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恩格斯——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视域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5）01-0005-19
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恩格斯
——“马恩对立论”百年回望与当代思索
文浩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继续着马克思的未竟事业，“马克思主义”就在这个时期诞生并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即将进入20世纪之时，恩格斯也与世长辞了，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征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历风风雨雨。11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新世纪的起点上，以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探索它在21世纪的特殊意义，其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苏东剧变之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结束了，中国在90年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发端开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在这新旧更替之际，认真思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二是二战结束以来，经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资本主义正在向一个新的历史形态过渡，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体系正在形成。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课题；学习恩格斯晚年面对古典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深入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并科学回答国际共运中的新问题，对于我们解决这个课题具有当下的直接意义。而当我们思考和学习恩格斯的伟大贡献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马克思主义阐释史的影响，尤其是要受到西方学者对恩格斯的责难以及他们所炮制的“马恩对立论”的纠缠，这是我们纪念和学习恩格斯时首先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回顾这段历史，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对历史的辩证法会有许多新的体会与感悟。
一、“马恩对立论”百年回望：一个主义、两派阵营、三次浪潮
西方学者制造“马恩对立论”可以有多个出发点，但无论从学理还是从政治立场上来看，最为根本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因此，制造“马恩对立论”，首先就要在“主义”上下功夫。吕贝尔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1970年《反恩格斯提纲》中就说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制造了马克思主义；莱文则把恩格斯排除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别出心裁地提出“恩格斯主义”一说。从这一点上说，西方学者所炮制的“马恩对立论”之本质在于制造两种“主义”的对立，其深层动机则是以自己的“主义”来消解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多元化。从学理上看，支持他们“主义”立场的是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潮，如伯恩斯坦以“新康德主义”为基础的“修正主义”、青年卢卡奇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莱文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学”主义（如果能算是一种主义的话）。“主义”问题可以说是“马恩对立论”的起点，同时还是终点——因为所有争论最终要落实的问题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对立？恩格斯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马克思主义”之“主义”一元化这个起点出发，以对恩格斯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的回答为标准，从逻辑上可以分出两派阵营，用莱文的术语来描述就是“基本分离派”和“基本一致派”[1]（P.3）：前者否认恩格斯与马克思在重大理论立场上的一致性，从而在实质上也否认了恩格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始作俑者是伯恩斯坦，中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60-7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直至今天的西方马克思学者；后者则维护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性，其思想先驱是最先与伯恩斯坦作斗争的考茨基，中经普列汉诺夫、列宁，包括斯大林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直至在今天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恩对立论”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恩格斯的晚年。自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便承担起阐释马克思哲学的重任，写下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遇到了挑战——主要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异议，这就是“马恩对立论”的直接起因。恩格斯在世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异议被制止了，但恩格斯逝世后，这些异议逐渐形成几次反对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浪潮。按莱文的界定，历史上曾出现两次反对恩格斯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1897-1914年；第二次浪潮是1923-1939年[1]（P.36）。而实际上还有一次浪潮莱文没有提到，这就是以他自己和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者所掀起的第三次浪潮。
在第一次浪潮中，异议主要来自伯恩斯坦和康拉德·施密特。伯恩斯坦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唱起了反调，认为“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是一种科学”，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神学，恩格斯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加尔文派教徒”[1]（PP.37～39）。他们声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批判社会主义”，否认资本主义会崩溃，宣布放弃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主张用纯粹的批判取代辩证法。伯恩斯坦的异议受到了考茨基坚决有力的回击，并且随着考茨基在政治上的胜利，直到第二国际破产之前，西欧社会民主党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一直仍然是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次浪潮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由卢卡奇等人引发。卢卡奇最先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2]（P.51）；而恩格斯“对最根本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2]（P.50）。A·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说道：“如果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只是像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无疑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那和马克思的立场相比，就意味着倒退成朴素的实在论。”[3]（P.50）“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3]（P.52）卢卡奇、施密特等人引发的第二次浪潮在学理上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很好地清理。
第三次浪潮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由“西方马克思学”者掀起。在“科学客观”的幌子下，“西方马克思学”制造“马恩对立论”的“大作”陆续出版。如吕贝尔在《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中说道：“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原初产物，而是由恩格斯构想出来的。因此，就‘马克思主义’这一包含了理论上非常明确的主题内容的术语而言，马克思不应当负责，需要负责的是恩格斯。”[4]（P.17）不仅如此，吕贝尔还提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意见”：为了使自己构想的“马克思主义”获得充分的合法性，恩格斯有意识地忽略了马克思一些重要手稿和书信的出版，从而妨碍了当代读者对马克思的理解。[4]（P.24）由于有了这种支撑，我们看到，“对立论”才在莱文手中被升级为一种基于主观故意之上的“可悲的欺骗”[5]。
从学理层面看，“马恩对立论”的三次浪潮实际上提醒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重新反思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前苏东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身处第一次浪潮中的伯恩斯坦当时就遭到考茨基的有力回击，其学理上的影响已十分有限；而第二次浪潮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其哲学层面的讨论比较精深，影响颇为深远，而且经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放大，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可谓是这三次浪潮的重中之重。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曾有一批年青学者对教科书体系提出质疑，与这种思潮的影响不无关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恩对立论”之性质，《新左派评论》主编安德森曾有一个很好的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生决定性的双重批驳开始的……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屑一顾，马克思本身的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6]（P.78）果然被不幸言中，20世纪后半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超越马克思主义为自我标榜——证实了安德森的判断。尽管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在本篇笔谈中，诸位学人将分别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本文则主要从历史的辩证法视域出发对西方学者的“马恩对立论”进行总体性的分析与回应。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恩格斯
在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青年卢卡奇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唤起无产阶级意识的历史辩证法，这无疑是正确的。这一点从早青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直至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注：晚年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从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建构这个理论视角对这一点进一步作了说明，卢卡奇说：“没有意识，社会存在中的连续性形式就不可能产生；新的存在形式只有上升为意识，它们才能达到新的自为存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卢卡奇都没有改变。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特质，然而，卢卡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历史辩证法的要求，却未能践行这一要求；而恰恰是被他们批评为误解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恩格斯实践了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晚年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一系列著作一直颇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诟病，然而正是这些著作唤起了那个时代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恩格斯晚年正值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时期过渡，他不顾年老体弱，认真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并对国际共运中的新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动员功不可没，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十分重视，在1894年《反杜林论》第三版的序言中说道：“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自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7]（P.18）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贡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新社会建构中的重大意义谁也无法否认，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学者莱文也不得不承认：“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也导致了欧洲劳工运动在科学意义上的合法化。”[1]（P.34）
而以卢卡奇为开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论证了历史辩证法与主客体统一的重要性，在革命策略上极力伸张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却远离政治经济斗争，远离工人运动，从而沦为学院派的思潮。客观地说，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思想而言，它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运的发展均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曾在60年代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及对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从“改变世界”这个铭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历史辩证法核心要义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了吗？或者说改变了多少？相对于恩格斯使欧洲劳工运动在科学意义上的合法化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加剧了理论与工人运动的脱节。如马尔库塞寻找替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马勒和高兹认为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的先锋队”。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辩证法的倒退，当然，我们也能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倒退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原因。
更为有趣的是，在经历大半个世纪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对恩格斯的异议走向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从“马恩对立论”走向“马恩同质论”。卢卡奇早年以批评《自然辩证法》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马恩对立论”的始作俑者；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思想与革命生涯之后，晚年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修正了自己早年的观点，重新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学说”，“只是在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获得了它的内在必然性，才获得了它的坚实的科学根据”[8]（P.181）。卢卡奇的一生正好与“马恩对立论”的百年历史相伴，因此卢卡奇这一个案可谓浓缩其百年精华。不约而同的是，西方马克思学在90年代后也由对立论走向同质论。美国学者阿尔温·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等人对“马恩对立论”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反思，重新论证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
在“马恩对立论”的百年历史行程中，西方学者从其所伸张的历史辩证法理论视域出发，曾经简单地否定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如今又郑重其事地予以承认。恩格斯在其身后百年历史中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或许就是历史发展辩证规律的展开？在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初的历史起点上，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恩格斯践行历史辩证法的问题上：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在今天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则转化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要求，中共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正是对这一时代精神与历史使命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我们当以恩格斯为榜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这是历史辩证法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谨以此纪念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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