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笔谈)（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说到底是历史观领域的革命，即以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传统哲学的唯心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科学的、严密的体系，至今仍有着鲜活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只有对它做出全面、深入的理解，才能真正地做到理解历史，理解现实，才能真正地做到理论创新，并推动历史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已进入到“消费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如何与时俱进，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新的历史实践提出的时代课题，是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核心问题。
关于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几点思考
孙承叔
摘要：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从前苏联传入中国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不足，并不是马克思本身的理论局限造成的，马克思的思想至今依然散发出无限的光芒。本文从教科书出发，着重探讨了当前创新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方面。
关键词：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从前苏联传入中国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似乎已成共识，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它的体例和理论旨趣决定的。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从结构而言，它分为四个层次：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这一结构主要是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的，它要说明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社会两大基本矛盾的结果，而在革命中要正确处理好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它的中心是政权，而不是建设。因此，一旦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变化，转向经济建设，并进而探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探讨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探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国家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其内在的不完善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对待时代紧迫问题上，传统哲学教科书却往往言不及意，例如什么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规律？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对内对外开放？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发展为什么必须“以人为本”？哲学，作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性沉思，它的使命之一就是回答时代课题，哲学的生长点也在于回答时代课题，如果哲学不能直面时代，脱离当下的生活，那么无论它在形式上多么严谨，或者被强调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权威性和合理性都会受到时代的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不足，是否是马克思本身的理论局限造成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千年伟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同时也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的理论以其深邃性、辩证性、全面性著称于世，即使在今天，他的思想依然散发出无限的光芒。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正本清源”，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回到马克思”的提法，也就是说，要划清马克思与以后打着马克思旗号而实质偏离马克思的各种观点的界限。同时要结合时代的课题，揭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在当前，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创新必须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必须从根基上夯实历史唯物主义整个大厦的基础，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前提、根据，回到“现实的人”和人的生活世界；(二)必须从整体上完整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的角度展开历史唯物主义整个体系的研究；(三)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理论，把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
一、必须从根基上夯实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创新，首先必须从根基做起，从根基上夯实历史唯物主义整个大厦的基础，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前提、根据，回到“现实的人”和人的生活世界。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是从生产方式出发展开整个思想体系的，它认为地理环境不重要，人口也不重要，只有物质生产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基础，这一构架虽然揭示了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发现了阶级斗争的直接基础，但是却割断了物质生产与其他三种生产之间的有机联系，破坏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的和谐理论，用一种生产代替其他三种生产，其结果是导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误解：一、认为物质生产是某种自足的东西，我们不必在与其他三种生产的关系中辩证地探讨它的发展规律；二、另一个极端，则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是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左倾”思想的结果，因而造成了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片面理解。两种误解的根源，是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现实的人”或人的生活世界。
劳动、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劳动、生产并不能直接构成再劳动、再生产的能动性根源，相反，它们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不是离开需要谈生产，也不是离开生产谈需要，而是在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中展开历史的，并且人的生产是两种，即物质生产和人的自身再生产，因此人的需要也是两种，正是两种生产和两种需要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最基本内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能动性根源，而它的现实基础则只能是历史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展开历史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中马克思详细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是循着“肉体，需要，劳动”展开历史过程的，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不仅包括劳动，而且包括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包括人的自身再生产在内。(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马克思认为：“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任何割裂三者关系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而要完整地概括出这三个方面，就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把人看作是进行两种生产，具有两种需求，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构成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这也是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角度论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论述人类历史的自然历史起源的根本思路和方法。
许多人都不重视马克思三位一体论述的重要性，实际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因为它从根本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源，而一切旧唯物主义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而“能动性的方面让唯心主义发展了”，而唯心主义则离开了需要谈历史，正像恩格斯所说：“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里存在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唯物主义”四个字的重新理解，如果我们把物仅仅理解为客观事物，那么这仅仅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或知识论水平，因为在历史过程中，精神现象的根源除了客观的物以外，更重要的根源是人的存在，是人的社会存在，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社会存在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中的“物”。“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根本出发点，现实的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只有现实的人才是唯物、辩证地说明历史和改造世界的唯一能动性根据，也就是唯物史观必须以人为本、从人出发的原因。
二、必须从整体上完整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的角度展开历史唯物主义整个体系的研究
从现实的人出发，不仅为理解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根源，而且为理解整个社会结构，理解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奠定了基础。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不仅是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出现的，而且是作为物质财富的追求者出现的，因此他不仅要进行物质生产，而且要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进行精神生产和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整个社会有机体本质上是四种生产的统一。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四种生产之间又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的，任何一种生产的发展都必须以其他三种生产为前提，而它本身又是其他三种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每一时期都可以有一个主导性的生产。既然整个社会是四种生产的有机统一，我们便不能为了强调其中的一种生产而忽视其他形式的生产。因此，单纯进行物质生产并把物质生产看作整个社会唯一基础的观点是片面的，这实际上提出了我们新的发展观的哲学基础问题，是单一生产还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不是批判它创造了财富，而是批判它造成了两极分化，破坏了人类自身再生产。
在整个社会演进过程中，人类自身再生产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目的，它构成整个社会生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源泉，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正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需要，构成了其他三种生产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前提，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不断再生和发展。我们讲“就业是民生之本”，而“民生”则是历史之本，没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哪有历史？
精神生产是受物质生产制约的，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精神生产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动司令部，是人类最自觉的生产，它对社会生活具有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在整个社会演进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社会心理的升华，却能驾驭社会心理，它是社会存在的升华，却能变革社会存在，它是经济基础的升华，却能推进经济基础，它受制于上层建筑，却又构成上层建筑的灵魂，是上层建筑控制、调节社会力量的精神司令部，它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社会生产、社会结构、社会演进的先决条件和精神动因，忽视它，必将不能完整准确地解释和指导历史，也不能说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当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除了以上三种生产，还必须注意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社会关系再生产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最有力保证。人们往往重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认为只有财富才是人类追求的最真实目的，这是对人类“本性”的片面理解，因为他忽视了建立最佳社会关系同样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要求。离开了社会关系，任何社会生产都不能进行，它是其他三种生产的基本前提、要素，同时也是其他三种生产的结果、动力。能否建立最佳社会关系是人类自决能力的标准。它不仅外化为制度、法律、组织，同时还积淀为道德、风俗、习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主要标志。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就在于建立最佳社会关系。
整个社会从本质上讲就是四种生产的统一，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任何生产都不能进行，四种生产的和谐、共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根本规律，也是最近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哲学基础。而割裂四种生产，忽视四种生产的内在联系则是传统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倾向，其结果往往导致对历史过程的片面理解，而本质则是离开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根本前提——现实的人，因为四种生产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命的生产，人的生活的全部内涵。四种生产也意味着四种文明，即物质文明(物质生产)、精神文明(精神生产)、政治文明(社会关系再生产)、主体文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统一，单有物质文明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三、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理论，把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
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最具生命力的生长点，历史唯物主义从某种意义讲又是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6页)并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2页)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交换方式，对于深刻理解历史过程，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就是从交往方式的角度对社会作的进一步概括。并认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因此，交往方式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从某种意义讲，不理解交往方式，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哲学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生产方式，而不太讲交往方式，这是非常片面的。
人类历史为什么会进步，除了生产方式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交往方式。交往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对生产方式却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而且随着交往的发展它的作用越大。正是在对交往方式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三大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既是对市场经济历史地位的最高概括，也是对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新的揭示。也就是说，没有商品、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就没有现代社会。
因此，并不是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商品、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同样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舍此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而这是未来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正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0页)由此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52页)“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商品生产。”(《马克思恩克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显然，离开了世界市场和商品经济，我们就不能理解真正的历史过程。
在这里，就交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言，我们除了要重视工具、语言、文字、一切物质和精神交往工具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外，我们还必须要重视交换、货币、资本、交换价值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正是这些熟视无睹的事物和行为改变并创造着现代社会。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商品、交换、货币、资本，而且必须从哲学角度研究商品、交换、货币、资本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因为整个现代社会正是由此而发展起来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作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理性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回答时代课题，不断研究社会生活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一种理论如果远离生活，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从这方面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本质上依然是市场经济时代。马克思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一生用了近40年的时间，研究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市场经济，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内在矛盾今天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依然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对历史具有如此的穿透力，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马克思对现实的把握具有穿透力，正像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以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3-44页)马克思正是在深刻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形成自己历史观的。因此，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现时代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从这方面讲，深刻理解市场经济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前提。
反过来讲，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我们才能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把握历史的深邃本质。马克思正是在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中才发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规律和本质：自然经济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性，发现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共同本质。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不是一次就能学完的，过去我们注意了他的革命理论，但是他的建设理论，他关于市场经济和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关于商品、货币、资本、交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关于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的理论，关于重建个体所有制的理论，今天依然是未得到认真开掘的思想宝藏。我们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直面时代的课题，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原著，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基础理论，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作者简介：孙承叔，复旦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总支书记、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历史唯物主义视境与“科学的”政治观
张文喜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境，探讨了“科学的”政治观问题。文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刻的特征就在于：它存在着一个非常科学的历史概念，它不仅正确地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政治科学是可能成立的，而且通过政治实践来发展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今天，从马克思主义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来说，一方面，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刻画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内涵；另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理想精神，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政治理论和科学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政治观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认为，“政治的科学化今天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无论如何是一种趋势。”（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那么，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目睹政治的科学化？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此，我把哈贝马斯的精湛分析和多维思想放在一边，但接受他的问题。
从现实和可能性上讲，倘若将对政治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探讨视为“政治的科学化”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哈贝马斯的问题倒是显得怪异，甚至连是否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也是令人怀疑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充满着理性特征的世界里，即使那些承认在对政治领域作理性理解的困难比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更多的人，也没有人会轻下断言，说学术和科学研究无法促使政治生活显现它的秘密。事实上，自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政治学成为关注知识与行动之关系的学科以来，我们业已不再需要论证的是，正确地学会以理性范畴思考社会与政治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可以说，在古希腊，没有一个哲学家主张把政治置于非理性之中，而把它排除在理性探索的事物之外。而且，继西方社会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使宗教一极丧失了统一真理的作用、而政治一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种世界观的理智立场汇集的中心”（注：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之后，政治的科学化诉求更强劲地被引入到现代的政党政治，并获得了更深刻的观点：理性的论证作为一种政治利器被充实到某种政党的政治目标中，并结合进了它们的思想体系里，由此，极大地促进了科学观念的传播。这种趋势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得到了印证：《共产党宣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被得到此书的大多数读者解读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重要文献。此书之历史、政治和公众性的印象，本质上是由下述印象决定的：《共产党宣言》既是优秀的学术成果，又是一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正如韦伯所讨论那样，马克思理论在建立社会科学上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
此外，在启蒙的绝对主义时期，大多数政党国家试图用国家所保证的对世界的客观说明取代由教会所保证的对世界的客观说明。相应地，数学和精密的自然科学根据公理演绎的方法，对启蒙的政治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霍布斯宣称，他是与政治哲学的整个传统实行明确决裂的第一人时，按照他自己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将数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哲学，它试图从本源上解决政治的科学化问题，使以往以道德、习俗和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学转变成为理性知识的一个部类。这种诉求最初被曼海姆从社会学的角度表述为，资产阶级追求系统连贯地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加以量化的权力意志的表现，这种权力意志被其他阶级分享而获得更大的支配地位。就今天的情况而言，政治的科学化诉求导致了一种不断增长的专门化、知性化趋势，其结果是：政治家从事政治的方式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乃至于政治领导层被期望能从科学技术发明家的群体中产生出来。在此存在着大量的设想，仅以列宁为例，十月革命后列宁强调科学和科学家的政治重要性，他相信，当社会主义跨越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时，“政治家会隐入幕后，工程师和农学家将走向前台。”（注：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列宁这种特定的看法，不正是政治的科学化的最激进的表述吗？
今天看来，列宁的这番见解的教益是：在经济建设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国家的功能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转移。如果说，政治的概念是与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学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对国家的学术研究，即探讨国家的总体历史发展以及国家当前的状况和需要，那么这种政治的科学化期望在今天依然典型地表现为向管理型国家特别是一种“经济型国家”的转变。我们业已看到，从来没有像现代政治这样地要求理性化和知性化，政治似乎必须从理性论证出发才能奠定自己的正当性。这表明把科学与政治分割开来已无希望。和这种认定相关联的是曼海姆同时所观察到的：政治的科学化诉求导致了双重历史效应，即：“每一类型的政治学逐渐地至少在它们提议接受的形式上被赋予了某种科学味道，而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依此带有某种政治色彩。”（注：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8页。）如果真是这样，建立一门尚待形成中的政治科学的障碍终将得到克服，只要时机一到。然而，“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目睹政治科学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讲，政治科学首先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的科学”，而创造性活动尽管不等于在毫无规律可循的情况下被迫作出决定的活动，但是创造性活动的本质在于与时俱进和审时度势。想想列宁在签署布列斯特—里拖夫斯克这一割地赔款条约时所说：“任何犹豫都意味着死亡。”再想想怎样来调和列宁式的决策——亦即在1917年4月作出的关于在10月17日举行革命的决定——的创造性和关于社会经济力量的决定机制的观念？看来，只有发挥包含在阶级斗争概念中关于能动性和机缘性的潜在思想，人们才能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理论上的接合。就此而言，我们认同谢弗莱的观点，即“国家的例行事务”是归属于“行政”领域内而不属于“政治”领域。在我们看来，倘若认定政治科学是一种关于创造活动的科学，那么“国家的例行事务”与“政治”之间的对比提供了某种可作为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政治科学是可能的问题的出发点”。曼海姆倾向于将这种区分转变为对社会进程中理性化的领域和非理性化的领域的两分构想。这种构想的社会学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它表达了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的一切时代的地方，即马克思所谓的“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特征。在进行这种讨论时，虽然曼海姆完全曲解了马克思，但他却揭示了这样一种本质联系，即资产阶级的兴起伴随着一种极端的理念主义与那种墨守成规是完全一致的。
必须承认，“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界限实际上是可以变通的，但是强调这种区分在理论上却获得了一个更为深远的意义，它关乎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存在，它的“在”在何处？于此，马克思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是：马克思虽然对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做过批判，但是他没有把“政治”与国家或政府混为一谈，或者说其政治概念不是涉及特定国家形势的“小”政治，而是通过进一步为政治和社会变迁寻求最终原因，即从古代、现时代到未来这一最为广阔的视野来寻索人类历史的规律，在这种意义下马克思认为政治科学无疑是存在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刻的特征就在于：它存在着一个非常科学的历史概念，它不仅正确地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政治科学是可能成立的，而且通过政治实践来发展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如果说“政治的”一般而言是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么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的”就绝不局限于“国家的”，这才是所谓的“伟大政治”或者本真的“政治思考”。由此而来的结论之一是：科学或政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作用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特定的政治因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关心社会历史问题甚于关心政治问题，这既不是马克思本人“闭着眼睛跳进茫茫黑夜，即对于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对于党、对于政治的无知”(阿尔都塞语)，也不是所谓马克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韦伯)，我们早就听说在马克思对历史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统一性之外，根本不存在一种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社会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页。）。用列宁的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并且它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惟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就此而言，关乎审时度势的时势问题的“政治”，实质是关乎社会历史变革的“规律”问题。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使人们再也不可能孤立地思考政治问题，更不能仅仅以某种政治制度来标榜一个社会而把架构政治制度的原则放大到社会整体，相反，政治处处映射着经济关系。正是这种情形使得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政治作用作出批判，以解决政治思考的历史始基问题。
然而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并不是作为“知性科学”和“实证科学”出场的。这差不多昭示了迄今为止“为什么没有专门的政治科学”的真正原因。这里所说的政治科学，就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而为此并不需要拒斥那些宣称仿效自然科学的“政治学”在方法成就的正当性方面无可指摘的科学性意义。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很难全部用自然科学的那种诸如量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譬如，它能够对目的、价值、规范、素质作为量化的东西加以探讨吗？假如我们以某种可得而学的知识为基础，拥有某几种政治知识如科学管理、动机研究、公共舆论研究等等，就等于拥有真正的政治知识吗？
但这样一些问题的设问是有前提的。它意味着人们完全清楚这里所谓“科学”的意思是什么，并成功地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出来了，甚至成功地建立起思考社会历史经验世界问题的方法论。从性质上说，虽然政治在当代社会的内涵非常不确定，但是，毫无疑问，就知识学视野来看，政治知识属于“应用的”或实践的知识(“实践性的知道怎样”)。不过，通常医学、体操以及当下时行的驾车等等知识也适用这一含混的定义。在这里细究知识分野问题会离题太远。而历史上的政治学追溯到希腊人那里，一开始就伴随知识分际问题本身。古希腊人认识到，尽管在所有的学科中无疑都可能会有计算和度量，但政治并不能与计算和度量相提并论也是毋庸置疑的。相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数字和计算只有像音乐和体操中所表现的那样，才成为政治的“度量衡”。就此而言，用羊毛织衣服的编织技艺在比喻的意义上被用来阐明政治技艺(知识)的见解就颇为深刻，它表明了柏拉图直接以公民和政治家的视野来思考，将政治哲学(科学)的任务基本落实为教育，就像编织把自然物变成人工物，教育则把自然中生成的人引导成为公民。于此，政治的机制转化成了教育的机制。而教育与艺术的类比总使人感到非常贴切，“艺术使自然完善，自然需要艺术来完善：人是艺术的动物，必须营造人的世界。”（注：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由此，古希腊先哲提供了颇具启发的洞见：在以人为本的政治建设中，健全的政治主要是教育、艺术的产物。这虽然也是个理性化过程，但是理性化只是部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无法在现代科学特性的刻划中作出理解，否则政治(学)必然会从实践智慧跌落成空空如也的机智。
显然，这意味着在政治、科学和艺术三者之间，需要进行一种恰当的阐释平衡，列宁认识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但是，在当代政治理性主义的语境里，藏匿各种结果使我们无法看见的，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因此，如果科学果真仅仅是一种事实科学、实验科学、测量科学，如果追求艺术而不排斥其他，那么，艺术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了世界性的拯救功能”，韦伯写道：“不论这可作何解释，它从日常生活惯例中提供了拯救，特别是从不断增长的理论和实践理性主义的压力中。”（注：转引自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可以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科学技术有丧失其价值的危险。
然而，传统上政治的“科学化”可能性问题的背景却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毫无疑问，被正确地看待的精神生产二分观，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作为与意识形态生产不同的一般知识形态的生产，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有影响的遗产。马克思告诉我们，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所决定，统治阶级通过权力调节着自己时代的精神生产和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知识源于权力的生产，并且也形成了我们赖以理解自身并赋予实践的定向目的性。但是，我们不能只关注政治学科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忽视科学实践自身所具有的权力关系方式，使科学具有批判的豁免权。劳斯认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一种知识和权力形式，一方面，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所控制的，因而往往与压迫联系在一起。“科学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并成为统治阶级所掌握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科学也是挑战压迫以及意识形态的批判工具，并为建立更公正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资源”。在这种科学功能的两可发挥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看到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所怀有热忱，而是必须考虑到，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不能忽视对科学的政治(价值)方面的含义分析，一旦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将科学的理解与我们对自身社会存在的理解分割开来，因而科学实践自身代表着权力关系，许多科学领域似乎相对独立于直接的意识形态旨趣的看法，就不过是哈贝马斯式的幻觉。（注：参见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270页。）理由是，科学中的认知旨趣从政治和价值批判中独立出来的企图面临重重困难。
在这里，引出韦伯与马克思在历史上的关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它和我们讨论的政治科学的前景密切关联。众所周知，自从有了对韦伯的诠释，这种诠释便致力于澄清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这一情形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和韦伯的政治社会理论代表了政治社会学理论主流的不同样式。对于韦伯来讲，社会科学是人类对于人类生活的知识，是试图从此岸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生活。但是，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由其性质所定，既不能提出实践的规定，也不能对价值和意图做任何合理的评估。判断(终极)价值的正确性，是个信仰问题。（注：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人们看到，韦伯这些观点的论旨可以在历史唯物论的知识社会学是不是党派性的问题意识中来把握。如果此说不错的话，韦伯就会错失历史唯物论的当代性视野。从韦伯的观点出发，从可靠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能够得出“正确”的政治思考的观点，这本质上属于某种“教派的”社会科学。所以，韦伯在其理念与理性化知识的关联范围内为马克思指定一个“充当穿上学术甲胄的先知”的位置。韦伯认为，马克思从“历史规律”中演绎出来的价值判断，是没有经验理性依据的，问题仅在于，以“科学的名义”支撑个体的价值意义选择或政治论断，损害了经验理性的学术原则，越出了经验理性的界限。（注：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9页。）换句话说，没有客观的价值，只有主观的和互相冲突的价值判断。所有的政治思考，所有关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思考，都需要“绝对有效”同时又是特殊的规范，这些规范除了来自天启之外，不可能从那些由人类行为或社会变革的“规律”提供的那种知识中得出。
从韦伯那里引申出来的对马克思的上述评论的确包含着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在非常重要的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在韦伯的意义上，科学从本质上不适合证实某种政治信念。与此同时，只要人们认可了对于人类生活此岸性的理解的完全合法性，像韦伯那样忍受对现代此岸性的非宗教试验深感失望，那么韦伯所引出的难题就将自我取消。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同意韦伯的科学概念，他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概念是从新康德主义那里接过来的。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对他所达到的洞见和对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当然是可以逾越的：如果像他那样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演绎出来的和以西方唯理智论为前提的观念体系，而不是“废除现状的实际运动”，那么韦伯只是助长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我们认为，今天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危机实质并不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危机，而是作为“某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危机。或许，援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例证，可以更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依我们看来，人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态度中，借助于经济还原主义视角，马克思主义被变成实证论科学方法，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联系中对技术专家的作用作工具理性的理解，便是一例。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表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呈现着丰富的形式。在此麦金太尔的观点是不能不加理会的。（注：麦金太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不论它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多么彻底，它都致力于：在由那些制度构成的社会中，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人和物的先决条件正在积累。但是，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贫困使这么多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的样子，那么未来的资源从何而来？”“毫不奇怪，在这一点上”“我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在向权力靠拢的时候，他们总有成为韦伯主义者的倾向。”对于我们来讲，麦金太尔的观点是一种有力的责备，它表明在今天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政治传统都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况下，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据真的不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某种宏大政治理想，而是由于被迫陷入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悖的悲观主义。而且在成为悲观主义者的过程中他以某种方式发生转变成为韦伯主义者。参见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329页。又参见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来看，一方面，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刻画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内涵；另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理想精神，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政治理论和科学的政治实践。
作者简介：张文喜，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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