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残缺与文化断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身体社会学是社会理论发展的新的分支之一。它“根本性地讨论人体的社会性，讨论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1]。布莱恩·特纳认为：“身体、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2] 尼采说过：“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3]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身体”做过这样的解释：“它就是权力意志。”[4] 法国哲学家福柯更是将身体看作话语权力的效应：社会，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它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地规划、涉及和表现[5]。他在《事物的秩序》中说：“身体是被知识生产的，身体是体现这种知识形式的、实践的某种效应。”[6] 布尔迪厄也说过：身体是个体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所有的身体形象都带有人格，“身体是权力的记号”[7]。以上这些关于身体的社会理论都为我们从小说文本中人物身体的残缺中剥离出其非同寻常的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理论保证。据此我们认为：小说文本中人物身体的残缺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生存环境的险恶，象征着其人格或精神上的某种缺陷，更重要的，它潜隐着强势文化权力对弱势文化侵蚀和肢解，彰显着后工业社会中权力对社会机构、体制和秩序以及与之相冲突的个体的再造和侵犯。
在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1931-)迄今为止发表的八部小说中，断裂无疑成了其中的关键词。从语言的偏离到线性叙述的被打断，从物体的迸裂到人物身体的残缺、精神的崩溃，从家庭的零散到社区内、外的分裂，从南方城市到北方农村，从梦魇般的过去到寂寥无奈的现在，从非洲传统文化到美国的现代文明等等，都无不呈现出断裂的态势。本文将以身体社会学为理论框架，聚焦莫里森小说人物身体的残缺，尝试分析作者在“上帝死了”，“作者死了”，“主体死了”的后现代语境中，是如何在美国现代社会黑、白文化断裂的大背景下思考身体残缺的社会、文化意义并揭示出其“深度、宽度和高度”的。
莫里森的首部小说《最蓝的眼睛》(1970)中，小主人公佩克拉的母亲波利就是一位身体上有残缺的女性。“一只脚被生了锈的铁钉刺穿后落下了残疾”[8]，两颗门牙提前脱落。波利随丈夫来到北方城市后，发现“一切都变了”，开始“不习惯这么多白人”(93)。渐渐地，她开始受北方强大的白人文化侵染，对自我的身份怀疑起来。开始在服装、发式和化妆品上大花功夫以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同。她无心照顾自己的家和孩子，却把全部的爱投注于白人雇主家里。她溺爱白人家的孩子，让她亲密地叫她波利，却让自己的女儿称呼她布里德拉夫人。当女儿佩克拉不小心打翻了雇主家里的酱锅时，她对女儿大打出手，却关切地抱起白人小女孩问她是否被烫伤。更可怕的是，在女儿被父亲强奸后需要得到安慰时，她却把女儿拒之门外，使女儿在渴望一双最蓝的眼睛的祈祷中走向精神崩溃。当波利用已被白人文化异化了的审美观看不到女儿的可爱时，她的情感变得贫乏，责任、道德及亲情可悲地缺席，她的精神被污染了。脚的伤残是波利“渴望把自己双重的自我合并成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自我”[9] 尝试的惨败。所以，她无法在北方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不能与白人文化同行，又因与南部黑人传统文化的断裂，无法与黑人文化同步。困夹于黑、白文化的断裂处，她只好把白人雇主的厨房视作驱赶孤独、逃离烦恼的避难所。人与人之间本该有的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就此置换成人与物的交流。而波利提前脱落的牙齿看似起因于“上面棕色的斑点”(92)，但首先源起于“容许它们(这些斑点)生成的条件和环境”(93)：美国当代社会碎裂的经济、社会条件使黑人得不到基本的健康保障。更重要的，它还潜隐着黑人在强势文化的拘笼中言说能力的受阻和声音的受限。福柯的一段话为我们正确地认识身体残缺的社会、文化涵义提供了根据：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作用“渐渐地通过精妙渠道传散开来，接近人体本身、她们的肉体、姿态和所有日常行为。”[10] 塞尔万( Servan) 也不无道理地分析过：“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11] 也即，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人的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进而通过思想来征服肉体。既然身体成了个人的决定性的基础，那么，标志着波利“决定性基础的身体”的残缺则标识出她与白人文化认同的交换条件和所付出的代价。莫里森在此通过对波利身体残缺的渲染，揭示了在大众传媒强化下白人文化对黑人价值观的肢解，从而展现了她对于黑人自我价值、民族本性丧失的焦虑。
如果说身体残缺的波利是盲目摹仿白人文化的话，《秀拉》(1973)中身体同样残缺的伊娃的过激行为则是在潜意识中被强势文化熏染的结果。秀拉的外婆伊娃结婚五年后被丈夫遗弃，迫于生计，她把三个孩子托付给邻居，失踪了十八个月后，她拖着一条腿和传言中一万美元[12] 回到家里。然而她的伤残不仅没让她失去生活和创造的能力，反而使她坚信“我的本质主要取决于我的身体，这个身体同其他社会表现者的身体不同”[13]。她没有因自己的残疾与社区其他成员隔绝，而把自己置于喧闹的家庭活动中心，指领着她的孩子、朋友甚至来寄宿的客人的生活，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她不愿穿适合残疾人的鞋袜，喜欢穿着带有长长的鞋带的鞋反衬着她那左边臀下的空缺。有意味的是，莫里森没有对伊娃的伤残给出直接或确切的说解，有意无意间给她提供了言说自己、言说过去的机会。尽管伊娃的解释有点奇特，但绝不荒谬：“有一天她的腿自己站起来径直走开了，她没能拴住。”(30)这里分明隐含着她被丈夫遗弃的事实。伊娃勇于重构自己的过去，实质上伴随着她对未来可能生活之路的预想。不言而喻，对于个人生活连续性的发掘和维持来说，过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伊娃用自己的声音能动地建构了自己的过去。然而后来的她却过分地依靠自己的独立和任性，以牺牲别人来尽显自己的意志，重复着白人文化对黑人“蚕食”的路径。她收养了三个弃儿，却给他们起同样的名字，抹杀他们的个性差异，沿袭白人独白型的思维而淹没了他们不同的声音，结果使他们“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用一个头脑思考，保持着一种令人恼火的不受侵扰的自由”(39)。她含着眼泪放火烧死了自己战后归来无所事事的儿子，以厚重的母爱为代价，无限地追求着终极性的“爱与自由”。她所表现出暴烈的母性气质显然不仅仅是“出于深沉的母爱”[14]，实际上她已经逾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过于奢侈地享受了做母亲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似乎从蓄奴制中“习得”了对于财产(黑人奴隶)的绝对垄断，沿袭了蓄奴制时的自我定义，从而表现了她对白人文化潜在的认同和共谋。后来伊娃没能够从大火中救助出女儿，又被外孙女秀拉送离自己的家，都无不昭示了她想“变成代价的一部分”的努力的惨败。黑人在黑、白文化断裂中求独立和权力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相对于外婆伊娃，秀拉身体的残缺似乎微不足道。为救助好友内儿免受白人男孩欺凌，秀拉用小刀削去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尖。海德格尔说过：“手是人的关键性特征，是塑造环境的一个功能，环境则是‘手工’的效果。”[15] 米德也认为：“声音和手在社会性的人成长过程中密不可分。”[16] 秀拉的断指一方面彰显了她穷其一生寻找自我、发掘自我、实现自我、甚至歌唱自我的抗争个性，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她对言说、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创造自我”的愿望可能会遇到的阻滞和困难。因不屑于女性相夫教子、泯灭个性的传统生活模式，秀拉外出十年去追梦。莫里森没有交代这十年间秀拉的经历，只是零零散散地点出了她曾经去过大城市求学的信息。秀拉后来也没有像外婆伊娃那样主动言说自己的过去。“伴随着知更鸟的瘟死，她回到了黑人社区”(89)，继续固执地寻求无限的自由，寻找只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莫里森的叙述跨过了十年，直接开始叙说秀拉所要面对的客观事实：人们的鄙视、敌对和流言蜚语，好朋友内儿的疏远和诘问，被男友遗弃的痛苦和空虚。她的断指最终没能为自己建构理想的“环境”，也没能“创造”出理想中的自我。游离于群体之外、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秀拉，最终因与民族的沃土的断裂，又无法在强势文化中保持自我的完整，带着“会被爱”的自信，离开了这一充满断裂的世界，再次印证了她小时候就已经明白的道理：“既非男人也非白人，自由和胜利是她们的禁区。”(52)
德勒兹说过：“身体和力是一体的，它不是力的表现形式、场所、媒介或战场，是力和力的冲突，是竞技的力的关系本身。”[17] 秀拉寻找自我的失败诠释了她在力与力(黑与白)的冲突中的劣势地位。她的断指不仅象征着她把自己和黑人群体割裂开来的事实，同时也喻含着她没能为白人文化所接纳的结果。就像马路上裂缝中的一粒芝麻，秀拉要想逃出困境，仅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别人对断裂处的拍打和救助。相对而言，《所罗门之歌》(1977)中的黑人男青年奶人就源于姑妈彼拉多的启发，成功地掩藏了自己的残缺，在与祖先认同后，找回了自信、责任和爱心。
当奶人“光着脚站直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半英寸”，但他却“从来不直着站，要么懒散地靠着，要么耸着胯站着”[18]。残短的腿尽管没影响他的舞姿，但却时时撩拨着他的内心(62)。生活在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奶人深得家人的宠爱，逐渐长大的他却无法在思想上、精神上“站直”。父亲是一位刻薄、自私、狭隘，靠剥削其他黑人致富的房地产商，只相信“占有东西。让你占有的东西再去占有其他的东西……占有自己，占有别人”(55)来实现自我价值。母亲时常玩味自己父亲生前的遗物和对父亲的怀恋，以抚平自己的无聊与孤独。两个年过四十的姐姐仍未婚嫁，靠糊纸花打发时光，驱赶寂寞。从家人那里没能吸取精神的食粮，奶人在姑妈彼拉多的引发下，去南方开始了象征意义上的寻根问祖。跨越了北方与南方、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状的断裂，奶人认识了个人与民族存在的价值，找到了文化上的自信，学会了爱自己的种族，懂得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不仅能够“直立行走”(91)，而且学会了像祖先一样飞翔。残短的腿，既没有阻滞他的语言叙事：他学会了歌唱祖先的歌；也没有阻碍他的“行为叙事”：他克服了心中的恐惧与猎人共同狩猎、历经重重困难破译出自己真正的姓氏和祖先。至此，读者似乎应该为奶人的成长感到欣慰，然而莫里森却魔幻性地建构了奶人的结局：“张开双臂迎向(意欲枪杀他的好友)吉他。”[19] (341)奶人的飞升让我们想起了苏格拉底眼中的身体与灵魂的对立。苏格拉底能面对死亡而毫不畏惧，是因为他坚信正是身体的死亡，求真的坦途才得以顺利铺开，灵魂才能独自存在。不管奶人是刻意追求灵魂的放逐还是无奈的选择，精神上的独立仍没使他弥合身体上的残缺。不管他和吉他谁会倒在对方致命的臂膀之下，强势文化权力网所导致的黑人内部的断裂仍是作者的焦虑和担心。
彼拉多是奶人的姑妈。她是在母亲死后从母体内“摸索着爬出来的”女婴。12岁时，父亲被白人所杀，她和哥哥麦肯相依为命，后因一袋金子和他决裂。带着自己没有父亲的女儿利芭及同样没有父亲的外孙女哈加尔四处漂泊。最后在麦肯生活的城市住下来，靠酿私酒为生，过着一种并不富裕但却很快乐的日子。彼拉多身体的残缺——没有肚脐这一表面上与祖上断裂的印记，却让读者领悟到了她身上被激活的、与黑人民族遗产求认同的精神，她因此而成为“莫里森小说中首位以自己的才能求得与黑人民族传统弥合的人物。”[20] 彼拉多一家人的姓氏戴德( Dead) 来源于一名醉酒的自由民局工作人员的疏忽，把她祖父已死的状况填错了地方，而她父亲又不识字的结果。彼拉多身体的残缺又进一步强化了与祖上传承的断裂和失语的历史。然而她并没有像白人想像的那样“沉默”或“死亡”，而是面对痛苦和别人的疏远，选择了“从零开始”，“弄懂她为什么要活，什么对她是有价值的问题？我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悲伤？区别何在？活下去我需要知道些什么？这世上什么是真在？”(149)思考的结果是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她钟爱的那本地理书、背负着被兄弟杀死的一位白人的尸骨、两卷丝线，以及从她每走过的地方拣起的石头(333)。尚·鲍德里亚说过：“人从物质中更加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所在。”[21] 因此，彼拉多并非一个收集废物的“恋物狂”。地理书可以指领她明白自己的位置——历史上、现实中和自我眼里的位置；块块石头记录了她最直接、最个人、最切身的生活，铭刻着它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卷卷丝线潜隐着她与外部世界断裂得以弥合的工具和可能性；而那袋尸骨则可以时时提醒她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莫里森在此实际上以彼拉多的“行为叙事”控诉白人欠下“六百万或更多”的黑人的命债，并提醒其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相反。彼拉多没有像哥哥一样认同白人的价值观念；视金钱为自由，而是默默地用记忆之链把过去的“我”和当下的“我”连接起来，组建成完整、稳固的自我。她以自己的行为弥合了与历史、传统的断裂，成为一个“无需离地，她即可飞翔”(340)的人。然而，她最终却倒在了黑人吉他的枪下。尽管吉他一直把自己以暴抗暴的行为定义为“爱”，但这种狭隘的“爱”使他“同流于他一心想逃避的主流社会权力体系，进而像麦肯一样，例证了一种倒逆的思维方式”[22]，为了金钱一直追杀自己的朋友奶人，最后错杀了彼拉多。今道信友说过：“受到他人不愉快的攻击，或对自身有嫌恶感时，我们会踢飞脚下的石子，甚至将爬行的小虫踏得稀烂而去。”[23] 彼拉多之死同样暴露了黑人文化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但这种断裂的存在是其生存环境所致。如果没有种族政治的猖獗，以暴抗暴的过激行为就不会存在。彼拉多的身体残缺表现了隐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中的权力对身体精心而巧妙的改造和进犯。
莫里森小说中另一位身体残缺的人物是小说《爵士乐》(1992)中只有一只胳膊的混血儿——格雷( Grey) 。格雷是小说中与男主人公乔对应的人物，由女主人公维奥里特的外婆一手带大。作为乔的陪衬人物，莫里森把乔的三次寻母与格雷在雨中寻找黑人父亲相对应。混血儿本应成为联结黑、白文化断裂的最好例证，但格雷的断臂却标示出要想弥合两种文化需要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莫里森借叙述者之口告诉读者，他需要勇气“做出选择”[24]。要么做个黑人，享受父爱，以弥补心理的“不平衡”和痛苦；要么继续伪装成白人，在迷失自我的危险中寻找，或在寻找自我中迷失。叙述者同时还希望读者“不去恨他还不够，要喜欢他”(161)，为他祝福，替他圆梦。从断臂人格雷的身上，读者看到了作者的文化立场：黑、白文化的断裂需要弥合，而弥合则要需付出代价。
“世界将总是从身体的角度获得它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性意义，它是身体动态弃取的产物。”[25] 玛丽·道格拉斯视身体原则为一个象征系统。她认为：“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身体中的疾病(残缺)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稳定性的身体也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隐喻。”[26] 莫里森在其小说中塑造了如此多身体残缺的人物，并非简单地揭示蓄奴制或种族歧视带给美国黑人身体、精神上的磨难，而是通过这些身体的断裂现象，揭示出种族政治所带来的个体人格在自我实现时遭遇的挫折和压迫，个体与整个不合理的社会机构、体制和秩序不可缓和的冲突及黑、白文化难以愈合的断裂。这样，在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文本中，身体被卷入了政治领域，“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27]。面对白人文化对黑人文化的肢解，莫里森聚焦于刻写了历史印记的黑人身体，以寻求自由、完整(包括个体和集体的完整)为主题，站在政治、哲学高度质疑美国社会的文化秩序，质疑摧毁和塑造身体的历史，从而揭示了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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