谅解，而对非西方国家的人权问题则不肯轻易饶恕。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美国却对此熟视无睹。土耳其国内严重的人权问题也并未影响到美国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而对中国、俄罗斯、古巴、利比亚、朝鲜、南斯拉夫、伊拉克、伊朗等国的内政，西方国家则动辄挥舞“人权大棒”，横加干涉。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更加扑朔迷离，全球文化斗争更趋复杂激烈。但至少有两个因素将对新的文化博弈产生重大影响：第一，全球化将使新的文化博弈更有利于西方。冷战的结束最终扫除了人为的障碍，使世界各国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界限而联系在一起，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则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使每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它。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进程，不是哪个国家主观意愿的产物，但全球化又确确实实有利于维护和扩大西方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扩大西方文化的影响。美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引领者，自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利者。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只要进入全球化的复杂系统，“西方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第二，反恐怖主义斗争将成为西方进行文化扩张的新的契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震惊了全世界，尤其震惊了西方世界。从此，反恐怖主义成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美国甚至以是否反恐、是否断绝与恐怖势力的联系作为在国际上划分敌友的标准。由于对恐怖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一个各国都认同的界定，反恐斗争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随心所欲的借口，甚至演变为一场“文明的冲突”，同时也极易成为西方国家继续推行双重标准的依据。最近美俄在反恐斗争问题上的争论就是先兆。
以上分析表明，文化因素依然是冷战后国际斗争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文化博弈对国际政治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新的文化博弈中，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受到了强烈冲击，西方一些学者也主张将这种“异质”文化作为西方的首要敌人加以遏制和演变。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冷战以来的文化博弈及国际政治斗争，既努力适应全球化的要求，积极吸纳西方先进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同时采取措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并为建立新的、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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