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无产阶级论文,政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和帮助欧洲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创立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主要集中体现为9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以及19世纪后半期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蓬勃发展。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从具有布朗基主义色彩的欧洲流亡者的地下会社——正义者同盟发展演变而来，它在1848年革命前是一个宣传团体，在革命被镇压以后，才作为一个干部组织出现，一直到 1852年解散，它成功地培养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具有先进无产阶级意识的工人队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理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为它撰写了基本原则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帮助这个组织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宣言》特别强调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在组织方面。马克思曾经说过：“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②当初正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是：领导机关不由民主选举产生，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③马克思恩格斯在帮助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从盟章中删除了所有以前密谋活动和宗派活动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其中也删去了接收盟员的所有复杂的、半神秘主义的仪式。”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盟员必须“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恩格斯说：“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基层组织是支部，即各支部联合为区部，几个区部联合为总区部，同盟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执行权属于中央委员会。盟章严格实行选举制和可替换的原则。同盟的民主的组织结构，堵塞了实行需要专制集中的密谋活动的任何企图。”④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列宁认为，这个时期与1848至1871年的风暴与革命时期的区别就在于，“它带有和平的性质，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为未来的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⑤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内，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如雨后春笋，相继诞生。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诞生于1863年。⑥此后出现了一系列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包括葡萄牙社会党 （1875年）、丹麦社会民主同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6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878年）、法国工人党、比利时社会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年）、匈牙利全国工人党（1880年）、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884年）、挪威工人党（1887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8年）、瑞士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1889年）等。
这些党的共同特征就是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这个社会主义主要体现为这些党的基本原则纲领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社会主义是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按劳分配阶段，商品货币也已经完全消失，社会分配方式是“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⑧在这里实行的是消费资料的实物分配。
这些政党的民主主义特点则表现为：在多数国家，它们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首先要完成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当时除了英国、法国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外，多数欧洲国家还处在一种封建或半封建的专制制度之下。如马克思称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为这些党制定了首先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⑩他还说：“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1)可以明确地说，在恩格斯的心目中，民主共和国就是一种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恩格斯在《纲领草案批判》中强调，这种民主共和国就意味着“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2)以上恩格斯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论述有两层含义，第一，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获取政权的捷径，第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可能会采取议会民主制度，出现一种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多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相互竞争的局面。后来在斯大林时代，恩格斯的这个观点被当作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旧原理”彻底抛弃了。收入《斯大林选集》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说：“恩格斯在1891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也毋庸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则。”《教程》认为，后来，在十月革命的进程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么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13)
当时多数欧洲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无力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副重担同时挑在肩上，所以这些政党大多自称社会民主党。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法国的工人政党不使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在这些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帮助这些党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党的纲领建设，他们说：“如果建立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党，那么这就不成其为党了。”(14)“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5)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一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马克思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撰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在他们的批评指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终于制定了令恩格斯满意的理论原则纲领。法国工人党的《1880年哈佛尔纲领》是马克思口授的，1881年10月25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中叙述了纲领制定过程，他说：“盖德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导言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向盖德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这真是具有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真是我自己也感到惊奇。”(16)
在指导思想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导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进行了反对极左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认为：“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7)
这个时期极“左”方面干扰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第二国际前期的无政府主义是从第一国际后期的巴枯宁主义延续而来，恩格斯批判巴枯宁主义说：“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对原则的背叛。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轻信……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18)第二国际时期工人运动内部的无政府主义集中反对工人政党从事议会竞选、议会斗争，主张推翻国家的暴力活动，如果不能发动群众革命，就应采取“匕首和毒药”的恐怖主义暗杀活动。目前西方国家中，沉醉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极“左”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渊源就在于此。
19世纪后期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政治斗争就是参加竞选，进行议会斗争。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不仅不应该放弃，而且需要全力进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议会斗争。他说：“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19)
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主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恩格斯把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提到了各国党的面前。特别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批评英美两国社会主义者的错误时，详细论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国具体实践、同群众紧密结合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他批评侨居美国作为社会党骨干的“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21)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导致行动上的宗派主义。英美的一些社会党人借口工人落后，工会头目反动，拒绝在工会中开展工作；借口工人不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而拒绝支持工人的经济斗争；他们鄙视、拒绝选举活动，这样就使自己脱离工人群众而陷于孤立。但是，他们常常用“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旗号来掩盖自己的宗派主义错误。恩格斯尖锐指出：“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它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用处。”(22)“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23)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们说：“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24)恩格斯曾经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25)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并且亲自参加了各国党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他们帮助德国党清除拉萨尔主义的影响，批判“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纲领，批评抵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少数派”的错误主张。他们协助法国社会主义者同“可能派”划清界限。他们对英国费边社和工联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多次进行了深入批判。
在指导帮助这些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组织建设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集中关注党内民主建设。这个时期的工人政党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一个国家同时有几个工人政党相互竞争。在德国，是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爱森纳赫派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的竞争，在法国，有法国工人党、革命社会主义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亦称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在英国，有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同盟以及英国独立工党，在比利时有比利时工人党和比利时工人同盟，在荷兰有荷兰工人联盟和社会民主联盟，在丹麦，有工人民主协会和社会民主联盟。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26)
所谓“党内有派”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派别存在，允许党内不同派别的意见争论。恩格斯明确地说道：“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27)倍倍尔也承认在党内容忍反对派的必要性，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有那么几个扯后腿的小人物存在，本来也是件大好事，他们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不要摔跤。假如没有这种反对派，我们也必须制造出一个来。下届党代会上如果有人骂他们，我就为他们唱赞歌。”(28)
在工人政党的党内民主建设方面，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他们把民主制和集中制作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恩格斯强调党在正常的合法状态下应坚持民主制，拒绝集中制。他在批判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时说：“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灌输，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29)当然，恩格斯并不绝对反对集中制，他认为，如果党处于非法状态，采取集中制是必要的，他甚至认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实行的“独裁”都是非常必需的。但是，一旦党取得合法地位，这种集中制就必变得“不适宜”了。
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的报告中，针对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个人崇拜、盲目服从、宗派主义等现象，强调要用全党集体领导来代替个人独裁。他说：“因为信仰权威、盲目服从、个人崇拜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所以我们准备用5个人来代替1个人领导。”为了发扬党内民主，防止个别人滥用手中权力，党章规定设立监察委员会。在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又通过决议，设立负责仲裁的18人组成的党委员会，最终形成党内三权分立的状况。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几个章程都强调，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每个党员必须服从代表大会决议和党纲的基本原则。如果违背这些决议和基本原则，要受到党纪处分。
恩格斯鼓励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一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制度，他写信给倍倍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应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既是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否则，你们就会为那些喜欢叫喊的人提供极好的口实。而且，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30)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每名党员都可以参加代表大会，都具有发言权和提案权，但是，非正式代表的党员没有表决权。
马克思恩格斯还要求给予党的理论刊物以辩论的自由，批评领导机关的自由，对于理论辩论和批评意见不能压制。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31)1891年4月，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不愉快的事，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一次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到这一点。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古怪的印象，这里，在党内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责任，已是常见的事。同时，请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32)1891年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公开发表了批评党领导机关的文章，有人提出应对《新时代》杂志采取相应组织措施。恩格斯批评说：“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33)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③《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④米·伊·米哈伊洛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3、34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306、307页。
⑥目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或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教材沿袭苏联东德教材的传统说法，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时间定在1869年，但目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自称成立于1863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尊重这个党自己的意见。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300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15页。
⑩(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62、412页。
(1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616、617页。
(14)《恩格斯与伯恩斯坦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15)《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16)《恩格斯与伯恩斯坦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9页。
(17)(18)(19)(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607、608、516、742、743、67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23)(25)(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681、412、619、687、68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28)(29)《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2、583、584页。
(30)(31)(32)《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92年9月26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6、697、48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页。
标签：恩格斯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