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国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关系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大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大成国起义是十九世纪中叶继金田起义后在南方爆发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天地会起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不可分割的整体，太平天国革命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大成国的兴衰成败；而大成国卓有成效的斗争，则给太平天国以强有力的支持。大成国与太平天国互为友军、互相支援，但由于信仰、宗旨迥异，两军却不能合流，在共同的战略目标下协力奋斗，终致各自为战，一损俱损。
[关键词] 大成国 太平天国 关系
大成国起义是十九世纪中期继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在南方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天地会反清武装大起义，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太平天国革命并驾齐驱、相互辉映，在我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而绚丽的篇章。大成国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探讨这一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大成国起义乃至太平天国革命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和决定着大成国的兴衰成败
大成国起义爆发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后的1854年，失败于天京将陷前夕的1864年，与太平革命几乎并相始终，作为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深深地打上了这场大革命的烙印，而且其兴衰成败也与之攸戚相关。
（一）太平天国革命直接推动了以大成国为典型的广东洪兵大起义的爆发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清朝封建统治的日益黑暗，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渐次兴起，而特别是在鸦战中首当其冲且受害最深的广东，以天地会为主体的民众抗争异常活跃，“粤省莠民聚众拜会，其党分布各州县”，[①]统治者惊呼：“群盗如毛”、“游匪如林”。[②]但由于天地会“聚散无常，漂流不定”[③]因而其往往是“旋起旋灭”，始终没有汇成一股足以动摇封建统治的强大力量。
1851年1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领导贫苦农民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发动了对清王朝的猛烈进攻，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天国英雄们显示出来的革命斗争精神以及所开创的革命形势，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南粤各地天地会众的反清斗争，而且吸引了广东清政府的注意及兵饷，为天地会的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湖南巡抚骆秉章说：“两粤自金田逆贼滋事以来，民风尤多不靖，……匪党倏合倏分，官军旋扑旋起”。[④]到1854年夏天，在珠江三角洲，“人人艳说粤东金田村拜会事”，[⑤]一场大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太平天国建都后，为夺取广东这财赋之区，切断清军兵饷接济，配合北伐和西征，亦积极联络和策动南方的起义。1854年，冬官正丞相罗大纲派使节卓杰生回粤与天地会首领何禄、陈金刚联系，据说天王密使还会晤过李文茂。[⑥]在清广东当局开列的被捕义军首领中，有不少是太平天国将领，如汤威章是“伪都督，洪秀全伙。后回来，扎佛岭市”。[⑦]麦宜怀是“受冯云山伪封英烈王，攻破肇城，戕害李肇罗道之犯”。[⑧]在清吏审讯甘先的问词中，还提及“由南京回来之宋亚如”。[⑨]故骆秉章在奏报中说：“现获奸细各供……各匪首亦有自江南潜归四出勾结者”。[⑩]咸丰帝上谕亦说：“江南逆匪，潜遣伙党回粤，勾结丑类，同谋滋事。”[(11)]当时天国领导人曾告诉来访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东省及广州城内，他们的真朋友、真兄弟数以千以万计”。[(12)]而义军则宣称是“洪秀全约其起事”，[(13)]“声言接应金陵大股”。[(14)]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对广东洪兵起义不仅只是精神道义上的影响和鼓舞，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其策划和发动，可以说，以大成国为典型代表的，洪兵起义是在太平天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
（二）太平天国的盛衰直接牵连着大成国起义的成败
太平天国不仅影响和推动了大成国起义的爆发，而且其盛衰还直接牵连着大成国的成败，南北两支起义军在共同的反清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故清方说：“是窜踞江南之贼一日不灭，则南服一日不能敉安”。[(15)]
1854年，太平革命蓬发展，北伐、西征捷报频传，清廷内外交困，疲于奔命，而广东“库贮源源拨解迁省，诸营兵力以调而单也”[(16)]陈开、李文茂正是利用了清朝反动势力严重削弱而无暇南顾的有利时机，于是年夏天在佛山等地揭竿而起，掀起革命高潮，所谓：“洪杨进据金陵……两广在野会党咸乘机起奉太平天国正朔，转相号召，或攻陷城邑，或据地，雄长一方”。[(17)]
1855年义军移师广西后，清廷仍陷于太平军沉重打击的泥淖中而难以自拔，“东南军事棘，竭兵饷于吴楚，未遑问广西事”。[(18)]广东清政府也因兵单饷竭而拥兵自保，“不肯越境穷追。”[(19)]而“粤西连年被贼，兵饷两绌，”[(20)]在声势浩大的会党武装面前，其“调兵则不敷分拨，募勇又难筹经费”。[(21)]义军则乘“番官计穷力竭之秋”，迅猛发展，定鼎浔州（治今桂平），然后以此为中心，四面出击，解放了广西全部精华地区以及广东、贵州的一部分，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严重地震撼着清朝在南方的反动统治。
但是，1857年的革命形势已开始急转直下，刚经历了“天京变乱”阵痛的太平天国，又因石达开的出走而雪上加霜，天京处于清江南大营的包围中而处境危难，清廷于是得以喘过气来，腾出较多的兵饷对付大成国。6月，骆秉章派侯选知府蒋益澧等率3600余湘军入桂，并于翌年5月大败李文茂大成军于临桂苏桥。接着，道员刘长佑、刘坤一等又率8000湘军尾追太平军入桂。湘军对各地大成军进行了血腥围剿，义军虽浴血奋战，但因失去了太平天国这个坚强的后盾，其屡战失利，城池相继失守，形势日趋严峻。
正当大成国危难之秋，1859年8月石达开率军入桂，“而自石逆入境以来，流毒千里，破大小村寨凡千数百计，官兵应援不及”，[(22)]清政府为对付太平军，遣兵调饷，分散了力量，这样，大成国得以乘虚蹈隙，重新部署反清作战，并对柳州、梧州等地再次发动猛烈的进攻。大成军的斗争还得到了太平军的直接支持和配合，如石达开曾协同大成国隆国公黄鼎风进攻贵县怀南里，他的“礼部大中丞”周竹歧还做了黄的军师，为其出谋划策。总之，石达开入桂，使战争形势一度好转，大成国的斗争又得以蹶而复起，故史称：“石逆入境，贼焰益张”。[(23)]
1861年，太平天国为保卫安庆，与湘军展开了全局性的决战；但第二次西征以败绩告终。安庆是长江上游拱卫天京的屏障，其陷落使湘军得以乘胜东下，直逼天京，战争形势又趋恶化。在广西，石达开军辗转两年余，却进战不利，为实现其进图四川的军事意图，8月14日，石军开始撤离广西，由于失去太平军这支最重要的友军，大成国的战守更形困难，21日，秀京失陷。此后，黄鼎风虽率余部坚持斗争，但已无法挽回败势，这场轰轰烈烈的天地会起义，终于在1864年6月，即天京失陷前夕，被清军扼杀在血泊之中。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革命的盛衰对大成国的整个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不可分割的整体，太平天国的命运决定了大成国的成败。
（三）太平天国革命大大提高了大成军武装反清的斗争水平
大成国起义虽然是一场以“反清复明”为斗争宗旨的天地会起义，但由于它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影响、推动和作用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它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近代中国农民斗争的史册上。
过去的天地会起义，往往表现为流寇主义，“饥则蜂起，饱则远扬”，“旋起旋散”，[(24)]不仅时间短暂，而且很少拥有较为稳定的根据地。他们奉明朝后裔为君主，尊奉“天德皇帝”而自称“元帅”、“都督”、“镇侯”、“统兵”、“大司寇”等名目，他们既不蓄发易服，也不称王封王，更不会自立王国，故此时的会党起义始终打不开政治局面。
但是，太平革命之后的大成国起义却是别开生面：起义在酝酿时即有“以陈开为盟主”，“约期皆友”之说[(25)]，而起义一发动，则四面八方“同时并起”，“千村万落尽红旗”。义军蓄发易服，“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26)]并一度以陆师数十万，船只数千，分三路围攻省城广州达半年之久，充分表现出由零星分散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联合集中的趋势。义军攻克浔州后，打破了非朱姓不称王的规矩，建立了“大成”农民革命政权，改浔州为秀京，以“洪德”纪年，陈开称“镇南王”（后改“平浔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梁培友称“平东王”，区润称“平西王”，梁昌称“定北王”，并广设官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一度占据和控制了大半个广西，波及粤湘赣，坚持斗争10年，成为金田起义后南方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壮举。
在大成国起义中，义军还超脱了天地会“结义复仇”、“抗捐抗税”、“开角打单”、“劫富济贫”的窠臼，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目标。《陈开自述》说，起义是为了“同打江山，有饭大家食，有钱大家使，有衣大家穿……无田者各给其田。”[(27)]李文茂在攻克庆远的告示中，明确宣布起义是“要救百姓水火，贪官财主杀清”，要建立一个“大齐共享太平，人人安居乐业”[(28)]的社会。黄鼎风告谕还申明了废除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畬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之后，仍照旧制，田主不得借故收租”[(29)]。大成国这些纲领与太平天国所勾画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天下一家，共享太平”[(30)]的社会蓝图呈异轨同趋之势，从而使其斗争达到了天地会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此外，大成军还站在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上，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竭库和番”的卖国行径，并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列强侵略的严正立场。1860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战中攻陷津京，烧杀抢掠，大成国对侵略者的暴行及清廷的卖国投降政策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去岁
夷攻破天津，燕京随亦被陷。恭亲王借端篡位，咸丰君逃出东洲。满汉官员，死者过半。各省提督，既不能兴勤王之师以保君，又不能举义兵之将以御敌。……乃竟卑躬屈节，阿附夷，低首下心，曲从酌。忘君事敌，纵议殃民，此诚天地所不容，鬼神所必怒者也。”[(31)]如此旗帜鲜明地谴责揭露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投降主义，表达反对列强侵略的立场，这在洪门斗争中是罕见的。
由上可见，大成国无论在封王建政、斗争纲领，抑或是对外政策等方面都超越了以往任何的天地会起义，而其斗争水平的提高，却是太平革命影响及作用之使然，是大成国从中受到了鼓舞和启发，并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简言之，这是大成国学习太平天国以开展革命斗争的结果。
二、大成国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
如上所述，太平革命影响和决定着大成国的兴衰成败，但另一方面，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成国对处于中心地位的太平天国革命也同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一）大成国是太平天国在南方最重要的友军，它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反清斗争
大成国是太平天国在南方关系十分密切的友军。陈开称其所部对太平天国“遥承节铖，坐拥旌旄”，[(32)]而移师广西是因为“有洪秀全之浔洲，可立基业”，[(33)]其发布的文告甚至用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正师帅、副师帅”等职官名号及“太平天国”印鉴和年号[(34)]。义军攻克浔州后，建国号、设官职、改正朔、易地名、铸钱币，许多是效法了太平天国，故而清方说：“观其更定州名，任命官吏，限令剃发，纳粮，似有政治意味。……显有拥护天王之意，未可以平常土匪目之也”。[(36)]清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分不清拜上帝会与天地会、太平军与大成军而统称“会匪”，误称“天国将李文茂”。[(37)]
大成国起义是洪门斗争史上给清王朝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起义。义军在广东攻占了40余座府州县城，在广西攻克了8府30多个州县，并对两个省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义军横扫两粤，所到之处，政治上“开狱放囚”、搜东贪官劣绅；经济上“遍掠富室”、赈弱济贫。在农民军的扫荡下，“富室高门多为贼鱼肉，釜甑破碎，竟有以烂为炊者，复有不得米而一家俱饿死者”，[(38)]那些平日残民以逞、作威作福的官绅一个个丧魂落魄，发出“四顾茫茫，无一安靖处”，“上天无路地难入”[(39)]的哀鸣，陡然威风扫地。
大成国起义前，清政府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天国，岭南被视为可靠的后方，而义军“自定鼎秀京，水陆雄师，威镇两粤”，[(40)]无异于清廷后院起火。义军不仅牵制了两广一万多名清军（不包括临时兵勇）和千余只战船，还牵制了从闽湘等省调来的两万余清军。在广东，根据当局缩小了的统计数字，义军毙、伤、俘清军最少在万人以上，击沉、击毁和缴获的战船五六百只。在广西，据义军称：“数年以来，凡与番清交战，大获胜仗者，指不胜屈。……及计所获番兵官战船，前后共有一千余号，所得番营炮口，大小共有一万余条。由是番官胆丧，番兵气馁，番库亦极空虚”[(41)]。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此失彼，仓皇失措”，[(42)]被迫从前线来回调遣军队，这就打乱了清军的阵脚，减轻了太平天国的压力，从而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其军事斗争。
此外，大成国起义还严重地威胁到清廷的粮饷供应。金田起义后，富庶的广东一直是清军重要的筹饷地，其除上解京饷外，还承担向邻省调拨协饷的重任，1850至1853年7月，其拨解各省的协饷达423.2万多两，[(43)]，甚至太平军在江南打到什么地方，协饷就指拨到什么地方。但是，大成国起义后，由于许多富庶地区及水陆要隘被义军控制，商路梗塞，贸易下降，致使官府的地丁正耗、海关税、盐课、太平税等收入锐减，而军费开支在大成国10年中却高达1000多万两[(44)]，广东出现了饷银匮乏的危机，其京饷、协饷已无法再按期上解。另外，清廷为彻底消除大成国这“广西心腰大患”，在广东饷竭的情况下，又转而从各省调拨饷银，如指令湖南“按月筹发广西军饷三万两”，[(45)]四川、山西、陕西“拨解粤西军饷”[(46)]这样，大成国起义既一度切断了清廷的广东饷源，又牵制了湖南等省的兵饷，从而使其镇压太平军之“剿饷”更显短绌，军事行动受到极大的制约。
太平天国自内讧及石达开出走后，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急剧逆转；在湖北战场，1856年底，武汉失守，湖北根据地丧失；在江西战场，湘军陷湖口、梅家洲、九江，控制长江水面；在江苏战场，1857年底，清军攻占镇江和瓜洲，并恢复江南大营，再围天京。但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太平天国没有发展到迅速崩溃的地步，其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全国仍处于革命高潮之中，北方捻军、南方大成国以及西南各族人民起义方兴未艾，使清王朝顾此失彼，忙于招架，而特别是大成军和捻军这两支规模最大的队伍，一南一北，成为太平天国的两翼，在客观上给这场革命以很大的支援。
在镇压大成国起义中，清朝地方官员一个个飞黄腾达，用农民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花翎顶戴：两广总督叶名琛加官体仁阁大学士，当了“宰辅”。广西巡抚劳崇光晋升两广、云贵总督。刘长佑及其族叔刘擢一先后坤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知府蒋益澧和张凯嵩亦因“所向有功”而连升广西按、布两司乃至巡抚。地方官吏在短短的五、七年内，连连升官加爵，迅速上升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这在清入关以来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从反面也说明了大成国起义对清廷打击之沉痛，从而引起其对镇压这场起义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大成国是太平天国在南方一支最重要的友军，它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给予了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从而极大地支援了太平天国在大江南北的反清斗争。
（二）部分大成军直接配合石达开部在桂作战，甚至加入太平军行列，为太平天国革命谱写了壮丽篇章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开国元勋及军事主将，天京事变后，因不能见容于洪氏兄弟而率师离京，但远征数省，宛如流寇，在军事上并无多大建树。1859年8月，石败退广西，此时广西以大成国为中心的天地会斗争正风起云涌，义军控制着八桂半壁江山，消灭和牵制了清大量兵力，大成国卓有成效的斗争，使石得以乘虚伺隙，避敌主力，在两年多时间里攻克城池近20座，并一度围攻桂林，从而取得离京后军事斗争的重大胜利。
太平军入桂，与大成国辖地成犬牙交错之势，两军虽因门户之见而存在隔阂，互不统属，但反清的共同目标及地域，却使他们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客观上是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如石达开进驻庆远，是因为“庆远与柳州，势若唇齿”，其可以“藉柳贼以为蔽”[(47)]。而在特定的情况下，两军甚至能联合起来，并肩战斗。1860年7月，石军万余人取道横州进占兴业（治今玉林）土狗圩和寨圩等地，企图进攻玉林，大成军配合了这次行动，陈开率军从贵县入兴业，“乘江水泛涨，率党驶至黎村江焚劫，”“艇、会匪……围攻罗带村，又攻文头岭、马角岭”，[(48)]并占领了长盈圩等地。该役失败后，两万太平军转攻南宁、未果，赖裕新率军退武缘（今武鸣），途中受团练狙击，数千太平军遂翻山入邕宁，再攻邕城，并“纠约浔州艇匪陈开等，驶船百余只，上攻永淳（治今横县）苏、梁、张各村”，[(49)]，与之相呼应，配合攻城作战。
在反清作战中，部分大成军还加入到太平军的行列，如1859年11月，石镇吉数千太平军入象州，“至城会合艇匪”[(50)]。1861年8月秀京陷后，“陈开余党约三四万”相随太平军而去[(51)]。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当推李锦贵和李文彩两支。李锦贵原为大成国澄江（今上林）知县，当1857年8月攻占上林时，所部即“蓄发变服，遍张伪示，用太平天国年号”[(52)]，表露了对太平天国的向往，并借以壮大声威。石镇吉占领宾州并分兵迁江（治今来宾）、上林、贵县后，他率部投奔，1860年3月被封澄江县大令。5月至6月间，又先后迎石达开军入上林、宾州等地，并和太平军合力攻克武缘。翌年3月，石加封其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倚为干城”，李成为石达开立足桂南的重要支柱，其一直战斗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直至次年5月病逝。
李文彩原是大成国定国公，1859年9月当太平军经略桂南时，他配合石镇吉攻占永淳的苏、梁、张三村，后又西攻百色厅。1861年10月石达开远征湘黔，他随即经怀远（今三江）入黔，加入太平军行列，被石封为“亲天燕”，旋随左宰辅李福猷与清军激战于川滇边界之横江，策应石达开渡过金沙江。石大渡河覆没后，则主要转战于贵州境内，联合张秀眉等各族农民起义队伍，坚持反清斗争。1872年3月李在镇远牛塘被俘牺牲。李是太平天国一名英勇善战的将领，所部高擎太平天国旗帜，转战湘黔川滇等省，成为太平军余部中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为太平天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沉重打击了清在西南的反动统治。
由此可见，大成国不仅支持了太平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清斗争，而且直接支援和配合了石达开太平军在桂军事作战，使其取得了离京后重大的军事胜利，李锦贵、李文彩等领导的大成军甚至加入到太平军行列，接受其宗旨、信仰、旗号，为太平天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三、大成国与太平天国不能合流之原因及后果
大成与太平尽管互为友军、互相支援，但天地会与上帝会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反清团体，反清的一致性使它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合作，但这是不自觉和不稳定的，由于信仰、斗争宗旨的分歧，两者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各行其是，这正如陈开所说：“洪秀全扫北，我今取广，他拜上帝，我是大成洪德，并不与他一路。”[(53)]
上帝会是一个信仰独一真神、旨于“开创新朝”且“军律极严”的农民的宗教政治团体，而作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天地会崇拜多神、揭橥“反清复明”并沿袭了下层社会的许多陋习，两者“颇不相容”，对此，洪秀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54)]鉴于此，太平天国对天地会的加入虽然是“乐予容纳”，即所谓“准上海、闽、广贼党来降”[(55)]，但它同时又严格地加以限制，“洪秀全命令他的党徒，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56)]
太平天国坚持有条件地吸纳天地会分子，这对于统一思想、纯洁组织和严明纪律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军曾以此成功地招收了罗大纲、苏三娘等为代表的天地会武装，并有效地抵制了张嘉祥、张钊、田芳等部的叛变和陈亚贵等部“奸邪淫乱”的行为。太平军在突永安（今蒙山）围并由桂入湘过程中，又吸收了天地会五万多人，从而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前期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但是，太平军也有过因丧失原则而受挫的教训。1855年底，石达开在江西新昌接受了由周培春等率领的二、三万广东洪兵起义部队加入，石对这些部队“乃阳示羁縻，令其自树一帜”[(57)]而没有加以整编改造，结果这些保留原有旗帜、组织、称号的“花旗”，给太平天国造成了破坏纪律，不听指挥、发生叛变三大恶果。[(58)]1859年9月，石达开部将陶金汤率军两万余自桂林南下，联合天地会张高友义军攻占永安，但由于丧失警惕，结果张“将陶逆杀戮，尽掠所有，并逼其众归张统辖”[(59)]，使太平军蒙受了重大损失。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进入广西的石达开不啻是一副清醒剂，因而当1860年6月他移师桂南，与大成国打交道时，就变得小心谨慎，无论是接受李锦贵等人的投奔，抑或是主动争取大成国领导人的联合，他都始终恪守上帝会的规矩，以不放弃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为前提。1861年7月，石派人到秀京劝说陈开：“尔大成洪德，不能成事，如果敬拜上帝，我与尔合”[(60)]。但大成国主要领导人不愿放弃天地会的传统，不肯改变自己的多神信仰，改奉太平天国正朔，更不愿接受其教规军纪的约束，加上对太平军在大成国辖地争夺地盘心存戒备，因而拒绝了石的联合请求。陈开表示：“我心不愿，”而刚被石镇吉逐出宾州的黄鼎风等人亦“不愿拜上，话是从番”，表示“仍要大成洪德”[(61)]，甚至陈开在秀京沦陷，“欲赴贵县大圩投翼王”时，还说：“我不拜上，无奈覆国，只得投他。”[(62)]。由于双方分歧太大，信仰不一，囿于成见心又存芥蒂，因而两支队伍始终没能结合为统一的革命武装，它们的军事作战除了偶然的配合外，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大成、太平不能携手联盟，在共同的战略目标下协力奋斗，给双方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从大成国方面说，虽然其建立了以秀京为中心，横跨两粤数十卅县并拥有数十万军队的革命政权，成为十九世纪中叶继金田起义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水平最高的农民起义，达到洪门斗争史上的最高峰，但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斗争宗旨、分散性的痼疾以及沿袭下来的种种“恶习”，都极大地限制了大成国的政治眼光，使其缺乏远大的政治抱负，既提不出鲜明的反帝反封的纲领和口号，在政略上又制订不出一套定国安邦的决策措施，而在实践中更难有饮马长江、逐鹿中原的军事作为，其始终局促于粤西一隅之地，成不了大事。
石达开回桂时，大成国刚经历苏桥惨败，但在兵力上仍占优势，并重新夺回了桂中重镇柳州，此时若能争取太平军的支持和配合，即如清方所耽忧的“倚石逆以为援”[(63)]，其定能赢得战争主动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1859年9月，“翼王本拟南进直入柳州”，但陈开“拒而不纳”[(64)]。12月，数万湘军、团练发动了大规模攻城战，而此时石部10万太平军正驻师庆远，柳州与庆远；唇齿相依，但数千大成军与敌苦战50天，却始终没有争取太平军的支援，结果使这个上连省城桂林、下结都城秀京，关系到国运存亡的战略要地陷落敌手，从而使大成国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不得不由进攻移入防御，并逐渐走向失败。
1861年4月，湘、粤两军联成一气，开始夹攻浔州，在大成国面临存亡续绝之际，石达开率数万军回贵县，并进驻距秀京约百里之大圩，“连营数十里”，在这危急关头，“如陈逆与石逆党结力并，为祸必烈”[(65)]，但陈开等人没有接受石达开的联请求合以挽颓局，结果石“闻官军将至，先率全军离去”[(56)]，撤离广西。失去了贵县太平军这一屏藩，秀京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最后被清军攻破，陈开牺牲，大成国终以失败结局。
大成、太平两军不能联合，同样也给太平天国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太平天国不能自觉地提出一个统一领导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纲领和口号，亦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造旧式会党，把它争取到自己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因而它与大成国始终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支南方最大的起义队伍的作用，以有效地配合其军事斗争，结果唇亡齿寒，大成国的衰败使之亦随之败亡。
没有大成国支持而遭受挫折，这对进入广西的太平军来说，可谓尝到了苦果。1859年8月，太平军“不下十余万人，围扑省城，”当时形势是“贼（义军）众兵（清军）单”[(67)]，城内只有清巡抚曹澍钟少量兵练把守，萧启江、刘长佑、萧荣芳等部湘军分别受阻于兴安、灵川和柳州等地，蒋益澧虽率勇千余自平东入援，但“勇多疲病”，加上粮饷不足，因此，桂林情势极端危急，“人皆震恐”[(68)]，但这一“关系全省大局”的战役却没有柳州大成军的积极配合，结果贻误戎机，被清军各个击破，功败垂成。
10月，石部太平军驻师庆远，与柳州大成军形成犄角之势，但“柳匪”却“不从石逆”，[(69)]结果太平军坐困孤城，粮饷无着，又“节节为团练控扼，进退靡骋”[(70)]，最后被迫放弃这个经略了8个月的桂北重镇。石在“由黔入川”本志无法实施情况下，率军南下，入上林、宾州、武缘，围南宁，并在贵县建立翼王府，大有在桂南重整旗鼓之态势，但他同样没有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石只依靠李锦，而李一病死，其部属叛变投敌，他即失去了倚傍，只好辗转他走。由于石部太平军没有争取到以大成国为主体的友军的积极支持和配合，甚至与之发生摩擦、冲突，结果在清军的围剿下屡遭挫折，城池得而复失，兵力消耗了80%，其成了一支没有稳固立足地的孤军，最后不得不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退出广西，“冒险北上，远征四川”[(71)]，从而导致了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厄运。
总之，由于信仰迥异，大成国与太平天国始终没能合流，和衷共济，在共同 的战略目标下协同作战，终致各自为战，一损俱损：由于得不到太平军的支持，大成国的城池相继失守，最终国破主亡；而失去了大成军的配合，太平军也无法在广西立稳脚跟，石达开被迫离桂北上，并最终失败。
注释：
①民国《顺德县志》卷二十三，5下。
②《清文宗咸丰实录》卷三十四、三十五。
③ (54) (5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六）第873页。
④ ⑩ (13) (14) (15) (45)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版，第378、383、439、377、439页。
⑤⑦⑧ (34) (35)《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第242、275、289、65、62页。
⑥ (12) (64) (7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835、809、1475、1512页。
⑨《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第646页。
(11)《华东续录》卷三九。
(16)清人编《羊城西关记功录》。
(17)民国《来宾县志》下篇，第254页。
(18)《续碑传集》卷二十七，《蒋果敏公别传》。
(19)同治《苍梧县志》卷一八，第39页。
(20) (46) (67)《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O五，第11页；卷二九四，第3页。
(21) (39)《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下册），中华书局版，第519、521页。
(22) (23) (47) (48) (63) (65) (69) (70)刘长佑《刘武慎公全集》，《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第471、508、470、502、481页。
(24)《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版，第3页。
(25)《广州府志》卷八十二。(26)同治《南海县续志》卷二六，杂录下。
(27) (33) (53) (60) (61) (62)《陈开自述》，《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起义文件》，中山大学油印本，第44页。
(28) (29) (31) (40) (41)《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起义文件》，第47、48、26页。
(30)洪秀全《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一），第92、321页。
(3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二十一，乡事志。
(36)民国《宾阳县志》（下册），第531页。
(37)民国《罗城县志》卷四，第204页。
(38)《红兵纪事》，《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三辑。
(42)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六，第5页。
(43)王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版，第93—95页。
(44)《清实录》（穆宗）第三卷，中华书局版，第112页。
(48)光绪《玉林州志》卷一八，第59页。
(50)同治《象州县志》下卷，第18页。
(51)光绪《平桂纪略》卷四，第3页。
(55)《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99页。
(57)夏燮《粤氛纪事》。
(58)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1955年版。
(59)光绪《永安州志》卷四，第11页。
(66)同治《浔州府志》卷二十七。
(68)光绪《临桂县志》卷一八，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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