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对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浸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语言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现代西方文评家以方法论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学语言学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大流派中的广泛运用，使西方文学批评逐步摆脱了对文学创作的传统依附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完整及较具科学性的学科。语言学对文学批评的浸润导致了新文体学的产生。
关键词 本体论/新批评/语言学/文学语言/结构主义/新文体学
（一）
在20世纪以前西方流行的三大文学批评流派（道德学派、社会学派和阐释学派）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们与20世纪前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理论相互适应并被看成是传统文学批评。
本世纪初，随着文学创作急剧而深刻的发展变化，新的文学批评流派相继兴起。新批评派，心理分析学派，神话原型学派，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现代批评流派均自成一格，各具理论原则和方法，同时各派又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它们交替取代了传统批评的主导地位，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传统派的文评家研究与分析文学作品时侧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当代文评家们的眼中，传统批评只是文学创作的“附庸”和“派生于创作的二等艺术”（美国批评家Murray Krieger）。他们认为传统批评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而又有严密体系的学科。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把文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心，摆脱了对文学创作的依附性，使现代文学批评颇具专门性、单一性和精确性。传统文学批评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两个标准是：一、作品反映社会生活和作家思想感情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二、作品对读者心灵的影响及其艺术性。他们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并对作品的文学价值起主导作用。现代西方文评家们则认为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课题是方法论。他们从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汲取观点和方法，甚至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研究方法。例如新批评派以现代心理学和语义学侧重探讨作品本文形式的构成特点；结构主义则采用结构语言学模式着重分析作品本文形式的共性；心理分析学派根据现代心理学探索作家的深层意识与文学创作间的关系，分析人物性格行为的心理动机。诸多流派都摆脱了依附于文学创作的束缚。
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多种批评方法的形成都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日益完善，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及边缘学科的不断兴起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现代西方文评流派都是各自引进人文科学中某些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等），相互交叉影响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文学批评研究重点的转移及其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影响使得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完整并具有较为严密的科学体系的学科。
（二）
根据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对文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相应的研究方法，可以把这些流派归纳为两种模式体系：本体批评，即内在批评（intrinsic criticism）和总体批评，即外在批评（exerinsic criticism）。两种模式体系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研究倾向。
外在批评的基本观点是：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性质功能及价值取决于构成它的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与外部因素间的多种关系。
内在批评则认为：文学的性质功能及价值取决于其本身，而与外部因素无关。文学的研究对象应为文学本身。文学批评的任务即探讨作品本文的内在规律。
形象地说：外在批评是从作品向外做离心的运动，它关心作品的关系和意义。内在批评则是对作品作向心运动，它所关注的是作品的特性与含意。
内在批评的特点在于强调形式与技巧，崇拜本文。
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流派都属于本体批评，即内在批评体系。
“本体论”是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流派的核心理论。本体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于现实的，封闭的“自足体”。事实上，它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从客观上否定了文学的认识价值和教育功能。本体论强调形式技巧，特别关注文学形式的基本要素——文学语言。有学者把文学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语言结构”，并认为“文学就是语言的作品”。还有学者以语义学原理解释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不同性质与功能，称文学的语言为“虚假的陈述”，仅具美学价值和符号的音韵节奏意义；而科学的语言则是“真实的陈述”，具有“参证价值”。随着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发展，文学语言学成为探讨文学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及语言符号系统，比较和考察语言符号在不同的作品文体结构中的特点，探讨不同的文学体裁特征，寻求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相异的语法逻辑与其在本文中的组合规律。文学语言学被广泛地用于内在批评。
新批评派是由J.C.Ransom的专著《The New Criticism》而得名。（Ransom是美国30年代后至40年代初的一个新流派“美国南方派”的代表人物）。英国诗人和文评家T·S.Eliot和A.Richards是新批评的两位主要奠基者。
A.Richards所倡导的“语义分析学”是新批评派的两个基本理论基础之一。他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探讨作品中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及隐秘关系，对作品有形范围内的内容作文字分析。Richards认为诗歌这种体裁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他把语言分为“科学性”的和“情感性”的。科学性的语言是科学的真；而情感性的语言则是“虚假的陈述”，仅具激发人们情感和想象力的功能，是艺术的真。
T.S.Eliot从“有机形式主义”文学观出发，提出了诗歌的“非个人化”主张，该理论的核心是：把文学作品看成客观有机的独立自主象征物。
从语义学观点出发，文学语言是象征性的有机结构，有机形式主义与语义文学分析相互关连。新批评家因文学语言的象征性把文学作品看成是词语，比喻和象征等语言材料的组合；既是独立的有机象征体，又是独特的语言形式，因此他们认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就应是对作品语言材料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通过单纯的文字分析探索作品各部分间的作用与关系。新批评家们以语言特征为文学研究的基础，在他们眼中，作品的结构特征是通过语言特征表现的。他们把形式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Wellek与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巨著就提倡排除作品以外的种种因素，就作品论作品，只研究作品的语言，文体意象等形式因素。新批评派的理论基础可以看成是象征主义的美学原理与语义学的结合。
在研究分析作品的过程中，新批评派专注于作品语言水平上的“细胞级语言形象”。下列概念和术语被经常使用：含混（ambiguity）反讽（irony）、矛盾语（paradox）意象（image），隐喻（metaphor）象征（symbol）和神话（mgth）等。对比喻，尤其是隐喻的重视是新批评派语言研究的一大特点。Richards把比喻所涉及的两个事物分别命名为喻指和喻体；他认为比喻是“语境间的交易”（transaction between contexts），是“语言的无所不在的原则”。从语用学角度而言，隐喻的产生源于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些准则，偏离常规，人为地将两个迥然相异的语境联系起来。然而，由于喻体的特性往往为交际双方所共识，能在读者脑海中“触发”一定的常规性联想，最终才回复到合作原则上去。如“我头上的天空象一顶灼热的钢盔”（like a casgue of scorching steel）和“他是一条政治变色龙”（a political chameleon），为了使文学比喻生动有力就应尽量使两个极为相异的语境联系起来。如“他象狼似地嗥叫”和“大海象野兽般地咆哮着”。新批评派认为比喻比象征更为复杂，而大跨度相互连贯的比喻更具有超出象征的力量。以莎士比亚的名诗为例：
All the world's a stage,/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They have their exists and their entrances./And 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His acts being seven ages……
在这个杰出的比喻中莎翁将世界比成一个大舞台，（a stage），大家都在表演，都是演员（players），各有参与和消隐的途径（exits and entrances）并扮演着各自的角色（parts）。
至于意象（image），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解释和使用相当混乱。新批评的第一个语言分析家（Empson和Richards都对它非常反感而从不使用。他们认为它模糊了比喻的“语言事实”（verbal fact）他们强调image是由语言构成，用各种文字材料来表示一种可以分享它所指称的事物的性质或外形特征的符号。语言的象征包括寓言式与非寓言式象征及公共象征与私设象征。寓言式象征以固定的替代物与被象征物联系，往往构成固定形式，它带有“符号”原义的色彩痕迹。新批评派可以将它们“意释”出来而仍然保持语言的原有布局。象征因语境压力而形成，同时又指引全文的读解。如斯蒂文斯的名诗“坛的故事”中第一行：
1 placed a jar in tennessee
此诗行的前后配置突兀奇特：诸大的田纳西洲与一只小小的坛子对应；语境压力过大，因而提示读者：这“坛”是个象征。新批评家们认为：诗人开篇即将他的情绪转化为象征，使情绪很快成为一个其他事物，并不再吸引诗人的全部注意力了，而只是作为一个方向指示器（indicalor of derection），引导读者去解读作品。
新批评家们在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往往不一定受制于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论。虽然他们坚持细读法（close reading），对作品的结构和语义进行详尽的分析评论，可往往无法不考虑本文以外的其它因素。某些新批评文评家指出：不了解莎翁的生平虽无碍我们阅读《哈姆雷特》，但如不知晓当时复仇是与荣誉息息相关的，就无法理解这部作品；在分析哈代作品中的比喻时也不得不论及哈代的生活。虽然新批评派的实际批评细腻灵活，颇受赞赏，可在“纯批评”方法论上他们却陷于了自我的泥潭中。
作为一种现代形式主义文论流派，新批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与结构主义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新批评兴盛得势虽比结构主义略早，两者都是处于基本平行，相互独立发展的状态。新批评派对文学的形式和语言技巧作深入精细的探讨，分析作品的方法亦有可取之处；然而它的唯心主义文学观和形而上学的批评方法却是致命的缺憾。50年代后期，由于这种批评方法的局限性以及时代的变迁，在文学创作理论中出现的新趋势削弱了新批评的锐气。60年代时，新批评成强弩之末，难逃逐步消亡的命运。但是某些新批评的论点和方法确实在西方文评中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并继续为后人吸收。新批评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文学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新天地，使西方文学批评逐步摆脱对文学创作的依附，并推动了西方文评的发展，使之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
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主张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时应排除创作主体的意识作用，只研究构成作品的语言信息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规律，不依赖文学的其它外部因素。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与新批评有着共通之处。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是：把文学看成符号系统，把文学的文学性与系统性联系起来。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率先提出建立研究“符号在社会中的生命”的符号学学科，运用结构主义方法从事科研。他把语言看成声音与概念的组合构成物，是表达事物的符号。符号本身没有意义，但不同的符号组合关系即产生不同的意义。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在他看来，语言活动应分为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每个语种的符号系统叫语言；而我们讲的话则叫言语。Saussure所感兴趣的不是人们实际所说的，而是构成人们所说内容的结构。他研究language，而非parole。他视前者为客观的社会事实，后者则是随意的和无法被理论化的个人话语。语言符号的声音与它所表示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具任意性，即同一概念可被几十种不同语言的不同声音意象表达。但声音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一经确定便具有规范性。Saussure认为词的组合关系有两种：组合段关系和聚合体关系，前者指某个单词与可能与它结合的单词间的关系，后者则指句中某词被另一词替换后仍可被原结构组合段接受这些词所构成的聚合体关系。如“大雪”与“纷飞”可以构成组合段关系的“大雪纷飞”；若以“纷纷”来替换上面的“纷飞”构成“大雪纷纷”，可以得到同样的组合结构段，这三个词间也就具有了聚合体关系。
Saussure去世后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语言学大纲》对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语言学观点影响了俄国的形式主义者Jakobson，使他成为连接形式主义与现代结构主义的重要桥梁。西方文论家们把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建立了独具一格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使Saussure的语言学模式成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结构主义诗学有别于传统诗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一切文学作品。结构主义文评家们对散文和叙事文学尤有兴趣，因为它们的叙述结构比诗歌或其它文体更为复杂。结构主义诗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特别的语言——文学语言的属性。至今结构主义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叙事学。现代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始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G.L.Strauss的开创性的神话研究。他认为神话比诗歌更具普遍性，在神话中语言结构和句法构造是占主导地位的。在他眼中神话是一种用于处理和协调神与人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密码，也是一种表现原始人心智活动的密码；它们可以被分解为个别的单位（神话元素）；这些单位象语言的基本声音单位（音素）一样，只有以特定的方式组合以后才获得意义，这种组合规则可被视为一种语法，也就是说神话故事表层下的组合关系构成了神话的真正“意义”。法国的R.Barthes在实践结构主义叙事学方面有极大影响，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国批评家T.Todorov对《十日谈》的语法分析是一部推动结构主义叙事学向前发展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Todorov把《十日谈》故事中的每件事物都作为语言重新加以思考研究，好象语言才是它的真正主题；似乎这部作品在表面上描写外在现实时，同时密切关注着自己的结构过程。句法是结构主义者着重研究的课题。根据Todorov的分析《十日谈》中的人物被看成专有名词；他们的性格特征，状态与身份等是形容词；他们的行为表现则是动词；这样一来，《十日谈》的每篇故事都可看成是一种扩展了的语句，只不过这些语句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了各类词语单位。
多年来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应用结构主义理论时各有主见，难于归纳统一；然而在方法论方面他们却大体上趋于一致。结构主义文论家认为：文学作品是按语言规律组织起来的语言产物；批评的目的是探求主宰具体作品的抽象结构，进行本文分析。对于结构主义而言，批评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是关于另一种语言的语言。R.Barthes认为不可能有终极了的元语言，因为另一个批评家可以把你的批评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而这种反推循环过程就会无穷尽了。B-arthes倡导用符号学的方法从事文学批评，因为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不受任何意图束缚，完全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所以分析这些符号的组合“语言规则”，研究这些符号的所指（特定意义），理解文学语言的活动方式就应是文评家的任务。Barthes在二百页的《S／Z》中研究分析了巴尔扎克仅有三十页的中篇小说《撒拉辛》。他将小说分成五百多个语义单位（lexies），然后从本文的句法和语义方面用五种密码来诠释它们：情（或叙述的）密码；与故事情节发展之谜有关的“诠释密码”；考察作品运用社会知识材料的“文化密码”；处理人物、地点和事物内涵的“内涵密码”以及阐明建立本文情节与精神分析关系的“象征密码”。Barthes论证说，与其说本文是一个结构，不如说它是个开放的“结构”过程，而正是批评在进行这种结构工作。由此得出结论：《撒拉率》是一部“破碎的作品”，一部“极限作品”（Limit text）；支配这部作品的那些假定都处于隐秘的困境中：故事在叙述活动性阉割，资本主义财富的神秘来源及确定的性职能的深刻混淆这类问题上打转。最后的结论是：这部中篇小说的真正“内容”与Barthes的分析方法互相关联，即小说与文学表现性关系和经济交换中的危机有关，解读这故事时应使目光越出小说19世纪早期的历史阶段，注视Barthes自己的现代主义时期。
结构主义批评家强调语言和作品的自足结构。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个“独立自足的整体”（R.Barthes），是“某一抽象结构的体现”（T.Todorov）。在他们看来写作并不表达现成的知识，而只是探索语言的可能性，并扩大语言的独立性，所以，不是内容限定了形式，而往往是形式创造了内容。因为结构主义文评家们把形式看成具有或多或少意义的符号，他们对这些符号留给他们去充实意义的余地大感兴趣。他们关注于观察结构形成的过程。他们不以对个别作品本文做出解释为目的，而只是以接触个别作品本文作为研究文学语言活动方式和阅读过程本身的一种方法。他们提出了独特的解读文学作品本文的方法：对于本文存在的双层结构——体现现象外部联系的表层结构，表现现象内在联系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者着重认识和理解的是深层结构。结构主义与英美的新批评派同样力求“回到作品本文”上来。
结构主义发端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受符号学，语义学及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个以巴黎文坛R.Barthes为代表的文评流派在60年代发展迅猛声势浩大，它极大地影响着欧美国家；可是与新批评派一样具有较大局限性的和缺陷。结构主义者以静止的眼光对文学作横向共时性研究，逃避现实，否认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不重视具体作品的特殊性，忽视时代特点和作家的独创性，陷入语言学的框架束缚之中而难以自拔。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演化。在经历了仅仅十余年的鼎盛后，于7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终于日渐衰落。
（四）
欧洲大陆早在30年代初已开始普遍运用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文学艺术作品。在结构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们把一部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结构，一个符号系统，把语言分析作为文学分析的重要手段；因而，语言学知识的程度就成为确定和认识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因素。二次大战前后“新批评”文学理论盛行于英美。这种文论对作品本文分析的重视在客观上为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实践扫清了一些障碍，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文学文体在50年代时已成大势所趋。
文体学家试图运用不同的语言学理论进行文体分析，力图使分析方法更加精细完善，Whitehall甚至提出“任何文学批评都在语言学范围之内”的论断，他把语言学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作用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作用相提并论，为此而引起不少文论家的不满。关于语言学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尽管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论战，但依然存在着共识：文学分析应该借助语言学的文体方法，但脱离作品内容的纯语言描述却无助于对文学作品作全面研究。对作品的本文文体分析，既应包括语言分析，也应包括阐释活动。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革命与两者在兴趣上的转移和趋同导致了一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相互交叉的新学科的产生。
R.Fowler在1969年意大利“文学文体讨论”后发表论文《Style and S-tructure in Literature:essays in the new stylistics》，第一次提出了“新文体学”这个不很严格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新文体学是介于语言学和文学批评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在许多方面相当于狭义概念上的文学文体学（literary stylistics），几乎在Fowler提出新文体学概念的同时，由E.C.Traugott和M.L.Pratt主编的《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也面世了。作者在该书中指出“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学分析是当今文学研究中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领域之一”。作者还明确谈到语言学对文学研究的几种主要作用，其中包括：语言学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篇章的理解；有助于加深对文章结构的认识；弄清楚为什么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用这一种结构而不能用另一种结构；有助于认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体系规律。最重要的是：语言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分析作品的观点方法，使文学分析和文学批评更系统更有连贯性。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学虽然不包括文学批评，但任何文学批评却都与语言学密不可分。
本世纪80年代，R.Quirk主编出版了系列丛书《English language Series》，该丛书包括《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等八本著作。丛书的第一本问世后“在语言学与文学的关系上出现了一场革命”（R.Quirk）按Quirk的解释，新文体学的目的在于探讨语言形式与文学功能之间的关系；新文体学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的读者与语言观察者之间的对话。”所以，可以把新文体学看成是“同时从事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学家的工作”。我们可以以《Style in Fiction》一书中的一章有关分析方法那部分来证明这一论点。作者Leech和Short在这一章里列了一个分析项目表。第一项为词汇；包括词语的风格：作品所用词汇是简单或复杂词汇？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文体？是否有习语？若有习语，它们的语域又是什么？作品中是否用了专门用语？词语的语义领域又是什么？等等；还通过各种问题分别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提出考察内容。第二项是语法；主要包括句子类型，句子的长度与复合程度、句子结构以及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和其它短语等内容；同样也用问题提纲的形式列出分析内容。第三项关系到修辞格方面的问题，第四项侧重于作品的篇章与连贯性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文体学在文学批评中十分重视数量指数的统计和分析，通过列出表格，对有关数据作纵向和横向比较来考察作家和作品的文风。从这一特点看来，新文体学与传统文学批评的重定性分析，轻定量分析（甚至于无定量分析）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新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保证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新文体学的出现标志着文学批评与语言学的结合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种文学批评的新方法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各种新的尝试也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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