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功能的现代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1-112-06
我们所熟知的“狼来了”的故事，它的目的主要在于警示我们任何一种心里幻觉都可能变成危机的现实，千万莫要放松警惕。“地球村”是一个现代性隐喻，由于全球化所形成的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以及信息一体化，使整个地球上的共处空间有了“村”的概念。虽然面对“地球村”，身处不同境遇的人各有不同的想法，但它警示了人们对客观环境的深刻认识。“狼来了”和“地球村”都是一种隐喻。所谓隐喻，是以一种更为明显、更易被人接受的符号形式来表达某个不易为人理解和掌握的观念。这正是人们不断地创造它、利用它，发展和完善它的理由。
1、隐喻的发生：肉身与不能承受之轻的语言
假如说，隐喻是对某一事物或某一观念的替代，那么，这种替代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其实，隐喻的动机来自人的本能。正如拉康所认为的那样，儿童的自我意识是靠“镜像”建立起来的，镜像使儿童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因而，镜像就成了人的肉身的隐喻。反过来说，人的肉身也是由于镜像而生成的隐喻。但这种隐喻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本能的。人的自我发展过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事实上，人不仅是符号的生产者，也是符号意识生产的结果。人本身就是一个天造地设的符号。当人出现在这个世界并与整个世界互为存在对象的时候，便以隐喻的身份在观照自己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以自我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和评价世界，同时，也代表着世界。历史的、现实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因素都可以在人身上找到某种“痕迹”。在这种意义上，人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一个隐喻体。“因此，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对这种存在的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 (P76)通过对人与人自身这样一个特殊而有趣的关系的考察，可以揭开隐喻生产的秘密，引发我们对隐喻的发生学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
尽管肉身作为象征性话语催生了隐喻符号的生产，然而单靠人的肉身去表现一个丰富复杂的大千世界远远不够。何况肉身本身也要靠其他的符号去支持，所以只有众多符号的参与，肉身作为一个特殊符号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其中，作为一种最普通而又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隐喻符号的语言或话语最有资格担负此种角色。从这个意义讲，语言是镜像的一个延续或拓展。语言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工具，赫尔墨斯(Hermes)最初在把宙斯的旨意传达给众神和人间的时候，语言作为隐喻尝试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强大优势，但是也暴露出“缺陷”：它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既能让人明白，又能使人糊涂。这种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非本质“缺陷”，给自觉而明确的隐喻符号的创造提供了契机，让人们看到由语言的缺陷转化为语言优势的可能，看到隐喻在生产和再生产中意义增值的可能性。这是出于思想和感情直接交流而产生的隐喻符号，也是最为丰富因而最具张力的一种隐喻符号。它的出现意味着神的语言的结束，语言神话时代的开始。
2、隐喻符号的政治化转型：是无奈还是智慧的选择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因素是什么？当然是社会有机体，以及与社会有机体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从另一方面看，影响社会变革的因素还有支配人类思维和文化观念的语言观念和形式。因而，以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功能所形成的变革意识，往往都展现着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果承认雪莱所说的，语言“从根本上说都是隐喻”，那么我们肯定生活在一个隐喻的世界里。任何语言和话语形式的转换，必然是社会意识的隐喻性转换，而任何一种语言和话语形式的诞生，也是社会意识的隐喻性折射。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社会，语言就是文化。曾几何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震撼了整个20世纪的欧洲语言学界；但是“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原则用于隐喻的结果是使一些支配着理论的重大方法论决定重新成了疑难问题。它使语词语义学出现了一种不确定性，一种骚动，一种游戏空间。”[2] (P172)原因何在？索绪尔的理论属于指称理论；而隐喻理论却是反指称的超语言学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于隐喻的反指称创新而引发的对索绪尔符号一元性的彻底动摇就足以证明，虽然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的共时性方程式的发现是一场革命，而隐喻符号和隐喻意识的诞生同样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同样带有政治化的色彩。因此之故，建立在结构主义大厦之上的语言符号因隐喻的置入而造成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撕裂，符号意义观念的增值，其原因不在其内，而在其外。这是由隐喻天然的柔性的否定性以及有意识地将之引向政治化的批判形成的，也是一种强势语言结构被另一种强势语言结构取代的结果。
中国的先秦时期，最早出现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诗歌，便是以隐喻的形式行使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的。例如在一般的外交活动中，上层的统治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礼节，往往借助赋诗的形式来实践。所谓“赋诗明志”、“听诗观志”、“引诗以证志”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把能否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诗》，作为衡量个人政治观点、道德修养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故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汉代的《诗大序》则在“诗言志”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提出两个理论观点：“美刺”与“讽喻”。意即通过诗的隐喻技巧达到否定或肯定某种风尚道德，推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和谐、同一，以达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文明社会的需要。但是对于下层的被统治者来说，作为批判意义上的“讽喻”并不是无限度的。“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便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此这般，才可以讲“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言之者无非，闻之者足以戒”，帮助统治者实现儒家理想化社会的愿望。至于“比兴”的提出和被泛化，一方面是对情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是对“诗言志”的回归。把诗的隐喻功能意识形态化了，而且也更加体制化了。无论是屈原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发愤以抒情”，还是白居易为“救济人病”所采用的“风雅比兴”都是想把自己的话语引入“强势场”，急于通过自己有限的改造，表达某种政治理想，当然要对隐喻的政治化修辞淋漓尽致地发挥！不过，隐喻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它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分子为抵制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话语批判。也就是说，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层知识分子不仅要“发愤著作”，而且也要学会如何去“发愤”，才能达到意识形态的批判目的。由是，隐喻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工具，逐渐演变成修正或补充主流意识形态，并希望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一种新的话语形式。
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做着如何让他人信服的工作。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就曾经强调：修辞术具有说服任何问题的功能，而且要说服人自然地“配义与道”。作为一种话语，它有义务承担某种占有欲、征服欲，切切实实地当作“权力意志”去使用。为此，德里达一再张扬“异延”，以声言颠覆那个被强者利用的逻各斯(loges)。他相信“播撒”与“游戏”，而不相信“在场”，并以为在场就是不在场。然而，这个游戏本身就是隐喻性质的。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是隐喻性哲学。不过，假如我们按照德里达的理念终止了这种游戏，就会变成比喻式的说服。换言之，我们则用另一种哲学姿态、哲学话语开始对话了。在反对强势话语的同时找到了可以利用的隐喻式话语。所以，净化语言，希望语言从各种隐喻活动、各种修辞中得到拯救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随着社会有机体和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隐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符号逐渐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并作为对抗理性的一种手段。现代语言活动就是一种随着流行趋势去包装人们追求利益和权力的行为。因为语言或话语的价值在于其所承载的“道”的价值。而语言或话语为了体现更加明确的道的价值，就不得不利用隐喻这种修辞格。从更高的层面上看，“赋诗明志”等就是为了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不断地张扬强烈的占有欲望，巩固自我的舆论空间，以免被挤出公共交往领域。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谁在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者的内容是否构成权力。但话语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只有在占领空间之后才有资格。“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3] (P488)。
关于隐喻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转换，还可以在巴赫金的哲学精义中找到根据。这位符号学理论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隐喻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异质同构关系。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亦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证据。在不对等的对话环境中，弱势者只能默默地以隐喻的方式与强势者进行有限的潜对话。潜对话有时很可能是无的放矢，而有时完全是独白。但并非无所指，因为它毕竟表达了一种诉求。诉求也是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只能以智慧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潜对话都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今天的隐喻就是明天的字面意义。对于潜对话的研究，福柯认为精神病学的语言是理性关于疯狂的独白。它的基础是疯癫本身的沉默，故而他不想写精神病学的语言史，却想写一部属于沉默之音的考古学[3] (P336)。挖掘潜对话中的深层意识形态内容，是隐喻研究者一项更为细致、更为复杂的任务。
3、审美性：再造一个想象的精神世界
隐喻的第二个功能是形象化表述。有人认为，形象化就是意义的非确定化，这岂不是与政治化相悖谬？其实，政治化修辞与形象化表述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隐喻的形象化表述就是为了更理想地实现政治化的修辞目标。隐喻从本质上说是符号对所指世界的偏离，这种偏离是形象化叙事的需要，它已经将自己置于逻辑的对立面。然而，隐喻却因此使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从固定的一元论中获得解放。以更为灵活的方式象征着世界。隐喻世界的诞生意味着现实世界的不足，或者非隐喻式语言在直观地反映对象、表达意义方面的局限。应当说，隐喻世界是一个比生活世界更为生动、更为丰富，也更为完美的诗意世界！可见，偏离是一种创造。并且必然借助于形象化的表达。通过形象化虚构一个替代现实世界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有时更为微妙、幽深。由于它的出现，原本简明、直观的现实世界之中的意义变得不确定起来。有时，仅仅变化一个语词、一个话语，就会产生妙不可言的陌生化效应。例如：“绿色的无色的思想疯狂地睡着了”这句经典名句，由于形象化的描述，读者要想读出一个纯而又纯的意义已经不可能了。诗意和音乐化的表现使它扩大了自己的反映范围甚至承载了本身并不具有的意义。当然，要真正地创造出富有音乐性的隐喻也并非易事，这牵涉到隐喻的机制问题。
关于隐喻的机制，一般接受的是理查兹的观点：相似性。间接的理论资源应该是完形心理学(又名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说”。它的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应该是胡塞尔的“意向性”。胡塞尔认为，客观对象是意识的显现物。即是说，纯粹意识活动构造意识对象，意识的活动必定有所指向的某个对象，所以纯粹意识活动具有一种意识活动与对象相对应的结构。“同构”说与相似性说从隐喻符号的结构上看似乎是一致的。但是，相似性无法证明解释为什么“依依”与“杨柳”、“铮铮铁骨”与“松柏”之间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联系；而现象学的“同构”说却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现象学认为，有什么样的心理意识，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客观对象。客观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主观意识创造的结果。依照同构说的原理，既可以从相似性出发创造隐喻对象，也可以从相异性出发去谋划新的隐喻对象。相异性使得隐喻的对象和意义之间的距离拉大了，构成较为明显的张力。而单凭相似性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说明，同构说可以包括相似性说；而相似性说却不可能包括同构说。唯有同构说才全面地回答了隐喻的机制原理。
然而，用同构说取代相似性说并不是单纯用来解释隐喻机制；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形象化表达对于隐喻符号的创新以及意义的生成到底有何“意义”。
首先，形象化表述就是为了出新，这就必须营造一个陌生化氛围。从这一点看，相似性是不可能产生陌生化效应的。因此，我们又可以将创新性的形象化称之为陌生化描述。维姆萨特认为，狗像野兽一样的吼叫是相似性的运用；而人像野兽一样的吼叫是相异性的运用。但后者比前者的陌生化程度高，因而张力更大，也更具有创造性。所以低级的、类比式的形象“转移”，即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移到另一个事物，假如没有拉开观念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没有造成更高程度的陌生化，隐喻创造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古德曼指出：“隐喻的力量在于将新奇与适宜相联系，将古怪的东西同显而易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当一个隐喻使人惊异时，这个隐喻才是好的。所转移的图式形成一种新的值得注意的组织，而不仅仅标示旧组织；只有在这个时候，隐喻才是最有力的。”[4] (P87)
无论是替代也罢，转移也罢，它们都是对历史的悬搁、对未来的虚拟。通过悬搁，抛弃历史的、现实的纯客观性因素；通过虚拟，构造出符合主观需要的意向性客体。意向性客体与客观实体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依现象学的观念而言，意向性客体虽然也保留客观现实的某些痕迹，但已经情意化了。例如“一夜白发三千丈”，就它的三个单词来说都有客观的对应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依据；可一旦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原始意义而变成激烈、快意的情感倾诉。而济慈的那句诗：“孤寂而坐，讨厌的思绪笼罩着我忧郁的心灵”则多少流露出无法排遣的沉滞和郁闷。所以悬搁意味着距离客观的生活愈来愈远；而虚拟则意味着距离情感体验愈来愈近。利科指出：(作为最大的一种隐喻话语的)诗歌“它是以假想的虚构的方式出现的关于世界的主张。因此，对现实指称的悬置乃是接近虚构性指称的条件”，所谓虚拟的生活就是“建立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符合他的生存性，符合最本己的可能性的世界。”[2] (P315)当词变成隐喻时，尤其变成诗的隐喻时，不仅是反指称的，而且是体验性的了。
其次，意向性客体的诗意环境，使隐喻符号生成一种一般语言符号所不具备的审美性。
提出隐喻的审美性似乎是多此一举，因为它可能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它会削弱政治化的修辞力量。但是，这正如形象化不仅不影响政治化修辞，审美性也只能强化而不会削弱隐喻的这种功能。
如前所述，修辞术本身就是为了说服他人而产生的一种语言技巧。然而，这也是需要心理技巧的；于是如何说服他人的技巧训练就给语言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纵横捭阖的自由想象空间。我认为，隐喻话语的成功使用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中选择出来的。如果一种修辞方法能够使你的意图让对方既理性又感性的接受，受到审美力量的感染而心悦诚服，这恐怕不是一件坏事情吧！所谓“美丽的谎言”就是以真情实意为内容、以华丽的辞藻来表达的带有情节色彩的修辞学实验。“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同样说明修辞术离不开形象性、审美性的参与！当然审美性的表现是复杂的。例如，同床异梦的夫妇也会讲，“我的爱人是一朵玫瑰”。这时的审美性实际上是对真情的遮蔽，既是对丑的否定又是对美的肯定。这样的审美与一般的审美话题不同，它是反讽的，也是悖论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深刻地表现修辞术中的审美意识。可见审美性并不外在于隐喻话语，其本身就是修辞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仍然不能否定隐喻写作的审美性。新历史主义的一个经验就是通过修辞把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变成寓言、隐喻，变成具有各种转义可能、表现“主观历史”的文本。隐喻也与之相仿佛，通过审美化的创造，把一个干巴巴的真理极其感性地加以渲染和解释，变成活生生的可被接受的现实。隐喻的责任就是解释。
4、新思维、新方法：隐喻的认知价值
假若我们仅仅满足于隐喻形象化的审美功能的理解和认识，那还远远不够。隐喻除了上述的两个功能以外，还有第三个功能：认知。隐喻不但为人类生产出一种新的叙事类型，创造了一个陌生的想象的世界，也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观察认识世界的方法、直观真理的方法。甚至隐喻本身就是真理。总之，隐喻是一种新的哲学，反逻辑思维的哲学。
隐喻首先给我们提供的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新方法。例如二战期间，某个国家的首脑慑于法西斯的强大压力，被迫签署一个出卖自己国家的协定，后来的人称之为：“一只手砍掉了一座城市”。从述谓的结果看，砍掉一座城市的手绝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手，而是叛卖者绥靖者之手，那么这只手显然是罪恶之手的替代。这个比喻，把出卖祖国的人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从隐喻的机制看，无论是相异性还是相似性都是一种替代，都在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一种重新研究重新分析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隐喻在为人们展现新的视野的同时，又播撒一种现代性的反思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否定和批判精神。政治化修辞就是一种否定、一种批判，渗透的是现代主义的精神。这可以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看：从整体看，隐喻修辞学的出现就意味着对非隐喻修辞术的不满和否定，希望用一种新的修辞术代替旧的修辞术，希望用一种新的话语构型代替旧的话语构型，进而成为强势话语构型，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代替旧的意识形态；从局部即从具体创作过程看，每一个新的隐喻都是对过去旧的隐喻的补充和修正。比如过去说“他像吃菜长大的”指的是穷人；现在说“他像吃菜长大的”则指的是富人。而“人是狗”，“人是猪”，“人是狼”是对人的本质的不同描述，体现不同的意义，因而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所以替代必须事先作好选择，力求准确、公正地概括对象的特征，而“皮包公司”与“皮包工厂”也绝不是一回事。还有一种否定，就是对隐喻的符号意义不能作实证主义的解释，因为它不是指向现实的客观世界而是指向再造的精神世界的；如果硬性地从事实出发牵强附会的解释，势必造成自我意义的毁灭。隐喻的解释正好相反，它要达到原始意义的毁灭、自我意义的张扬。而处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文化隐喻，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地构建毫无价值的精神世界，因而取消了现实世界与表象之间的区别。于是隐喻符号的崇高意义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赋予隐喻以游戏的“意义”，将其操作为滑稽、恶作剧式的搞笑，这就抛弃了隐喻现代主义的自省意识，蜕变为只有否定而无批判精神的消费主义行为。这种娱乐至上的文化，虽然远离符号的原始意义，但也无保留地毁灭了自我意义，甚至毫不留情地毁灭了真理、正义、真实性和美。这使隐喻的文化创造变成一种低级庸俗的文化隐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隐喻思维是一种科学思维。就是说，隐喻这种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对表现对象的理性认识。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即使抽象思维也离不开具体的、个别的“感觉”。有人甚至认为，感觉敏锐的科学家一般都是从最具感性的事物身上发现真理的；最具有创造性的灵感也是从具象上获得的。活生生的具象给人的感觉往往超过一个概念给人的印象。与其说“她对人非常冷淡”，不如说“她是一块冰”；“全球化是一种危机”倒不如说“狼来了”更有警示作用。而且最有价值的隐喻思维，其用心不仅在对象的具象化，也在于通过对对象的具象化描述“拟容取心”，深化对象的意义。而深化又不是外在的纯抽象行为，而是在具象上发生的。从隐喻的创作过程看，隐喻首先是有了较为明确的概念，然后再寻找足以表现这个概念的替代物。而这个替代物本身必须准确、生动。准确、生动的标准不是科学性，而是张力大、陌生化程度高。就此而言，愈陌生化便愈概念化。隐喻科学性的另一表现是比较方法的运用。比较方法不是简单的外表类比，而是对内在于对象中的意义的自觉转换，生成一种既相似又相异的新质。这种新质在一定意义上带有跨民族、跨文化的指向。对此，个别学人不无担忧它的可信性，而利科却极为赞赏这种比较的戏剧性结局：是“陈旧的宾词与半推半就的对象之间的纯洁爱情”。不过“这也是幸福的，使人青春焕发的第二次婚姻，尽管存在着重婚的可能性。”[2] (P323)隐喻的创造动机不仅来自人的天性，也来自社会无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所以它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一个解释和再解释的过程，更是一次创造性思维的历险过程。
总之，隐喻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它是对“真”的发现和建构，又是对非真与假的批判、颠覆和否定；它是一种虚构，但又是一种现实、一种更为真切的现实；隐喻还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