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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10月开始的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美国的盟国 为美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其中，日本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尤其引人注 目。11月9日和25日，各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3艘军舰开向印度洋，以“支持美国对阿富 汗的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根据日美之间的军事协议和日本国内通过的各项法案，日 本派兵海外参与美国主导的此次军事行动原本不足为奇，但是日本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以 及当今政坛的政治倾向性，使得这一事件格外地发人深省。
一、日本派兵海外的主要障碍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是一个“专守防卫”的国家，这主要是受《和平宪法》 的限制。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全面控制下开始了战后的民主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宪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日本 战争权的限制。
据史料记载，战后日本宪法是由美军占领当局总部的民政局独立起草的，其中贯彻了 所谓的麦克阿瑟“三原则”。第一条，保留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皇位世袭。第二条， 日本废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放弃作为解决纷争手段的战争，乃至放弃作为保持自身安 全手段的战争。不赋予日本拥有陆海空军的权能和交战权。第三条，废除日本的封建制 度，贵族的权力除皇族以外不世袭。(注：[日]大冢高正.外交与日本国宪法.文真堂.19 92：91～92)根据这几条原则起草的宪法草案于1946年2月最终完成并被称之为“麦克阿 瑟草案”。
币原内阁接受了上述草案，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国会通过公布 ，并决定从1947年5月3日开始实行。在新宪法中，对于战争权限的限制主要反映在第二 章第九条上。该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废弃以 国家权利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注：米庆余监修、肖伟.战 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236)”此项条款的两句话，表达了两层含义， 前一句话充分反映了美军的意愿，而后一句话却是日本据理力争的结果。据说在讨论该 项条款时，担任帝国宪法修改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的日本自由党人士芦田由于担心自卫能 力被剥夺，强烈要求对此条内容加以修正。“由于加入了为了达到前项目的这样的词句 ，原案中无条件地不保持战斗力，就变成了在一定条件下不保持战斗力了。(注：[日] 室山义正.日美安保体制(上).有裴阁.1992：91)”这就是著名的“芦田修正”。这一修 正的要害就在于日本巧妙地表达了对战争限制权的保留意见，并为后来重新走上武装之 路埋下了伏笔。
日本接受和平宪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一方面反映了战后国际社会、包括日本爱好 和平的人民的良好意愿和普遍心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举国上下对战争的恐惧和规 避心理。战争后期，美国在日本投掷的两颗原子弹使十多万生灵涂炭，满目疮痍，彻底 毁灭了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也使一些日本的政治家有所反思。但是通过 “芦田修正”所反映出来的潜意识依然说明，出于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日本政界中仍 有一部分人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只是想通过某种承诺避开国际社会的注意，并给自己 留下充分的余地。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最明智的选择是利用和依靠现成的防卫机制，做 一个“滑头”国家。正如吉田茂首相所说：“重整军备的日子反正会来到的，在那以前 ，防务暂时让美国人去搞，有人说我们耍滑头，就让他们去说吧。”(注：[日]宫泽喜 一.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100)后来的日本政治家池田勇人也 做出了同样的表示。在西方新闻记者向他提问，在“加强防卫力量”与“重整军备”两 种表述中，为何前者不违反宪法，而后者却违反宪法时，他说：“我们东方人的脑袋构 造更为细密，所以懂得这两者的区别。”(注：[日]宫泽喜一.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164)尽管日本的政治家们精通韬略，各怀诡计，但是有一点是 他们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根据和平宪法，日本丧失了主动发起军事进攻、派兵海外的权 利，这成为战后日本一些右翼政治家企图突破宪法限制、重振日本军威的一块心病和一 个难于逾越的障碍。
二、冷战后日本对军事禁忌的屡屡冲击
战后的日本虽然对和平宪法多有微词，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国家发展战略 的主要方向集中在经济方面，因此基本上还能够将自己的行动局限在宪法许可的范围之 内。
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既给日本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日本超越了冷战时期所寻求的一般的、局部的权利和利 益，把对外战略目标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国际舞台，参与到追求左右和控制国际政治、经 济和安全体制最高权力的行列中去，并希望在其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日本统治 集团意识到，要真正成为未来“三极世界”中的一极，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 影响力，还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经济大国、政治大国 和军事大国三大目标，才真正具备多极世界中一极的资格。虽然日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 要建成军事大国，但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跨世纪的国家战略已不仅仅涵盖政治大国的内 容，军事内容明显增加，日本对外战略再次发生重大调整，正依仗着自己经济上的优势 ，加紧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向 海外派兵，让日本的军人走出国门就成为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第一步，早在1987年，日本就不顾舆论的谴责，突破了年军费开 支不得超过GNP1%的限额，该年度军费支出达250亿美元，占当年日本GNP总值的1.004% ，为日本进一步扩军扫清了政治障碍。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军事投入超过了以往的历届 内阁，在其执政期间，日本军费开支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位居世界 第三的军费大国。
紧接着，日本国内刮起了“修宪风”，目标直指宪法第九条。以海湾战争为契机，针 对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对日本“只出钱不出血”的指责，日本的某些政治家积极推动修宪 的进程。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1992年6月15日，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关于联合国维持 国际和平合作法》(PKO法)和《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修正案》。PKO法的实施，实 际上是在不修改宪法的条件下，突破了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政治禁忌，完成了日本参加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而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立法程序，使日本迈出了军事力量重新走向海 外的第一步。此后，日本政坛修宪舆论四起，1992年秋天，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谈话 说，“政界的重新调整不仅是选举制度的改革，而应把重新审查宪法作为一个基轴。” (注：[日]渡边昭夫.今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与防卫力量.防卫学研究会.防卫学研究(1 3)：23)1993年1月6日，自民党干事长尾山静六就修改宪法问题发表的讲话中说：“目 前国际社会要求日本以联合国为中心做出贡献，必须把宪法同联合国宪章统一起来。社 会的进步是如此之快，因此，在50年当中必须对宪法进行一次修改。”(注：自民党内 主张改宪的言论甚嚣尘上.东京新闻.1993.01.14)前大藏相羽田也公然表示：“不只是 对宪法第九条，就是对整个宪法也不要把它视为禁区，而应广泛地加以讨论。”(注： 自民党内主张改宪的言论甚嚣尘上.东京新闻.1993.01.14)政界人物的纷纷表态，影响 了国内的舆论导向，日本国民赞成修宪的人数也急剧上升。据自民党宪法调查委员会的 调查显示：1996年3月，日本国民赞同修改宪法的占47%，8月占57%，1997年3月为60%， 9月竟达到75.9%。(注：日本向何处去.韩国.东亚日报.1997.08.14(16))凡此种种都说 明，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修宪风，已经走向了修宪的政治边缘，而 且修宪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第九条。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它表明日本正在积极 扫除自卫队走向海外的一切政治障碍，加入世界政治大国的行列，参与处理国际危机和 国际事务，并决心要冲破一切羁绊，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最后，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日本在国内和国际舆论一片议论声中，顽强地将派兵 海外的愿望利用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付诸实现，努力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使得国际社会习惯和接受。下面便是除了此次参与阿富汗战争以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军队参与海外行动的记录：
1991年4月26日，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6艘扫雷舰开赴海湾地区执行扫 雷任务；1992年9月17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的框架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 柬埔寨帮助修补道路桥梁；1993年5月11日，参与联合国对莫桑比克停战监视行动，协 助当地运输和海关通关事务；1994年9月7日，参与对卢旺达难民的国际人道救援行动， 协助扎伊尔地区医疗防疫和供水工程，为保证安全，日本政府首次批准自卫队员携带轻 机关枪；1996年1月31日，首次参与联合国监视戈兰高地叙利亚、以色列两军停战的监 视部队；1998年11月13日，参与洪都拉斯飓风灾难的灾后重建工作；1999年9月23日， 海上自卫队向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的受灾地区运送简易住房；1999年11月22日，赴印尼 参与东帝汶难民支援活动；2001年2月5日，陆上自卫队的物资支援队和空中自卫队的运 输机向印度西部地震灾区运送救援物资；2001年10月6日，空中自卫队运输机赴巴基斯 坦向阿富汗难民运送救援物资。(注：王丹丹.日本自卫队海外活动一览.北京青年报.20 01.11.27(6))
在这十次行动中，有六次是实行人道主义救援和对难民的救助行动，其余四次是辅助 性的维和军事行动，尚无直接参加军事行动的记录。这些行动本身虽然并不能说明日本 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国际社会承担起了重要的军事义务，但是起码可以证明 ，二战后从未派驻海外的日本军人终于走出了国门，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 援助行动的名义，不断出现在世人面前，其足迹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迈出 这一步后，世人普遍认为日本正式出动军事力量，直接参与国际危机解决的时日已经不 远了。
三、“9·11”事件与日本出兵印度洋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突然袭击，使世界为之震惊。在国 际社会讨伐恐怖主义行径的一致呼声下，美国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构建一个实际上由 美国主持的、尽可能广泛的全球反恐怖主义国际体制。这种形势的出现为日本再次冲破 对其战争权限的限制，实现其派兵海外的政治愿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作为对“9·11”事件的回应，日本利用美国寻求最广泛的国际合作的机会，对1999年 5月通过《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案》和《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法案》加 紧落实，使其立即可以操作。2001年10月29日，继众议院之后日本参议院通过了三个法 案，即《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新 法案允许日本自卫队为进行反恐怖军事行动的美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援，并扩大了自卫队 海外派遣和动用武力的权限等。虽然美国打击阿富汗的行动不属于日本周边事态，但是 日本借题发挥，利用提供后勤援助的借口趁机修改《自卫队法》，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 突破有关限制，使其海外派兵行为进一步合法化，扩大对外使用武力的权限。
根据新通过的有关法案，日本堂而皇之地开始了对和平宪法的新一轮冲击。2001年11 月9日，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军事基地正式派出了三艘海上自卫队的军舰，这一事件 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是日本自二战后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此次派出的是“鞍马” 号大型护卫舰、“雾雨”号驱逐舰和“滨名”号补给舰，舰上共载有自卫队员700名。 据说日本防卫厅原打算派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率队，由于政府内反对派 呼声较高而暂时作罢。11月25日，日本政府为增强支援美军的军事力量而派出的第二批 自卫队军舰启航，这支舰队由“十和田”号补给舰、“浦贺”号扫雷舰和“泽雾”号护 卫舰三艘大型舰只组成，共载有自卫队员460名。日本还宣布，这次行动仅是日本支援 美军反恐怖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项计划，日本预计将派遣自卫队军舰、飞 机和约1600名队员参加行动。(注：王丹丹.北京青年报.2001.11.27(6))
应该认识到，冷战结束后日本一直致力于冲破种种政治羁绊和法律约束，实现派兵海 外的愿望。在加紧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同时，努力塑造军事大国的形象，已成为历届政府 的既定方针和长远的战略构想。十年来，日本政府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周边国家的抗 议、国内反对派势力的呼吁，坚持朝着这一既定目标顽强挺进。这次采取的军事行动及 其通过的扩大自卫队权限的新法案，就是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和体现。
四、日本派兵海外的几点启示
日本出兵印度洋后，引起了广大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深切不安。虽然日本此次向海外派 兵的理由无可非议，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并有其法律基础，但是基于历史的原因和日 本政府的一贯政策，人们还是对此深感忧虑。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到以 下几点启示。
首先，此举应该视作是日本实现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发 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70年代主要是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核心，具体目 标就是要实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口号，利用种种有利的时机和条件赶超欧美，把日本 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经济强国。80年代起，在“第三次远航”的口号下，日本利用 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亮出了“政治大国”的旗号，开始追求新的国家战略目标，争 取跻身于世界一流政治强国的行列。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国家战略再 次调整，以追求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均衡发展为目标，放眼世界，力争成为一个“政 治——军事大国”，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注：刘长敏.战后日本国家战略发展轨迹初 探.外交学报.2000(4))从这一历史脉络考察，日本此次向海外派兵的行为并不是独立的 事件，而是实现其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
其次，这次派兵实现了对日本海外派兵限制的重大突破。第一，扩大了日本自卫队的 治安权限。2001年10月，日本通过了所谓的《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 案》，扩大了海上保安厅管理周边海域的治安权限，可以对可疑船只进行警告射击，甚 至向船体发动攻击。第二，突破了对外派兵的范围。两年前通过的《周边事态法》中， 自卫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日本的周边公海，而这次通过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则设定 ，自卫队的舰队要往来于太平洋、印度洋，自卫队运输机和军队要驻扎在阿富汗的邻国 。海外派兵的范围便可达到所有的公海、公海上空和对方同意的外国领土。第三，开辟 了战时派遣自卫队的先例。这次日本派遣海军舰船前往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除了执行 输送后勤物资和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外，日本还派空军运输机往返于日本和巴基斯坦或 中亚之间，筹划派遣陆上自卫队前往阿富汗周围进行医疗和难民救济活动，实际上已经 突破了战时不能派兵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日本此次派兵的路线是沿中国台湾海峡、南 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和海湾，这是一条日本所谓的“生命线”，是其一向着 力保护的战略航线，“搜集情报”便有了特殊的含义。
再次，此举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必然结果。冷战后日本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 伐，导致了政治上的激进和右倾化现象。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活动猖獗，政治右 倾化现象严重。从1993年下半年起，日本朝野又重新弹起了“中国威胁论”的老调，直 接影响到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注：[日]读卖新闻.1997.03.17：日本民众对中国看 法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60%以上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不好”、“对中国没有好感 ”)2000年4月，日本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居然战胜了前联合国秘书长明石 康当选为东京都知事；日本文部省在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上屡生事端，坚持对战争的不 认罪态度；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阁僚多次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凡 此种种都说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因此此次日本采取的军事行 动决非偶然。
最后，日本的举动与美国对日本的姑息纵容政策有关。二战后美国实现了战略重心的 转移，开始执行全面扶植日本复兴的计划。冷战后，美国依然认为日本是其亚太战略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支点，企图通过保持和强化美日同盟，长期保持其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 在，在军事上控制日本，并借助这一同盟遏制中国，平衡亚太地区大国间实力，因此， 有意无意地对日本军事实力的发展及其对派兵限制的冲击采取了姑息纵容态度。通过19 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和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日本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因而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 此番美国要求日本配合美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行军事集结并提供后勤支援，虽然是出 于美国的战略考虑，但是也正中日本的下怀，借此机会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武装自卫 队员派往海外。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仅使自身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也 使亚洲人民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对于包括中国人 在内的世界人民来说，仅仅看到日本首相访问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向中国遇难 者献花圈是不够的，还希望日本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防止军国主义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不再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日本国内修宪呼声的关注和派兵海 外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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