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人李珣词风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人论文,文化论文,李珣词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李珣在“花间词人”中卓然名家。本文选取文化阐释的角度，认为李珣作为在华之波斯人，深受汉文化和其波斯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无论在人生经历、生活方式还是文化心理、文学创作上，都无法磨灭这种双重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李珣词中，便是在题材取向、风格特色方面均有异于当时词坛之总体趣尚。李珣词大致可划分为志风土词、渔隐词和艳情词三类，前两者风格明显不同于花间词总体风格，艳情词亦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花间词总体风格的疏离，这些都是可以找到双重文化因素影响的痕迹的，本文即由此展开。
关键词 李珣词 波斯 文化阐释
对于“花间词”，历代多以香艳绮靡论之。从总体创作风格上看，这个论断自无可非议，但若一概而论，则未免失之偏颇。“花间词人”李珣便以其清疏明丽的词风向人们昭示“花间”中依然有一股清新之气在流荡。
关于花间词人李珣，前人论之者并不多见。或泛泛而谈其清新的词风；或极力称道其《南乡子》词17首，而对其余的优秀词作重视不够；或仅仅停留于对李珣生平、国籍及其行踪等问题的考证。这些成果诚然对我们把握李珣其人其词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但真正试图对李珣词的风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一番阐释的，似乎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本文不辞浅陋，试图从文化阐释学的角度，对此作一番初步探讨。
一
关于李珣的生平资料，正史和野史笔记涉及较少，可见者仅五代后蜀人何光远《鉴诫录》、宋初黄休复《茅亭客话》，以及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等数种。《鉴诫录》卷四“斥乱常”条载：“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1]黄休复《茅亭客话》“李四郎”条云：“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卒。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2]何光远为后蜀人，黄休复为宋初人，均距李珣生活的时代很近，故所称当不必怀疑。《十国春秋》卷四十四有其传，云：“李珣，字德润，梓州人。昭仪李舜弦之兄也。”[3]可见李珣是出生于蜀中的波斯人后裔，且至少有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至于李珣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李珣出生不早于广明元年（880年）或中和元年（881年）僖宗奔蜀这一年[4]。《花间集》结集之时（940年）李珣或尚在人世。又有人认为李珣生卒年约为公元855年至公元930年前后[5]。这里我们不必过分计较李珣生卒年的确切时间，倒是他波斯人后裔的身份及其所生活的中国文化环境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对李珣词风格进行文化阐释的重要依据。
首先，从现有资料来看，李珣深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是中华文化哺育其成长起来并进而成为我国唐五代时期的知名文人的，即方豪先生所言之“深沐华化者”[6]。
《鉴诫录》云：“……（珣）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7]《茅亭客话》云：“（玹）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8]《十国春秋》亦云：“珣以小辞为后主所赏，尝制《浣溪沙》词，有‘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词家互相传诵。”[9]而后蜀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则录其词达37首之多，足见其词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近人王国维辑本《琼瑶集》录存其词共54首，而据历代词话资料记载，其词当远不止此数。仅宋人词话中提及的词作、断句不见于今之辑本者已有《倒排甘州》、《何满子》、《凤台》、《后庭花曲》、《西河长命女》等数阕及断句等[10]。而其诗其文，据时人之论，亦颇有名气，惜乎散佚殆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然仅就上面的引证，已足以证明，李珣虽为波斯后裔，但他出生在中国，已深受中华文化之影响，完全具备了一个中国文人工诗文、擅辞赋的艺术才能，并且取得了堪与中土文人比肩的文学成就。
其次，李珣也秉承了他本民族的波斯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李珣毕竟出生于一个波斯人家庭，既然其先祖为波斯人，则李珣身上的波斯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就断难全部消失。这一方面表现在，李氏兄弟及妹妹李舜弦均保留有波斯民族文化痕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当时人们对待李珣的态度及李珣自身的遭遇上。
先看第一个方面。《茅亭客话》云：“……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11]这里说得很清楚，李珣的兄弟李玹，是以卖香药为其主要职业。这一点恰好与当时波斯人在华的主要职业卖香药珍宝相吻合。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曾详载西域（包括波斯）人来华之盛况：“唐代商胡大率麇聚于广州。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12]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亦称“唐代在华之外人……（据）载籍所记，则可知其中多数为波斯大食国人”。[13]由此可推知当时在华胡商以波斯人为主，他们以经营珠宝、香药为主要产业。则李玹之“鬻香药”乃波斯居华者所经常操持的产业。《十国春秋》卷三十八载：“昭仪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辞藻，后主立为昭仪。”[14]此外，《图绘宝鉴》所载郭崇韬伐蜀时所虏之李夫人，实即王衍昭仪李舜弦。[15]以上两则材料告诉我们，李珣之妹李舜弦曾被蜀主王衍纳为昭仪，后又为郭氏所虏，纳为妾。李舜弦之所以被蜀主纳入后宫，与当时各国君主之好尚有关。陈垣先生在其《回回教人中国史略》中曾推断，“五代时国主喜纳波斯女”[16]则李珣之妹被王衍招入宫中并立为昭仪，乃是因为她具有异族女子所特有的风姿。既然李玹、李舜弦均保留有波斯文化痕迹，与他们在同一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珣，受到波斯文化传统的影响便可想而知了。再者，冯汉镛先生在其论文《〈海药本草〉作者李珣考》中，考证李珣即为《海药本草》的作者[17]，则李珣自己也深谙药理，这既与他生长于一个以卖香药为业的家庭有关，又说明他极有可能亲自操持过这个在华波斯人所经常操持的产业，陈垣先生甚至直接指明：“然则珣并知医，与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之兼擅医术同，亦为回回风俗也。”[18]以上这些材料表明，李珣秉承了一定的波斯文化传统。
再看第二个方面，从李珣同时代人对他的态度及他自身的遭遇，亦可反观李珣身上的异族文化痕迹。
何光远《鉴诫录》“斥乱常”条主要讲的即是李珣因为其波斯人身份而受到潮讽的事：“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也，与李生常为友善，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19]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一书中，亦曾引用此段文字，并推断“可见其受当时华人之排斥”[20]。这或许不错，但李珣之受嘲，并不仅仅是一个受排斥的问题，因为毕竟尹鹗与李珣“常为友善”，而“鹗性滑稽”，因而有此嘲讽之作。尹鹗的这种嘲讽，绝不是完全出于民族歧视的无端嘲讽，而是有相当根据的，这在于李珣自身有明显的波斯人的民族特征以及波斯文化的痕迹，细绎尹鹗诗义，实际上对李珣的嘲讽至少有两个层面，即生理上的和文化上的，我们可以认为，李珣在这两个层面上皆不脱“胡气”，即既有“胡臭”，文章也写得勉强，不地道，或许尹鹗的嘲讽不无夸张成份，但上述基本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又，从李珣在前蜀王衍朝所受之待遇，迹可见出其中端倪。李珣一方面“以小辞为后主所赏”，一方面其妹李舜弦以异族女子身份而贵为昭仪，尽管身为“胡女”，毕竟是很受宠幸的，且舜弦多才多艺，诗词书画样样精通[21]，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应该会发生影响。按理说，有此二层关系，李珣要入朝做官，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但是，李珣的确终身未仕，仅以秀才相称，虽“屡预宾贡”（即仅为地方官所举荐和礼待）而不曾获一官半职。我们认为原因很可能在于他是“波斯之种”，既不为王衍所乐于接受，亦难为朝臣所容，即便王衍有心提拔，那些冠冕堂皇的朝廷大臣又怎么肯与“胡臭熏来也不香”的“波斯之种”同列呢？是故李珣以布衣终身。以此二点反观，则李珣的确秉承了一定的波斯文化及其民族特性，并因之而受嘲，因之而影响仕宦。
前面我们着重论述了李珣作为波斯人的身份，受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的深刻影响。他一方面深受中华文化之熏陶，成为“深沐华化者”中较为杰出的一个，另一方面又秉承其民族特性，受到其异族波斯文化传统的一定的影响，带有无法磨灭的波斯文化痕迹，这种双重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便形成了李珣特殊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并进而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到他的词作风格的形成。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李珣词的总体风格内容特色，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二
李珣存词，据《花间集》、《尊前集》、《唐五代词》及近人王国维辑本《琼瑶集》所收作品统计，共54首。这个数字在“花间词人”存词中，与韦庄、欧阳炯并列第四位，其创作数量可观。从创作风格来看，李珣也堪称“在《花间》可成一派而可介立温、韦之间”[22]的，无论从内容特色还是从创作风格来看，李珣词都具有较鲜明的个性。下文即着重对李珣词的创作风格、内容特色及其成因作一番文化阐释。
李珣词从题材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志风士词”；一类是颇为独特的“渔隐词”；再一类就是一般传统题材的艳情词。所有这三类词，均表现出不完全为“花间词”总体创作风格和题材取向所牢笼的一面，从而形成李珣词创作的清疏明丽、飘逸潇洒的总体风格。
第一，我们先看李珣的“志风土词”。
周草窗云：“李珣、欧阳炯辈俱蜀人，各制《南乡子》数首，以志风土，亦竹枝体也。”[23]周密的这段文字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作补充。其一，与“花间”其他词人相比较，李珣这类词最多，即使欧阳炯也无法与之比拟。其二，李珣除《南乡子》17首专“志风土”之外，还有许多词也涉及其他地方风物，例如，其《巫山一段云》2首，即纪巫峡之风土；《渔歌子》4首又涉及湖湘；《河传》言及“迢迢巴楚”，它们虽非纯粹的“志风土词”，但在词中对这些地方都作了相应描绘，算得上准“志风土词”。其三，周密虽然敏锐地抓住了关键，却忽视了这些“志风土词”所志者为何方之风物。事实上，李珣所志之风土，绝大多数为两广、云贵诸地风物，以及川中、巫夔、湖湘等地，可以说足迹曾涉大半个南中国。这一点况周颐提出过疑问：“（李）珣，蜀人，顾所咏皆东粤景物，何耶？”[24]这些前人所没回答或解决得不太完满的问题，其实只要结合李珣波斯人的身份以及他所受波斯文化之影响，再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大背景，似乎可以得出较为合情合理的答案。
李珣身为波斯人，虽有外戚之显，而不曾正式被官场接纳，以布衣终身。这毋宁说他终身不曾受官场羁绊，有“自由”之身；李氏家族和大多数在华波斯商人一样，以经营香药为业，据有关材料推断，李珣自己也应曾直接参与经营香药。但香药来源远在波斯，而李珣家族要获取香药，虽不必远涉重洋，却至少要出蜀到广州这个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或到云南从中缅交界的陆路通商口岸去获取[25]。这样，李氏家族要么经长江出三峡，由洞庭湖进入湘水、漓江而到达广州，要么从四川南行经云贵高原而到达云南境内的通商口岸。这两条路线由于当时丝绸之路中断这一文化大背景而成为他们取得香药的仅有途径[26]。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活于蜀中的李珣在他的词中会出现诸如猩猩、大象、孔雀、椰子、桄榔、刺桐、荔枝等南方热带产物以及巴楚、巫峡、三湘、九嶷这样的地名了。至于李珣此类词比其他花间词人多，在题材取向上与《花间集》总体选材倾向有较大差异，并进而形成有别于《花间集》总体香艳词风的清疏明丽的创作风格的原因，便迎刃而解了。
第二，我们再看李珣的渔隐词。
渔隐词自唐张志和开其先河以来，唐五代的嗣响者并不少见，但却多为貌合神离之作。就现存文本而言，五代词人除李珣外，其余之效仿者尤其如此。遍览《花间集》，称得上有渔隐词倾向的词作大致有和凝等人所作《渔父》、《渔歌子》等共计9首，李珣即占去5首；又据近人算林大椿辑本《唐五代词》统计，整个五代词人所作渔隐词共计18首，李珣又占去了10首。这就是说，无论是“花间词派”还是整个五代词人，就现存文本而言，文人渔隐词创作的重心都在李珣一个人身上。
李珣渔隐词的创作如此集中，这本身已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而当我们再对上列诸词作一番比照，实不难发现，真正继承张志和《渔歌子》5首之气度风神和飘逸潇洒者，李珣之外，并不多见。清人李调元曾极称李珣《渔歌子》（柳垂丝）云：“世皆推张志和《渔父》词以‘西塞山前’一首为第一，余独爱李珣词‘柳垂丝，花满树，……惊起一行沙鹭。’不减‘斜风细雨不须归’也。”[27]事实上，细绎李珣诸渔隐词，又都何尝不得张志和渔隐词之风神而格外清新而飘逸呢？
试看李珣《渔歌子》及《渔父》各一首：
“柳垂丝，花满树。莺啼楚岸春山暮。棹轻舟，出深浦。缓唱渔歌归去。 罢垂纶，还酌醑。孤村遥指云遮处。下长汀，临浅渡，惊起一行沙鹭。”（《渔歌子》其三）
“水接衡门十余里，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渔父》其一）
上录二词，基本上能代表李珣渔隐词的总体特征。从其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不问尘杂的隐逸之士，整日以诗酒为伴，整日与青山碧水及鸥鹭相对。这是何等的飘逸潇洒，何等的神仙气度！比起张志和来，其所达到的境界，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此外，李珣的《定风波》（志在烟霞慕隐沦，十载逍遥居物外）、《南乡子》（云带雨）三阕，传达出渔隐生活的飘逸与超然，亦不啻《渔歌子》等诸阕。
看完李珣渔隐词，再较之以唐五代文人词中同类作品，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位词家的渔隐词能像李珣一样，传达出真正超然飘逸的风神气度，没有一位词家不是出于为文造情的。和凝《渔父》（白芷汀寒立鹭鹚）专赋水光风景，虽堪入画，终乏高隐之意；顾《渔歌子》（晓风清）实写士大夫闲情逸致，与李珣诸渔隐词自不可同日而语；孙光宪《渔歌子》2首，虽写得疏旷，但毕竟太少，难成气候；欧阳炯《渔父》2首，算得上李珣之外较为出色的渔隐词，但其前阕首句“摆脱尘机上钓船”即流露出一种为尘所困的苦恼，这便决定了其词之基调以羡慕为主，而不是以个中人的心态抒写，则境界自有差别。至于李煜，以一国之君的尊荣，竟亦作《渔父》词2首：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间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尽管词写得很美，境界亦佳，但所表现的毕竟只是厌倦世俗之余的逃避与羡慕，况且他以帝王之尊，要做到真正的隐逸除非是在梦中，所以李煜自己也不得不表白：“世间如侬有几人。”
经过如此之比照，则李珣的渔隐词与其余诸家之作，自有“隔”与“不隔”之别了。但是，若仅仅停留在内容的比照上，而不对它作必要的阐释，那么我们对李珣渔隐词的理解是有缺憾的。
我们认为，李珣渔隐词写得这么多这么好，一方面在于他较好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文化这个侧面，一方面又由于他个人独特的身份和经历。我们知道，中国的隐逸文化是源远而流长的，到唐代，甚至出现两种目的截然不同的隐逸：终南捷径式的隐逸和逍遥物外式的隐逸。平心而论，前者无疑是假隐，后者如张志和辈，才是真正的隐逸。李珣或许对此二种方式都相当了解，这可以从他对隐逸生活的热衷与描绘看出，但由于李珣自身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导致他更倾向于接受“真隐”，即逍遥物外式的隐逸。
前文曾经谈到，李珣由于其波斯人的身份及波斯文化传统痕迹，在前蜀朝是很不得意的。他虽然“屡称宾贡”，却以布衣终身。更有甚者，前蜀在王衍即位不到8年便为后唐消灭，王衍本人及其家庭也在不久之后，遭到灭顶之灾。《新五代史》载有此事：“（后唐）同光四年四月，（王衍家族）行到秦川驿，庄宗用伶人景进计，遣宦者向延嗣诛其族。”[28]如此一来，李珣家族也难免会因外戚之嫌而受到威胁或迫害，李珣自己则更无出仕的可能性，转而追求一种真正的逍遥物外的隐逸生活。于是，在他的词作中便出现了诸如“志在烟霞慕隐沦”、“避世垂纶不记年”、“名利不将心挂”、“不 议人间醒醉”这样的淡看红尘、逍遥物外的词句。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李珣才较多地创作了渔隐词，成为五代渔隐词创作的重心。
第三、李珣“艳词”不艳的文化阐释。
“花间词”是以其香艳、婉约和高度女性化而为中国广大文人所体认和接受的，其中虽不乏清新自然或寄托遥深的作品，但总体上却不脱香艳性、脂粉气。这种香艳性和脂粉气表现为，在《花间集》中，绝大多数词作致力于对两性关系及对女性生活环境、服饰乃至女性身体的刻意描绘。比如温庭筠，《花间集》中收其词66首，以表现女性主人公为题材的即有54首之多；又如韦庄，在《花间集》中往往被人与温庭筠相对举而称道其词清新自然，纯以白描写真挚情感，然而，韦庄词在题材的表现上仍不脱“艳情”范围。至于如牛峤《菩萨蛮》、欧阳炯《浣溪沙》词，竟然出现了“须作一身拼，尽君今日欢”、“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等直接描写性爱活动的词句，则更是被后人视为露骨的“淫艳之词”。花间词风总体上的香艳性和脂粉气几乎笼罩了五代整个西蜀词坛，作为活跃于这一时代的李珣自然地免不了会受到这种氛围的熏染和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创作香艳之词。但这并没有掩盖掉李珣总体词风的清疏明丽、飘逸潇洒的风格。事实上当我们对李珣存词作一番全面考察，则不免要惊叹，在李珣的笔下，坦露的实在是一片纯净的天空：你看他的《南乡子》17首，清新自然，略无脂粉气；十余首渔隐词潇洒旷达，更与香艳风格绝缘；即便那些有女性主人公出现的所谓“艳词”，亦显示出不与一般香艳词等量齐观的特点。
李珣“艳词”不艳表现在李询对于两性感情以及对于女性的描绘极有分寸感；李珣“艳词”中流露出的情爱心理有一种距离感。即使他的词有时直接涉及情事，也仍然流露出一种不老于此道的异族人的文化心理。比如其《浣溪沙》（入夏偏宜淡薄妆）、《临江仙》（帘卷池心小阁虚）等词，虽然也涉及女性服饰、女性的心理活动，但与绝大多数《花间集》中艳词相比较，是表达得较为疏淡而清丽的。只有一首《虞美人》仿佛写了男女幽会：
“金笼莺报天将曙，惊起分飞处。夜来潜与玉郎期，多情不觉酒醒迟，失归期。 映花避月遥相送，腻髻偏垂凤。却回娇步入香阁，倚屏无语撚云篦。翠眉低。”
即使是这样的词也主要只传达出一种情人偷约后的又惊又怕的心理过程。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此词推测李珣可能有过类似经历，但正是这种心态才符合李珣的身份，否则其词大可不必如此谨慎、如此隐晦。
为什么李珣词创作在选材和总体风格上迥异于花间其他词人？ 为什么李珣之“艳词”流露出的两性心态相当隔膜，从而显得清疏淡雅，不与一般艳词同趣呢？我们认为可以从李珣异族文化痕迹、他所处之文化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独特文化心理中找到答案。
首先，作为波斯人血统和身份的李珣，是不太容易为当时的华人所普遍接受的。后蜀何光远《鉴诫录》、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均记载了尹鹗嘲讽李珣的事，嘲讽的原因都是由于“珣本波斯之种”，既有“胡臭”，文章亦不脱胡气，不地道。五代之西蜀，歌妓与文人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欧阳炯《花间集序》即提到文人作词由歌妓传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之间的品评，无疑会对歌妓阶层产生影响，那么被尹鹗嘲讽而“文章扫地而尽”、“名为顿损”，且有胡臭的李珣，又怎么能为歌妓阶层所乐于接受呢？再者，珣以布衣终身；进入士大夫阶层之歌酒欢娱的机会亦有限，这也限制了他与歌妓阶层的接触。以上原因无疑造成了李珣与歌妓阶层的彼此隔阂，而《花间集》之艳词，最主要便是表现歌妓以及与歌妓的关系。这种生活经历的薄弱，无疑导致了他不长于表现此类艳情题材。
其次，在李珣的文化心理中，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比兴寄托”观念较为淡薄，具体而言，就是缺少所谓“香草美人寄托遥深”的深层文化心理。李珣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异族人，由于自身所受的汉文化影响，以及五代词坛歌词创作的总体风尚，已经能自如地运用词这种文学样式来创作，其词作亦不可能不涉及女性。但是，由于缺乏文化的积淀，他对于源自屈原的这种借女性表达内心的追求、志向，以及寓以不平之气的深层文化心理和文学观念，是没能很好地接受的。这便导致了李珣对于女性理解的单纯性。这种单纯性决定了李珣不热衷于女性题材的创作。
关于词之“寄托”，清代张惠言曾力主此说。他在评点温庭筠《菩萨蛮》时，便是运用“寄托说”，谓温氏这组词有“离骚初服之意”[29]等等。作为一种阐释方式，这是无可厚非的。后人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曾极力证实温词确有寄托[30]。尽管他自己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无意识中的观念才使温词往往不离“香草美人”。李珣则不然，其54首存词，专以女性为题材者，实不足一半，且只停留在对女性的一般描绘上，倒是他的渔隐词或部分写行旅的词作如《巫山一段云》（有客经巫峡）等，非艳词而有感慨之音，发自肺腑而不受“香草美人”观念的羁绊，显得自然而流畅。也就是说，不管从民族文化心理差异来推理，还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上看，李珣艳词并不受“香草美人寄托遥深”的观念的影响。
这样，李珣“艳词”不多，“艳词”不艳便基本上找到了较为合理的阐释。
以上我们对李珣的三类词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不难看出，李珣的波斯人身份及他所秉承的波斯异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导致了李珣的独特的经历和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文化心理和文学观念；李珣所受的中华文化的熏染以及他所生活的文化大背景又使他进入了中华文化圈，成为其中较为特殊的一分子。这便决定了李珣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有别于大多数“花间词人”，也决定了李珣词总体风格的清疏明丽、飘逸潇洒。
三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李珣虽“深沐华化”，但并没有被完全同化，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圈也一直没有完全地接受和吸纳李珣这位词风独特的五代花间词人。史传及野史笔记提及李珣时刻不忘其波斯民族血统；李珣在其所生活的年代即被同时代的尹鹗等人嘲讽为“胡臭熏来也不香”，居外戚之显而不被前蜀王朝所看重，甚至连歌伎舞女，对于他也可能曾表现出不完全接受的态度；而历代词话也不大提及和重视这位能在“花间”中与温、韦相提并论而自成一派的特殊词人；甚至到了近代，对于把李珣作为什么国籍予以定位还存在一种两难选择。近人姜方锬在其《蜀词人评传》中列李珣为蜀词人[31]，夏承焘选校之《域外词选》既不能明确视其为域外词人，只好将他的词作为附录列入该书[32]。而比李珣同时或稍后的赵崇祚在编选《花间集》时，虽选入李珣词达37首之多，在《花间词》18词人中居第5位，却将他排在最后，或许赵崇祚也面临着同样的两难选择。
事实上，从中华民族的演进与融汇进程来看，李珣早该被吸纳入中华文化圈而予以足够的重视，毕竟他给我国词苑注入了第一缕清新的气息。
收稿日期：1997年3月21日
注释：
[1][7][19]何光远：《鉴诫录》，据《丛书集成初编》本。
[2][8][11]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见《中古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引，中华书局1978年版。
[3][9]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4]《资治通鉴》卷253—254，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册。
[5][32]夏承焘选校《域外词选》附李珣词，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
[6][13][20][25][26]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
[10]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108、115、116、117、858页。
[1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页。
[14]《十国春秋》卷三十八，《前蜀四·列传·昭仪李氏》。
[15][21]夏彦光：《图绘宝鉴》卷二，中国书店影印，1983年版。
[16][18]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1、549页。
[17]参见《回族史论集》所载冯汉镛撰《〈海药本草〉作者李珣考》文，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24]况周颐：《餐樱庑词话》，见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第30页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7]李调元：《雨村词话》，见《词话丛编》，第1389页。
[28]《新五代史》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
[29]《张惠言论词》，见《词话丛编》，第1609页。
[30][日]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姜方锬：《蜀词人评传》，成都古籍书店复印，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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