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文化政策 70年：话语形态及其演变脉络

李 山

摘要：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就人类社会而言，文化具有自身目的性和外在工具性；就文化本身而言，文化具有内在三重属性：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在国家存续的历史时期，文化政策隶属于国家公共政策的范畴，它需要在体现文化的三重性、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基础上，不断回应现实的政治治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历史诉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文化政策在特定历史境遇和具体实践进路中逐步形成了“政治话语”“经济/市场话语”“社会话语”的文本叙事和演变脉络。

关键词： 农村文化政策 文化产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农村文化政策演变的理论逻辑

就整体而言，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在此意义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也就是一个文化世界。^{李山：《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行动路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文化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之中，并服务于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既是目的，又是工具。就目的而言，文化是人类维系自身生存发展和追求社会良善生活的状态。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摆脱蒙昧状态，走出野蛮，进入文明，正是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持续累积及其不断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文化状态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呈现；文化先进性就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致力实现的欲求。同时，文化还是一种“工具”。文化因应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性发展，它必然具有满足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能和价值。特定自然环境下特定人群的社会生活实践必然逐步形成自身深深嵌入其中的特有文化模式，这种来源于生活实践而又表征着日常生活过程的文化形态，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中具有各异的工具性，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从而形成文化自身的属性。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运行使其具有政治性或统治性；在经济领域的运作使其具有经济性或产业性；在社会领域的运转使其具有社会性或服务性。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文化至少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

文化的“三重属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性展现，便形成了文化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具体而言，在政治领域，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凝结和社会核心价值的呈现，它可以支配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主导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论证既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建构国家的发展蓝图；在经济领域，文化也是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的生产资源，它可以再生产人力资源，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在社会领域，文化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规定和人的自由状态，它可以提升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摆脱对物质的过度依赖，提升公民的自由程度，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由此可见，由于文化是伴随人类社会产生而形成的，且同人类社会发展同始共终，文化在某种程度是人类社会文明先进程度的标准。就其目的而言，文化推进人类社会及其成员个体的发展，文化先进性也自然成为人类社会的价值欲求。就其工具而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成为国家理想叙事、社会秩序建构、利益关系整合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手段。就其目的和工具的关系而言，“目的”需要借助“工具”加以达成；“工具”需要依靠“目的”赋予价值。在人类社会实践进程中，随着文化的属性及其功能在经济社会领域持续拓展，人们对文化的认知也逐步由自发走向自觉，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文化的属性更多是经由国家文化政策的形式加以体现。文化政策是政府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回应政治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客观规律，规范和管理文化资源及其生产与分配的程序、规范与策略。文化政策就成为国家公共政策的构成部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阶段，文化政策的价值和内容指向等在体现文化本身三重性、目的性和工具性基础上，需要回应现实政治治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不同诉求。文化政策必然在此过程中形成“政治话语”“经济/市场话语”“社会话语”等文本叙事和演变轨迹。

就我国农村文化政策而言，农村文化政策隶属于国家文化政策的范畴，其与国家文化政策在逻辑上具有同构性和内容上存在交叠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政策的文本叙事也相继出现“政治话语”“经济/市场话语”“社会话语”的演进过程。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农村文化政策的文本主要呈现出“政治话语”的叙事，它无论是在宗旨、内容，还是在制定、执行等环节上，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文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提上议事议程，我国农村文化政策中的“经济/市场话语”逐渐凸显。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成为农村文化政策的新切入点与运行方式，农村文化产业也从无到有，繁荣壮大起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小康社会全面建设以及“以人为本”新发展理念的确立，满足农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保障农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成为我国农村文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于是，农村文化政策中的“社会话语”开始逐步崛起，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农村群众文化权益成为农村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在高杠杆区间内运行，尤其是地方债数量巨大2017年12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16.47万亿，国债余额约13.47万亿，总共政府债务余额大概是29.95万亿。这是显性的政府债务，还有很多隐性的政府债务，据估算，当前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应该在20-34.5万亿左右。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税收的支持，因此我国的制造业企业一直肩负着较重的税负压力。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减税减负成为当前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

二、政治话语：以服务政治为主的农村文化政策

农民是经济生产的承担者，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共经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初期，中共为彻底摧毁乡村社会旧秩序，巩固新生国家政权，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发动群众，继续完成“土地改革”任务，重建基层农村社会组织。1951年9月以后，开始积极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克服农村个体经济可能导致的社会分化问题。1953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对农业等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9月以后，在“共产风”和“浮夸风”泛滥的推进下，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形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狂潮。1977年8月，在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继续强调，“认真搞好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注] 华国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2007年8月28日，http://www.gov.cn/test/2007-08/28/content_729705.htm，2019年2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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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始终坚持农业是国家经济基础的方针，不断扩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中共十九大更是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2019年2月16日。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农村改革发展实践进程中，“三农”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农村面貌有了改观，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在现代化形成的新思想观念、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体解放和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资源流动等因素冲击下，农村日益空心化，农民日趋个体化，农业不断脆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社会出现封建主义陋习复苏、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导致农村公共性消解、社会公德弱化等社会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些农村社会问题，需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人民为中心，深入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农村文化建设就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但是，农村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按照市场逻辑发展各类文化产业，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普惠性的社会逻辑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要，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利，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和乡村社会全面进步。由此一来，更好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更加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更快提高乡村文明程度，就成为我国农村文化政策的主要取向。

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和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文化政策在党和国家对文化形成的新认知、新解读和新方针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状况，逐步形成文本叙事的新转向。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文化政策在延续意识形态灌输和社会风气净化的职能同时，也开始凸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保障经济建设任务的功能。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广大农村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并把这种教育经常化，不断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为建设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而努力”[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党在农村的政策越放宽，商品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农民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侵蚀的抵御能力，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和各项经济任务的完成”[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第54页。 。同时，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探索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文化建设道路；各种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可以“国家办，集团办，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自己办”[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第36页。 。2005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调控，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第127页。 。2012年5月，文化部印发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指出，统筹城乡文化产业发展，培育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和文化产业特色村；加强农村文化网点建设，扩大农村文化消费。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耕文化产业展示区，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文化产业特色村和文化产业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活跃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丰富农村文化业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文化政策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二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方针；三是服务阶级斗争的目标；四是政府垄断政策议程；五是运用单向度的权力机制；六是采用强制性的技术。这种农村文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失序、停滞和倒退，进而消弱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致使国家走濒临崩溃的临界点。由于政治性是文化内在三重属性之一，政治话语必然是文化政策叙事的形态之一，因此农村文化政策的政治话语始终将是农村文化政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会在某个历史阶段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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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开始，在展开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的同时，掀起全国范围内为期半年之久的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企图肃清文化领域的“封建糟粕”的残余。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实施，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文化工作的重点指向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动了对胡适等的多次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在1962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化政策持续向“左”转向，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指出，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要求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底，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注] 华国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2007年8月28日，http://www.gov.cn/test/2007-08/28/content_729705.htm，2019年2月16日。 。

在农村革命、改造与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农村文化政策是国家政权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列宁曾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中指出，“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注]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299页。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者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注]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5页。 。1949年7月，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重申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观点，从而解决了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确立了我国文化政策的“政治标准”。

三、经济/市场话语：以文化产业为重的农村文化政策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1982年1月，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合法性，随后在农村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此过程中人民公社制度随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与此同时逐步建立起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全面振兴农村经济。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2年10月，中共十六报告指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2017年11月，中共十九大又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农村经济繁荣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农业发展向着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迅速推进，农民收入得到史无前例的增长。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理性思维、经济逻辑和市场技术开始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取得了在国家治理中的合法性，成为国家文化政策的工具形式。在此过程中，文化的经济属性或产业性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文化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挖掘。同时，文化的经济性与市场逻辑、市场策略与市场工具快速地相互嵌入和彼此融合，并成为文化政策的新的话语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经济/市场话语的文化政策主要是以市场化的逻辑和形式来呈现的。农村文化政策也必然要回应这一境况和体现这一趋势。整体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文化政策主要体现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二是确立“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三是体现经济理性的思维；四是服务经济建设的目标；五是采用市场竞争的机制；六是运用市场工具的技术等。这种彰显文化的经济性的农村文化政策确实繁荣了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了农村文化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但是，这种由强调文化政治性摆向过度注重文化经济性的农村文化政策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来其所具有的负面性：农村文化建设带有较强逐利性、农村传统文化不断衰落、公益性文化供给不足、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等。这些弊端在不断显露的过程中，也不断被决策者所认识、所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的社会性的认知进入决策层的视野，并越来越获得高度重视。于是，我国农村文化政策的社会话语逐步形成，并成为当下同经济话语并行且互补的文化政策基调。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成为文化政策的重点。由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毫不动摇的工作中心，其他各项工作包括精神文明建设都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展开。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者不可分割，但就两者关系来看，更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的服务性和工具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振奋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热情，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中共十二大又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与“互为目的”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隶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中共十四大进一步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中共十五大从经济、政治的维度，重新认识文化，使文化成为同经济、政治并置的领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开始涵盖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注]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2008年7月11日，http://www.gov.cn/test/2008-07/11/content_1042080.htm，2019年2月16日。 。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上升为国家文化政策的主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现文化生产力大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中共十六大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注]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8年8月1日，http://www.gov.cn/test/2008-08/01/content_1061490.htm，2019年2月16日。 尤其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也生产力的论断，中共十七大重申，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24日，http://www.gov.cn/ldhd/2007-10/24/content_785431.htm，2019年2月16日。 2012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7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要求，完成“十三五”末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任务。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作出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论断。中共十九大强调，“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由此可见，中共对文化内在属性的认识，由过度关注文化的政治性转向积极探索文化的经济性；对文化建设方法的运用，由单一性行政权力转向多元性市场机制；对文化建设目的的理解，由服务阶级斗争转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发展抓手的选择，从单纯重视文化生产关系调整转向同时注重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国家文化政策逐步开始走向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轨道上来。

我国农村文化政策就是在以上时代背景下形成并服务当时的政治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长期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着包括经济生产在内的实践过程，国家总体性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政治意志与行政逻辑贯穿与弥散于整个社会机体。文化完全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婢女，成为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在实践进程中，农村文化政策性质和内容必须从属于、服务于和契合于国家意识形态斗争需要。

登录 GEO（http：//www.ncbi.nlm.nih.gov/geo）下载水稻芯片数据（GSE21651、GSE58603），两组数据都是选择研究盐胁迫下水稻叶片基因的表达。水稻品 种分 别 为CSR11、PL177、IR64、VSR156， 其 中IR64、VSR156 为盐敏感型水稻，CSR11、PL177 为盐耐受型水稻[8-9]。

四、社会话语：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基的农村文化政策

陆叔叔的工作室在B座。B座和A座的构造相似，也是两层。但是B座宽敞的大厅里并没有展品，而是随意堆放着一些杂物。陆叔叔的工作室在二层，与一层通过大楼里唯一的一部电梯连通。

在文化的经济性获得认可及文化政策的经济/市场话语崛起过程中，文化的社会性逐步得到认知，这种认知在反思文化政策的过程中进一步上升为一种理论自觉。在文化政策实践中，文化政策的市场逻辑将一切价值简化为交换价值，运用市场技术分析一切文化现象，运用竞争机制实现文化收益最大化；将文化视为一种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经济，鼓励文化消费主义。在文化政策过度市场化的境域中，“经济的入侵又过于严重，导致很多不顾文化逻辑的产品出现，严重危害了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注] 徐辰：《读<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3年第2期。 。人文精神不断失落于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之中，公民美德逐渐淹没于个体崛起后的社群崩解进程之内。平庸文化日益成为主流，先进文化由于利润性的不足而日益萎缩；同时由于文化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众多收入不高的群体在高昂的文化产品定价面前望而却步。这种“文化资本主义”发展，既会造成文化意义的混乱，又会带来文化资源分配的扭曲，从而无法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难以增进与保护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公益性公共文化缺失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浸淫在商品化文化氛围中，享受私密性的文化消费，远离公共性的社会身份。这又必然导致“公共人”衰落，公共领域萎缩，公共性消解，社会内聚力离散，进而造成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的缺失及其孕育土壤的贫瘠。由此可见，在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着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党和国家在制定文化政策时需要满足意识形态建构与经济建设需求的同时，还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于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为新时期我国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利，就成为我国文化政策的基本导向。2005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以政府为主导，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1年10月，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未来五年内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注]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17日，http://www.gov.cn/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htm，2019年2月16日。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在新的形势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2016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由文化政策上升到国家基本法律。2017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在未来“十三五”期间，努力实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任务。中共十九大指出，在新时代，逐步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要求，“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文明乡村。由此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从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中凸现出来，成为发展国家文化事业的新路径，成为彰显和保障文化社会性的新形态。

目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面临新问题、新任务和新征程。在应对农村改革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和衔接国家宏观文化政策变革的新取向过程中，农村文化政策开始重视和加强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积极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一来，在推进农村经营性文化产业繁荣的同时，农村文化政策开始关注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广大农民的文化权利，让农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大农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实施力度，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第111页。 。2005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意见》指出，“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村文化事业投入，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1982-2014)》，第150页。 ，加快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步伐。2012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不断加强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文化室和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2017年2月，在《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提出，“采取盘活存量、调整置换、集中利用等方式，着力推进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广大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全面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政府的服务职能不断增强。当下的社会领域已经成为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以外的“第三领域”。社会领域是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的支撑和依托。离开了健康的社会领域，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就必然会成为空中楼阁。可以说，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通过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而言，农村社会建设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工程。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进程中，农村文化政策在遵循文化的经济性逻辑，使其服务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挖掘文化的社会性逻辑，使其服务农村社会建设。由此一来，农村文化政策开始坚持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原则，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的文化生活需要，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利，实现农民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就整体而言，中共十六大以来，农村文化政策的社会话语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在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同时，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二是树立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三是体现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保障的思维；四是服务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五是采用互助合作的机制；六是运用社会服务的技术等。这种农村文化政策是在经济/市场话语的文化政策形成中而逐步发展成熟，并在与其彼此补充和相互促进中成长起来。当下在我国农村文化政策发展谱系中，形成了文化政策社会话语的文本叙事。

此外，引水调控工程还会影响到与湖泊水化学要素密切相关的湖泊生态系统的健康指数[40，84]，使湖泊生态系统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40]。Zhai[40]等通过基于生态能质理论的指标评估了引江济太工程长期的引水活动对太湖不同湖区生态健康和稳定性的影响，指出“引江济太”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5月份和8月份对太湖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效果比11月份和2月份好，而第二阶段(2005—2007年)，在东太湖湖湾和东部浅水区域则出现了相反的状况。对于长期运行的引水调控工程，高浓度污染物的输入和积累对湖泊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值得关注，尤其是对湖泊营养状态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文化政策的文本叙事的重心相继历经“政治话语”“经济/市场话语”“社会话语”。但是，并不是说这三种话语形态是彼此孤立和各自封闭的，而是指我国农村文化政策在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政策指向、政策价值以及政策内容等侧重点的差异。这三种形态的政策话语在相继产生后，便彼此耦联、相互补充和各自扩展，形成一种互促性协同发展态势。概而言之，无论从纵向历史发展脉络，还是横向具体内容，我国农村文化政策大致经历了既具有相对的阶段性，又具有绝对的关联性的话语形态，最终整合成当下我国农村文化政策的整体性话语体系。

On Cultural Policy in Rural China over 70Years :Discourse Form and Evolutionary Progression

LI Shan

Abstract ： Culture is a sum of the modes of human social life. As far as human society is concerned, culture has its own purposes and external instrumentality; as far as culture itself is concerned, culture has three inherent attributes: political attribute, economic attribute and social attribute.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state′s sustainability, cultural policy is categorized as national public policy, which needs to constantly respond to the historical demands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the tripartite, purposeful and instrumental nature of culture.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ultural policy in rural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the textual narrative and evolutionary progress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economic/market discourse” and “social discourse”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concrete practice.

Key Words ：cultural policy in rural areas; cultural industrie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公共性建构视域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路径研究”(18YJA840007)。

作者简介： 李山，淮阴工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淮安 223003)

责任编辑：王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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