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法国的黑格尔研究——纪念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出版200年及依波利特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现象学论文,法国论文,诞辰论文,波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传播，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虽然为期过晚，但时间上的迟缓却为法国思想家们带来了更为充分的思考机会。他们能比其他国家的黑格尔主义者获得更多的历史机遇，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并跳出新黑格尔主义的模式，重新估计黑格尔思想，从中总结出一系列新观念。福柯曾经为此深刻地指出：黑格尔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家的最重要启示，就是显示了哲学本身的自我批判精神的威力，表明哲学本身究竟可以在多大范围和多深程度上不断实现自我改造和自我逾越。福柯认为，对于他们这一代出生并受教育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哲学家来说，黑格尔的重要意义不是他的绝对理性主义，而是他所启示的反理性主义可能性及其对哲学本身所做的永恒批判的创造活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为当代法国哲学家提供了光辉的哲学革命的榜样。[1]
1970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其院士终身教授职务的就职演说时说：“我们的整个时代，不管是通过逻辑学还是通过认识论，也不管是通过马克思或者尼采，都试图超越黑格尔……但是，超越黑格尔，就意味着要正确地估计脱离他所要付出的一切代价。这就是说，要充分估计黑格尔是在多远的范围内接近我们，而我们又能在多大的范围内思考着反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对黑格尔的反对，可能也不过只是促使我们自己期待创新、并静静地思考的一种策略而已。或者，如果我们感谢依波利特给我们带来了比一个黑格尔更多的思想家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我们中间展现了一条促使我们自己永不疲劳地奔跑思索的大道；而且通过我们面前的这条路，我们慢慢地同黑格尔分开并保持距离，但我们又同时感受到自己再次被带回到黑格尔那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罢了。而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得不从那里重新离开黑格尔。”[2]
也许是出于同一个思路，梅洛·彭迪也说：“黑格尔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哲学上的一切伟大成果的根源，例如马克思主义、尼采、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成果，都是这样。黑格尔开创了对于非理性主义的探索尝试，并将非理性纳入更广泛的理性范畴之中，从而使对于这种更广泛的理性的探讨，变成为本世纪的重要任务……”[3]
一、黑格尔在法国的特殊历史命运
法国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当然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即18世纪末期；但总的来讲，法国人对黑格尔的兴趣，从一开始就不如对康德那样强烈。在法国人看来，如果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开端者的话，那么，康德则是现代哲学的真正肇始者；至于黑格尔，尽管他完成了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但充其量也只是把西方古典哲学提升到它的顶峰，而对期待和渴望突破古典哲学模式的现代哲学家来说，黑格尔仅仅在总结古典哲学的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所以，毫不奇怪，在黑格尔去世以后，除了保守的老黑格尔分子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当初追随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在内，都以严厉的态度批判黑格尔，并将这一批判当成与古典哲学决裂的最好机会。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从18世纪末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特点就在于：哲学探讨的重点不再是传统哲学的老问题，诸如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人？真理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怎样才能认识知识等等。现在哲学思考的重点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我们自己究竟是谁？’康德首先在他的文本中概述了这个问题。”[4] 因此，福柯认为，正是康德，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把它归结为：“今天的我们，究竟是谁？”[5]
对康德哲学，法国哲学家从康德在世的时候起就给予充分的注意，以致从18世纪末开始，特别是从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以后，法国人就纷纷地研究了康德的理论，并因此而迅速地产生了法国的康德学派。这种状况并不限于法国。同时代的英国，甚至在黑格尔的祖国德意志，也都从19世纪开始，就试图突破黑格尔体系和古典模式的约束，以各种方式探索现代哲学思考的新方向。英国分析哲学的开创者罗素，曾经以极大的激情痛批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强调现代哲学应该重视科学技术的实证精神，开创对科学真理语言结构的分析道路。[5]
总之，到了当代，法国哲学家们即使是联想到或思考黑格尔，他们基本上也是为了超出黑格尔并进行创造。关于这一点，又是福柯，在总结当代法国哲学同黑格尔的关系时说：“从黑格尔和谢林开始，人们才试图在基督教之外重新发现希腊的思想，而这种努力后来又在尼采那里再次表现出来。所以，像尼采那样，我们今天又重新思考希腊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为了发现在希腊思想中所存在的道德价值，似乎以为这些因素是我们进行思考所必需的。与此相反，这是为了使欧洲的思想能够在希腊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发动，并由此获得彻底的解放。”[4] 福柯上述所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之所以研究黑格尔、但又设法远离他的基本理由，即“能够在希腊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发动，并由此获得彻底的解放”。接着，福柯还强调：“海德格尔对我来说始终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我开始的时候，是阅读黑格尔，然后马克思，接着我读海德格尔……然后我读尼采……我从海德格尔那里所记下的注释，比我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记下的注解，对我来说还要重要得多。”[4]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总结法国黑格尔研究的特征时，专门研究和讲授黑格尔哲学的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曾说：“对于早就泛滥于整个欧洲的黑格尔主义，我们法国是接受得较晚的。而我们是透过黑格尔青年时代的不太出名的著作《精神现象学》，透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认识黑格尔。在这以前，法国虽然早已经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哲学家，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法国哲学圈。事情是现在才有的。从此以后，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活动。”[6]
依波利特的这一段话和福柯的上述分析，不仅指出了法国研究黑格尔的特点，也揭示了当代法国哲学研究黑格尔及马克思思想的特殊性。因此，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是深入把握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黑格尔在当代法国的思想影响是在同其他思想家的复杂互动中，尤其是在法国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弗洛伊德主义及尼采主义之后，才全面发生作用的。
二、历史与现实的交错视野
翻开法国近代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法国人对黑格尔的了解，是透过各种历史事件和其他重要哲学家的中介而实现的；只有当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相互关联的德国哲学理论同黑格尔哲学发生碰撞而发出感人肺腑的思想交响乐曲时，法国人才注意到黑格尔思想的威力。
法国人对黑格尔哲学理论的漠视态度不是偶然的。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相当长时间里，法国人一直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邻居德国的哲学成果。当德国古典哲学取得辉煌成果的时候，法国人正忙于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活动；而拿破仑对当时欧洲各国的远征，与其说是推动法国人研究德国哲学，不如说是促进法国启蒙哲学在德国的传播。当时，真正了解并试图引进德国古典哲学思想成果的，不是法国的哲学家们，而是流亡于法国的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女作家斯泰尔夫人（Germaine de Staёl,1766—1817）。她在著名的《论德意志》中，以极大的热情赞美德国人的哲学精神，并期望法国人不要忽略德国哲学的重要性。歌德曾经为此豪迈地说：“如果德国的精神对于法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外来影响的话，那么，斯泰尔夫人的《论德意志》就具有史无前例的威力，足以横扫因阿尔卑斯山高峰和古罗马偏见所造成的横放在法德两国之间的障碍。”斯泰尔夫人是在1813年拿破仑在莫斯科战败后的第二年，在伦敦发表她的光辉著作的。拿破仑的失败促使法国人冷静地沉思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清醒的思想家，仔细地阅读和理解斯泰尔夫人的这部著作，并把它同1807年发表于柏林的费希特的《致德意志民族的信》联系在一起，反思他们的德国邻居所表现的特殊民族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斯泰尔夫人的这部著作，是法国哲学消化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漫长历程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7]
在斯泰尔夫人之后，在19世纪担任过教育部部长和巴黎大学校长的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1792—1867）以及后来的康德哲学研究者勒诺维耶（Charles Renouvier,1815—1903）、拉舍里耶（Jules Lachelier,1832—1918）、埃瓦德·赫龄（Eward Hering,1834—1918）、哈梅林（Olivier Hamelin,1856—1907）等人，才相继表现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热情。在斯泰尔夫人的启发下，库赞意识到对于法国青年一代进行形而上学思辨训练的必要性，他力促法国教育的改革，建议在大学范围内建立哲学形而上学教育制度。为了亲身体会德国哲学的思辨创造精神，库赞于1817年访问了海德堡，聆听了黑格尔的哲学讲演。但是，长期对于德国文化传统的偏见以及法国哲学传统的顽强对抗，使库赞未能真正把握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精神实质。
在库赞之后，拉维松·莫连（Félix Ravaisson-Mollien,1813—1900）和勒诺维耶前往德国，先后研究谢林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并成为在法国推广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家。但这群人对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诠释，只能在法国哲学界投下思辨形而上学的微弱阴影，对于在法国复兴形而上学传统以及传播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黑格尔的著作一直没有被翻译成法文，只是在1860年，正当黑格尔哲学本身在德国被当成“一条死狗”而受到空前未有的冷遇的时候，一位叫做奥古斯都·维拉（Auguste Véra）的意大利人，把黑格尔的著作，首先是《哲学百科全书》，部分地翻译成法文。
拉维松·莫连在1861年发表了《法国十九世纪哲学》，强调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对于重建法国哲学的重要性。而勒诺维耶则极力推广新康德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浓厚康德伦理学色彩的人格主义（Personnalisme éthique），使康德哲学比黑格尔的思想更早地同法国传统相结合。
与此同时，发扬法国意识哲学传统的哲学家曼·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76——1824）、若弗鲁瓦（Thomas Jouffroy,1796—1842）等人，则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成功地把黑格尔等人的德国观念论的某些成果吸收进来，创建了法国式的思辨观念论。
上述两股力量尽管没有在当时的法国哲学界掀起学习和复兴德国古典哲学的浪潮，但毕竟为19世纪末以后德国哲学扩大在法国哲学的影响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正因为这样，在19世纪，还有泰纳（Taine）、列南（Renan）、瓦舍罗（Vacherot）、蒲鲁东（Proudhon）、巴舍（Victor Basch）以及埃米尔·梅耶森（Emile Meyerson）等人相继不同程度地研究了黑格尔。1907年，在刚刚成立的法国哲学会上，勒内·贝尔德洛（Rene Berthelot）为一方与德尔波（Delbos）和布尔德鲁（Boutroux）为另一方，就黑格尔问题展开争论，标志着法国的黑格尔研究终于形成了一定的气氛。勒内·贝尔德洛在他的论文《黑格尔论必然性、目的性及自由》中，分析了黑格尔观念论的辩证法性质及其限制。[8]
当然，作为绝对精神的鼓吹者，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本来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性质。长期以来，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哲学的神秘性，一直也作为一个消极的因素，阻碍了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传播。关于这一点，作为20世纪初一位富有声誉的法国哲学家，布伦斯威格（Léon Brunschvicg,1869—1944）就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批评。他认为，黑格尔的神秘的思辨哲学根本不适合一个科学的时代。在20年代，一方面，早就占据特定思想地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德国观念论本来就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法国大学里传统知识分子则因“厌恶辩证法”而宁愿停留在康德面前。用萨特的话来说：“1925年，当我25岁的时候，在大学中……对辩证法的厌恶，使我们连黑格尔也不认识。”[9]
除此而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柏格森，也是一位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哲学专家、前法国哲学会会长贾克·董特（Jacques D' Hondt,1920—）在一篇关于法国五十年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总结性文章中指出，在1959年出版的最完整的《柏格森全集》中，只在一处引用了黑格尔，而且还采取了一种贬抑的态度。[10]
与柏格森同时代的让·瓦尔（Jean Wahl,1888—1974），多多少少研究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的论述完全是断章取义，以致黑格尔的思想被描述成‘关于痛苦的意识’（le mahleur de la conscience）。[11]
由此看来，当法国哲学家从纯粹哲学理论的角度看待黑格尔的时候，他们或者以藐视的态度忽略黑格尔哲学的理论价值，或者基于有利于论证其自身理论观点合法性的立场，借用黑格尔哲学的某些片段，对黑格尔进行非客观的论述，从而不利于黑格尔哲学在法国的传播。这一重要特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只有当法国人发现了胡塞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之后才进入了高潮。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期间，而推动黑格尔研究高潮的两位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科杰夫和依波利特。
1931年，为了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法国哲学界两大学术刊物《形上学与道德杂志》（Revue la de métaphysique et de la morale）和《哲学杂志》（Revue philosophique），分别发表了黑格尔专号，标志着法国哲学界开始重视黑格尔。与此同时，由当时富有影响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所支持的文学杂志《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Le surréalisme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在超现实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布列东的推动下，也对黑格尔思想表现出了空前的狂热。
从30年代起，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靠像超现实主义那样多少带有激进色彩的非哲学流派的推动，法国人开始对黑格尔产生兴趣[12]；另一方面，靠一批来自俄国的流亡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引介，黑格尔的思想才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在法国思想界，也就是说，首先在哲学之外更为一般的思想文化领域中传播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之所以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不是直接受惠于黑格尔体系本身的力量，而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以及上述两股力量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智慧和策略。
众所周知，布列东（André Breton）、纪德（Andre Gide）、阿波里奈（Guillaume Apolinaire）、阿拉贡（Louis Aragon）、维特拉克（Roger Vitrac）、查拉（Tristan Tzara）及艾吕亚德（Paul Eluard）等超现实主义者，都是从哲学以外的文学艺术视野及其思想创新欲望，深入研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思想家的理论；他们借用黑格尔等人的思想方法，试图首先解决他们进行文学艺术创造同社会现实腐败的矛盾。布列东在《诗歌的贫困》中引用黑格尔说：“黑格尔曾说，散文以其特殊概念形式潜入人类理智的所有对象中，并到处留下它的印记。因此，诗歌必须重新消化这一切，并印出它的创造性的印章……诗歌必须从通常的思想习俗中拔根而出……这就是艺术所需要的自由。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一点也没有观念论的气息，一点也不需要修正。”[13] 布列东的激进更使他宣称：“最高点，当然毫无疑问是黑格尔，而不是别的……在哪里黑格尔辩证法不发生影响，哪里就对我而言不存在思想，就没有真理的希望。”[14]
但是，归根到底，超现实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引发了对黑格尔等人进行研究的兴致，开创了将思想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先例，但并未对真正的哲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真正从哲学理论高度对黑格尔进行研究而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从20年代至30年代陆续移民到法国的一群俄国流亡思想家。他们的开路人就是柯以列（Alexandre Koyré,1902—1964）。持续震撼法国思想界整整半个多世纪的《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的作者科杰夫（Alexandre Kojève,1901—1968）坦率地指出：正是柯以列，不但直接地引导他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集中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且也从思想上给予了他深刻的启示。[15]
柯以列于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后，先是在德国格丁根大学随胡塞尔、莱纳赫（Adolf Re inach,1883—1917）、谢勒与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研究哲学，然后于1912年起移民法国巴黎，研究柏格森、布伦斯维格等人的哲学，并从1922年起任教于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授黑格尔哲学，成为法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自然科学史家。
实际上，柯以列所讲授的主要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他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主讲题目是《黑格尔宗教哲学导引》（Introduction à 1a philosophie religieuse de Hegel）。柯以列在发表于1931年的《法国黑格尔研究状况》（L' état des études hégéliennes en France）一书中，深刻地总结了法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成果[16]，成为当代法国黑格尔研究的真正起点。在柯以列看来，黑格尔的哲学并没有提供一个关于“绝对”的传统概念，相反，黑格尔的“绝对”无非是对于肯定的否定。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并非单纯对于外在的世界和时间的超验，而是直接参与“最一般的生成”（participe essentiellement au devenir en général），特别是参与历史的生成。柯以列强调指出：“黑格尔的‘绝对’是妥协（compromis），或者，如果以历史和神学的综合概念来表达，乃是一种永恒的运动和持续不断的终结。”[17] 如果说在黑格尔思想中存在某种含糊性，那么，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有必要通过“对于存在的关切”来寻求出路。总之，在柯以列看来，黑格尔思想的核心是将“绝对”人性化（l' humanisation del' Absolu），而“绝对”的人性化的关键是时间。[17]
柯以列进一步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时间并非虚幻的，因为它参与了绝对的肯定性运动。但是必须清晰地区分时间性的两种不同形式：一方面是事物的时间，这种时间是完成了的，而且它几乎是否定的和固定了的，或者是空间化的；另一方面是人的时间，它采取历史发展的形式而实现，它以未来优先而非过去优先的方式展现开来。[17]
正是在柯以列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科杰夫（Alexandre Kojève,1901—1968）和依波利特先后创造性地将黑格尔研究扩展开来，开创了当代法国黑格尔研究的崭新局面。
三、寻求思想创新的精神动力
20世纪30年代，不论是从历史本身，还是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对于法国来说，都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统治着法国哲学界的主要是传统的笛卡尔哲学、柏格森主义、实证主义及其各种变种。雷蒙·阿隆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赴德留学后写给其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巴黎高师多年来所受到的哲学教育已经过时。胡塞尔、海德格尔、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激起我的创新欲望。我们只有抛弃已经僵化的原有哲学，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界和文化环境中开辟我们的未来。”[18] 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使法国思想家们转向被人们称为“3H”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黑格尔以及被称为“3M”（即法语“三位怀疑大师”3 Ma
tres de soup
on的缩写）的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试图创造性地运用现象学和辩证法的方法，以大胆怀疑的精神，跳出和超越长期以来统治法国思想界的传统思维模式，向危机重重的社会和文化挑战。
恰好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科杰夫被柯以列推荐成为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黑格尔哲学讲师。科杰夫在开讲的第一天说：“作为柯以列先生论黑格尔宗教哲学讲座的延续，我的课程将集中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9] 科杰夫同时也强调，必须首先超越黑格尔的宗教观念，但《精神现象学》本身所提供的方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必须从整体方面来重新解释《精神现象学》。
科杰夫认为，关键就在于必须将《精神现象学》当成一种哲学人类学，把人当成在时空结构的世界中活动的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存在（être historique en vivant dans le monde spatio-temporel）。[20] 科杰夫主讲的黑格尔哲学讲座的第一讲，意味深长地以“自身与他者”（原文le même et l' autre，也可以翻译成“同一个与另一个”）为主题开始。这个主题很深刻地指明了此后半个世纪法国哲学的发展趋势：既维持和继承传统，又敢于创新；既有同一性，又有相异性；既有连续性，又有断裂性。从那以后，科杰夫所开设的黑格尔讲座，迅速地成为当时法国最活跃的思想家们聚集的地方。
科杰夫指出，世界的未来和当代的意义以及过往历史的意涵，归根究底，都很可能仰赖于现代人对于黑格尔著作的诠释。[20] 科杰夫的天才就在于，他不是以传统的黑格尔主义思想去诠释黑格尔。他所强调的，与其说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不如说是他的智慧。黑格尔的智慧使他看到了世界的一切，其中包括已经消失的和未来将要出现的，包括那些看不见的、隐藏的、可能的、突然的和潜在的。在科杰夫看来，黑格尔所强调的世界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只是坚持相同的和实存的事物，同时也意味着包含于其中的一切不同的和异样的因素。他不仅强调事物自身的同一性，而且也强调与之对立的他者和他物，这些他者和他物，都不是与自身绝对对立或势不两立，而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经过某些中介因素发生相互转化：好的可以转化成恶的；正面的也会转化成反面的；反之亦然。在黑格尔的思想创造中，只存在冒险的精神和创新的尝试。在科杰夫看来，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所教导我们的，是不断地以矛盾的态度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在所有肯定的方面，总是存在着否定的可能性；在同一的地方，也总是存在着差异（différence）和不同。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和固定僵化的，而是革命和创造的思想。
正是在科杰夫的启发下，科洛索夫斯基和巴岱等作家，尝试将黑格尔与尼采相结合（Bataille,G.1955b; Klossowski,1969:32），开创了法国新尼采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到科杰夫黑格尔讲座听课的，还有拉康、雷蒙·格诺、阿隆、埃利克·维尔、罗杰·格依鲁瓦、梅洛·彭迪、费萨特神父、布列东以及列维·施特劳斯等。所有这些听课者，在后半个世纪都成为法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佼佼者。每当他们谈及自己的成果时，都以感恩和自豪的心情，强调科杰夫的黑格尔讲座对他们的决定性影响。
四、在各种意识形态激战中加深黑格尔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30年间，法国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进入新阶段。战后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在法国思想界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对黑格尔的研究，并在某种程度上把黑格尔同马克思连在一起，使得对黑格尔的研究成为他们进行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督教思想界以及其他各种传统哲学思想，也根据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加强了对黑格尔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黑格尔研究，一方面被纳入意识形态争论的总体背景中；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继续成为一般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依波利特在40年代初被任命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和法兰西学院院士，接着出版由他首次翻译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法文本[21]，并发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生成与结构》（Genèse et structur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l' esprit de Hegel,1947）、《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 'histoire de Hegel,1948）、《逻辑学与存在：论黑格尔的逻辑》（Logique et existence.Essai sur 1a logique de Hegel,1952）、《论黑格尔与马克思》（Etudes sur Marx et Hegel,1955）及《哲学思想的伟人》（Figures de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écrits de Jean Hyppolite,2 Vols.1971）等著作，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深入探讨黑格尔。依波利特成功地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同时代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成为新一代青年思想家的导师，并将黑格尔的精神贯彻到现实的哲学改造工程中。[22] 依波利特还在1947年聘请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教授，使黑格尔研究进一步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起来。不过，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观点，很快就使他远离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意识哲学。但不管怎样，依波利特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法国思想界的巨星，其中包括福柯、德里达和布尔迪厄等。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法国黑格尔研究的中心基地，在它的周围还要加上原籍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德道（Tran Duc Thao）、法共理论家加洛蒂（Roger Garaudy）[23]、左派思想家沙德烈（Francois Chatelet）[24]、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25]、布朗蒂·邦汝（Guy Planty-Bonjour）和梅希耶·若莎（Solange Mercier-Josa）等。他们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既显示黑格尔思想在法国的凯旋式传播，又标志着它同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灵活结合。
萨特于1960年发表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可以看作是黑格尔思想、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萨特指出，正是黑格尔辩证法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传播，才开拓了一个以新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不可逾越的视野’（l' horizon indépassable）。
同时，还有一群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家以及传统的哲学史家，尼尔（Henri Niel）、埃里克·维尔（Eric Weil）、保尔·阿斯维德（Paul Asveld）、安杰尔·马利耶蒂（Angele Marietti）、弗朗兹·格列瓜尔（Franz Gregoire）、贝尔纳特·德依谢德（Bernard Teyssede）、贝波扎克（Andrien Peperzak）、巴拜欧奴（Kostas Papaioannou）、萨莫雷（Paul Chamley）、雷尼耶（Marcel Regnier）、布列尔（Calude Bruaire）、弗莱斯曼（Eugene Fleischmann）、隆德（Henri Rondet）、万古德（Raymond Vancourt）、达敏尼奥（Jacques Taminiaux）、拉巴里耶尔（Pierre-Jean Labarrière）、高基耶（Yvon Gauthier）、波依（Conrad Boey）、列奥纳德（Andre Leonard）、萨贝尔（Albert Chapelle）、勒布伦（Gérard Lebrun）、扬格列维兹（Vladimir Jankelevitch）、格尔格日（Bernard Quelquejeu）、吉巴尔（Yvon Guibal）、雅尼格（Dominique Janicaud）、卢歇（Bernard Rousset）、马舍雷（Pierre Macherey）、亚尔基克（Gwendoline Jarezyk）、勒格罗（Robert Legros）、朗格内斯（Beatrice Longuenesse）、杰拉德（Gilbert Gérard）、舒兹达克（Denis Souche-Dagues）、斯坦格根内格（Andre Stanguennec）、列格里万（A.Lécrivain）、李特尔（Jean Ritter）、舍尔（Seel）等，都独立地进行了对黑格尔的宏观式和微观式理论研究。
在谈到法国战后黑格尔研究的特征时，科杰夫说：“我们可以说，在现阶段，一切对黑格尔的诠释都不是纯话语，它不过是斗争和工作的手段，而其中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例子。这也就是说，诠释黑格尔的著作具有政治宣传的意义。”[27] 接着，科杰夫又说：“世界的未来、现在的意义以及过去的意义，归根结底，完全有可能都决定于人们现在对黑格尔著作的解释。”[28] 所以，科杰夫更明确地说：“我对黑格尔的诠释，无非是旨在敲醒精神的一部宣传作品（une 
uvre de propaganda destinée à frapper les esprits）。”[28] 显然，在这一阶段，研究黑格尔的著作不但层出不穷，而且逐渐多样化，出版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作品。
依波利特的学生贾克·董特在1966年完成了他的著名博士论文《黑格尔：活生生的历史哲学家》。贾克·董特还在保尔·利科的指导下，发表了《神秘的黑格尔：对黑格尔思想的隐蔽理论根源的探索》。贾克·董特是继科杰夫和依波利特之后的新一代黑格尔专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他始终把黑格尔研究当成他的学术生涯的灵魂。董特指出：黑格尔这个古典德国哲学的总结者，只有到了当代法国从朦胧中苏醒过来之后，才成为真正造就伟大哲学家的神奇人物，其魅力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成为青年一代的思想“偶像”，使黑格尔研究也成为一个潮流。[29]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阿吉耶大学建立了“黑格尔及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心”，而前往报名和“朝圣”的年轻人中，还包括一些富豪子弟。
五、在新世纪的文化重建中复兴黑格尔研究
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之后，从20世纪末至今，法国的黑格尔研究展现了新的视野和前景。在20世纪下半叶，遭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意识哲学和主客二元对立思想模式的多次理论讨伐之后，黑格尔哲学并没有从哲学舞台消失；黑格尔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主客体间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相互渗透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仍然成为哲学探讨的重要课题。与新世纪文化重建紧密相关的宗教、文化多样性、自身同一性、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公民社会等，成为法国黑格尔研究的新热点。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发表200周年之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新法文译本，由法国哲学会现任会长布尔乔亚执笔完成出版。与此同时，2005年至2007年法国国家哲学会考的重点题目，仍然是与黑格尔有关。走进法国各大书店，在哲学栏中所摆放的新书，有相当多的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诠释。
2007年，法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组织纪念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发表200周年的研讨会。由此可见，像黑格尔这样重要的哲学家及其深刻思想，不但势必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理论考验，而且它也一定在各种历史考验中一再地突破其原有的体系范围，经历与新思想的交锋之后，不断焕发自身的理论生命力。对于有生命力的哲学来说，重要的不是过去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在的创新。传统的黑格尔研究总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哲学归结为“绝对观念论”，殊不知黑格尔自己一再地强调：“哲学是理性的探究，为此它恰恰是对当代和现实的把握，而不是建构只有上帝才知道该在哪里存在的彼岸世界。”[30] 这位哲学大师还明确地警示我们说：“这个‘现在’始终顽强地持续着。”[30] 哲学思考必须永远由此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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