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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 Classification:D83,D99,I20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至少不会做有损于自己的事情。但这一假定经常与事实不符。例如，在震惊全国的药家鑫案中，当药家鑫开车撞倒一个妇女后，为了避免以后的赔偿，竟将她杀死。即使他不知道，中国大陆杀人案的破案率高达87%，也应知道这个比率相当高，他杀人的期望成本是相当高(87%)的概率被判死刑，却仍然选择了杀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实际上，理性并不能保证人们不犯错误。人们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对预期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往往与实际的成本与收益有差距。这不仅是因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所致，也和计算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有关。而信息与数据是一定范围内的信息与数据。范围不同，信息与数据就不同，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一般而言，范围越大，信息和数据就越完整、全面和丰富，计算的结果也就越接近正确。然而，一个人关注的范围大小与他的视野有关。
一 计算范围与计算结果
范围可以从时空两个维度去理解。时间有长短，空间有大小。一般而言，时间越长，空间越大，所包含的信息越完整、越全面和越丰富，从而能够使计算更接近正确。
例如，奥尔森曾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王知道自己只有一年的生命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违背他与臣民的约定，提高税率，尽可能地在生前耗尽财富。但如果国王万岁，他就会考虑长远利益，对臣民征收一个恰当的税率，以使他们有持续的动力进行经济活动，从而能够给自己带来长久稳定且数量可观的收入(Olson，1993)。后一种做法又同时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福利。
一般地，当一个时间段A与另一个时间段B相比，后者长于且包含前者时，就会包含更多的信息，从经济计算角度看，就是包含了更多的有关成本和收益的信息。很显然，一个行为的影响是跨越时间的，如果要更准确地判断这个行为的利害得失，肯定要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信息越多，越接近准确。为了收集更多的信息，就要观察这个行为产生影响的更长时间。例如，一个新产品推出，怎么评价它的成绩呢？如果只看时间段A(假定为100天)，显然就比时间段B(假定为200天)的信息要少。所以用时间段B的信息判断新产品的成绩，要比只用时间段A的信息判断新产品的成绩要更接近准确的判断。见图1。
图1 新产品上市销售量
注：如图，时间段A(100天)的均值(3 620.35)和标准差(328.16)，都与时间段B(200天)的均值(3 752.81)和标准差(370.56)不同，而时间段B涵盖了时间段A，所以相较于根据时间段A的信息，基于时间段B的信息能得出更准确的判断。
在现实中，一个行动所产生的成本或收益，并不一定马上显现出来。有些时候，要先付成本，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获得收益，如投资活动；有些时候，可以是先获得收益，然后才感受到成本，如喝酒或吸毒。
更多地，人的行动是交互的，即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transaction)或互动(interaction)。这种行动的特点，是对其他人的成本或收益产生影响，其他人也会反过来对这些影响作出反应。而这些人的反应对最初行动的人的成本和收益又会产生影响。例如，一个人靠损害别人，如偷盗、抢劫、欺骗或垄断获得当下的财富，但这可能会遭到别人的报复。一个人也可能经常帮助别人，这更可能得到别人的报恩。
别人反应的滞后时间可长可短，有可能马上就会有反应，也可能在10年、数十年以后。例如，越王勾践攻陷吴国都城致吴王夫差自杀，是在他被夫差打败并受到屈辱的21年以后。因而，当一个人与他人交易或互动时，他的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所以进行计算的时间段越长，即视野越远，越可能接近正确的判断。
人们对恩怨的反应甚至会跨越世代。春秋时赵氏之所以能够长久发展及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的前几位家族领袖曾有恩于其他几个关键人物。例如，晋景公17年，赵氏遭遇大难，几乎满门被斩，幸赖门人公孙杵臼和程婴保护，才得以保住了赵武这一支血脉；后又得韩厥向景公推荐，得以重立。这些人显然是在报答赵氏。其中韩厥是赵武的伯父赵盾从小抚养长大的(何怀宏，第130—140页)。所以中国一直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
从空间角度看也是如此。“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的就是在更大空间中存在着对较小空间的影响，即会对较小空间施加成本或收益。在这一成语中，这个影响就是成本，就是黄雀的威胁。如果视野仅局限于螳螂的目力所及，就觉察不到黄雀的存在，但后者确实会对螳螂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而言，如果有一个空间A，还有一个空间B，后者大于且包含前者，空间B包含的信息肯定会大于空间A包含的信息。如图2，其中的蝉、螳螂和黄雀可以用任意生物主体去替代。甚至，如果我们假定有意识的生物主体总在空间A中，那么空间B中的“黄雀”就不一定是生物主体，可以是非生物的存在，如水、气等。一个较大空间的气候变化，也会对较小空间中的生物主体的成本和收益产生影响。
换一种说法，较大空间是较小空间的“环境”，环境与小空间之间既相对隔离，相互独立，又不断地交换着能量与信息。因此较大空间必然会影响较小空间中生物主体的成本与收益，也就必然包含着对该生物主体有用的信息。
图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所以，结论是，理性的生物计算的结果与其观察到的时空范围的大小有关。在理性能力一样的情况下，计算所依赖的信息来自较大的时空范围，就比来自较小时空范围的计算结果要更接近准确。
二 为什么视野有限？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不能总是尽量放大视野，收集和吸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作出更为正确的决定呢？这首先是因为人的理性，当然也包括所有生物的理性是有限的。
具体而言，所谓“理性有限”包含了很多内容，主要涉及由生物的生理构造决定的对信息的各种操作的有限性。换句话说，生物获得外界信息的各种感官，如眼耳鼻口等，以及加工信息的大脑，在观察信息、关注信息、获取信息、判断信息、记忆信息、提取信息、加工信息和思考信息方面，是有成本的。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信息成本”。
关于信息成本，经济学理论有所涉及。如赫伯特·西蒙所著《管理行为》(1988，第19—21页)在经济学界首先明确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并用经济学的方法对理性运用进行分析，提出由于理性有限，“管理人”并不追求“最优解”，只要有“满意解”就可以了。肯尼思·阿罗(1989)则在《信息经济学》中提出“信息成本”的概念，并把信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类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以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不言而喻，信息最大化是收益最大化的重要前提。
但似乎，西蒙和阿罗的研究都没有将有限理性和信息成本明确引向时空维度，尽管阿罗对时间很感兴趣，尤其是指向未来的时间。在这方面，心理学也许研究得更多，只是不会用经济学的术语去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去提问题。但至少，心理学给经济学提供大量可供思考的素材，让我们发现，理性有限的表现之一，就是视野有限。
首先，观察是一种行为，行为是要有成本的，即要支付体力和脑力。而要获得有效的信息，就要注意。而“每个人的注意容量(attentional capacity)都是有限的”(艾克森和基恩，2009，第171页)，记忆也是花成本的。判断、思考和决策也都如此。总而言之，一方面，获得的信息越多，越能够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和思考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另一方面，生物的所有获取和加工信息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要想以有限的生理、心理资源去驾驭更多的信息，这就需要对信息有所取舍。
很自然，人们会想到，要将有限的理性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信息方面。所以对信息的获取和加工，要先判断哪些信息值得获取。也就是，要有一个标准，决定要注意哪些信息，而对其他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实际上，“注意”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留意一些东西的同时忽略另一些东西的能力。”(葛詹尼加等，2011，第426页)这样才能节约使用心理资源。在心理的基本层次，人们很自然会对尖叫声、鲜艳的颜色、奇异的形状更为注意，因为反常的事物更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危险，即成本的显著增加。
再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人们将时间和空间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他们一般只对区域内的信息加以注意，而不注意区域外的信息。通常，他们会选择离自己最近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在时间维度，就是选择与“现在”最接近的时间范围；在空间维度，就是选择与“我”所在地最接近的空间范围。这很自然。在人类演化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离生物主体最接近的时空范围内的信息，对该主体的成本收益影响最大。
因此，人们更注意距离自己最近的时空范围，是对稀缺的生理和心理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们对在这一范围内的信息更为关心，而有意忽略在此之外的信息。经过千万年的演化，这种节约心理资源的方式几乎成为了生物主体的本能。他们不需要有意如此，下意识地就可以做到。
问题是，这种本能地注意的时空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否有一个可以辨认的界限？这确实需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证实，也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推断。一个大致符合经验的假设是，用于获取和加工信息的心理资源成本是边际递增的，而因掌握更多信息而得到的收益是边际递减的。信息的多少可以与视野范围的大小相对应。所以这个问题与一般的经济学问题没有多大区别。
图3表示随着视野的扩展，信息的总成本和总收益的变化。由于一个人的心理资源是有一个上限的，当资源占用接近或到达这个上限后，成本就会急剧上升。图4表示，随着视野的扩展，信息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变化。
一个基本结论是，本能默认的视野范围，应在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上。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明确的点，而更可能是一个区域，一个边界带。从绝大多数生物，尤其是人类的发展的结果来看，这种本能默认的视野范围还是大致不错的。
三 大游戏和小游戏
在实际中，视野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并不是互相独立和分开的。两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种时空单位。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游戏”。
一个游戏包括时间的限定，如一场足球比赛的时间；空间的边界，如足球场的大小；还有游戏规则，即什么是赢，什么是输。游戏的特点是，一旦人们进入到游戏的情境之中，就会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游戏之中，而几乎不注意游戏之外的信息。游戏的好处是，用时空边界将信息范围限定，并以较为简单和清晰的规则替代全范围中隐在错综复杂的表象后面的规则。这使人们有限的理性资源可以更有效地使用。
除了人们有意创造的游戏，如体育比赛或日常消遣，人们大多数活动都是以游戏模式开展的。例如，受雇的工作一般是按游戏模式设计的，包括工作时间和地点与范围、工作任务、奖惩规则等。即使是自我雇用，也经常要按照游戏模式进行。如一个人参与金融证券的交易，仍要在开市的时间内，在交易厅或其他地方进行交易，并遵守交易规则。人类的几乎所有其他活动，如文化、教育、艺术、旅游，甚至政治，都是要按照游戏模式开展。在中国，甚至有“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之说。因此，可以说，人类就是一种适应于游戏的物种。
前面说过，由于游戏限定了时间和空间，人们就可以将有限的心理资源只用于游戏之内，而不用关心游戏之外的事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心理资源。然而，一个游戏毕竟不能包括人的所有活动。所以人类的活动表现为一连串的游戏，以及由大游戏和小游戏组成的结构。例如，上小学一年级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输赢由年终考试决定；接着的游戏就是二年级。对于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来说，一场足球比赛就是一场游戏，但与足球俱乐部签约是与之有关的更大的游戏。
一般而言，一个大游戏是由一组或一连串的小游戏组成的。每个小游戏都玩赢了，大游戏也就赢了。但在有些时候，赢了小游戏大游戏未必会赢，甚至赢了小游戏是输掉大游戏的原因。例如，一个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作弊赢了这个小游戏，但在工作时因没有真本事而不能有所成绩甚至被辞退。再比如，一个商家在价格变动后违反一个长期合约，从而获得了当下额外收益，但因此而毁坏了自己的声誉。又如，一个官员利用职权贪污了一笔公款，但后来被检举身陷囹圄。更大一点儿，一个政权可能为了目前的财政收入而提高税率，但从长远看，会导致老百姓的离心离德和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在现实中和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总有作弊的学生、违约的商人、贪污的官员和聚敛的政府；这些人或机构几乎总会输掉大游戏，如学生在工作竞争中被淘汰，商人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贪腐官员迟早东窗事发，敛财政府最终会垮台。如果我们按照经济人的逻辑去分析，他们为什么做最终有损于自己的事情呢？
这似乎是因为，如前所述，人们一般是按游戏为单位思考问题和作出判断的。一个人在采取行动时，他直接面对的是最小单位的游戏，因为它最贴近、最直观。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小游戏中，他或她就倾向于只在这个游戏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这样，他的视野就受到了限制，看不到小游戏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这就会导致计算错误。尽管有不少人由于后天的学习和教育，能够透过小游戏想到大游戏(见下一节的讨论)，但人类的这种本能还是会使相当数量的人犯“赢小游戏、输大游戏”的错误。
四 把视野当成变量
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上述缺陷呢？当然有。这就是通过人为的启发(或称修身或教育)使一个人的视野范围变大。
一般认为，教育可以使人变得聪明，从而使受过教育的人能够作出更正确的判断。其实，人的智商是天生的，是很难人为改变的，修身或教育所改变的，是人的视野。例如，教育经常讲要“推己及人”，就是要扩展空间视野；也经常讲“要有长远打算或长远眼光”，就是要延长时间视野。在中国文字中，“启蒙”一词就是去除遮蔽、放开眼光的意思。如前所述，一旦人们有了更宽广和更长远的视野，他们的计算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从而能更为准确地判断。
教育和修身就是要让个人学习和继承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它本身就是人类世代经验的总结，暗含着较长和较宽的视野。在具体学习中，一般包括两方面的知识。一是“史”，即已经发生的事实；一是“经”，是对历史事实及各种行动成败得失的总结和提炼。历史比较直观，容易理解；最重要的是超越个人生命的视野，以获得更为长远时间的信息；从历史中提炼的文化原则，是告诉人们，从更大空间，即更多人的视角来看，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视角来看，更为正确的行为规范应是什么。它可以矫正一个个人仅从自己及较小游戏的视野来看待问题的弊病。
例如，《周易》“文言”中说，“利者，义之和也”；墨子说，“义，利也”；陈焕章在其《孔门理财学》中解释说，“义”实际上也是“利”(2009，第58页)，只不过是长远的和全局的“利”。儒家讲“义”，其实就是更长远更宽广视野下对利益的计算。更一般而言，儒家本身就其外在表达而言，就不是一个超越个体生命的宗教，而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理性主义的学说。儒家人士在说服别人时，也经常采取让人放长眼光的策略。如在《孝经》中，多处用“长守贵也”、“长守富也”、“守其宗庙”和“守其祭祀”的理由来说服诸侯、卿大夫和士等各等级的人士遵从道德原则。这些理由就是放长和放宽视野所能看到的好处。
当谈到“守宗庙”和“守祭祀”时，我们应注意到，这已经超越了一个人的生命长度，而进入到了跨越世代的境地。这说明，人类有着超越自身生命长度的关注，比如关注自己的子孙，利用这一点，教育或修身就可以达到启发人们有超越世代的时间视野。这种长度的视野，就比个人寿命范围之内的视野要长，从而能够作出更接近正确的判断。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一些维度，如制度，是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判别其优劣。当视野的长度跨越了世代，视野的宽度也就超越了地域。因为时间越长，人类繁衍得越多，分布得越广。
最后，人的视野可以完全摆脱人类自己的肉身，只借助于人的想象能力。这就是宗教的和哲学的方法。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人的思维能力可以使人超越时空。理性可以发展出“永恒”的概念，探究宇宙的根本原因，构想出所有人皆大欢喜的最佳境界，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道原则。哲学思考能够给人带来超越的视野。
而宗教，虽然在逻辑上没有哲学严谨，但多是通过某种合乎常理的对宇宙的解释，使人有超越的视野。证严法师曾说，中文的“智”字，是“知”下边加一个“日”字，意味着“照亮”(潘宣，2004，第56页)。按照证严法师的说法，只有知识不行，还需佛性的日光照亮。照亮了什么呢？照亮了黑茫茫的时间和空间，使人们看清了以前并不知道的时空。这种比喻实际上是各大宗教的基本内容。如基督教中的“enlighten”就是“光照”的意思。这意味着，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是在黑暗中前行的人，而一旦信奉了宗教，就目光如炬。
一项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初步证明，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有耐心(Burks，Carpenter，Gotte，and Rustichini，2012)。这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视野变长。这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讨论。当然这里所指的“教育”不仅是获得更多有关自然的“知识”，而且包含与他人打交道的“文化”。从而，人类通过创造出一些形式和制度使自己摆脱自然演进所赋予人们的较小视野，获得了有关人类社会的更多的信息，从而能够作出更为正确的决定。
五 视野、人类本能与人类社会
前面的讨论告诉我们，人类经演化而形成的视野界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节约有限的注意力的有效习惯。但这一习惯又与更大范围与寿命更长的社会相冲突。这也许因为，在漫长的演化史中，人类在大多数时间中只是处于较小规模的社会状态中。
社会规模小，就无须有更大的视野范围；个人的行为也不会产生较长远的影响，也就不可能产生较长的视野。并且在早期，人类社会缺乏组织，人们就更依赖个人或较小规模的组织而生存。在这时，个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就是合理和有效的。
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组织程度的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随之提高，社会走向繁荣。这也说明，一个个人或家庭的福利也依赖于比传统时代更大的时空范围。在这时，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小游戏的视野就不能有效地覆盖影响人们利害的各个方面。如果他们对小游戏之外的大游戏不感兴趣，就有可能玩赢了小游戏，而输了大游戏。如一个人只有“家”的视野，所作所为只为家的利益最大化，就有可能触犯社会的政治秩序。
在这时，“现代人的头骨里装着一副石器时代的大脑”(叶航，2007，第10页)，人们无法在短期内通过演化改变经过几百万年形成的注意力边界的本能。这种本能，就如同神经元经济学指出的那样，通过“自动过程”在决策中起作用。在这种理论看来，人不仅是理性人，而且是情感人。他在作决策时，既有受控过程，即理性反应。也有自动过程，即本能的反应。决策就是受控过程和自动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卡麦勒等，2007，第58页)。所以，若要纠正视野本能过小的缺陷，就要通过教育或修身这种后天的努力对视野范围加以改变，其实质就是通过强化理性对较长较宽视野的认知，确立理性对本能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不断发展成熟的社会或文明都伴之以教育的发展。
当然，各文明发展至今，也并没有达到对所有社会成员都进行同等的教育的程度，即使能够如此，也并不是所有受教育者都能将其视野扩展到大致一样的长度和广度。实际上，在许多社会的早期，只有一部分人得到了受教育或修身的机会和相应的资源。其中多是在社会中具有优越地位的人，一般是在政治上具有优越地位的人，也有在经济上具有优越地位的人。
实际上，一个社会也不一定要求所有的人都受同等的教育，从而形成同样的较长视野。这是因为，尽管人们之间互相影响的范围已覆盖全球，但人们通过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人们仅依靠当地信息就能作出正确决定。例如，一个生产服装的企业家的成本和收益会受到千里甚至万里之外的竞争者、供应商或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但他可以仅依据本地的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信息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对扩展视野的教育的需求就不那么强烈。
然而，由于市场会失灵，就需要有超越视野的文化精英群体，也需要组成政府等社会组织。因此，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在组织社会的那些重要部门中工作的人需要有更长的视野。政治统治集团也需要有更宽更长视野的人，他们将对他们的子弟进行教育作为重要的工作。当政治世袭制度被打破后，接受教育或修身就成为有志于担任社会工作或公共职位的重要前提。只要这些人能够有更宽广长远的视野，就能承担起社会组织的工作。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个人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可以只依赖当地当下信息决策，但有些时候，他要有超越的视野。因为他总会碰到市场价格无法传达他的决策所需的远方信息的情况。如他碰到环境问题，选举的场合，与他人的纠纷，以及触犯刑律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教育或修身没能使他达到在这些问题上具有较长较宽视野，并且理性过程能够压制住自动过程的时候，他的视野本能就会使他忽略小游戏之外的大游戏，从而铸成如药家鑫那样的错误。
六 结论
以往我们认为是理性不足的地方，很多是视野不够造成的。我们也可以把视野看作是理性的一部分。理性有限部分地是以视野有限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往往不是计算错了，而是视野太小了，以致没有获得充分的信息。
由于视野有限是为了节约有限的心理资源，经千百万年演化而成的人类本能，无法应对近几千年快速形成的高度组织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扩大视野的要求，所以在发展成熟的社会中，出现了被称为“教育”、“修身”和“宗教启蒙”的人为努力，旨在扩大和延长人们的视野，以适应更大规模社会对视野的要求。
然而，由于资源及人的禀赋的限制，教育或修身不可能同等地扩展或延长所有人视野，从而还会有很多人受到视野的限制而作出错误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人会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