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边缘人”的怨怼与尴尬——论王朔的反传统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尴尬论文,传统论文,边缘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王朔的反传统思想主要通过他笔下的“文化边缘人”的生活和价值观体现出来，这些“文化边缘人”在年龄、经历和身份上与作者王朔都颇为切近。他们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前后京城军官子弟，在文革中，他们度过了特殊时代所赋予的空虚但自在放纵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优越感、无羁感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是文革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赠礼”。文革之终结，社会走向正规化和知识化，对于他们却意味着理想（如果他们的乌托邦梦幻也算作理想的话）与现实的双重幻灭。他们失去了曾拥有的优越感和无拘无束的地位，在现实面前感到虚弱无力，同时，青春幻梦的破灭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失落和绝望。文革对于他们的影响太深刻，对于他们，文革不只是荒废了他们的青春岁月，而且还麻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愿也不敢进入八十年代现实生活，而情愿在尽管也镌刻着巨大绝望但却有着放纵和幻梦的对过去的回忆中沉迷自己。可以说，他们虽然在生活上进入了文革后的现实环境，但在文化心理上却还很大程度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文革岁月中，他们是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间的“边缘人”。于是他们很自然的对于社会现有秩序和对于与他们的文化心理相背离的传统思想（也是现实秩序主流思想）进行反叛与抗击，并且由于他们的强烈个人感情性，这一反叛还呈现出强烈的非理性和破坏色彩。在王朔的早期作品中，这些“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多为对社会具有现实或潜在破坏性的无业游民，在这些人的剧烈反传统以至违法的行为受到社会的猛烈打击后，他们的身份有了改变，他们对现实的反抗主要表现为一种语言上的调侃与嘲讽，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后者不过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思想的态度都是满怀个人性的强烈否弃，他们所拥有的心态不是一种理性的批评，而是一种充满绝望的怨怼。
这些“文化边缘人”的反传统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反叛上。中国的传统人生价值观尽管由于受到儒、道、佛及西方思想的复杂影响而呈多极化状态，但其总体上是重意义、重价值，注重对精神和理想的张扬。“文化边缘人”们所表现的人生价值观却与此完全两样，由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失意，他们强烈不满于现实中的一切，但与此同时巨大的无力感和虚弱感却困绕着他们，对于未来，他们有一种如同对于消失的过去一样的悲哀和无奈，而潜藏于心的优越意识和等级观念又使他们背负沉重，难以迈开向现实发展和挑战的步伐，于是，他们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理想的位置所在，也找不到生活的前途和方向，但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像平常人一样的生活，于是他们只有借沉迷于对过去的回忆或者借嘲讽现实和放纵现实以缓解自己心灵的紧张与痛苦。他们一方面牢牢地抓住过去，试图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与依恋来阻住现实，抵御现实的失落，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拼命抓住现实、借生理感官的满足和物质刺激来填补现实失落而造成的巨大心理虚空。所以，王朔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放纵与骄傲的过去津津乐道，其态度、情感都是与面对现实时消沉无奈完全不同，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有着充分的自然与自信。与此相应，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既不满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他们宁愿放弃自己正常的工作而作一个游民无业者，或者靠躺在父母的余荫上度日，或者借拐骗他人财产纵情挥霍，除了疯狂的现实消费，他们没有任何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文化边缘人”张明的宣称是他们共同的心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很紧，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边缘人”们怀疑生活，畏惧生活，怀疑理想也畏惧理想，充满绝望地疯狂消费和反抗传统成为了他们对抗怀疑和畏惧的精神武器，更是他们抵御理想失落之后绝望心灵和逃避现实时代氛围的唯一工具。
“文化边缘人”挑战的第二个传统对象是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虚无与物欲倾向必然导致道德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这些“边缘人”在生活准则上的唯一标准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不爱任何人”，也不承担对任何人的义务和责任。其他任何人都是异己者和地狱：“我从内心里摆脱不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永远是陌生人的这一偏激念头。”（《痴人》）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他们疯狂地以欺诈他人钱财、引骗他人堕落为乐，以嘲讽理想、及时行乐为荣。为了自己的虚荣或者纯粹为了找寻刺激，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朋友推向死亡陷井（《痴人》《玩的就是心跳》），可以把深爱自己的妻子推向别的怀抱（《给我顶住》）。虽然王朔曾试图在消解各种道德观后以“爱”来作为这些“边缘人”唯一的精神依靠（他曾说：“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一时刻。”（注：分别见《我是王朔》第8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但是，在失去了其他生活价值观的前提下，以纯粹的、抽象的“爱”来支撑沉重的生活，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王朔的“边缘人”几乎没有任何人得到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爱”最终也大多堕落为纯粹的性，他们以淫乱的群居和非婚同居代替了婚姻方式，也拒绝承担任何家庭责任。
善恶是非观是传统道德观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对此，“文化边缘人”的背弃也是非常明确的。王朔曾经地说过：“是非观念在生活中是微妙的，关键时候就乱了。……很多事物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来衡量的。”（注：分别见《我是王朔》第7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这一是非标准显然就是“边缘人”所秉持的道德观。在这一标准指导下，他们嘲弄善，对自己的种种危害社会、侵害他们人的行径津津乐道，并以种种托辞和借口为自己辩解。如《玩的就是心跳》中女“边缘人”李江云就这样夸赞她的另一个同类人方言：“你已经活得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在他们眼里，自己的享乐是唯一的生活原则，其他人的生命价值、传统的是非道德观都不屑一顾。于是，很自然的，“恶”就堂而皇之地以种种冠冕的理由、以非常骄傲的姿态在“边缘人”的生活世界中肆掠，并得到他们一致的欢迎。
“文化边缘人”反叛的第三个传统观念是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尽管“边缘人”们曾不止一次怨叹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但他们所用的策略却不是去努力获取知识、弥补自己的不足，而是以一种失意者的怨怼对知识和知识者进行攻击与嘲讽。其中原因，也许一个方面缘于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虚伪性的厌弃，对传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反感，而更主要是缘于对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虚伪性的厌弃，对传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反感，而更主要是缘于对他们自身失落感的拼命掩盖，他们欲借攻击他人所得的虚荣来掩饰自己的无力感和自卑感。自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由“边缘人”张明提出“谁比谁傻多少”的思想命题以来，王朔对知识和知识者的嘲讽与亵渎可谓是贯穿始终，在《修改后发表》《谁比谁傻多少》等“编辑部”系列作品中，他竭力夸大知识分子和传统教育的生活弱点和文化弱点，对知识和知识者存在的价值意义表示了深刻怀疑和否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智和反启蒙倾向。
由于作者王朔的生活经历，具体说来，这些“文化边缘人”对传统文化观念的亵渎主要集中在针对文学界上。他们首先拼命否定文学的崇高与神圣性，一方面提出“为工农兵玩文学”（《一点正经没有》）的口号，把文学与游戏和玩乐并举，颠覆文学在传统观念中所具有的尊严；另一方面他们也针砭了现实文学界的种种陋习：“在文学界内部，玩文学的和玩文学的打得最厉害。”“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一点正经没有》）但是，他们对之不是予以拒绝，而是同样积极地投身其中并推波助澜，他们凑在一起抓阄进行“作家”分工，把文学贬作不值一提的“流氓”无聊职业。与此同时，他们还竭力嘲贬作家。“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作生意的手腕还阳痿。”（《一点正经没有》）并戏称：“我爸爸要知道我当作家非打死我不可。”（同上）并放肆叫出“作家就是流氓”的口号，把传统文化赋予作家的庄严神圣性一扫而空。我们看到，“文化边缘人”们对文学和作家的嘲贬，固然一方面与他们对现实文学界不良风气的不满和批判有关，另一方面更是对传统文学观念本体上的彻底否定。这是一种不满现实但无力改变与重新建构现实的失望者的典型心态的体现。
传统在嘲讽与诅咒中被推下了神圣的宝座，而“边缘人”们则得到一种消解一切的快感和畅意。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王朔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言行完全就是王朔自己的思想，但毫无疑问，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强烈的一致性的，不但王朔曾直言“我写东西都从我个人实例出发”（注：见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三期。），在谈话中他也多次表示对他的这些“边缘人”朋友的亲昵和熟稔。并且，在作品中，王朔对这些“边缘人”的反社会反传统的举止一如既往的寄寓了许多理解与同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王朔也很少表示批判和谴责，王朔对他的主人公们的深刻认同是清晰而明确的。同时，王朔还曾经在《我是王朔》等自叙性作品中表露过他与其“文化边缘人”们相似的生活经历和同样的对传统与社会的否弃态度。比如在价值观上，王朔享乐现实、否弃理想的思想与他的主人公们如出一辙，他说：“我是个拜物狂，那种金钱的东西我很难拒绝，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注：分别见《我是王朔》第17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在道德观上王朔持的极端个人主义标准更是“文化边缘人”人的生活信条：“根据切身利益选择判断就是正确的，判断总是真实的，能说服人的。”与此相应，对待知识分子和文学，王朔也直言不讳他的仇视态度：“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只有他们倒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注：《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一期。）他的文学创作更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游戏观：“我的小说靠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我写时不是手对着心，而是手对着纸……没心没肺，特别无聊地调侃……”。（注：分别见《我是王朔》第7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凡此种种，可以说，王朔笔下的“文化边缘人”对传统和现实的满怀怨怼的思想感情基本上代表了王朔自己的思想，或者说，在文化意蕴上，王朔也正是他所塑造的这些“文化边缘人”中无可争辩的一员。
二
然而，王朔和他的“文化边缘人”对传统的态度却绝不是单一的。他们匮乏传统，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 在口号上竭力反传统而实质却包含许多传统封建因素的文革时期，旧传统思想和被扭曲的五四新传统思想奇怪的共存着。在深受文革影响的王朔一代的思想深处，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不少的传统思想观念。这决定他们对于传统思想的反叛必然是相对的和盲目的。同时，由于王朔们缺乏深厚、明确的文化依托，其反抗传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难免的，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反抗必然是与绝望相伴生的，他们对传统的否弃和嘲讽自然要走到自嘲和否弃自身，走向最终的“刺伤自己绝望的心灵”。所以，在王朔的作品中，“文化边缘人”们向传统挑战的行为最终大多走向对自己心灵的自戕，他们终结的生活场景往往是绝对的空虚和无聊。比如，《玩的就是心跳》中的主人公们在尝试了各种刺激之后，他们所感到的是：“兴奋、刺激以至快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天中这样的时刻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过十分钟，剩下的二十三小时零五十分钟，刨去睡眠、无知觉的片刻和不动感情的交往，再加上不等时的闲适、惬意，仍有数十倍于那有感觉的十分钟时间内是无聊、空虚、极度地怀疑和极度的迷乱。”迷惘和空虚使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到他们反抗的最终伤害者只能是他们自己。《给我顶住》中的主人公在如愿摆脱妻子和情人之后，却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他的目标只能是“本次列车的终点”；《浮出海面》历经反抗和放纵的男女主人公虽然结了婚，但是，他们放纵的过去却不肯放过他们，巨大的心理阴影依然横亘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煎熬着、压迫着他们。生命承受不了长久的孤独和空虚，“文化边缘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寻找些什么，依靠些什么。在历经反抗的绝望和疯狂之后，他们仍然要落到现实的地面上。这时候，具有强大渗透力和潜在生活力、并在他们身上留有深刻印迹的传统思想显示了它的巨大融合力，匮乏真正力量的王朔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向传统依靠的道路上，历史和现实都决定了王朔们的反抗只能充满了矛盾和尴尬。
这种尴尬首先表现在他们所反抗的传统的内涵紊乱上。在中国，传统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绵延数千年的以封建文化为主体的老传统和以反抗这种老传统而崛起的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五四新传统共同成为我们的精神源泉，并深刻影响我们的思想。虽然这两种传统有不少方面仍有其一致性（如前所提及的价值观和一部分道德观等），但它们从本质上基本上呈对立状态，并进而决定我们在判断取舍文化传统要经常面临着非此即彼的严峻选择。然而，以激烈的姿态反抗传统的王朔对此却没有明确的价值取舍，他反抗传统，但他不是站在某一传统的立场对另一传统进行批判，而是没有立场的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反抗。所以如果说他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揭示尚包含对封建文化中唯智倾向的批判的话，那么，他对教育和启蒙的嘲贬就更多是对五四传统的拒绝；如果说他对“孝”道的抨击（如《玩言》《我是你爸爸》等作品）不无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那么他贬斥女性的思想（已有论者对此详述，这里不再赘言）则显然与五四精神相对立。至于他在一面宣称“谁比谁傻多少”的同时又大叫要“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捏”（注： 《王朔自白》， 《文艺争鸣》1993年第一期。）对知识分子发起攻击时恃强凌弱的行为则又不难觅出阿Q的影子。
这种矛盾与尴尬尤为突出地体现在王朔作品中的封建等级观念上。我们已经说过，王朔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落魄的军队子弟，他们虽然说不上是上流社会子弟，但确实曾拥有过时代性的、其他阶层所匮乏的临时特权，所以这种等级思想强烈地残存在他们身上是必然性的。而同时由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这种思想更多只能以一种压抑的怀旧的方式体现出来，并且还不可避免地要混杂有强烈的自卑色彩。他们一方面始终留恋着他们的过去，另一方面对于他们阶层之外的人物表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轻鄙。王朔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都十分自豪地恋守在他们放纵的童年和以往从军经历的“光荣”回忆中。在这里，怀恋和骄傲是最主要的思想情感。与这种自傲感相应的必然是对于其他阶层的贬斥。王朔作品中几乎很少出现普通阶级的人物形象，即使偶尔有之，也是作为平庸和猥琐的化身，作为那些昔日军官子弟的陪衬者而存在的，例如《许爷》中许立宇仅仅因为是部队司机的儿子，就一直生活在“我们”这些军官子弟们的阴影中，他的自卑和猥琐映出“我们”的大方和潇洒。而“我们”这些军官子弟则在他面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我们”对他颐使气指，对于他的发迹也表示出一种失意贵族式的不屑与轻蔑。但是，在这种表面的不屑里其实却寓含着实质的自卑和畏惧感。“我们瞧不起许立宇，但在内心却对他充满掩不住的羡慕，对于自己的现状也表现出一种不满与无奈”，在叙述者表面上充满调侃的叙述中实质上隐含着一种“酸葡萄”的沉重和虚弱的恐惧。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边缘人”坚守着他们过去虚假的尊严，带着一副色厉内荏的“人格面具”，一旦别人撕开他们的面具，揭示了他们虚弱的真实内心时，他们往往就会失去常态乃至勃然大怒。“边缘人”们的这一貌似荒诞的表现实质是强烈自尊与自卑的畸变体，从深层心理上与他们对传统的绝望怨怼的文化心态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这种压抑的自卑同时还以一种意淫式的幻想得到体现。许多评论家已经注意到，王朔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浪漫性，这种浪漫性正是王朔对其自卑心理的一种保护性自我满足。王朔的那些“边缘人”们虽然整天不劳动不工作，但他们始终能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并且还时常获得纯情少女的青睐。《橡皮人》中的大学生吴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品》中的女军官张潞，《空中小姐》中的空姐王眉，无一例外都是职业好出身好的美丽的南国少女，她们对这些“边缘人”们满心倾慕，往往很快成为他们的崇拜者和钟情者，而“边缘人”在与他们的情敌们的竞争中占尽优势，所向披靡。如《空中小姐》中作者结尾花费了很多篇幅只不过想竭力证明王眉自始至终所爱的都是“我”这个将她拒绝的人，而不是那个一切都优秀的空军飞行员，表面上看来很纯情的“我”内心其实是很阴暗和自私的。这些描述实质上都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欲望。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和那些少女不能够有爱情，问题是作者根本没有表现这种情感建立的基础和过程，他追求的仅仅是一种结果。而且代表反抗现实秩序和传统的“边缘人”与代表传统思想的被赋予胜／负、优／劣、强／弱的鲜明对比，既表现了作者的主观爱憎，也表现了作者意图为他的主人公们取得哪怕是心理上的成功的强烈愿望，其巨大压抑下的心理平衡需求是明显的。
但是，虚幻的自我满足终究代替不了现实境遇的强烈失落和绝望，王朔最终只有到传统之中去寻找心灵的依托。在王朔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条由激烈反传统到向传统依归的清晰痕迹。这一转向大体以一九九○年左右为基本临界点，一九九○年以前的作品对传统的反叛是广泛的（见前所述），反叛传统的冲击力也颇为强劲，但一九九○年之后，除了在一些作品中继续深化对于知识和文化的批判之外，王朔很少再对传统作激烈的否弃性的批判，在后期的一些作品中，王朔更一改初衷，对一些他以往所不屑的传统思想作了赞赏性展示（最典型的如电视剧作品《渴望》《爱你没商量》）。可以说，在总体上，后期的王朔对传统批判的口吻明显地趋向缓和，表现出一种和解、妥协与回归的姿态，例如，针对教育和启蒙，王朔表示：“……对传统文化、教书育人这种东西调侃得相当可以了。后来我发现这里面有点问题，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割舍的。”（注：见《我是王朔》第60 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对于理想和道德，王朔也改变了看法：“我对真正的理想是珍视的，……我也不否认所有的道德观。”（注：见《我是王朔》第3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甚至，王朔还表示了他对过去行为的忏悔：“过去我是自私、卑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他还“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注：见《我是王朔》第8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具有真正纯情色彩的《永失我爱》是一个信号，《无人喝彩》《过把瘾就死》最终都走了传统的破镜重圆的美好结局。《过把瘾就死》中杜梅的怀孕更寓示出这些反抗传统的“浪子”们终于开始回归传统，开始试图承担起传统父母的责任。也许，《我是你爸爸》中的马林生和马锐父子的对父亲地位的改革尝试可视为王朔反传统路途的一个缩影。马林生起初试图背弃传统观念，尝试以新的方式建构父子关系，但在历经失败之后他最终不得不重新向传统复归，作品结尾处儿子马锐说：“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儿子，别的想是什么也是不成，咱们谁也别强迫自个——从今后。”对此马林生只有无可奈何的认同。看来，王朔也深深感到了一种勉力反抗后的疲惫与空虚，当然也许还包含着一种成为现实成功者之后的对于反抗的厌倦。
应该突出指出的是，王朔的向传统复归，其传统内涵主要是中国的古老旧传统思想。后期的王朔所竭力张扬的传统道德绝大多数属于旧传统的范畴，而同时他对五四所倡导的最基本的教育、启蒙思想的否弃始终未变。如果说，前期王朔的反传统是没有目标的对新旧传统无所区别的同一反抗，那么，后期的王朔更多是皈依了旧传统而单单留下了新传统作为他继续反叛的目标。
这里我们还想分析一下王朔在创作实践上对待传统的态度。与王朔对传统思想的一味否弃相反，王朔在创作实践上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他曾经说过：“小说还应当是小说，就还应当让人看，还需要那些和传统不能分割的若干因素。”（注：见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三期。）并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小说还更要接近传统的小说。”（注：见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三期。）虽然他所指的“传统”内涵与我们的“传统”内涵不太一致，但可以看出，他对具体文学创作的传统观念的态度与他对文学本体思想的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显然大相径庭。在创作实践上，王朔更借鉴和吸取了传统文学的很多特点，在审美取向上他充分考虑了民族的传统审美特征，他的作品故事性强，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都与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特征相一致，表现出浓郁的民间与中国传统口语化色彩。应该说，王朔有意识地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学的立场、注重向传统文学吸取养料的倾向是很明显的。王朔的这一内容与形式、思想与实践上对待传统态度的反差，显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
三
王朔对传统的反抗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反映了他的反抗决不单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有着广泛的时代精神依托。虽然文革与五四是本质上相对立的两极事物，但不可否认文革使五四运动形成的与古老传统文化的断裂拉大了，尤其是文革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除了对传统的亵渎和批判教育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传统营养（当然，文革自身强烈的封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是另一回事），而同时，五四的民主科学新传统也被文革所玷污扭曲，它对文革一代的正面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的心灵所受到的戕害是远胜于他们的前代、以及他们的多少以正规教育为基础的兄长们的。他们原本空白的心灵被时代涂抹的是非理性的疯狂与惊人的愚昧，在这种非理性与愚昧的侵蚀下，他们被时代的乌托邦梦幻所麻醉，深深沉迷以至难以自拔（如王朔就曾对文革时期所拥有的“解放全人类”理想和“个性解放”表示过深深的怀念）。当他们从文革幻梦中醒过来后，被欺骗感和精神失落的绝望情绪是相当突出和普遍的。如果说有过知青经历，也比王朔们更多传统文化根基的王晓明一代（尽管王朔与王晓明的年龄相差只有几岁，但由于他们的不同的文化基础、文革经历和“文革年龄”，他们的文化心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还有过“相信真理”（注：参见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序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的时候，那么王朔这一代就已经没有任何信仰可以相信，旧的传统是他们的耳濡目染中所厌弃的，五四传统他们也毫不熟悉（除了对古老传统的反叛精神），文革幻影的轰然倒塌，新时代的来临，使他们的心灵空虚几至无所依从，所以王朔作品所描绘的那种巨大现实失落感在文革结束后数年内是整整一代人的总体精神特征，他们的对理想和文化的厌弃以及对未来的渺茫和空虚是一个时代的时代病。与王朔他们不同的是，在新的时代面前，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平民阶层）在经历了短暂的迷惘之后，就开始从噩梦中醒来开始努力通过完善自身以赶上时代的脚步，以期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肯定。这样，他们对社会和传统的不满更多已成为过去和潜在的心理，他们只是在对王朔的阅读中重新发现自己的过去，从而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同时，王朔登上文坛的时代正好是文化上对传统陷入两难、文坛上“寻根”走向迷惘，整个文化界在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上困惑疑虑，并萌生探询的痛苦和无路的失望之际；社会思潮上，商业大潮刚好开始兴起，消费现实、享乐现实的思想刚好开始进入中国社会，这几乎没有从文革的毁灭性打击中复苏的传统的价值又开始面临怀疑和冲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王朔的“文化边缘人”既是他们的特殊一代人的思想体现，又是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同时文革潜移默化的等级观念等封建思想对他们的侵害，也影响了他们对社会理智和客观的认识，使他们对传统的反抗成为盲目与绝望的怨怼。在极端情绪之下，他们往往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破坏力，如王朔就曾对文革表达过思念和向往之情：“文化大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乱了生活秩序，给个性提供了机会，使小孩摆脱了学校那种陈腐教育的束缚。”（注：见《我是王朔》第7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他显然忽略了这种“个性解放”对社会产生的巨大破坏力与毁灭性。如果说王朔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对前期作品所表现的强烈现实破坏性作了适度的调整和改进的话，那么，他后期的“顽主”们对现实社会的竭力嘲讽固然有切中时弊之处，但他们却严重缺乏一种参与社会、改进社会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只能作一个社会的冷嘲者而不能作社会的建设者，他们只能承担“多余人”的角色。这也许是这些“文化边缘人”的最终也是最合理的结局，但无疑是具有深刻的悲剧性的结局。
正如王朔的怨怼、反抗传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王朔向传统的回归也有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首先，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中国的古老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和持久生命力，五四借助西方现代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批判，有力地涤除了传统文化中的愚昧落后因素，力促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但是，由于五四的“火种”主要是外来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结合不是很紧密，它的文化建构也由于时间的仓促和文化间的冲突等原因而未能最终完成（比如，王朔作品《我是你爸爸》中表现出的父子关系的两难，就显示了五四在对“孝”进行激烈批判之后未能进行正确的父子关系建构而形成的文化真空问题）。这自然也影响了它对旧文化批判的深入和对社会产生的持久影响力。所以，五四之后，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隐层面上仍然有着巨大的市场，传统封建思想更以各种面目肆掠于中国大地上，文革把这一趋向发展到高峰，文革表面上竭力反封建而封建思想爆发达到顶点。深受文革影响的王朔一代，表面上继承了五四的反传统，但实际上内心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潜移默化，其精神实质与五四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在王朔感觉到反抗的勉力与维艰之后，他向古老传统寻求依靠是有内在必然性的。
五四之后，由于新文化建构未能最终完成，新文化标准未明确建立，各种各样的矛盾乃至完全相悖的思想，传统的、五四的、西方的、中国的，最腐朽与最现代的，最保守与最激进的，同样在中国大地上拥有自己的市场。于是，在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上，当代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标准与准则，人们各行其事，各有言说。在经历了文革的狂乱之后和八九十年代社会刚刚进入商品社会之时，这一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人们对于各种思潮都充满怀疑，对各种标准都心存疑问。现实的困惑和无所信赖的虚空，使向传统文化回归成为了一种遍布的时代趋向（虽然在同时的思想文化界，也还有一股更激进的否弃传统、盲从西方思潮正甚嚣尘上），所以王朔向传统转向，也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王朔的这一转向固然是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大众对传统文化精神养料的需求，读者们对传统美德的迫切迎取，也是素以追求商业化需求自号的王朔回归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有着深刻现实和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对王朔的回归传统进行贸然的肯定与否定都是不完备的，应该说，王朔的回归虽然有其内在的严重不足，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至少，与前期王朔的对传统和社会有着巨大盲目性和破坏性的怨怼反抗相比，后期的王朔至少减少了他的现实危害性。当然，对后期王朔对五四新传统的否弃立场，我们无疑应该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明确指出在当代社会中继承五四传统进行反封建思想的深刻必要性，反封建任务未能最终完成，传统封建思想仍然是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精神障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之对伟大的五四进行一定的反思，以及对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客观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进行一些追问。正如前所述，五四的意义是伟大的、深远的，但是它并非本体的西方式文化建构，有着不可忽略的缺陷，它对传统文化的虚无式态度也包含着非现实与非理性色彩。在今天，我们要学习五四，但更应该超越五四，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客观的取舍、公正的评价，并在充分吸取了传统文化中菁华和借鉴西方文化长处的基础上，对我们民族的当代文化进行建构。
就文学形式而言，应该说，王朔的成功，确实充分依赖于他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借鉴和利用。他的作品的语言和形式的传统化与民间化，与五四之后老舍、赵树理的向民间传统吸取养料的作法一脉相承，他们共同的成功，既可以看出传统审美习惯的强大生命力，也反衬出五四文学建设忽视传统文学的巨大缺陷，以及五四之后新文学界对文学传统疏离的逐步加深所造成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困境。王朔在文学形式上的成功，对于我们今天反思五四新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是能有所启迪的。
王朔在文坛上很快偃旗息鼓，这与他因为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难以维持持久的创造力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无疑还在于新的时代的需要和新的读者群的崛起。王朔尽管缺乏深厚的传统根基，文革的新旧传统的争夺也给王朔带来了深刻的困惑，但是传统仍然是透入他内心的无可逃避的精神牵引，他的痛苦，他的绝望，都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而新的成长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与九十年代的一代青年，他们在成长期所受到的影响理应是当代西方的文化，时代的求新求异倾向更促使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认同。如果说王朔们是文革时代所造成的“文化空心人”，那么，这一代人则更多是属于西方文化下的产儿，他们比王朔们更无传统的羁辔与联系。所以，王朔们虽然也反传统，但他们更主要是出于一种面对现实的恐惧和矛盾，他们对传统的怨怼是充满无奈和绝望的，并且最终割断不了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在反抗的尴尬里他们仍然回归了传统。而新的一代则已没有了任何的传统“包袱”，他们以一种对传统毫无顾忌，满不在乎的态度否弃着传统，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传统的位置微乎其微，他们判别生活的标准是另一种文化价值标准——当代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这里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王朔的《橡皮人》和九十年代作家朱文的《我爱美元》。前者中的主人公在对传统思想进行背弃时尚怀着深深的痛苦和犹疑，他的“橡皮人”面具掩不住他内心的矛盾与彷徨；而后者的主人公在实施与传统价值观完全相悖的行为时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思想顾虑，他们在没有传统的世界里如鱼得水，肆行无忌。如果说当初王朔的“边缘人”们是无可奈何的走进现实消费和人生消费的路途，那么，新的“美元爱好者”们则是主动的走进这一世界，并且成为其中的生力军。曾经在乍临商品时代面显恐慌的时代大众，许多人已自觉成为物欲的奴隶，金钱、消费成为社会时代性的话题和人们的关注焦点。在这里，不再需要犹豫、痛苦与真诚，它所需要的是放肆、无耻与赤裸裸。所以，这时候，功成名就而带着他们那一时代独特的对传统的痛苦、矛盾和尴尬的王朔显然已落伍于新的时代，比较王朔，新一代没有任何传统羁辔的，更放肆，也更“潇洒”的九十年代作家，更能切中商品时代的社会大众需要，也更能得到时代大众的青睐与认可。在这一文化正日趋商品化的时代里，传统已无处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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