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和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启示论文,意义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年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大讨论。岁月流逝，沧桑巨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件大事，这场大讨论的历史意义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它带给人们的启迪亦日益显示出其深刻性。
一个普通而又重大的课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常识，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是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问题，在2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竟然成了发生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被称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纠正党在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冲破维护这种错误的“两个凡是”的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根据，进而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全面开启拨乱反正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常识性的普通课题，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当时的一个历史性重大课题，是有其客观的复杂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有特定的条件。大家知道，1976年的中国，是一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创伤累累的国家。危机重重的政治局面、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和极端混乱的思想状况，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必须开始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百废待举、百事待兴的历史过程。但是，就在这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关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仍然被认为是权威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态度和口径，与人们要求结束“文革”、否定“文革”、彻底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思变求变”这一普遍心理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可以说，正是人们围绕“文革”后的中国要不要变、怎样变，即“往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所形成的重大分歧与对立，构成了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普通课题得以上升为历史性重大课题的特定历史条件。
其次，是因为它涉及到特殊的对象。由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锋芒所向就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和“两个凡是”，因而它所涉及的对象极其特殊。人们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他自然地成为无可置疑的政治领袖。后来，在全国人民的赞颂声中，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许多正确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并推向极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混乱。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竟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革”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和口号。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两个凡是”，这无异于向当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实行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挑战，也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提出了挑战。正是真理标准讨论所涉及对象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这场讨论在发端之初就不是以普通的学术讨论的面目而出现的。当然，这场大讨论的目的，绝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在于违背了他自己原来正确的思想。这场大讨论的成果，实际上，为后来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把被实践证明的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
最后，是因为这场讨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其内容而言，虽然不过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即真理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认定的，一个认识、一种理论或根据这种认识和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但由于这场讨论从哲学世界观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而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申明，“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全面确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进而实现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大转折，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无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还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我们都可以说，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如果没有全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统一认识，就不可能有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顺利解决。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常识性的普通课题上升为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并引起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正是由其实际上承担的作为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突破口这一神圣使命所决定的。
一个朴素而又永恒的真理
作为哲学上的一个概念，思想路线也叫认识路线。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哲学上所讲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建党70多年来的历史和共和国成立近50年的历史都证明，什么时候很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革命与建设事业就顺利、就成功；什么时候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革命与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就失败。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一场大论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这两条思想路线的界限就在于是否承认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怎样回答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它所涉及的是认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因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及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因而，对于今天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正是从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朴素而又永恒的真理。
发生在20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小平同志曾经把它称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而解放思想就是用实践检验人们已有的认识，抛弃错误的或不符合新的实际的思想观念，从而从旧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得到新的补充、新的突破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真理标准所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深刻揭示。正是基于这种把握，他在事隔几年之后还热情地评价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认为，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评价，放在今天来说，同样也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完全符合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际情况的。正是由于20年来我们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掌握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此不断循环往复的思维运动规律，我们才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才有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不断打开；正是由于20年来我们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才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是由于20年来我们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我们党才有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与统一，才有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积极性、创造性的空前高涨，才有了在面对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过程中新思路、新办法的层出不穷。概括起来，20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是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我们提供的认识论上的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分不开的，都是与体现于真理标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分不开的。
回顾20年前发生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2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看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列宁说过一句名言：“真理是过程。”因为真理是相对性与绝对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人们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从20年来我们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来看，解放思想的过程是始终与改革开放的过程相伴随的，每一次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都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思想解放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从思想到思想的过程，而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仅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说明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很不容易。实践在发展，理论也在发展，当客观环境、社会背景和广大群众的实践等发生新的变化时，就必须及时地随着这些变化而进行新的解放思想过程。
回顾20年前发生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发现，解放思想必须忠实于实践标准，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着重于观察和分析社会实践的效果，自觉地按照实际要求和实践的检验结果，来认识并解决思想认识中的问题。系统的理论也罢，关于实际问题的具体思想认识也好，包括领导人的观点、讲话、指示等，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经由实践的检验，由实践检验的结果来判断其是非正误。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0年前围绕拨乱反正和批判“两个凡是”等错误思潮的需要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教条主义的标准、主观主义的标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的标准被实践标准所取代的过程，是实践权威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重新得到确立的过程。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是人特有的自觉能动性。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矛盾，要通过实践去解决，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目的。人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客观和主观的种种因素的不同，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必然存在着差异。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开始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不理解，是正常现象。应该允许看，允许试验，让事实说话。事实是客观存在，是最有说服力的、胜于雄辩的东西。是非曲直最终要由实践来判定、来验证，生活、事实本身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逐步统一到真理性的认识上来。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以“三个有利于”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而“不搞争论”。这个思想，是他集我党几十年历史经验之精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实践问题的一大创见，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创造性的运用。为什么不搞争论呢？邓小平同志指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应当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被实践反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这一大的原则而言，当然是不允许争论的。不争论正是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由于过去长期不断的无谓争论、有害争论，我们已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因此，再也不能让无休止的争论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干扰甚至冲击党的中心工作了。不争论也是邓小平同志发明的用来说服教育干部群众、统一认识、推进改革开放的一种有效方法。一方面，因为认识是个过程，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的先后、深浅之别，是很难通过强制或争论的方式来消除的，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允许看，让事实来说话，让实践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另一方面，因为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既然是试验，就要允许人们大胆探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要冒一点风险，只能是边试边总结边提高，不可能把试验结果都争论清楚了再去搞改革。不争论正是为了鼓励人们在实践中探索新路，去发现与接近真理，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的深刻理解，也正是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要理论前提。当然，不争论不是不讲是非。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这样做，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深刻而又宝贵的启示
2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首开了把“实践标准”应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先河，进一步揭示了“实践标准”的科学内涵，进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场讨论的广度与深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也是罕见的。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其中一个深刻而又宝贵的启示，就是要努力提高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能力与水平。这是关系我们干部队伍素质的大课题，关系我们党执政水平的大课题，关系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大课题。
提高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能力与水平，必须端正思想路线。真理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从远古的洪荒时代，直至现今的文明时代，就是一部人类对真理不断追求、探索的历史。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认识世界，就有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如果是用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去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我们就可以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反过来，如果用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去观察事物，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思想路线是否正确，决定了对客观形势、客观条件的判断是否正确，决定了党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决定了正确的路线能否顺利得到贯彻。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来说，的确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制定出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因为我们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坚持这条思想路线毫不动摇。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五大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成果，正是充分地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性和有效性。
从20年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来反观当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实际，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由于各级领导干部在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责任重大，因而更需要时刻端正思想路线；为了确保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在执行中不发生动摇或偏差，我们必须把思想路线的端正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选拔、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端正思想路线，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发现真理、认识真理所必需的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说明，阻碍人们发现和认识真理的主要障碍是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实质上就是主观主义，是一种僵化的观念和思维模式。那么，怎样才能突破因循守旧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对事物取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真理性认识呢？办法就是解放思想，就是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敢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开拓进取”。其中，“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就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思想积淀，敢于打破僵化观念，破除迷信；“从实际出发”，就是正确对待现实，不从本本出发，不从主观想象出发，而是按照事物的固有规律办事；“开拓进取”，就是正确对待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勇气，不畏艰难险阻，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开创新局面。实践表明，人们只有具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才能逼近真理，发现真理，认识真理。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桥梁。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条件，要从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中探索、揭示客观规律，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除了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外，还必须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归宿，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只有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真正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才能提高发现和认识真理的能力。
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全过程。从广义上说，真理过程包括发现、发展和检验的过程。从真理的发现过程来看，人们任何新的认识都是在既定的思想观念或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传统的观念和理论既是人们获得新认识的前提，又可能给人的认识的进步以某种束缚，因此，解放思想、冲破过了时的观念的束缚，对发现真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从真理的发展过程来看，一个新的认识的出现，仅仅是真理的提出和萌芽，它还要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和修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上升为科学的理论概括，并变为普遍的社会实践，而这就需要解放思想，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探求。从真理的检验过程来看，在实践中获得的新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部分正确还是全部正确，还要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这就需要解放思想，不为既有的认识所束缚，一旦发现错误，敢于大胆纠正。
提高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能力与水平，必须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一般而言，真理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不可战胜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必然战胜假的、恶的、丑的东西，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真理发展的道路往往不是十分平坦的，有时甚至真理还会暂时被谬误所压倒。因此，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固然不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需要勇气。这是由于突破思想障碍，往往要触犯许多“权威”、“禁区”，涉及社会各种利益，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就难免要遇到重重阻力，遭到种种“非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说新话、提新观点，还是放弃前人和本本上过时的观点、错误的结论，都需要足够的勇气。这种勇气包括：第一，政治勇气。它表现为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胸怀党的事业，坚持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勇于为了大局，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二，理论勇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表现为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善于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不管老祖宗有没有讲过、过去文件上有没有写过，都敢于面对丰富生动的实际，尊重广大群众实践的检验，以实践效果为标准来判别真理与谬误，敢于坚持对的、修正错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党性的集中体现。对于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鼓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重要的是要加强党性锻炼。党章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加强党的建设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共产党员增强党性的内在要求。毫无疑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又内在地包括了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要求每个党员努力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自觉地把让人民高兴、答应、赞成、满意作为办事准则，使自己无愧于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一员的光荣称号。
提高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能力与水平，还必须建立起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机制。由于实践从总体上说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实践，真理又是以实践为来源和归宿的。因此，我们面对任何一种真理性认识时，都必须倡导一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努力激发人民群众的思想活力，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精神崇拜的过程，把理论探讨和理论创新变成少数人的特权或专利。也就是说，坚持实践标准，就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民主环境和民主条件，除了培养一种做实事、说实话、报实情的作风，创造一种能表达不同意见、采纳不同意见的氛围以外，还要使坚持和贯彻实践标准能够得到制度上、法律上的保障。这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而解放思想又是发扬民主的客观要求，二者相辅相成。任何真理都不是教义，而是科学；科学是需要民主精神滋养的，就如树木需要阳光、土壤和空气一样；科学的敌人不是民主，而是迷信。从政治上说，就是要在共产党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实行广泛的民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实行民主集中制，使坚持和贯彻实践标准有政治、组织制度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保障。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过去，我们党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如实地认识客观现实，导致出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失误？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正确的意见不敢讲出来，民主太少。为了积极创造民主的环境和条件，他还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他还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方针，号召人民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实践标准是权威的。但在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仅仅靠人们的思想认识来保障是远远不够的，是软弱无力的，必须有制度、法律的权威来保障。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过去我们党在全局上曾一度发生的背离正确思想路线而导致政治路线错误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是我们没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使实践标准得以贯彻，除了大力倡导民主精神外，更重要的是应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真正建立起一种能确保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具有权威的机制，除了可供操作的运作机制外，还应有监督实施的机制，使被实践检验证明为错误的东西得以发现、得以提出、得以纠正，使被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得以坚持、得以维护、得以继续贯彻，以达到“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一种境界。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提高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能力与水平，从根本上说，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也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强调实践标准和强调理论指导是一致的。用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理论去观察事物，指导实践，本身就是坚持实践标准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我们所说的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分析、认识、解决问题，而不是把理论当做僵化的教条，以理论来裁剪现实。按照十五大的部署，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正是提高全党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能力与水平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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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深深感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这样的伟大事件。回顾过去的20年，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中国这块广阔大地上取得辉煌胜利的20年。展望今后的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20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展望，我们要在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做到了这两步，就为在下世纪中叶建国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牢固的基础。为了实现今后20年的宏伟目标，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有许多预计不到的矛盾、困难，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去解决，去克服。这里，最重要的主观条件之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使我们的指导思想、各项决策尽可能地符合国情和世情，符合不断变化了的实际；是要始终不渝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并且用新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去丰富、发展这一科学的理论。全党发现真理、认识真理能力的增强，保障正确思想路线得以贯彻的科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使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前进中就会少走或不走弯路，避免走大的弯路，我们的事业发展将会更加顺利。这是人民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都应牢记：真理无穷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止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重大而永恒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